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进场

过去十年拉动中国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近期消费有一些改善的迹象，一季度GDP增长8.1％，消费的贡献达到77％，投资仅有33％，但消费的贡献上升和政策调控引致的投资动能减弱有关，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长期的趋势仍不确定。

本文旨在分析消费率这个关系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问题。笔者的主要观点是人口结构变动将驱动未来十年消费率反转，实现从“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向“中国消费”的转型，并由此深刻影响中国和全球的经济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主动的体制和政策变革将有利于经济转型的平稳进行。

消费长周期上半场：

中国为什么“不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相对稳定，2001年以后呈现下降趋势。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下降到2010年的34％，总体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2000年的62％下降到2010年的47％。过去十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34％，比此前（1978年－2010年）的历史平均水平低了12个百分点。

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大幅降低并非历史个案。国际经验显示，由于工业化推动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居民消费率往往在一段时间内经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横向和纵向的国际比较均显示，中国居民消费率和总体消费率的绝对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国家。201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比美国193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低了16个百分点，比日本1955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低了19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率是否在统计上被低估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我们从住房消费入手，估算居民消费率被低估3个－4个百分点，但这并不改变其2001年以来总体下降的大趋势，也不改变中国消费率显著低于其他国家的基本结论。

中国过去十年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既反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也有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上升的原因。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8年期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的占比下降幅度约6个百分点，而居民储蓄率上升约12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估算，居民消费率下降三分之一是受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影响，另外三分之二反映居民储蓄率上升。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和居民储蓄率的同时上升主要反映两个方面的变化：在收入的分配过程中，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形成挤压，同时居民内部财富和收入分配日益不平衡，造成平均储蓄率上升。

在此过程中，人口结构的变动既是这些不平衡的关键驱动力量，也是相关体制、政策扭曲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的支持因素。

过去十几年中国人口结构变化遵循两个大的趋势。一个是人口红利：青壮年人口增多，抚养比下降；把年龄在25岁－64之间的人看做是生产者，其余主要为消费者，则生产者人数在1995年－2000年间超过消费者，其后持续上升。另一个趋势是城乡转移：在农村不充分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转移到城镇工作。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人口红利的两大力量叠加，一方面提高了经济的供给能力，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体现为潜在增长率上升；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的供大于求，就业压力大，竞争导致工资增速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

很少有国家出现这种人口红利期与城乡转移期的重叠。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都是城乡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才出现人口红利。中国人口红利与城乡劳动力转移叠加的独特状况不仅在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压低了工资，而且使得一些不利于消费扩张的体制因素和政策安排变得“可持续”，为企业和政府部门挤压居民部门提供了空间。

企业对居民部门挤压的一个体现是企业的储蓄率和投资上升。中国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和金融压抑，造成企业向居民部门分红不足，居民向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却不能有效分享企业收益。

企业可支配收入的快速上升刺激了投资，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扩张，但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压制了工资上升的幅度。没有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企业的高投资必然导致工资快速上升，利润率收缩，最终企业的高储蓄、高投资也不可持续。

政府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挤压表现在两个方面。税收增长显著超过经济增速，但政府对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不足，压制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同时，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造成政府在支出上偏重投资，而公共服务支出增长慢。

一个结果是政府储蓄率（政府储蓄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9年的15％上升至2008年的39％。政府支出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也影响居民的储蓄率。国际对比显示，政府转移支付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较低的国家，相应的居民储蓄率也较高。

政府对居民部门消费的挤压有体制、政策设计的因素，但和人口结构也有一定的关系。人口红利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投资率上升有其合理性，而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需要扮演关键的角色。但这里面有一个是否适度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将其未来的产出效率与居民放弃的当下消费造成的损失相比，不一定体现最有效的资源配置。

在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收入挤压的同时，居民部门内部贫富差距也在拉大。2002年，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农村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的13倍，2010年上升到16倍。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低，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

两个因素的影响尤其之大。一是税收结构不合理，过多地依赖流转税 （增值税、关税、营业税等），本质上是消费税。由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消费税具有累退性质，低收入群体的有效税率超过高收入群体，拉大了居民的当期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是房价的快速上升拉大了居民的财产差距，而财产代表的是永久收入，其影响更为深远。从实证数据看，过去五年，房价增长快的省份，消费增长相对慢一些。房价快速上升本身也反映了人口红利增加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造成对住房的投资性需求。

最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将原先由企业和政府承担的相关储蓄部分转移到居民部门，客观上扩大了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平均储蓄率的增加、抑制了居民消费。

消费长周期下半场：

消费率趋势性上升

展望未来，人口结构等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并将带领中国消费长周期迈入下半场，消费率将反转并呈现趋势性上升。根据官方的统计，中部和西部的消费率近年来持续下跌，但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率已经企稳，从2008年的31％的低位上升至2010年的32％，显示消费长周期的拐点可能已经出现、或者接近出现。

人口年龄结构显示生产者/消费者比例在2015年或更早见顶，然后逐渐回落。工资的上升显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拐点可能在2004年－2005年就已经发生，我们估算，农村可转移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已经从2005年的1亿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3000万左右，可转移的空间已经大幅减少。

劳动力供给的紧张将增加工资上涨的压力，挤压企业部门的利润，提高家庭部门收入在GDP分配中的占比。同时，青壮年是社会上的生产者和储蓄者，而老人和小孩则是净消费者，所以随着人口红利时期结束，青壮年的相对人数下降，家庭的平均储蓄率会降低。

从体制和政策层面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总体收入增长放缓，政府和企业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挤压将越来越不可持续，改革的压力在增加。新一轮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税制改革、金融改革以及房地产调控，都将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并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距，进而提高总体的消费率。

近几年，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扩大。截至2011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2004年翻一番。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4.7亿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与人数上升至2010年底的8.4亿人，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补助标准未来几年将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并降低预防性储蓄，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税制改革可以在降低税负和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影响消费。降低税负有利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而税收结构调整（降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增加资源税、房产税等财产性税收）有利于缩小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

金融体制的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将降低金融压抑，减少企业部门在收入分配中对居民部门的挤压。利率市场化和资本市场深化有利于提高居民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利息收入，分享企业赢利。资本账户开放将扩大居民境外投资渠道，在收益和分散风险上取得更好的平衡。

另外，抑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和保障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的政策若能长期坚持，将促进房价向合理水平回归，缩小居民的财富和收入差距，进而提高居民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

基于上述的人口结构变化和制度变革等因素，我们根据一个跨国计量模型估算，至2020年，居民消费率将提高6个百分点、达到40％；政府消费率（主要是公共服务支出）上升3个百分点，达到17％。消费平均年增长13％，比前十年上升1个百分点，消费总额将从2010年的19万亿元增加到64万亿元。中国将拥有世界第二的消费市场、世界第一的社会零售总额。

“中国消费”

将改变宏观经济格局

“中国消费”时代的来临，将伴随居民部门与非居民部门之间的再平衡，以及居民部门内部的分配再平衡，对宏观经济意义重大。

首先，总需求将实现由投资向消费、由外需向内需的结构性转变。预计从2012年开始，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将超过投资，成为拉动总需求的最大力量，同时贸易顺差将继续降低。

从总供给的角度看，促进消费上升所涉及的金融、企业治理、税收、政府职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将有利于改善供给，提升生产效率，虽然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但有助于控制其下降的幅度。笔者认为，人口结构变动造成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是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力量。

在货币环境方面，随着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社会总体融资条件将没有过去十年宽松。伴随储蓄率下降的货币长周期的下半场将体现为货币增长放缓，货币增长方式回归到主要靠信贷投放而不是外汇占款，导致货币政策易紧难松（人口结构变动导致经济的供给能力相对于消费潜力的下降）和房地产的去泡沫化（见《财经》2012年第4期“货币长周期的逻辑”）。

CPI通胀的压力可能增加，但最终结果要看政策对通胀的容忍度。笔者认为，人口结构等经济供给面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通胀的趋势性上升。在一个逐渐老龄化的社会，政策对通胀的容忍度难有显著的增加。预计未来十年CPI通胀率平均为3％－4％，比2000年－2010年高1个百分点。

通胀的结构将发生改变，消费品价格相对于投资品价格上升，不可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价格上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均衡水平将温和上升。私人部门对外汇资产需求的上升可能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有贬值压力，但贬值幅度将受到限制，背后的逻辑是贬值导致总需求很快超过总供给，通胀上升，政策紧缩，支撑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的名义汇价。

财政政策方面，政府的储蓄率下降以及其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将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政府的财政收支将没有过去十年那么宽裕。这不一定体现为财政赤字增加，而是通过政府的投资率下降来实现。政府降低投资率将增加非政府部门的发展空间。

第二，随着政府储蓄率的下降，未来财政政策在逆周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多地依靠税收、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开支的调整，而不是投资的变动来实现。财政政策的调整对总需求的影响将变得更间接些，为达到效果所需要的时间更长些。财政政策对一般居民生活的直接影响将加大，也意味着居民部门对财政及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参与度将增加。

中国的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将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

首先，中国的消费将构成全球总需求的重要部分。中国消费总量到2020年时可能仍不及世界第一的美国，但社会零售总额超过美国的可能性大，主要反映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商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较大。对贸易伙伴来讲，中国的商品消费需求的重要性将比美国更大。

其次，中国需求结构的变动对贸易伙伴有不同的影响。一方面，越来越多国家的出口增长将更多依赖中国的消费品进口；另一方面，因为投资率下降，中国的大宗商品等投资品的进口增速将会下降。这将抑制与投资联系较紧的大宗商品价格，而对消费类大宗商品价格有上行压力。

最后，中国对外资本净输出将减少，尤其是债券类对外投资将放缓。过去十年累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净资本出口国，达到1.9万亿美元，而且资本出口主要通过政府部门进行，体现为外汇储备的增加。随着贸易顺差下降，资本净出口的量将出现下降甚至消失，同时，对外投资的结构将发生变化，对外投资将更多地将通过非政府部门和权益类投资来实现。

作者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