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耦合

内容摘要　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始终是相互依存的。技术创新为金融创新提供利润空间，金融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从旧有范式的成熟到新范式的爆发、狂热、崩溃和衰退，直至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重新耦合，协同发展。这两股力量间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主导了技术一经济范式动态演化的过程，演绎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图景。过剩的金融资本在旧有技术的革命性衰减条件下重新冲击各传统部门经济，势必导致流动性泡沫。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技术创新的激励措施和新的制度安排促进实体经济的提振，才能实现金融和经济的复兴。

关键词　金融创新；技术创新；“技术一经济”范式；金融危机

事实已经毫无争议地显示，爆发于2007年2月的美国次级贷款违约事件，在一年多时间的酝酿和发酵之后，终究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令人们深刻思索其肇始原因，更迫使人们反思既存的金融监管体系与经济制度安排中存在的漏洞，并寻找更加稳健与健康的经济发展路径。而我们以为，在目前诸多的思考路径中，探索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这一视角，尤其富有启发意义。

金融资本具有与生俱来的流动性，它可以成功地投资于一个企业或项目，而不需要对项目的具体情况有多少了解，它所在意的主要是潜在的利润率。产业资本则受限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那些已经作为固定资产沉淀下来的基础设施；二是那些特定空间地理区域中形成的供销双方的网络联系。对产业资本而言，在产品、工艺、市场方面的信息和知识是其潜在获利的基础，表现为科学技术专利、管理经验、创新才能、企业家能力，其流动性相比金融资本要弱小得多。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都要面对风险，但前者可以对投资行为进行广泛选择和甄别，随时可以因风险过高而撤离；后者则必须在有限范围内寻找替代性行动，遵循着一定的路径依赖，并不时需要求助于前者。马克思在论述早期世界市场形成时曾敏锐地指出：“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但是若就创新活动本身而言，无论技术创新者对未来有多么美好的设想，愿意为之做出多大奉献，承担多少风险，但如果融资失败，他们就会一事无成。

一、技术一经济范式的演进模式：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互动

技术一经济范式是基于技术范式基础上的一种技术创新的复杂概念，其核心在于强调技术创新过程中与技术创新相伴随和相适应的组织变化和制度创新，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包含着一次又一次技术一经济范式的转型或更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力量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技术一经济范式动态演化的主旋律(见下表)。

通过对工业革命爆发以来技术一经济范式历史的查审，可以大体将其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一)旧有范式的成熟阶段

每一场技术革命的最初成果总是由极少数人最先享受，这部分人有足够高的购买力先行消费新技术产品，并为新产业提供第一笔来自产品市场的现金流。随着技术革命推动的经济繁荣和国民收入增加，新技术产品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而前期风险投资阶段对新技术发展前景在概念上的炒作，也吸引大量资金投入到新技术革命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中去，这有助于降低新产品研发的成本和推广的门槛。继而，技术革命进入成熟期，其主要产品得以从最初的“奢侈品”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最终完成对经济体基础设施的彻底再造和升级，渗透到传统产业并成为其新的技术支撑平台。新技术革命的标志性产业已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并形成一种习惯性的财富积累潜力。当革命性产业蜕变为新技术时代的一般产业后，由于累积的经验所带来的快速的学习和需求饱和的曲线，使最晚出现的技术体系和最晚出现的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显得太过紧凑而又转瞬即逝。杰文斯在19世纪60年代曾担心廉价煤炭将会耗竭，而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发表的报告中更是提出“增长的极限”这一沉重命题，引发了现代社会向后现代、后工业社会转向对资源和环境问题、对增长极限、发展代价问题的关注。这个阶段中，对旧有范式的反思气氛日渐浓厚，制度改良和制度重建的呼声日益强烈。

技术革命成熟期以后，好项目减少，金融资本贷款趋于宽松，往往被拨付给实力更弱的债务人，随之而来的便是更高的风险贴水。尤其是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贷款给政府的流行做法，产生了国家巨额债务的隐患。在旧的技术一经济范式末期总会出现周而复始的贷款热，一旦技术革命核心国家的投资机会饱和并开始萎缩，大量贷款就会涌向国家。当原有范式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技术逐渐丧失其革命性因而导致该产业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回报率衰减、进一步创新动力枯竭，则金融资本参与分割产业剩余的兴趣也就会淡化，与产业资本若即若离直至彻底脱钩，并开始向新地区、部门和产业转移，同时开始等待下一次技术创新的机会。

(二)新范式的爆发阶段

当新的技术革命以一个象征性事件(某项具体发明)的方式在旧的技术一经济范式中破土而出后，实际上出现了两种范式和行为模式并存的阶段。此时的金融资本“脚踏两只船”：一方面，金融资本依旧恋恋不舍于旧有的核心产业部门。上一次技术革命中形成的核心部门仍然强大，却正处于衰落轨道之中，其产业资本仍然掌握着较大部分的闲置货币，常以垄断者面目出现，市场虽还庞大却已饱和，生产工艺不再有“合理化”改进的空间。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对新技术、新产业热情支持。具有革命性的新兴企业家们很快超越了所有现存部门的利润创造潜力，金融资本向他们蜂拥而来，只要有可能随时准备开发新的金融工具。这些新兴部门成长率虽高，但仅是现存经济体的一小部分，而获得高收益的习性却已形成，并逐渐成为正常的预期水平。为使所有投资都与新兴部门一样获得高收益，金融资本开始了狂热的炒作过程，掀起了从房地产到艺术品的衍生金融工具漫无边际的扩张浪潮。

(三)狂热阶段

这一阶段充满了断裂。一方面，技术革命已全面开花，基础设施已铺设完毕，新的范式被确立起来，作为一整套技术和组织的原则改造了所有其他活动，金融资本仍然慷慨地向这些部门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国家、地区和产业，落后于时代的进展，陷入了长期低增长和资金匮乏的恶性循环。作为“伯乐”的金融资本获得了巨大的风险投资回报，进入到不可一世的致命自负状态，它与产业资本的断裂也达到了极点。新产业中的企业家与旧产业中的管理者一样，都被迫向金融资本低头，倾其全部精力关注股票估价的市场表现，这甚至要超过对于企业实际经营利润的关注。然而金融资本已不再满足于对产业资本的颐指气使了，借助于泛滥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本孤傲地掌控着世界，并重估一切价值，“金融资本的政策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扩张，以及对新的投资领域和销售市场不断的追逐”金融衍生工具的运动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大幅度分离，它采取保证金交易的方式，具有以小博大的特点，不受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制约，甚至不受它买卖的金融资产的数量的制约，只要存在买卖双方，就可以成

交。金融衍生工具对经济体各个层面的冲击，使得资产价格的膨胀不可避免，而债务也以不计后果的速度累积，在账面财富和真实价值之间，金融资本产生了成功幻觉。

(四)崩溃与衰退阶段

金融资本的狂热泡沫带来了三种结构性紧张，分别存在于真实财富与账面数字之间、技术革命核心产品现有需求规模与潜在供给规模之间、社会上被排斥群体与从金融泡沫中获益的利益集团之间。生产性企业包括新兴产业也面临进一步被架空和边缘化的压力，其正常的利润增长速度与金融投资者们的集体信念所“预期”的资本收益的创造速度渐行渐远。产业资本的主旨仍然在于充分利用现有投资、已经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包括消费方和供给方在内的人力资本积累中产生的正外部性，从轻车熟路的创新路径中进一步探索每一条可能的技术演进轨迹。对产业资本而言，市场饱和是其挖掘技术进步增长潜力的主要障碍之一，因而保持持续的市场扩张就成为一种必须。而金融资本不积累设备和技术经验，更加偏好获得短期资本收益，不愿培养更长远的创造利润的产业自生能力。于是，在科技革命早期，金融资本会短暂地服务和遵从于产业资本的决策判断，一旦狂热阶段到来之后，产业资本就不得不为金融资本所规定和导引。对于这种异化现象，德鲁克曾深刻指出：“证券分析师相信公司是造钱的。公司只是造鞋而已!”

金融全球化使得资本的能量通过金融的杠杆撬起了整个地球，资本空前得以在全球配置资源，驾驭着技术层面创造性毁灭的宏大浪潮，执行财富的全球性再分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索罗斯曾撰文警告说：“一种时刻正在到来，这时地区的悲痛不会对中心地区有利……地区的痛苦已经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单个国家已开始选择脱离全球体系，或者只是跌倒在路旁。”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断裂、金融资本自娱自乐的游戏终于引爆了金融乃至整个实体经济的崩溃，继之以一段或短或长的衰退期。只有在遭遇这种周期性平仓、不可一世的金融资本被打回原形之后，它才会无反抗地向产业资本交出控制权，并接受社会对此前过于宽松的金融运行规则的修正和管制，服从于一套更加稳健的金融秩序。在政治层面上，制度框架重新接起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断裂的链条，致力于通过一系列新政扭转颓势，再造真实财富。

(五)协同与耦合阶段

这是建立新的技术一经济范式的真正的黄金时代，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此前的断裂之后重新耦合。产业资本被明确视为财富的创造者，站在经济舞台的中央，金融资本则充当其忠实的促进者。由于技术革命的外部性特别是技术基础设施在狂热阶段就已铺就，经济繁荣和规模扩张所需的条件都已具备。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增长保持着健康的节奏，这将更有利于充分就业与社会稳定目标的达成。创新与增长普及了整个生产领域，而金融资本也可以分享繁荣所带来的利润份额，这是一个正和博弈。与新的技术一经济范式相适应，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管理结构、教育培训结构、收入分配形式等各种制度环境逐步建立起来，并辅助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型和经济增长，生产率会大幅提高。经济景气与社会信心提升，也有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和谐，在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主导下，繁荣的成果通过不同渠道渗漏到各个社会阶层。俾斯麦在1883年以后进行的大规模社会保障试验就是技术一经济范式稳定发展后的产物。最后，在经历了一段金融与技术相互提携促进的协同繁荣阶段之后，新技术成为常规技术，技术革命的威力逐步弱化直至强弩之末，于是回到前面的“旧有范式的成熟阶段”，如此循环往复。

二、结论与启示――兼论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

2008年这场声势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学术界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其根源作了比较全面的挖掘。而笔者特别赞同的是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关系这一视角所做的分析，譬如钟伟、巴曙松等最近在分析最近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时提及：“危机调整的原因，从实体经济看，在于以信息通讯技术和生物基因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出现收缩，以及能源等国际初级产品的冲击。”我们认同这一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总结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模式与历史经验，提出如下结论与启示：

1　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始终是相互依存的。技术创新为金融创新提供利润空间，金融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这是二者的基本关系。在技术一经济范式转型的不同阶段，对于金融支持和金融结构有着不同的要求。在新技术系统尚未确定的阶段，即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对于新兴产业的建立更有辅和激励性作用，对于处于生命周期初期的产品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持；而在新技术系统已经完全确立的阶段，即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对金融结构的要求则转为总体的发达程度和融资途径的多元化和便利性。

2　技术创新有力地推动了金融创新，但技术层面上的发达体现的仍然是人的有限理性，它无法规避金融运行过程中巨大的风险。金融市场是一个人造市场，是人的理性参与其中的产物。金融工程这个称谓本身就说明，这类以工程设计的思路所建造起来的金融衍生品体系是人造的产物，通过人的理性赋值、设定各种参数和规则，这就意味着它存在理性不及的风险。再大的样本数据量也无法模拟到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诸多的不确定性，在缺乏有效监管和信息不完备的前提下，难度就更大。正是由于有了上述种种复杂性约束，基于规避风险的原初目的设计出来的精巧的金融衍生工具，最终却在翻云覆雨的金融市场成为加剧风险的罪魁、引爆风险的导火索。

3　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产业危机，虚拟经济危机的症结在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衰颓，过剩的金融资本在旧有技术革命性衰减条件下重新冲击各传统部门经济势必导致流动性泛滥，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技术创新的激励措施和新的制度安排促进实体经济的提振，才能实现金融和经济的复兴。技术创新是金融创新之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之错。虚拟经济的规模和发展程度略超出实体经济，有的作用，不会让流动性捉襟见肘，但二者的长期过大偏离总是不可持续的，这个规律必然要通过周期性的技术一经济范式的循环表现出来。金融的本质是过剩，这是市场经济区别于自然经济状态的显著特征。如果将这称作市场或金融的“原罪”，那么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就是对这种过剩状态的“自然惩罚”。如何使过剩的货币和资本得到稀释而不是制造出泛滥的流动性，技术的进步、创新和革命，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泄洪渠道”。大凡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潜力衰减之时，人们都很难阻挡过剩的、食利的金融资本涌向四面八方，特别是回流到传统的房地产部门，假以时日终于不可避免地制造出新的金融泡沫和经济隐患。最终拯救金融危机和经济倾颓，还是需要经济结构的持续进步，归根到底需要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为金融资本找到新的宣泄渠道和食利途径，又由于新产业的强大潜力和超额利润而足以承受金融资本的分割，如此方能两全其美。

当年，美国的克林顿政府没有简单地把“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单纯视为对计算机行业或电信行业等一两个新兴产业和部门的扶持，而是极富预见性地将之作为未来美国新型社会资本、价值和经济发展驱动力量的核心以及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优先任务。这和19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对横跨东西部的全国铁路网的建设、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等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战略选择是异曲同工的。正是这种远见卓识，成就了美国经济在90年代的黄金10年。如今，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美国要走出困境，根本的出路仍在于此。至于说信息革命是否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尚无定论，但其创新力度的衰退和信息产业的常规化也已是不争的事实。下一场技术革命会出现在哪些领域?作为已经深深嵌入全球经济体系和金融链条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应当如何理性地防范和应对当前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寻找未来的增长点，这些问题是现在就亟待认真思考并有所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