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荒诞剧:拆迁队长成了“职业钉子户”

“鸟巢”背后,一片北京闹市中的荒岛。“汇发楼”差不多是这片价值45亿的地皮上的最后留存物,几处拒绝被拆迁的门市房,早已断水断电、停业多时。“鱼堡餐厅”开在“鸟巢”斜对面,被称为“职业钉子户”的老陆守在一团漆黑里。

2009年12月初,一则“绝对史上最牛招聘”出现在天涯等网站论坛上,发帖人80后小白领秦荣以千元底薪加2%的拆迁补偿提成招聘“钉子户”,为她坚守即将面临拆迁的餐馆。经两轮面试后,老陆被秦荣正式聘用。老陆很快成为别人议论的话题,因为仅仅在几年前,这“钉子”还是一把油光闪亮的、负责拔“钉子”的“钳子”:拆迁队长!

拆迁队长应聘“职业钉子户”

“我这事儿办得不赖吧?我自己觉着起码能得90分。”2009年的最后一天,陆大任站在“战斗”了23天的鱼堡餐厅门口,得意地向记者挤了挤眼睛。

不远处是新奥物业派来看守的人,探头看看不是别人,又是那个陆大任,于是往车后座一躺又接着睡。

在老陆的帮助下,剩下的三家钉子户里,鱼堡餐厅女老板秦荣最早拿到了补偿。2009年12月29日,秦荣告诉记者纠纷已经达成和解,老陆也顺利拿到了2%的补偿款提成。最终拿了多少钱,老陆回避这个问题,只是嘿嘿笑。

“湖南米粉”店的老板刘正见老陆出现,赶紧过来跟他打招呼,半开玩笑地说要聘请他,一边从老陆那里打听一些钉子策略。老陆没怎么说话,又是一阵闷笑。

老陆的出名起源于秦荣在网上贴出的《绝对史上最牛招聘》的帖子。

在那上面,秦荣描绘了一个“职业钉子户”的模样:有相关拆迁经验,知道如何跟恶势力抗衡和周旋;大专以上学历;责任感强,坚韧,勇敢,身体健壮;能吃苦,在面临停水停电黑社会势力时不屈不挠。

后来老陆就出现了。

壮实的身板,一身绿色军大衣,一顶暗红色的帽子,脸上还蒙个口罩,遮得严严实实,神神秘秘的。米粉店的刘正说,一看老陆那个样子,就知道是经历过沧桑的人。

老陆其实不老,只有45岁,不过却长了一头花白头发,脸上到处是皱纹,他自己解释,这是早年当拆迁队长的时候风吹日晒出来的。

老陆见秦荣的第一句话就让她感到惊讶:“你们有没有信心坚持到最后。”好像被招聘来当“钉子户”的是秦荣似的。老陆当过拆迁队长,这个从对立阵营过来的人十分清楚。他说:“拆迁是一场心理战,就是恶心人,让你没信心,最后就灰头土脸地拿点钱走人”。

秦荣最后聘请了他。2009年12月7日,老陆上岗了。

“这是小儿科”

陆大任说自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别人都不大相信。他早年喜欢写诗投稿,大学毕业后进入山西太原一家事业单位工作。1990年代后期,全民下海浪潮中,陆大任也坐不住了,就到一个亲戚开的公司里当起拆迁队长。

干拆迁就是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我自以为读过两年书,是个读书人,到那个场合,该骂街骂街,该吆喝吆喝,该拿钱拿钱,跟他们在一起就按照他们的方式生活。”

在江湖里练过的老陆一开始就怪招迭出。他在“鱼堡”的玻璃大门上写着“断水断电×天”的字样,每天更新,在另外的一张白纸上,他写着自创的口号:“严防死守,和谐共处”,“死”字总是忌讳的,他在这字的中间画了一张卡哇伊的笑脸。他说,你越乐观对方越着急。还有一天下午,他举着自制的白旗到地铁4号线逛去了,围观的人一大堆,他在旗上写着中文“钉子户”和英文“Nail”,“这是恶心人的小把戏”。这几招果然吸引来了大批媒体的目光,后来连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也赶过来围观他了。

和记者聊起来,老陆主动承认自己当拆迁队长的时候,给钉子户家里泼过大便,说完他又嘿嘿地乐,似乎对这套手法的驾轻就熟感到些许惭愧。他很清楚对方可能用什么招,自己可以用什么招反击。“不这样不行啊,你抓的是一手烂牌,不明白利害关系、实力对比,跟人家怎么玩下去?”

如果不是因为“史上最牛招聘”勾起了媒体的兴致,秦荣的“鱼堡餐厅”在2009年度无数惊心动魄的拆迁纠纷中实在是普通之极。

这次拆迁中的房东是北京新奥集团,该公司受北京市政府委托,负责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以及南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建设。纠纷发生地点属于“奥林匹克公园南区”,也是原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所在地。这一块地从2003年开始拆迁,到了2007年底,奥林匹克南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全部结束,所有居民全部搬走。但是靠马路边上的这幢三层小楼并没有被拆除。

新奥集团副总经理刘志宇解释说:“考虑到奥运期间可能会有施工工程人员需要一个暂时的住所,就先保留了下来。”于是最终楼上被改成新奥物业的办公室,楼下的门脸房整体租给了东方凯晟,再由东方凯晟分割租给招来的商户。

秦荣,是在国贸上班的80后白领。2008年,秦荣、刘正等人与“二房东”东方凯晟签订了为期3年的租约,租金为每3个月一付。2009年12月3日,中建国际和北京保利兴两家地产公司以48亿元的价格拍得奥林匹克南区的3块地。

拆迁问题就此产生。一些商户很快就搬走了,像楼中间的一家餐饮拿了8万块钱赔偿离开,最后剩下鱼堡、湖南米粉店和居三家餐馆。米粉店老板刘正解释说,这三家面积都比较大,尤其米粉店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上,装修费用投入很多,因此赔偿款一直谈不拢。

后来才加入这场纠纷的老陆似乎看得更深一些。他很快抓住了他认为的症结所在:“东方凯晟说白了就是一家皮包公司,注册资本写的是50万元。根据我的经验,我怀疑账上有没有5万块钱。指望老周还钱,还鬼吧!”老周指的东方凯晟的总经理周建国。在老陆的说法中处处透露出对对手“不够成熟”的鄙夷。

2009年12月23日,老周到店里谈赔偿款的事,冲着记者们举了一面比老陆还大的旗,上书“欠债还债”。老陆乐了:“这是小儿科。”他站在门口,对着媒体的相机和摄像头,作出破釜沉舟、几近悲壮的表情,从兜里掏出一根事先就准备好的白布捆在头上,一字一顿地开始讲起“鱼堡”的“血泪史”。

陆大任反守为攻,对方和秦荣谈判,他就坐在一边听着,最后数出来对方“你们先交钱”一句话讲了七十几遍,于是就羞他:“你一大老爷们儿,岁数比我还大,一句话能说八十遍!”老陆认为这次谈话进一步支持了他的判断,“说来说去就是没钱,新奥物业一定会接手,谈判对手应该是大房东。”

在现场嬉笑怒骂一番之后,老陆私下帮秦荣进行了冷静深入的分析。“你现在最大的筹码是房子,一旦旁边开始拆了,你这房子生意也做不下去,筹码也就贬值了,你以后拿什么跟人家去谈?另外这个房子是租的,是租赁关系,不是你的产权,就得懂得适可而止,拿钱走人。”

“每个事情都有个高潮,就像媒体关注一样,在高潮上把问题解决了,早了就亏了,过了也就迟了。”许多天以后,回顾这场漂亮仗,老陆不乏得意地对记者总结。

23天的“反围剿”

陆大任是山西太原人。不久前他在原单位办了“内退”,据媒体报道,老陆之前搞拆迁,赚到500多万元后,妻子和孩子都移民澳大利亚,他被拒签没去成。

在北京,老陆住在回龙观朋友家里。有一天晚上,电视新闻里讲起了最近的拆迁纠纷,在介绍完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之后,也讲了“史上最强招聘”的事情。出于前拆迁队长的“职业敏感”,他让朋友上网查找秦荣发的帖子,看完后决定应聘。

上岗后,老陆发现现场环境的恶劣还是超过他的想象,“我一开始以为还能看看电视,到了后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鱼堡”当时已经停电停水,在深冬的北京冻若冰窟。

以前搞拆迁的时候,老陆跟工人一起睡工棚,几十号人在一起喝酒打牌不会无聊,而这回他只能一个人驻守。有两回他在屋里偷偷生火取暖,很快就被赶过来的保安和警察制止,“我不怪他们,他们怕我煤气中毒死亡”。

最难熬的时间是凌晨0点到5点,老陆冷得只能到外面走路,“别人看着以为我巡夜呢,其实完全是冷得不行。走到地铁口再回来,走到身体发热脚发热为止。”

二十几天住下来,老陆对奥体东门的黑夜了解得清清楚楚:“11:30-0:00的时候,公交车开始收线了,还有个207慢悠悠地不时晃过来。1:30左右,环卫车,从北向南,哒哒哒开过去,过一个小时,又哒哒哒回来。到了凌晨3点了,小偷们就开始活动了。然后等早班车207出现在马路上时,基本上就5点了,我大出一口气,这一天终于过去了。”

京城的夜晚除了寒冷并不会出现别的状况,冲突通常发生在白天。2009年12月22日中午,数十个“黑衣人”光临“鱼堡”和米粉店,强行封店。“他们见我把门从里面锁上了,就几个人一块儿拉这门,结果连门带框都拉下来了。”陆大任回忆自己当时是神情镇定地被五六个壮汉抬出屋外。

而不远处米粉店的员工则多人受伤。不过“黑衣人”的车也被他们砸了几辆,后来有人大喊警察来了,一帮人就作鸟兽散。

那天夜里,老陆又出去走路取暖,经过米粉店的时候,他看到店里的伙计抱个煤气罐睡觉,禁不住哈哈大笑。以他的经验判断,对方不可能再来闹了,“要搞强硬的,你对手下的人要有绝对的责任感,要有足够的胆量,不然去闹事,车子都被砸了,丢死人呦,以后谁还给你卖命?”老陆在记者面前滔滔讲起这事,仿佛“对方的人”就站在面前听他一通训诫。

从2009年12月7日,老陆就这样在这里进行了23天的“反围剿”。回顾这23个夜晚,老陆充满自豪,他说:“这是陆大任同志最光荣的二十几天。”

但只要一聊到他的过往,陆大任就又开始闪烁其辞,“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面对镜头他都是用口罩遮住脸,他解释自己有鼻炎,一冷一热就会猛打几十个喷嚏。这次再见到他时,口罩已经不戴了,他说父母还在,不想让他们在电视报纸上看到这事儿。

从“拆迁队长”到“钉子户”

陆大任经历了钉子户从无到有的那几年。

上个世纪90年代拆迁的时候,拆的大部分是毛坯房,老百姓获得的赔偿相对较充分,到了1998年,随着城市建设项目增多,人们的维权意识也在提高,拆迁赔偿越来越高,阻力也越来越大,开始出现被陆大任称为“难缠户”的人,不过这类人通过街道办事处做工作,或者说情送礼也好解决。

到了2000年以后,“难缠户”开始升级为“钉子户”。尤其是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出现之后,“钉子户”正式作为一个专用名词进入人们的生活辞典。

2003年,在邯郸拆迁时遇到的一次意外事件深深地触动了陆大任。几个住户起初拒绝搬迁,最终双方谈好了30多万元补偿。签好字后,本来场面渐趋和缓,机器都开动了,突然一个女人边跑边喊,一头就撞倒在推土机的挡板上。“那挡板每天在地里磨,明晃晃的,血‘啪’一下就喷出来了,那人就死在我眼前。”这个意外刺激下,到了2005年,陆大任就退出了这一行。

从拆迁户到钉子户,强弱易势令老陆感受很深。曾经的他就是用各种手段拔除“钉子”的高手,“简单粗暴的话,就是找一些闲杂人员,聚在一起先喝一通酒,酒席上每个人发300块钱,吃喝完了就出去砸一通。玩阴的话,也是一天一个新花样,就能搞你个鸡犬不宁。”

陆大任像一个金盆洗手多年的武林高手,又把当年的十八般武艺一项项摆出来。

首先是断水断电,让对方营业不了,生活不了,接下来是破坏,比如扔石头,扔燃烧瓶,正好落在人家的院子中间炸开。

再有一招就是挖地沟把钉子户圈起来,让钉子户没路走。一到下雨,雨水全往家里灌,“要不然就去泼一大桶屎,臭死你”。还有就是制造一些机械事故,把树挖倒了正好砸人家墙上去,回头赔给人家一千两千,但是对方房子肯定是住不成了。有时候老陆他们也搞一些恶意爆破,掌握好距离,放一个爆破将对方房子震裂。“对方一点把柄也没有,房子也没用了,原来得赔30万,现在20万到顶了。”

所有手段的最终目的是让对方房子价值下跌,一旦对方手上没了筹码,一切就好办了。老陆说,钉子户一般比较弱势,精神压力也大,连儿女都时不时会被骚扰惊吓,“最后搞到你吃不好、睡不着,头发都白了。”

有一回,队里一个年轻人开铲车调头时没有控制好,撞到人家墙上,铲了个窟窿。那小伙子吓坏了,当场就逃走了。“这是无意中的好事儿,那家人吓呆了,我们可乐坏了,立马就去劝他们把合同签了。”

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老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又有些惭愧。他一丝不苟地把头发梳成一个小发髻放在脑后,时而眯起眼睛扮出无奈的鬼脸。他并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做拆迁的时候他是强有力的角色,做钉子户的时候,秦荣、刘正、连新奥物业的保安都说他是最“称职”的。

“谁也不愿意靠当钉子户出名吧?”

隔壁湖南米粉店的刘正至今依然每天在寒风里守着他的店,“鱼堡”家拿到的赔偿令他羡慕。刘正找过北京大学法学院上书国务院修改《拆迁条例》的五名学者,他们爱莫能助。有时候他也纳闷:“怎么一个老陆比几个教授还管用?”

老陆也时常看新闻,对五个专家,他怀着一种实践者对理论家常见的“轻视”。“我看过那个修改条例建议书了,五个专家掰乎得不痛不痒。”“拆迁这事儿是体制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规矩的东西,国家又推高房价,大家都摸石头过河,最后摸出事情来了。”

当记者问陆大任体制的问题什么意思时,他又是嘿嘿一笑,避而不谈。

陆大任更愿意聊的是现实拆迁纠纷中的实战技巧。他觉得刘正没有抓住时机,死守到底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目前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开始拆迁了,还没有动机器,只是手工。一旦动机器,对方也不是吃素的。我很担心他们落到一个尴尬的地步。打仗要抓住战机,如果打完了,大喊我们胜利了,但死得只剩两人,那叫什么打仗?”

对两边都了解的老陆总是对局势有自己的判断。

他不讨厌拆迁方,因为他以前也干过这一行。“对于拆迁队来说,他们也是奉命行事,照本拿钱。有钱我就干,没钱我就不干。地方政策允许,有资金开动就行了。”

对钉子户,他怀揣着同情,聊到唐福珍自焚这个事儿,他脸上的皱纹全拧到了一起。

“你见过强拆的场面吗?”老陆突然悲愤起来,“开发商啊、居委会啊、城管啊、警察啊,人山人海,都围着那座房子,世上的悲喜全在那个方寸之地,冲突戏剧化了,人完全情绪化了。唐福珍想捍卫自己权利本来就没有什么选择,最后,情绪到那个份上,她也只能把自己点燃了。社会把她给逼死了!”

虽然不时有记者跟陆大任聊起可以建立一个机构,专门给人当钉子户,陆大任却很清楚其中的风险,他说这个单子完成后,他再也不会接这种活了。“如果环境改变,社会就不再会有钉子户,国家不能总出丑吧?谁也不愿意靠当钉子户出名吧?”

2009年的最后一天,陆大任又到鱼堡餐厅走了一遍,合同刚签完两天,那里门窗已经拆个精光,碎玻璃散了一地,在冬日微弱的阳光下反射出星星点点无力的光芒。他鼓励了一番米粉店的小伙子们,就走了。身着军大衣、戴个小红帽子的老陆推门的动作迟缓凝重,像一个战士起身离开了战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