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觉悟与反思

学科的建设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严格意义上说，人类历程就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任何形式的发生、存在或发展，源自于思想。学术研究正是人们思想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的科学性、系统性的体现就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因此，没有思想便没有学术，没有学术更没有学科的建设。

学科的完善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学术研究的思想本质决定了其认识论的属性。人类思想的发展正是我们对事物及自身认识的不断变化过程。由此，学科的成熟与发展基于其对学科自身认识的不断完善。

学科的发展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对于学科建设不断完善的动力，来自学人对自身思想、学术及其学科的不断反思。反省、思考和总结历史的“得失”、“功过”是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过程。

笔者曾论述，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或称民族音乐学）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调整和期待完善的过程，其作为学科的出现虽然横跨两个世纪，而实际时间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它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然而，这个“质”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量”的积累过程而产生，在这个“量”的积累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不断地自我斗争、否定，再斗争、再否定，一个接着一个理论和思潮的出现和被重新审视，正是如此，量变达到了质变，音乐不再是娱乐、不再是物理、不再是技术和形式，也不仅仅是审美或教化，而成为了文化，成为了我们人类精神和物质总和中的重要部分。①正是这样的学科发展性质和过程，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音乐本身，对其受影响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对从事音乐活动中呈现的行为方式、态度和观念，其根本是音乐行为的主体――人，有了更为丰富、深刻和多样的认识。这也就是音乐人类学所具有的人文性质的核心。

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是与上述的国际学术思潮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国内的社会环境变化紧密相连的。如果说，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具有“曲线救国”思想的改良主义爱国者、音乐学家王光祈在德国将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的方法介绍到国内，开启了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萌芽的话，那么，1980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成为了Ethnomusicology正式“登陆”中国的标志。虽然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已于20世纪50年代告别了比较音乐学而正式确立了Ethnomusicology崭新的学科思想、性质和地位，当时我们与国际学术步伐相比稍有滞后，但很快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改革、开放和发展，学术思想和视野的拓展、现代科技带来的信息便利，以及频繁地与国际学界之间的人才交流和学习，30年后的今天，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已经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学界的同步对话和互动，并也已经获得了不少成果和新的认识，可以说不仅完成了重要而基本的学科建设框架，而且“中国经验”探索进程也已逐渐开启?熏并获得了初步的积累。那么，21世纪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在哪里？怎样才能使得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发展成熟，并促使具有国际参照价值的特定历史文化特色的“中国经验”的形成？怎样通过“中国经验”的音乐人类学研究的范式让世界更全面、丰富和完整地认识中国文化？②

梳理、分析、反思和总结这段历史及其问题，正是文集《启示、觉悟与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三十年》的编辑意义之所在。

二、历史回顾

虽然Ethnomusicology在中国的“登陆”是在1980年，但是具有初步学科意识而进行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也即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大致的发展阶段：

1．西方视角返观中国传统音乐的价值。萧友梅、王光祈为代表，本着热爱民族音乐文化，但从西方视角返回来审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是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的萌芽。

2．中国音乐传统的历史梳理与初步实地考察。刘天华、杨荫浏为代表，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众多传统音乐形式进行历史性梳理，并开始进行田野考察，建立了初步的学科建设意识。

3．民间素材的采集、研究与创作。与此同时，以延安“左联”音乐家为主体的如吕骥、安波、冼星海，以及沈知白等，在“民族形式、救亡内容”的纲领指导下，进行民歌采风和研究，并从中寻找民间音乐素材进行音乐创作，凸现了音乐的政治作用，扩展了传统音乐的功能。

4．音乐形态的科学分析。同样以杨荫浏等为学科带头人，以及于会泳等一批学者，注重于音乐形态的分析研究，大量音乐形态技术分析和音乐品种的分类和体系研究将学科的发展体现为注重研究的科学性及技术性的学术特征。

5．音乐文化的认知。在前辈学者的带动下，一些中年轻学者随着音乐人类学及整个大文化强调人文关怀的影响，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转向为文化认知的层面，对学科发展在内容扩展和思考深入都起到积极的作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开始深化，并逐渐走向“中国经验”的积累。

笔者曾强调：其一，以上五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其转型特征体现为从民族感情及政治倾向走向科学研究及国际化理性思考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过程；其二，几个阶段的发展不是替代的转型，而是交替，或并置进行的；其三，各阶段之间是相互补充、不同视角的关系，特别是音乐创作、形态分析和文化认知是继承和发扬传统音乐的不同层面和意义；其四，这个转型是思想发展、学科成熟的自然进程，学科建设意识具有自觉性地增强。

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是一个研究意识的萌芽状态到学科建设初见规模和成效的转型过程，这样的转型主要是学术思想和观念的变更带来的学科范畴扩展、学术范式与方法的调整和完善所形成的，也是学科成熟的自然进程。我们看到，学科发展从单纯的民族感情触发返观传统，以民族形式救亡抗战的政治意识来整理、搜集和研究音乐，到以科学方法体系化地研究音乐本体，在基于注重音乐自身规律的基础上强调更多的人文关怀，并且通过广泛实时地与国际学界的互通交流，不断地深入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并使之“本土化”和促进“中国经验”的积累，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其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发展在学科建设意识自觉地的充分体现。③

三、而立之年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这部分文化遗产一直是大家不仅热爱，而且对其所倾注的关爱和研究可谓是呕心沥血。近百年来，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方面来保护、继承、挖掘、发展我们的音乐传统。同时，也从不同角度来思考、研讨，期待从更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层面上对此进行学术研究。

1980年是中国音乐学界的一个非凡年份，即在南京召开了首届“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俗称“南京会议”）。其非凡意义在于，当年“引进”了舶来的Ethnomusicology。中文的翻译“民族音乐学”引导了当时不少数量的学者似乎觉得找到了研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科学依据，大家为之欢迎鼓舞。

但由于当时（甚至至今）人们在理解上的双重、甚至多重不同，诸如：对Ethnomusicology作为一门学科本身的理解，日语转译的“民族音乐学”汉语字面指向被“误读”，对中文译名″民族音乐学″（包括其他各种称谓）所涉及的本土研究问题的认识，以及音乐文化研究属性的学科应该如何命名等，引起了自Ethnomusicology进入中国以来，对其译名、学科称谓、研究对象和范畴、学科属性，以及与固有的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乃至争议，30年来方兴未艾。④

这30年的学术道路并不平凡，但其学术意义却是甚为非凡。无疑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建设如今已至“而立之年”，那么之后我们怎样才能“不惑”？即今天我们如何认识、评价和总结过去的30年？

笔者通过《文集》的编辑和研习，思考是否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此“三十年”。

1．学科启示。1980年进入中国之后的Ethnomusicology，其初期阶段为国内音乐学界，特别是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为主题的学术领域带来了正面的学术理念和学科建设的启示意义。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大量西方人文思潮的涌入，音乐人类学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对于中国音乐学界来说，它的国际视野、学科框架、学术范式、研究方法，特别是音乐与文化关系研究似乎给大家吹来了一阵新风。学科知识、研究手段，特别是学术思想和观念，诸如“局内－局外”、“田野考察”、梅利亚姆“观念、行为和音乐”模式等，至今依然持续着影响。诚然，初期阶段人们对音乐人类学的认识和实践主要以翻译、引进或“照搬”，概念和方法以模拟或借用为多，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求成心切带来了一些困惑和问题。诸如，学界引发的持续性、大范围的译名、学科属性等争议。

然而，其启示性的积极作用是无疑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通过探讨、争议和研习，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意识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同和提高，并逐渐开始有意识地从学科层面上来进行中国实践。

2．学理觉悟。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历程，就犹如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化侵入的痕迹。在“学科启示”过程中，不只是翻译过程的学术时差，或对外语表面词义的误读出现了对音乐人类学学科性质、功能和价值理解上的偏颇；也出现部分研究者虽然秉持“文化价值相对”理念，同时却不自觉地依然“信奉”“欧洲文化价值中心”，以舶来的西方学科为“圣经”的现象。因此，学者在“启示”后开始了自觉地思考中国传统音乐自身的文化特性与舶来学问的研究方法之间所存在的“隔膜”、“夹生”，或者先天不足的问题。“三十年”中期以来，通过探讨、辨析中国固有的民族音乐研究的学术传统与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异同和各自特点，来争取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融合与互补，从而逐渐建立起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过程中的“学理觉悟”。

“觉悟”过程的价值逐渐得到了体现：诸如研究对象的概念发生很大变化，由“典型”或“纯粹”的乡村田野扩展至“时尚的”或“家门口的”城市“田野”，传统或流行、形态或文化都成为大家共识的研究范畴；方法上的多元交叉成为了重要的发展趋势，实证与抽象共享、思辨与分析同在，音乐学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以及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尤其是问题意识和专题研究的兴起，诸如社会性别、城市化、新历史主义、区域音乐、移民问题等，大大加强了学科发展的厚度；“学科”的人为化界限逐渐融化，不仅从年轻学人或“海归”学者那里看到中国的传统学术方式的继承，而且在老一辈专家的文论中也不乏对“新学”观念和方法的认同；最主要的是，学者们一方面不断关注学科的多元概念、定义和方法的探讨，而且另一方面开始自觉地分析和总结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影响和价值。

3．学术反思。洛克认为，反思是人心对自身活动的注意和知觉，是知识的来源之一；人通过反省心灵的活动和活动方式，获得关于它们的观念，如知觉，思维、怀疑、信仰的观念等。黑格尔认为反思是一个把握绝对精神发展的辩证概念，认为反思是从联系中把握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本质的概念。因此，反思是认识真理的一种比较高级的方式。⑤

“三十年”后期的近些年，大家开始清晰地认识，西方Ethnomusicology的产生基于其文化土壤，具有其自身的学理基础和独特内涵。也因此，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不能完全依赖舶来学术理论，而应该更多地从中国音乐文化特有的内涵来思考，充分反思“三十年”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从而推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的不断积累，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方法。姜异新在其《五四启蒙话语的意义之外》中的论述，对于我们音乐学界的“三十年”反思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他指出：“探讨这个问题的前提必须是，启蒙在中国的涵义不可能是建立在西方思想史上的理论提升，而应该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产生于欧洲生活世界的文化价值，不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划分认识领域与理解自身的方式。尽管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有着异质文化入侵的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独特内涵是建立在自己的学理基础和生存土壤之上的。在西方普遍话语逻辑内部寻找中国启蒙的自身问题，乃至把中国当成病灶，把西方当成药铺，当成批判中国错误的真理来源，不但粗暴地遮蔽了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同时也无法开启我们掌握自身特殊性的契机。只有把自身与他人都视为多样性，共同作为历史的主体，才能发展出一个不被西方垄断以及开放与共享的普遍性场域。”⑥

音乐学者们也正是在相似的实践与经验中进行了反思，由此我们看到，由于治学心态的自信不断增长，面对学术上的“争议”、甚至“责难”趋于平常心，人们大多能客观、理性地接受批评。也由于此，学术上的批判意识增强，特别是对于舶来“权威”的论断，相比过去，少了许多“崇拜”，多了不少辨析、甚至挑战。最令人可喜的是，随着反思意识不断上升，研究成果中“中国经验”的形象逐渐显现，无论是研究领域或典型案例，还是研究模式或学术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努力于建立中国音乐人类学的自身价值和内涵。反思，正在不断地产生其作用，推动着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走向国际学术视野。

因此，学科启示、学理觉悟与学术反思构成了音乐人类学中国实践的不断深入与中国经验的逐渐积累的“三十年”发展轨迹。

四、学科称谓、界定及其关系

以上为笔者对《文集》编辑主旨、学科的简要历程，以及“三十年”发展特征进行了扼要阐释。在此，还必须陈述《文集》编辑中遇到的另一些相关的基本且颇为复杂的学术问题。

1．“学科”及其界定

一般意义来说，学界皆称音乐人类学（或民族音乐学）为学科。如不作学理深究，通常无妨。只是笔者在多种场合表述，音乐人类学是一种思想，而非学科。这是因为构成一门独立学科必须具有三个基本要素：（1）独特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2）特有的理论体系，包括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3）学科自身所需的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⑦

然而，遗憾的是音乐人类学目前尚未建立其自身的学科“三要素”特性。其一，音乐人类学发展至今已经将其研究对象扩展到“所有音乐领域”，古今中外、城市乡村、古典流行、生理心理、社会个人、商业政治、宗教语言，只要与音乐相关，它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涉，因此而丧失了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其二，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人类学及其他人文思潮的影响紧密相关，毋庸置疑，其整个知识体系就是人类学的。特别是其中音乐人类学主张的“文化价值相对”的思想，也就是人类学理论的重要基础，由此而被不少学者称之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其三，在方法论上，田野考察和民族志写作是音乐人类学区别于音乐学其他领域的主要特征，而二者恰恰又是人类学的核心所在。即使音乐人类学试图建立自己的音乐本体的解读手段，但是[下大量的研究成果依然不能摆脱音乐学的记谱和分析方式。

因此，严格地说，当下的音乐人类学更主要的是一种观念、思维和思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将其视为“学科”。不仅由于其不断地努力使之为学科，而且如果将此舶来词语置于其文化背景，我们会发现，英语有关音乐学科的表述，只有Musicology和Ethnomusicology这两个词带有学科属性的ology后缀，这似乎也暗示了音乐人类学是作为相对与音乐学的另一个“学科”存在的。再有一个重要原因，本《文集》的编辑内容必将涉及学科问题。所以，在此姑且称其为学科。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学科的界定，因为这将涉及文章的选择范畴与标准。笔者曾就“音乐人类学的性质、范畴和目的”作过如下表述：

音乐人类学是音乐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交叉性学科，其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学以探究音乐本体为主导的属性，同时又具有人类学视角下关注与音乐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研究的人文特征。

作为学科研究范围而言，音乐人类学主要研究目前存活着的音乐事像，口头传统是其研究主体。同时，近年来受到历史人类学的影响，音乐的历史内容也逐渐受到音乐人类学的普遍关注。以往仅针对非欧洲的传统音乐研究的界限已经不再存在，而音乐人类学研究将涉及整个人类的音乐及其文化活动（包括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研究）。作为音乐学大学科的一个分支，音乐人类学的目的、视角和意义在于从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来探索人、行为及其音乐表现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即研究音乐现象发生的思想、理念及其促成的行为方式，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来揭示其在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⑧

因此，《文集》所选文章的依据，也正是基于上述的学科认识及其界定。

2．“音乐人类学”称谓本《文集》全称为《启示、觉悟与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三十年》，因此而涉及Ethnomusicology学科称谓问题，即为何音乐人类学，而非民族音乐学？

笔者在《称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⑨一文中赞同并建议使用“音乐人类学”称谓，理由有以下四个层面：1）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属性指向，所涉及的历史渊源、研究对象及范畴、学科观念；研究方法，以及学科属性；2）学科在中国语境中的困扰、问题与解决，其中包括“民族音乐学”概念指向不清、中国实践的历史与现状、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关系；3）不断发展中的学科趋势及其命名问题，探讨了Anthro－musicology的假设、Ethno语义辨析、学科现状和趋势；4）学科“本土化”的意愿和终极目标。其别指出，在中国，“音乐人类学”称谓可视为一个折中的命名，作为众多前辈提出的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中国音乐学、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音乐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音乐学的一种综合。它既可以避免直接翻译Ethnomusicology为“民族音乐学”的痕迹和由此带来的“误解”，同时，也有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不断发展，融合固有学科的各种传统和优势，而且又能体现其国际对话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选择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者30年来探索Ethnomusicology的中国经验及其“本土化”反思的一种共同意愿。

如果从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前景来看，笔者认为，Ethnomusicology仅仅是音乐学发展路途中的一个阶段，它以整个人类的音乐文化背景为范围，以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文化作为其目的和意义。因此，建构具有浓厚文化性质的音乐研究将是其终极目标，音乐人类学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将迎接的是更为人文特征的音乐学。在这一层面和境界上，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或其他称谓）殊途同归！

鉴于上述考虑，“三十年”中所涉及的相关文章归在“音乐人类学”名下。与此同时的另一个因素，也出于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其成果的汇编，即笔者也参与编辑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三十年论文选》有所区别。

3．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关系”

音乐人类学进入中国，无论作为一种观念、思维或思想，还是学科及其方法，从一般学理或学术愿望上讲，不应该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有所不同。因为，任何一种学术研究的本质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方式对真理进行的一种求索。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是不分民族和国别的，可能的差异只在研究的范式或侧重的领域或关注的视角。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情形也理应如此。音乐人类学踏上中国国土，它的作用和价值就应该将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作为它重中之重的责任，与中国固有的音乐学术传统的关系应该是融入学习、相互补充，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学术和学理上的增量。二者在方法、视角或类型上可能会略有差异，但它们在研究对象、范畴，特别是研究目的上完全是一致的。基于这样的立场，本《文集》所选文章在研究对象、范畴、领域或内容上并不存在所谓“学科领域”的差别，不同的只是研究视角或思考方式。

五、收录范畴及分类

1.《文集》“三十年”的时间跨度为1980年至2010年，即1980年“南京会议”之后与2010年“南京会议”之前30年间公开发表的文章。⑩

2.虽然“三十年”间相关文章遍及国内外，但本《文集》仅限于选择性地收录发表于中国及港澳台地区的中文类文章。

3.收录的文章基本属于以相对“典型”的音乐人类学方式书写的内容。所谓“典型”主要指以下几方面的学科研究特征：（1）学科思想与观念；（2）学科概念与术语；（3）学科论题与视角；（4）研究方法与表述方式等。

4.收录文章的标准尽可能突出其在学科“三十年”发展中的代表性、影响力、历史贡献、创造性、开拓性、跨学科特征，以及那些凸显中国实践与经验意义的成果。

5.《文集》体现学术的客观立场，凡涉及本学科的内容，对于批评或责难文章概不回避，尽量收录。

6.一些文章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已被完整收录于其他专集，一般不再入选，或以其发表在期刊上的“简写版”形式出现，例如《书写民族音乐文化》{11}专集中的10篇文章即如此。

7.收录的文章按其内容的学术属性进行编辑分类，《文集》共分为五卷：1）历史・范畴，2）观念・方法，3）论域・视角，4）田野・个案，5）著作・评述。对那些具有多重属性的文章，按其最为明显的特征进行归类。各卷内容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

8.学术专著往往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形式，因此《文集》特别编辑了“著作・述评卷”。所选著作皆为“三十年”间学界有较高认同的代表作，但仅限于收录已有公开发表的述评文章及其著作。{12}鉴于某些著作有较多书评，《文集》选择了不止一篇的述评，以期能对著作给予更为完整的介绍。

六、最后的话

《文集》编辑的缘起之一是笔者近年来开设了“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生课程，在备课和教学过程中，研读了大量文论，其中“三十年”间的文章是“导读”课程的主体内容，受益甚多、感触甚深；缘起之二无疑正值“南京会议”距今三十年。因此，无论是纪念或回顾，还是总结或反思，《文集》的编辑出版都具有其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鉴于编者水平和能力所限，所选文章难免挂一漏万，选择标准难免主观臆断，文论归类难免界限欠妥，尤其对于“三十年”的分析、总结和反思难免片面偏颇。

因此，《文集》的价值和意义是学科及前辈和同仁们的，《文集》的遗憾和缺陷是编者及笔者个人的。

在此，需要特别鸣谢：

1.《文集》所有作者

如果没有《文集》中的这些作者及其成果（包括由于篇幅等原因尚未收录的文章及其作者），如今将不可能形成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三十而立”；如果没有他们，无疑也就不可能有读者手中的《文集》问世。

因此，感谢《文集》中的所有作者，感谢他们为中国音乐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与经验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感谢他们为《文集》问世所提供的帮助、支持和贡献{13}。

2.夏野音乐文化基金会

夏野先生是中国音乐学界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其宽厚的为人品德、严谨的学术作风、远大的学术[光一直为世人所称赞。作为其弟子，学生获益甚多。20年前，笔者正是怀揣先生赠送的梅利亚姆的英文版Anthropology of Music（《音乐人类学》）赴美留学，此书成为了永远的纪念。同时，夏野先生也是首届“南京会议”的重要参与者。之后及至今，上海音乐学院逐渐发展为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重镇，离不开夏野先生当年的支持和鼓励。在此，《文集》的编辑与出版以表对夏野先生的怀念和感恩。

缅怀夏野先生的同时，特别感谢其家人所设立的“夏野音乐文化基金会”对《文集》出版的支持和资助。

3．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由上海市教委主办，依托上海音乐学院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及其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的优势，以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主题，从国际语境中的音乐人类学观念和方法、上海地域中的城市音乐文化，即从宏观思考与区域案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自2005年建立以来，在与国际学界广泛交流的学术环境中，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逐步建立了现代信息化工作平台，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著名学者联手，整合和优化研究资源和人才，并采用独立运营机制，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立足上海、扎根中国、放[世界，围绕“中国视野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开展了一系列脚踏实地且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研究，为推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的发展与中国经验的积累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文集》中不少作者为E－研究院成员和支持者，或是师长辈的学术顾问，或是同仁学友，或是曾参与E－研究院项目的合作者，他们的思想、方法和成果为“而立之年”的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以及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感谢这些成果及其作者，同时也感谢E－研究院对《文集》出版的支持和资助。

最后，要特别提及帮助E－研究院工作的研究生张延莉、杨成秀和王田，她们辅助编者为《文集》编辑和出版付出大量心血。从中学习受益的同时，她们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在此表示感谢！

①洛秦《音乐文化价值再关注：文化相对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意义的回顾》，《庆贺钱仁康教授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研究所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②③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上），《音乐艺术》2009年第1期。

④洛秦《称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音乐研究》2010年第3期。

⑤参见百度反思：http:／／baike．baidu．com／view／250148．htm

⑥姜异新《五四启蒙话语的意义之外》，《博览群书》，2009年5月7日。

⑦参见“百度学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45919．htm

⑧洛秦《音乐人类学》，载《音乐学新论》第七章，杨燕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

⑨洛秦《称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音乐研究》2010年第3期。

⑩2010年“南京会议”定于10月举行。虽然编者尽了最大努力，将《文集》的内容收录时间截至2010年9月，但鉴于编辑出版的时间所限的原因，必定有部分已经发表的重要文论无奈没法选入，对此深表遗憾，也望读者或作者给予谅解。

{11}陈铭道主编：《书写民族音乐文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

{12}一些新近出版的著作，特别是年轻学者撰写的优秀著作，鉴于尚未有发表的述评，为此未能收录《文集》，对此抱歉，望相关作者给予理解。

{13}《文集》所收录的绝大多数文章，编者以各种方式征得了作者的同意和认可，但是其中尚有少部分由于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为此敬请作者谅解编者的擅自所为。敬请这些作者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致歉并奉上您的样书。联系电话：021－64315769（出版社），64334454（E－研究院），或e＿luoqin＠163．com（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