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欧美等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改革的成因及启示

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起，欧美等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了广泛的质量保障改革，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勾勒出欧美等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脉络。本文通过总结改革的整体表现和原因对其全貌进行把握。最后，从现代性的角度对改革进行反思，认为是现代性所反映出的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造成了改革的困境，并通过此种反思以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一点启示。

关键词：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体系 改革 现代性

引言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一国通过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对整个社会系统进行调节，以期适应甚或是主导这一进程。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高等教育大众化也使高等教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社会投入更多关注与期望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它的失望[1]。鉴于此，高等教育“质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欧美等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广泛地开展质量保障运动

是其应对危机的主要途径。相比之下，如今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全球化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与欧美等国有着相似性，诚然这种相似性不具有相同的语境，然而当我国谈论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时，不能忽视最先将“质量”观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只有深入分析其改革的历史根源，才能在反思中获得启发，以更好地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国内有关欧美等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改革（下文简称改革）的已有研究如下：首先，在维度的选取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国别为研究单位，对某一个国家，如英国或美国的改革进行研究[2]，或者是以几个国家的改革为主进行比较研究[3]；二是将一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划分为内外两个维度，从内部保障[4]或外部保障[5]进行分析。其次，在内容分析上，有的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历史沿革入手进行分析[6]，而有的则是对近年来欧美等国出现的改革最新动态进行介绍[7]。最后，在改革的反思上，有的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考察，有的则肯定高等教育质量改革对高等教育发展产生的意义，总结值得我国高等教育借鉴之处[8]。国内关于欧美等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改革的研究不少，已有研究详细分析了改革的具体内容，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研究碎片化的倾向，此外，在反思的高度上，仍然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并不采用上述的思路对改革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而是在对改革的总体表现作出总结后，从历史中追溯改革的原因，最后从现代性角度反思这场改革运动，以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出启示性视域。

改革的总体表现

自质量保障的概念引入高等教育领域以后，欧美等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改革运动一直持续至今。各国在改革过程中基于自身的环境形成各具特色的质量保障模式，据政府及社会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欧美等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大致可以分为欧洲大陆模式、英联邦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等[9]。不论何种模式，改革在整体上表现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逐渐完善。

改革逐渐走向完善的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规范化。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理念的提出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的成立，以及更深层次地，通过法律来界定高校作为国家的公共部门或是一个法人主体应该要遵守的义务，使得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更加规范化。其不仅有独立于大学的评估机构使评估客观化，而且还有一套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使保障有章可循。二是多元化。这点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主体、对象和方式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主体不再是学校自身、政府或是社会中的某一个，而是逐渐走向以某一主体为中心，多元主体参与评估的模式。此外，评估的指标也更加多元，从原先的学科评估、教学评估以及科研评估等转向以综合评估为主、分类评估为辅的结合，评估的标准更加灵活，同时也使得投资者对大学更了解。而采取何种方式来对高等教育进行质量保障，则发展为外部评估与内部评估相结合，同时采取自愿问责制。三是人性化。一方面，将学生主体纳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之中，这点在最近英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有所体现，也会成为今后欧美等国改革的重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高校自主性的增强，大学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被动地位逐渐发生变化，更多的是以增强高校发展活力的质量观为追求，而不是以短期的利益为出发点要求高校作出质量回应。

改革的历史溯源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改革兴起和发展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呢？

1.大学功能的拓展为改革谱下前奏

现代意义的大学产生于12世纪的欧洲，大学承担着传播知识和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深处黑暗中世纪的大学虽然是宗教神学的婢女，但也具有相当的自治权。在中世纪后期，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教皇权力的式微，大学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受到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科学革命等影响，大学已从最开始自在的社会功能发展为更具有政治功能，并逐步为国家所控制，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国家机构。[10]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后，大学将培养“绅士”作为培养目标，明确地具有育人功能。此外，兴起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证实了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德国通过大学改革确立了科学研究功能成为大学的又一重要功能[11]。不仅如此，19世纪《莫雷尔法案》在美国的颁布使高等教育增添了社会服务功能，大学与社会愈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正是因为大学功能的扩展使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大舞台，更贴近现实社会，发挥其被期待的功能，同时也更加受制于社会。

大学社会角色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各利益主体对高等教育的关注的增长，大学被赋予更多期望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对政府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成为其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对于整个市场而言，大学在成为许多资源与利益的集散地之后，应该被贯彻进更多“自由”的原则，以使资源在其中得到最合理的分配，从而充分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再到社会中更小的单位――家庭，大学承担着使其子女获取资本以更好地实现社会流动的责任。在此过程中，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也自觉不自觉地变得更加频繁，它们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地在大学的内外部上演，而改革无疑成为缓和各利益主体间关系的主要途径。

2.新自由主义思想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因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重要转向的历史阶段。曾盛行于西方等国的凯恩斯主义，对于70年代西方经济所面临的“滞涨”问题，不仅无用武之地，还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危机。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想要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此环境下，新自由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其核心论点为反对国家对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强调由市场机制本身来处理经济关系。这一思想的兴起使欧美等对公共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进行私有化改革，政府与这些部门的关系不再是供给关系，而是将这些部门交给市场，自负盈亏，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增强市场的活力，提高部门的效率 [12]。教育部门作为国家的公共服务部门，在资源的获得上长期依赖国家来供给。自欧美等国开展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政治、经济改革以来，政府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将一些国有部门分离出来，这些部门的私有化使国家不再直接地分配资源，而是将自己的权利转交给有能力来提供资源的利益主体。对大学而言，为了争夺有限的经济等资源，就必须符合购买者的要求，展示出“物有所值”的一面；而对于购买者来说，为大学资源“买单”的企业或个人自然而然地拥有了获得利益的权利。换句话说，政府从最直接的供给者转换成守夜人的角色，以市场竞争原则来处理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变为一种市场化的“卖”和“买”关系。也正因如此，大学为了争夺稀有的资源，就必须在社会最关心的“效益”上作出回应。

反思及启示

欧美等国开展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运动并不是脱离历史社会背景的自发性产物，相反，其改革进程是与西方国家现代性谋划紧密相连的。现代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13]，在最广义的尺度上可划分为精神性和制度性两个维度[14]，其核心要素是理性和自由。西方哲学的传统从古希腊时始，是以某种超验的、终极的实体作为追求目标，并以由逻辑构造出来的概念实体来解释现象世界[15]，这种思维方式直到近代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哲学命题的提出才发生转变。此后，哲学关注点由客体转向主体，从“自我”出发，经过笛卡尔的理性反思、洛克的经验反思、莱布尼茨的逻辑反思、康德的先验反思、费希特的自我反思，再到黑格尔的思辨反思，理性获得了空前的和永久的自由。[16]可以说，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相比，近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从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主要呈现强调主体性、理性至上主义、崇尚知识和科学等特征[17]，近代哲学的特征也即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这种理性批判和自由创作的精神使人们摆脱了历史的局限，西方社会也因此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然而在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中，现代性逐渐走向了它的反面[18]，对主体性的过分夸大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使人们逐渐脱离现实的生活世界。

现代性困境深刻地反映出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虽然黑格尔按照“实体即主体”的原则，把旧有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在主体论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建立起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19]，但这种结合是建立在纯概念王国的优越性以及由此而决定主体吞噬客体的方法论基础上的[20]。鉴于此，现代西方哲学从不同路径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试图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和重建，其中包括胡塞尔、海德格尔、福柯、阿伦特、哈贝马斯以及罗尔斯等人[21]，在这一进程中，马克思无疑可看作是开启现代性批判视域的关键性人物。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以历史现实为基础，从物质实践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人的实践，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2]，现实中的人是实践的主体，在实践中实现自己与对象的统一，强调历史“是生存生产中的时间，是现实存在在实践中的一体化或总体化过程，社会和历史是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标识存在之历史性或实践性的总体性范畴”。[23]由此，马克思哲学真正超越了 “主――客”二分的思维传统，开启了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视域。

无一例外的，在欧美等国开展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运动的局限性背后，深刻地反映出现代性所面临的困境，高等教育改革的现代性主要表征为被动地将市场原则和竞争机制[24]引入高等教育领域中。诚然，高等教育引入质量观是不可避免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高校的办学效率，有利于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源，以更好地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关系，但过于偏向“工具性”而忽视其“价值性”的功利化改革也使得高等教育偏离其非功利性的宗旨[25]，出现了危机。总之，欧美等国在教育领域所进行的改革，想要达到的目标看似激励人心，所实施的方式也看似合理，但是改革的成效却令人担忧，这不仅反映在改革次数的频繁上，而且也体现在改革进程中所积累的各方矛盾的难以调和上。

有鉴于此，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需要批判性地看待欧美等国的改革，尊重其质量保障体系逐渐完善的事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 积极吸收经验，同时要正视改革所隐含的现代性困境，避免在发展过程中落入陷阱。虽然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提出“提高质量，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26]，以肯定质量保障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单从《纲要》所指定的政策措施出发进行改革远远不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国现代化只是一个历史演进机制问题[27]，现代性无疑是西方的，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怎样根据中国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与全球化和现代化接轨，是超越高等教育领域改革需要探讨的问题，只有从这一高度上去反思，才能为高等教育改革保驾护航，才能真正地实现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超越西方现代性困境的最重要的视域之一。

结语

欧美等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改革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显现出日益完善的倾向，通过对改革的原因进行历史溯源，可以发现大学由产生之时的自在的社会功能在历史中逐渐发展为兼具政治功能、科研功能以及社会服务功能的存在。正是大学功能的扩展给其自身带来了关注，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社会各利益主体对其提出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为了进一步发挥大学的功能和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利益，高等教育改革呼之欲出，而正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导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改革的整体框架就已然确定了。欧美等国的改革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来说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仅从具体改革事实中无法对其改革进行把握，对其经验的照搬也不可取。鉴于此，从现代性的角度，反思改革所隐含的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而对于怎样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怎样避免改革的“功利性”倾向，怎样在全球化中发展我国教育和复兴中华民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最根本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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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985”留学归国人员科研项目“世界主要国家改革动态调查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