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民俗性哲学思索

【前言】音乐的民俗性哲学思索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也就是说音乐文化行为不应是一种随随便便的行为，也不应是一种功利或恶俗的行为，它本身因某种宗教精神或宗教情怀而具有某种精神上的超越性。这种神圣的超越性就来源于音乐文化传统与宗教传统的联系、音乐文化精神(音乐哲学)与宗教哲学的联系，来源于音乐的创造主体—...

作者：周钟 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三教文化传统的没落从“五四”开始，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恢复，这就使得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文化性一直处于空乏的状态，文化性的空乏使得中国音乐难以从精神层面重建。这中间有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即西方追求绝对实体的认识论系统哲学、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与现代化，使得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多元文化，特别是宗教生活的多元传统，丧失了合法性。这一进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具体到中国，就是西方对汉族地区的文化殖民，被异化的汉族又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殖民。结果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都丧失了本民族的宗教生活与文化传统，音乐传统伴随着大传统的消失而消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云贵高原上的某些少数民族因为全族改信基督教，而完全丧失了民族记忆与宗教传统，甚至可以演唱西方的四部和声式的众赞歌。相反的，坚持宗教生活传统的印度坚守并发展了自己的音乐文化传统。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打破了西方系统哲学与现代科学知识“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的神话，其理性主义、工业文明的文化立场被揭示，即所谓的现代性就是西方性。这样一来，正如管先生所说:“本土音乐知识或地方性音乐知识就获得了合法的文化席位，……重新唤起来人民对自身文化知识体系的价值意识和保持自身音乐文化的传承或延续以及文化记忆。”［1］(107)这就牵扯到重建传统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在流离失所后要归家的问题，而小传统重建的前提是大传统的复兴。

音乐文化精神与宗教哲学

西方古典音乐精神来源于基督教哲学，西方流行音乐精神与新教伦理密切相关，而印度与阿拉伯世界的音乐的绝大多数本身就是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宗教音乐。可以说，音乐文化精神，也即音乐文化的哲学性与宗教哲学密切相关，而没有精神就没有音乐，或者说就丧失了音乐的意义。1．没有精神就没有音乐。印度音乐与宗教、生命的联系是其最为宝贵的精神特质，对此罗艺峰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在印度音乐中，往往有那种静默的一个段落，那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在印度人看来，他们的节奏、他们的音律、他们的静默，包括他们所发出来的所有的声音，是和他们的生命连在一体的。……也就是说，印度音乐接近生命的真实，是心物一体、灵肉一体的，音乐的耳朵和音乐的心灵是浑然天成的。印度是个很了不起的国家，他们说话、唱歌、跳舞、做事，都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连为一体。”①曾经，中国音乐也与生命相关，生命本身又以某种宗教哲学为引导。古代中国人，无论其心灵属于儒家、佛家，还是道家，他都有一种强烈的宗教精神与情怀，并用这种精神将音乐与生命浑然一体的联系起来，这种精神可以在某种宗教哲学中找到它的根源。因此，音乐即是生命的体现。而今天的许多音乐恰恰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精神的荒芜导致了音乐的荒芜。音乐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表达，当音乐只与感官相关，而无关精神时，音乐也就死了。由于音乐文化精神与宗教的密切联系，而宗教哲学又是宗教的思想核心，因此在音乐学学术研究中，对与各种音乐文化对应的宗教哲学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了解哲学，很难从精神上真正理解音乐。而现实是，这一领域还没有得到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对于音乐学界而言，这还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盲区。2．学术研究的盲区。王文还指出:“人类各大文化系统均以某种宗教为代表，现存世界各大文化体系均有宗教的背景，均以某种为支柱，西方文化以基督宗教为代表，东方文化以儒教为代表，阿拉伯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代表……不了解处于文化核心的就不能理解这种文化所取得的成就，撇开宗教就不可能对文化作出完整的解释。”［2］(28)在后现代学术语境下，我们关注的是音乐的文化意义，而音乐文化必定与生活传统密切相关，当我们研究各种音乐传统的生活世界时，宗教因素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对各种宗教哲学进行深入了解，并将之与音乐文化精神进行联系比较，而事实上，我们做的非常不够。如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面，管先生就指出:“民族音乐学缺乏主体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我们研究的中国音乐与哲学、艺术、文化、历史是没有关系的。”［3］(5－6)思想决定行为，研究宗教哲学的必要性既体现在中西古典音乐研究中，也体现在现当代音乐研究中。“八九十年代，搞西方音乐史学的人认为，音乐史学的突破的里程碑便是‘基督教文化中的音乐’研究”［3］(1);而约翰•凯奇的音乐创作则受到远东哲学、美学，尤其是佛教禅宗和中国《易经》的影响。这些事例告诉我们，音乐文化在本质上作为一种精神表达，与宗教有着重大关系，不论这种关系是多么的明显，还是多么的隐晦，或者说各种音乐文化都有其宗教根源，不论是古代的、现代的，还是东方的、西方的。这就要求音乐学者必须关注宗教哲学。而深入把握宗教哲学，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09年12月14日，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邀请中国道教学院的孟至岭道长为上音师生作了题为《如何书写道教及其文化———来自道内人的观感》的讲座。孟道长认为，道外研究“涉及到‘道’、‘法’、‘术’方面的研究很难得到道内人的承认”［4］。他强调“研究要研其性理，究其根本”［4］，而“学者一般只对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进行阐释，但道学中最根本的东西都是‘无形’的，所以要真正了解道教音乐及其文化，不能仅从表面现象出发，而是要通过‘参悟’来体会道教文化的真谛”［4］。最后孟道长指出“研究‘知根本可以辨端末，知总纲可以统细目’，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成果才可能客观、严谨和具有生命力”。［4］应该讲，孟道长的话对学者进行音乐文化与宗教哲学的联系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此外，宗教哲学研究也贡献了音乐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和哲学基础，鉴于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与方法的广泛传播，此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宗教哲学的智慧的挖掘、整理、创新上。也就是说，在学术研究中，东方宗教哲学既可能是研究对象，又可能是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场。在此方面，音乐学界已经有极少数学者敏锐的意识到了，如管建华先生认为:“总的看来，中国心性哲学与音乐观念相融合的特点是西方音乐所缺乏的。西方音乐‘自律论’或‘他律论’均无‘心性哲学’之传统和基础。当今西方专业音乐发展的危机无不与‘心性’之脱离有关，而对中国古代心性哲学与音乐关系的回顾，将对人类未来音乐新的综合及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5］(197)这里的心性哲学就在中国三教哲学(特别与佛教、儒教哲学)的范畴内。

音乐文化神圣性与宗教感

也就是说音乐文化行为不应是一种随随便便的行为，也不应是一种功利或恶俗的行为，它本身因某种宗教精神或宗教情怀而具有某种精神上的超越性。这种神圣的超越性就来源于音乐文化传统与宗教传统的联系、音乐文化精神(音乐哲学)与宗教哲学的联系，来源于音乐的创造主体———人的宗教感———它常常是一种虔诚而敬畏的情愫。杨曦帆先生曾在一次会议发言中说:“没有神圣就没有传统。”这句深具启发性的话语就来自于他长期在川彝地区田野工作的体验。可以说，神圣性是音乐文化传承(教育)不断延续的保证，也是音乐创作、表演不致堕落的保证。离开了神圣性，传承立刻出现危机，创作、表演立刻向感官堕落。1．音乐文化传承的神圣性。民间传承需要神圣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以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为例，在西方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及现代化的影响下，其民族民间发生不同程度的淡化，甚至动摇、消亡，少数民族对其祖先的崇拜、对民族神话的向往也渐渐模糊，生活的宗教感慢慢消失。生活的宗教感消失直接导致音乐文化(往往作为的载体与传播媒介)的神圣性的消失。这一进程的结果是这个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传承变得不再必要，因为传承目的已不存在。这个时候，族人可能为了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业发展而学习数量有限的民族音乐。这时的音乐变成了牟利赚钱的工具，已经丧失了文化性，徒剩一具外壳，并随着时光的推移而迅速萎缩。要使民族民间音乐也即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序传承，必须重视重建音乐文化传承的神圣性。让民族民间音乐归家，首先要让包括宗教感在内的文化意义归家。学校传承(国民、专业音乐教育)也需要神圣性。管先生指出:“我们现在的音乐教育将一种系统的音乐本体或认知主体施加于生活世界上，……压制了各种音乐文化或者各种西方历史中真实的文化经验主体(它们被作为客体，按照主体判断的规则去欣赏)，从而导致了各种音乐生活世界文化自主性意义的丧失。这种以科学主义的主客观认识模式来对待音乐生活世界的后果，可以说就是哈贝马斯的讲的‘系统对(音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1］(104)这种“殖民化”具有排他的“科学性”、虚假的“普同性”，以及消除音乐的文化意义和音乐家人生意义的“世俗性”的特征，导致“音乐教育的现代知识里抛弃了古代教育的神圣性，让音乐成为一种实用的、工具性知识，即专业音乐知识，成为一种为个体和社会分工系统的需要———专业表演或专业教育的目的”［1］(105)。这样，音乐技术被当成了音乐教育的意义，大家对技术之外的音乐文化抱有怀疑和轻蔑的态度。音乐家成了一个技术工匠，离开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群体。音乐品位开始滑向低级趣味与无意义，音乐学院成为一个戕害文化、扼杀人性，学术思想呆板单一、暗淡无光的地方。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消解了自身的神圣性，却建立了他者的神圣性。以音乐学院为例，国乐教育神圣性的丧失(背后是三教文化的丧失)使得国乐演奏西化、唯技术化严重，民族神韵淡化或消失，且国乐学生的地位低于西洋乐学生，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西洋乐学生恰恰因中国几十年来建构起的西洋音乐的殿堂感与神圣性而越发崇尚西洋乐。我们已经将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神化，并对其产生宗教式的崇拜感，这是中国音乐教育现实。如何让中国音乐教育恢复它应该有的面目，应该从文化入手，特别要提倡中国的三教文化，这是重建国乐教育神圣性的先决条件，也是破除音乐工具理性观念的先决条件。“从西方教育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如果将以前的发展分作三个阶段:远古教育学、理性教育学、科学教育学，那么，今天21世纪教育学的文化转向，使教育学开启了文化教育学的阶段。”［6］(6)我们提倡中国三教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尊重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并重建国乐教育的神圣性，并非是专门反对西方音乐文化，而是要改变西化严重的现状，实现多元共生。当学校中音乐文化传承的神圣性被重新建立起来时，中国音乐才会真正进入发扬光大的时代，并与文化大传统相互促进。2．音乐文化创作的神圣性。美国神学家蒂利希认为:“广义的宗教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特殊机能，而是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底层’，是贯穿于全部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终极的关切’。……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就在于宗教，人类文化成果所体现的一切，就其内涵来说都是宗教的。宗教构成了一切文化的实质，而文化是宗教的表现形式。文化若无宗教内容会显得空洞无聊;而当文化与绝对的意义相关时，它则获得了宗教的尺度。”［2］(27)这一观点可能是过于绝对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获得启发。当代中国的某些音乐创作的庸俗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丧失了宗教的尺度，丧失了精神上的超越性追求，也即音乐创作的神圣性。当前某些中国作曲家不关心精神追求，且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贫乏，而后者又是前者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对于音乐创作而言，是否贯穿着“终极的关切”而具有神圣性，决定着作品的品阶。而对于中国作曲家而言，这种神圣性应与中国文化相关，应从国民性出发，这是其文化身份所决定了的。但由于中国音乐近百年的西化历史及当代主流价值观的扭曲，作曲界的现实不容乐观。管先生指出:“历史上，凡是在作曲或是表演上有重大贡献的音乐家，他们在哲学上是很有造诣的，有着思维的训练，而这在中国的作曲家中，他们没有能够提出自己独立的概念，能够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深深地了解传统上，提炼出自己的思想。所谓反传统，并不是不懂传统而去反对，恰恰是要真正理解才能走出来。”［3］(3)“如果没有自身文化认识的一个起点或立足点，没有对自己传统的深入学习了解，谈什么‘推陈出新’，非常荒唐!”［3］(7)这些话语与作曲家瞿小松先生发表的《虚幻的“主流”》［7］(21)一文遥相呼应，振聋发聩，对中国当代音乐创作意义重大。瞿小松先生在中国当代作曲家中是一个特例，他了解、熟悉中国三教文化，特别是佛教、道教哲学，他的音乐创作具有超越性追求，富于神圣性。3．音乐文化表演的神圣性。音乐文化表演同样应具有神圣性，以古代中国为例，众人音乐文化表演常常就是宗教活动中的有机部分，而个人的音乐文化表演则往往与修身养性有关。在当代中国音乐界，这种音乐文化表演的神圣性同样消失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音乐表演成为牟利赚钱的工具(古代也有职业乐人，但音乐的神圣性一直没被放弃);第二，音乐表演成为一种技巧的展示，丧失了文化意义;第三，演员表演西化，听众趣味西化;第四，音乐表演成为一种感官放纵，与修身养性无关，天人合一、大音希声等境界几乎绝响。就古琴而言，它是古代圣王教化众生的圣人之器，其宗教感与神圣性不言而喻。古人弹琴前要沐浴、焚香，且琴家多名士，又有许多高僧道人。孟至岭道长在上音讲学时曾谈及自己对于古琴的理解，他认为“‘琴学’即为‘道学’，古琴的功能即为正心修身，他弹琴从不供别人欣赏。……古琴现在所追求的世俗，与‘琴道’是不符的。同时，‘通俗’也不能转换为‘庸俗’，古琴仍要追求道家‘清微淡远’的境界”［4］。当前古琴教学的普及是好是坏，实在值得反思。在今天，我们不能要求每个琴者在弹琴前沐浴、焚香，也不能要求每个琴者都谙熟三教文化哲学，更不能要求每个琴者一定要在演奏古琴时修身养性，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之境。但当我们丢失了这一切后，琴道也就消失了，古琴的神圣性也消失了，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真正的古琴艺术传统的消亡。因此，必须延续音乐文化表演的神圣性，而这种神圣性与乐者的身心修养密切相关，它来自于乐者某种精神上的超越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