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测算结果与调整对策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测算结果显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企业所得增长较快，政府所得次之，居民所得增长较慢；再分配格局中，由于各种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快速增加使政府所得份额上升明显，企业在再分配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居民所得继续呈下降趋势。各主体内部分配结构的变化特点是：政府部门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支结构不平衡，地方政府的非预算收入激增；企业部门内部垄断行业利润增加大于竞争性行业，利润向少数行业集中；居民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降且会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居民部门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针对当前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应适当调整我国国民收入主体分配格局，平衡政府、企业和居民主体问分配关系，并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与各经济主体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调节有机结合。

关键词　分配格局　测算　对策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分配比例关系。一个国家主体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合理，会对该国的投资消费比例、居民收入差距、区域协调统筹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测算和总体变动趋势

国民收入创造出来后，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政府(所有从事非盈利活动的公共服务机构，包括党政机关、服务性组织和企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居民(即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部门，包括城镇和农村的个体劳动者)的初次分配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相应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可以划分为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

(一)初次分配格局测算和变动趋势

初次分配主要是对生产经营成果即增加值的直接分配，政府收入是企业以利润和税金形式上缴形成的国家纯收入，居民主要得到劳动报酬，企业利润的另一部分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形式由企业支配。各部门再加上财产收入的分配，包括地租、利息和红利等收入，就形成了初次分配格局。政府、企业和居民分别得到各自的初次分配收入。由以上得到计算公式(略)，对1995年以来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数据进行调整，得出主体初次分配格局的测算结果(表1)。

1、从总量来看，政府、企业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都有大幅提高，企业份额增速最快，居民份额增速较资料来源：1992--2005年数据根据1995-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整理。2006-2007年数据结合《年鉴》中其他数据由时间序列ARIMA模型估计所得。初次分配总收入=国民收入+国外转移净收入慢。在1992-2007年按当年价格计算政府部门收入增长了9.36倍，企业部门收入增长了10.36倍，居民收入增长了7.66倍。对增长速度比较分析，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均超过总收入平均增长速度和其他主体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本世纪以来比较快，超过了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在两个时期都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增速的不同导致主体间初次分配结构发生变化。

2、从分配结构来看，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主体初次分配格局比较稳定，没有实质性变化；而进入本世纪以来，分配格局变化比较明显。测算结果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1992年政府所得份额为15.53，1999年为16.95，上升了1.4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份额1992年为19.06，1999年为18.07，下降了0.99个百分点；居民所得份额1992年为65.41，1999年为64.98，下降了0.43个百分点。三者相对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变化不明显。而1999-2007年期间，企业所得份额由1999年的18.07到2007年的22.95上升了4.88个百分点，居民所得份额下降了4.98个百分点，政府份额基本稳定，仅上升0.1个百分点，即企业份额上升较快，居民份额下降明显，政府份额波动较小。综观1992-2007年间，政府所得份额增加较慢，仅上升了1.5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份额增加较快，上升了3.89个百分点；而居民所得份额下降明显，减少了5.41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份额是下降的，而政府和企业收入份额是上升的。

(二)再分配格局测算和变动趋势

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通过多种形式、多个环节从其他收入主体那里获得一部分转移性收入，同时也要将初次分配收入的一部分转移出去，包括收入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从而完成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各收入主体获得可支配收入，形成再分配格局，再分配格局是各收入主体掌握的真实可用的收入份额，能够最充分和准确地代表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国民收入分配状况。

在《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的可支配收入数据并不能全面反映实际的再分配格局，这是因为资金流量表中的政府收入只包括了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没有包括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各种非预算收入，即所谓的“预算外的预算外”收入，政府实际可支配的收入要比资金流量表中反映的大；相应地，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要比资金流量表中反映的小。我们认为，有三种政府非预算收入值得认真考虑。一是制度外收入，即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凭借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采取各种非税收入形式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外制度管理的各项政府收入，主要包括制度外基金、收费、摊派和制度外罚没等，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是由企业负担的，与规范的税费缴纳对应，这部分费用要从企业可支配收入中扣除。二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本世纪以来，制度外收入中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随中央政府“费改税”改革和监管力度加大逐渐受到抑制，相比之下，土地出让收入在2007年才因政府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开始“全额纳入地方政府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在2007年前既不列入预算内，又未列入预算外管理，成为游离于监管之外的主要非预算收入，不进入地方财政预算的土地出让金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据2008年国家审计署对全国11个城市及其所辖28个县(市、区)2004-2007年3年度土地出让金的征收、管理、使用等审计调查结果，11城市3年度土地出让净收益总额为2618.69亿元，其中71.18％未按规定纳入基金预算管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2108.24亿元，占土地出让净收益总额的80.51％，11城市中有3城市未制定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而在制定此政策并执行的4个城市中，也只将土地出让净收益的6.68％用于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而这与2004-2007年3年度土地价格年均50％的涨幅相比，可谓九牛一毛。土地出让金收入主要归地方政府所有和支配，是新时期除制度外收入外的政府非预算收入。三是农村非税收入，是指以乡镇统筹、自筹

(包括原村集体提留)等形式向农民征收的财政性资金，本质上是向农民征收的额外的税。2004年开始全国农村地区减免农业税后，各种变相的集资和摊派在某些地区仍然存在。在计算政府收入时也要考虑这部分收入，要从居民收入份额中给予扣除。

为了客观反映实际的分配状况，有必要对资金流量表中的各主体可支配收入做调整。具体调整办法是：①将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农村非税收入加到资金流量表的政府可支配收入中。②将制度外收入从企业可支配收入中扣除。③将农村非税收入从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扣除(测算公式略)。我们对资金流量表中数据进行调整后，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1、从总量上看，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企业所得增速最快，居民所得增速较慢。在资金流量表中按当年价格计算1992-2007年政府部门收入增长了8.84倍，企业部门收入增长了13.89倍，居民收入增长了7.38倍。按调整后的收入分析，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也就说，无论是按照未调整的还是调整后的数据看，企业收入增速最快，而居民收入增长最慢。

2、主体再分配收入格局变化也呈现上世纪90年代变化缓慢而本世纪以来变化明显的特征。同样划分为两个阶段来看，1992-1999年期间，主体再分配收入格局变化缓慢，政府所得比重上升了1.5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比重和居民所得分别只下降0.91和0.61个百分点。各主体收入相对比重变化不大。而1999-2007年期间，主体再分配收入格局发生较大变动，政府所得比重上升1.5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比重上升了6.48个百分点，居民所得下降了7.99个百分点，本世纪以来各主体收入相对比重变化较大。纵观1992-2007年整体变化，政府所得比重共上升3.02个百分点，其中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两个时期增速大体相同，各自贡献了50％左右；而企业所得比重上升了5.58个百分点，主要是本世纪来比重上升明显导致；居民是唯一两时期所得份额均下降的分配主体，其值共下降了8.6个百分点，其中本世纪以来下降份额占92.9％。

3、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与未调整的可支配收入相比，政府所得上升和企业所得下降对比明显，而居民所得变化不明显。由于调整加入了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农村非税收入，政府所得份额大幅上升，以2005年为例，调整后政府部门收入由38251.3亿元上升到56036.4亿元，增长了46.5％，直接导致政府所得份额比调整前上升了9.01个百分点，增幅为43.8％；企业所得由于考虑了各种制度外收费的负担，其所得份额下降了7.65个百分点，降幅为38.2％；居民所得扣除的农村非税收人数值不大，其所得份额仅下降了1.35个百分点，降幅为2.3％。也就是说，政府所得份额上升和企业所得份额下降明显主要是由于大量非规范的非预算收入的存在，这些政府部门的非预算收入大都由企业部门转移而来。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即我国当前的再分配格局向政府倾斜，政府所得份额对企业所得份额存在明显的挤压作用。这种挤压作用导致调整后的企业所得份额在1992-2007年间都在未调整的收入所得份额基础上大体上下降了60％左有。图1和图2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变化。

二、各主体内部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特点

与主体间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相对应，我国各主体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政府部门内收入分配结构格局的变化

政府部门内部分配结构格局主要包括政府部门财政收支情况、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对比、政府税收结构分析等。

政府部门总体收支情况。我们依据《统计年鉴》中政府财政收支数据，对表2中政府部门收入数据做了扩展和对比分析(表3)。主要分析结论是：(1)政府内收入结构变化较大，表现为财政收入增速快于预算外收入、非预算收入增速快于预算收入、税收收入增速快于非税收入增速。(2)从财政自给系数看，政府部门财政收入与支出基本平衡；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看，为了适应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仍需提高。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比较。主要结论是：(1)预算内财政收入向中央政府倾斜，财政支出向地方政府倾斜，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加深。(2)地方政府非预算收入增速和总额均大于中央政府。为了缓解因分税制改革造成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地方政府的非预算收入快速上升，由1992年的1587.9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27028.59亿元，增长了16.02倍。而同期中央政府的非预算收入由964.66亿元上升到2455.92亿元，仅增长了1.55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非预算收入比由1992年的0.61下降到2007年的0.09。也就是说，当前政府部门的非预算收入主要归地方政府所有。

政府收入来源结构变动。通过国际比较，我国收入税水平较低，政府应加强收入税的征收，并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削减部分企业的高额垄断利润。

(二)行业部门内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

我国不同企业间的收入差距较大，突出表现在企业间利润总额的分布不均。通过对按行业划分的我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990-2007年的分布情况的比较得知(表5)：(1)行业间的利润差距越来越大。(2)企业利润向少数几个行业集中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工业利润向少数行业集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行业集中度较高，而且拥有不少国有的垄断性企业，这些垄断性企业凭借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获取了较高的利润，从而扩大了不同企业间和行业间的利润差距。企业的利润差距扩大又导致不同行业从业人员收入差距的扩大。

(三)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基本以劳动报酬收入为主，而且劳动报酬率(劳动报酬占GDP比值)呈现下降趋势，全国、城镇、农村、城乡间、地区和行业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则都有明显的扩大。

首先，通过对下表中数据分析得出：(1)居民收入来源有所优化，但劳动报酬比重仍然偏大，再分配机制调节功能有限。(2)劳动报酬份额呈现下降趋势。通过对劳动报酬份额变化量影响因素分解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劳动报酬份额下降过程中，结构性效应起到了主要作用，而所谓因为劳动生产率提升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资本所得份额上升的分配性效应对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并不起主要作用。

其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逐渐增大。1992年以来伴随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如城镇内、农村内、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差距等也在逐渐扩大。表7列出了运用基尼系数衡量的我国各种收入差距1992年以来的变化。

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对策

针对当前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应适当调整我国国民收入主体分配格局，平衡政府、企业和居民主体间分配关系，并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与各经济主体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调节有机结合。具体的对策措施是：

(一)规范政府收入体系，理顺主体分配格局的关系

从规范政府收入入手，通过规范非预算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比重等，理顺主体分配格局的关系。虽然本世纪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呈现向政府倾斜的态势，但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收入尤其是地方政府收入中各种非预算收入比重上升导致，造成了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偏低，使得国家财力分散，影响了政府公共财政职能和收人再分配功能的发挥。因此，要针对各种非预算收入的性质进行取缔、转税、总量控制等综合治理，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机制，尤其是规范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非税收入。通过改革，将部分预算外收入项目转化为税收形式，纳入预算内加以规范管理。对部分不适宜转化为税收的项目进一步核减压缩。对政府部门的各种收费要立法监管，实行收支分离、预算管理，审批权集中在中央，坚决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项目，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努力使我国各种非税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从目前的近50％逐渐下降到10％左右，进而增加税收收入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通过对政府收入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归并，为建立统一的财政预算体系创造条件。在时机成熟时，考虑在全国推行全面的税费改革，逐步建立起以税收为主体的规范统一、公开公正的政府收入体系和制度。

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应重新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尤其是需要确立各级政府预算内独立的收入来源以及相应的支出责任，避免事权在上下级之间推诿和逐级下移。在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时，中央政府明确要承担国防、外交、司法、中央行政管理费用、中央统管的建设投资等，地方政府要承担的是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多数社会公益事业开支。然而2004年以来，解决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而且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也成为社会焦点。中央财政相继加大了相关投入，如农业农机、良种和种粮等直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投入、社会保险资金补助等，也就说本应属于地方政府的一些职责现在中央政府也提高了投入，现在哪些职责应该归属中央政府，哪些职责应该归属地方政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和说法。因此在事权没有重新确立的情况下就无法清楚地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问题。这就有必要在充分听取省级政府意见并在其参与下重新拟定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划分并对税收财力的归属进行重新调整，在此基础上加大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并明确地方政府的财权，还要对其财政收支加强垂直监管，遏制各种福利性非规范支出的快速增长。

完善政府税收结构，加大社会保障等民生投入。完善政府税收结构主要是指适当降低生产税比重而提高收入税比重。生产税主要包括营业税、增值税和关税等，当前生产税占政府税收总额的近80％，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近20％，已经远高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给予企业生产税方面适度的税收减免(这种减免长期以来是地方政府作为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尤其是外资的手段，大部分企业并不享有)可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同时我国政府收入税比重低于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水平，通过完善个^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征管体系，提高政府收入税比重，可以增强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能力。就居民个入所得税而言，要继续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落实财产申报制度，加大对偷漏税行为惩处力度。对企业所得税而言，可以考虑对部分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征收高额所得税。在完善政府税收结构的同时，还要增加社会保障等民生投入，加大对低收入者的扶持力度。提高国家贫困线和从业人员最低工资水平，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对基层专款专用的监督力度。

(二)限制行业垄断，减轻企业负担

限制行业垄断，提高市场竞争活力。以《反垄断法》为依据，清除各种市场进入壁垒，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以增强市场竞争；加快电力、电信、石油、交通等行业改革步伐，发挥市场竞争机制调节作用。

加强对垄断性行业、企业工资收入分配的管理和调控。结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采取切实措施限制收入水平过高的垄断性企业工资水平的增长。同时，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打破行业垄断，实现公平竞争。当前阶段，可对垄断企业设定最高工资标准等约束性指标，对垄断企业的高收入进行限制。从长期来看，要通过完善治理机制，解决垄断企业的分配问题。

积极推进费改税，为企业减轻额外负担。进一步完善企业制度，为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生产要素自由选择和优化配置，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和水平，使增加企业部门收入比重有制度基础和社会环境基础。针对各种制度外收费的性质相应进行取缔、总量控制和转税，积极推进费改税，为企业减轻额外负担，从而净化企业经营环境，提高企业活力。

(三)扩展居民收入来源，健全再分配调节功能

积极发展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市场，多途径扩展居民收入来源。当前我国居民的收^来源仍以劳动报酬收入为主，财产性收入比重较低，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和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市场，扩展居民除劳动者报酬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提高居民收入总量；另一方面，针对劳动报酬份额在短期内难以提升的情况，积极采取如提高最低工资、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市场合法权益、提高劳动者相对谈判能力等手段和措施等，缓解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态势。要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改革，同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应进一步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确权和流转，推动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宅基地流转，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规范和完善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通过完善所得税分享政策等，合理提高中央财政的财力集中度，以加大对地区之间财力差异的调节力度。同时，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调整省内纵向和横向财力分配格局，确保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支出需要。规范和完善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下，逐步调整既得利益，实现地区间财力水平相对均衡。改进和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在计算财政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时，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以及地区间财政支出成本差异，充分反映各地公共服务能力的差距。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数量，增大其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作用力度。要有一套客观的提供公共服务的计算办法与指标体系，计算出公共服务差距有多大，再来进行转移支付分配。

健全再分配机制调节功能，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健全和增强再分配机制的调节功能，一是再分配机制对主体间的分配调节，即促进政府和企业部门收入整体上向居民部门的转移；二是再分配机制对居民内部收入的调节，主要体现在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个税监管、规范行业内或部门内的福利补贴、监督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统筹地区间转移支付差别、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方面。当前再分配机制需要提高两个功能，即政府和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收入转移功能和对低收入地区和群体的收入补助功能。要加快财政模式的转型，逐步由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起到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公平、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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