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毒王:重庆“黑色王朝”的君主

清朝末年，重庆海关税务司负责人英国人霍德华从大巴山麓沿嘉陵江而下，经重庆出三峡，看见川东沿江两岸的良田沃土万紫千红，繁花似锦，惊为奇观。不久后他以重庆海关的名义派了调查组前去调查，始知种的全是罂粟。

到了民国时期，这些罂粟并未禁绝，甚至愈演愈烈，种植地区达数百万亩，年产鸦片 12万担，鼎盛时期四川年征烟税白银 800余万两，为全省一切地丁杂税总和的 4倍多。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和《字林西报》就鸦片泛滥一事著文称：“大西南有个黑色王朝，王朝的御座上是鸦片大王，他的身旁坐着省行辕主任、省主席、四个军长；座前侍立着各级厅长、署长；脚下则匍匐着近五十万的双枪部队、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烟民……”这位鸦片大王，便是人称民国毒王的曾俊臣。

从一介盐商到“全川人民的衣食父母”

曾俊臣生于四川威远县，与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老曾并非从年轻时起便是一副教父模样。他的前半生，是一个循规蹈矩、低调实干的重庆盐商，他那幢如今位于重庆沙坪坝山洞平正村40号的公馆，毫无贵气可言，与周边的寻常民居别无二致。因为为人守信磊落，老曾由此积攒下巨大的名望，还一度成为重庆商会和重庆盐帮的“双料”会长。

如果身处和平年代，曾俊臣可能会以一个优秀盐商的身份结束自己的一生，可惜世事难料。1935年，势力入川，宣布实行 6年禁烟计划。国民政府一面信誓旦旦地要把四川的烟毒全部肃清，一面又在全川实行鸦片官督商销政策，以征代禁，招商承包，实际上垄断了整个四川的鸦片生意。鸦片供应巨减，需求却一点不见少，价格猛增，于是在当时，替政府承包鸦片生意自然便成为了一本万利的买卖。

作为一位敏锐的商人，曾俊臣盯上了这桩买卖，只是不知其中水深水浅。于是找来早已打好关节的重庆货物税局局长李春江、民政厅长甘绩镛以及禁烟缉长唐华商量。手握大权正愁没地儿弄钱的李春江立刻兴冲冲地表态说：“俊臣，我们翻身的机会到了。民政厅和禁烟总局开过会，决定把全川的鸦片由商家承包，甘厅长、刘厅长、唐处长和我一致同意由你出来做头，我们向主席（刘湘）一报告，刘主席就点头赞成。肥水不流外人田，哥几个一起赚他个百把万不在话下。”一边是暴利的诱惑，另一边是正当盐商的名誉，是脱鞋下水，还是洁身自好，着实让曾俊臣决定不下。于是他推说：“钱，谁不想赚啊？只是做鸦片实在风险太大了。”

李春江笑了：“别人做有风险，你做有什么风险。刘主席给你撑腰，我们给你保驾，哪个还敢把你逮去啃了！”曾俊臣想来想去，在重庆、成都一带军人中他人缘好，不过买个刀头敬敬菩萨，问题确实不大，但老蒋派进川的参谋团他却吃不透，这是上峰的真神，得罪不起。因此他向李春江说：“你们倒是一条心，我担心的是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贺矮子喜怒无常，万一他发起火来惹不起。”李春江说：“隔山打鸟，见者有份，贺矮子也不是泥塑菩萨，只要把他嘴巴堵住，多少让他弄几个就行了。”曾俊臣点了头，这事就这样定了。

结果这贺国光比谁都爽快，在一次酒后，他借酒遮脸，竟单刀直入：“俊臣，我的太太有两万块钱，你看放在银行好还是放在你的生意上好？”曾俊臣连忙说：“主任，你把钱放在我号上，我保证一个赚八个。”至此，曾俊臣与鸦片行当之间，再无阻碍。

1935年 5月，曾俊臣约川盐银行经理石竹轩、大烟贩李茂卿做明股， 3个大烟官甘绩镛、李春江、唐华做他袖筒子里的暗股，集资 30万元，用 3个金字重起来，取名“鑫记土行”，在重庆曹家巷（今陕西路）鸣锣开张。

自从道光初年鸦片流入以来，鸦片贩子从来没有这样堂而皇之地风光过，现在居然公开挂上一个用红绸包顶的金字大招牌，摆了三十几桌酒席庆贺，冠盖如云，贵人盈门，好不气派。

一年之后，独家经营的曾俊臣在重庆赚得盆满钵满。于是，在鑫记土行之外，他又派手下设了一个荣大钱庄，专办资金周转。在全省办起四五十个烟土分行的同时，又派出 200多个庄客，在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省设起分庄。在重庆设了4个制毒厂，搜罗了六七百位大小烟贩，规模之大，当时大西南任何私营工商业都难望其项背。

不久，鸦片业成立公会，曾俊臣又一次被推为会长。在公会成立那天，摆了五六十桌酒席，贺客都是重庆市的头面人物，连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商船船长都来了，他们都帮助曾俊臣向长江下游运销烟毒，当然也获利颇丰。祝酒时，当时重庆市政府一个官员竟坦言：“鸦片业是一个前程辉煌的行业，我们四川种烟 700多万亩，有成千上万瘾民，有几千禁烟工作人员，还有几十万川军，都要靠烟税来养活他们，这一切都要仰仗特业公会，曾会长就是这么多人的衣食父母。”

三板斧打通长江航线

四川产的鸦片有70%要转销长江中下游各省，过去长江下游一线的利润都为湖北的黄帮和程帮所垄断。如今曾俊臣声势渐大，他忍受不下这种损失，便开始想法把这两伙子人给收编进来。湖北两大烟帮财大势大，法国兵舰大都号、英国商船福和号、康定号、金堂号、万流号、万通号、万全号、日本商船嘉陵号，意大利商船渝江号，都为这两大帮服务，毒王要从两大帮中夺过湖北的生意颇为不易。为了达成目的，毒王对湖北帮砍了三板斧。

第一板斧叫做“釜底抽薪”。湖北两大烟帮之所以贩烟获得暴利，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能在鸦片产地，以低价收购新烟，毒王第一板斧砍的就是两大烟帮收买新烟的来源。1935年四五月间，曾俊臣带着他的徒弟王政平开始一个县一个县地活动。

毒王有省主席刘湘给他的“尚方宝剑”，专走上层。王政平则是义字袍哥的大爷，靠舵把子的身份，不到几个月就把鸦片产地的地头蛇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新烟一上市，百分之八九十都被明征暗抢地流入毒王的烟栈，而湖北两大帮却绝断了烟源，毒王第一板斧就把两大帮砍了个人仰马翻。

毒王砍的第二板斧叫做“顺势卡脖”。30年代烟价基本稳定，没有多大的波动，烟商能获利多少，关键在纳税上，而税率极不稳定，几乎月月都在调整， 1935年年初为 200%，到了年底就上升为 800%了。毒王消息灵通，对税收调整早有烟官通风报信，他因为不愁鸦片的来源，在涨税前就按 200%的税率把全年的税票买了。

湖北两大帮因为没有好的烟源，只敢按每月收获购买税票，没有资金预买，这样一来成本就高出毒王的四五倍，两大烟帮吃了这个哑巴亏还打不出喷嚏。有一次，湖北程帮的老大程海门，买了500担鸦片的税票，而实际上船的却是 2000担。他不曾料到，鸦片前脚上船，就被唐华的缉查获，不但 2000担鸦片要被没收，还要罚款 200万元。因为这是一桩漏税的特大案件，曾俊华又是鸦片公会会长，于是唐华便把毒王和程海门叫到一处解决。程海门正在自认倒霉，听说他的竞争对手毒王要来旁观听证，更是气上加气。

哪知毒王一走进去，莫名其妙地就向他作揖道歉：“海翁，实在对不住，实在对不住，你托我买的 2000担税票，我来不及送予贵宝号，使你受到这场虚惊。”又回头向唐华一揖：“唐处长，我敢担保，海翁一向奉公守法，哪会干这违法漏税的事，税票他早已托我买了，这事纯属我的疏忽造成的误会。”这自然是毒王与唐华串通导演的一场戏，意在使程帮臣服在毒王驾下，不过老套的戏码倒是颇见成效，，不管是出于感恩还是服软，总之从此程海门便主动为毒王效力，任其牵住鼻子。

毒王第三板斧砍的是黄帮，这一板斧叫做“端营夺寨”。汉口是黄帮的“中军寨”，扼着川烟转销长江中下游的咽喉。毒王虽在四川吃得开，但在汉口却是“强龙难压地头蛇”。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毒王打算以压价打垮黄帮，黄帮收买川烟的成本本就高于毒王四五倍，毒王再一压价，似乎黄帮就无路可走了。哪知黄帮财大势雄，宁可亏本也不服软。最后还是毒王受不了，不得不偃旗息鼓，另施别计。很快，毒王又在长沙和蛙埠另立码头，以低于汉口市场的烟价，吸引长江下游各省的烟贩，如此一来，大批烟贩因进价低，运程近逐渐冷落了汉口市场。黄帮这次没了想法，也只能乖乖拜在毒王门下，作起了地方经销商。

鸦片会所里的“陋室铭”

曾俊臣摆平了上层，又摆平了地方上的对手，鸦片行当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其烟馆从重庆一路向周边扩散，几乎覆盖了中国西南及中南部的所有大、中型城市。

这些烟馆的设置颇为讲究，根据其客户群体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豪华型。专供军阀官僚、豪门大贾、金融银行头面人物，买空卖空的投机家、地主工商业老板、大家子弟这类人玩。如设于今重庆渝中区的卡尔登、江北老城太平街的过雨轩、成都北打金街的广寒宫、锦华馆内的仰园、以及武汉总府街的太平洋等。在这些豪华的烟馆内，窗明几净，躺椅沙发，白铜钢丝烟榻，白银万字烟盘，玉镶九节烟枪，大理石金镶响斗，上等南土，中西名菜，京苏细点，银耳燕窝，四时水果，公娼暗妓，麻将骰子，扑克牌九，无所不备，应有尽有。

第二类烟馆称雅室。档次低于豪华型，设备虽较简单，但也一人一榻。群芳歌女，江湖艺人，穿梭其间。卖红糖鸡蛋、铜锅挂面、三合泥、冰糖莲子、八宝蜜饯、怪味鸡块、香油卤兔的小贩，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到雅室过瘾的烟民，一般是中小商人、机关职员、学校师生等。

第三类烟馆称售店。售店数量较大，光重庆、成都两地就约有上百家，遍布街头巷尾。每家售店门前都挂有一个长方形白纸灯笼，灯笼一侧写着“闻香下马”，另一侧写着“知味停车”，正面写了“售店”两个大字，背面写着零售熟烟的价格，如云土（云南大烟）大杯八角，中杯六角，小杯四角；川土大杯六角，中杯四角，小杯二角等。所谓大杯不过如李杏大，中杯似板粟大，小杯则和拇指差不多。杯为陶器，实际上就是小碟，红外绿内，统一由郊外的小土窑生产。

到这里来过瘾的，有部分是已破落的富家子弟，而更多的则是鸡鸣狗盗、滥眼滚龙、地痞流氓。民国 26年（1937年），成都有个记者采访过售店，写过这样一篇《陋室铭》：“枪不在饱，有烟则灵，灯不在亮，有油则行，斯是陋室，唯我独尊。烟熏牙齿黑，灯照脸皮青，谈笑皆瘾客，往来无正经。挂绺绺，穿巾巾，无丝毫之廉耻，无半点之人形，北门栖留所，西门白骨亭。瘾哥云：何惧之有。”

第四类烟馆称流动摊点。售主皆系小贩，他们提着烟筐，肩下夹着一床破席守候在城乡接合部，如成都外东牛市口，外南衣冠庙，外西乡农市，外北豆腐街以及各县的岔口上。因为那些地方有较多的拉长途黄包车等待雇客的人力车工人、抬轿子滑竿的轿夫、推鸡公车运粮运油的贫农、挑运货物的“脚子”。这些人讲好生意，都要向雇主先要点钱过瘾，过了瘾才赶路。流动烟摊都以这类人为对象。他们遇到买主，便把破席铺在屋檐下，找几个砖块或木块当枕头，取出烟具，让他们过瘾。

第五类是兼营烟馆。分布于各种妓院、旅馆、栈房和寄宿舍，百货、纸烟、五金、交电、丝绸的交易所庄号，甚至大茶馆、大餐馆、载客木船都兼营鸦片零售生意。鸦片生意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戛然而止的毒王生涯

毒王经过几年的周旋，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独资开设了一家胜利银行，一家蜀益烟草公司，并在川盐、美丰、川康等十大银行投入大股，重庆、成都等地广置不动产。“功成名就”后自然“衣锦还乡”。有一年毒王买了几十个网篮的洋广杂货回威远老家走亲戚，顺便到他的启蒙老师汪二的家里去拜年。汪二对他做鸦片生意略有所闻，临别时写了一副对联送他，历数吸毒者“几寸囚毛，半抽肩膀，两行清涕，一副枯骨”的惨状。毒王看了也明白汪二老师有规劝自己之意，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惭愧。但毒王一回重庆，看见鸦片生意越做越红火，白银滚滚流入自己的手中，就把汪二老师忠告所引起的那点内疚，忘到了九霄云外。

对毒王触动较大的是刘胡子一家的下场。刘胡子是与毒王从作盐商时期便一起出来闯荡江湖的结拜哥们儿。他眼羡毒王的生意红火，于是带着妻女离开重庆到成都闯门路，原以为凭自己的本事，在成都开办一个像样一点的烟土行，准能发大财，虽不敢说与毒王并肩称王，但当个本地的鸦片大亨不在话下。哪知烟毒堂子深得很，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外来户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刘胡子只好见缝插针，小敲小打，捡点小钱。但因为与烟毒长期打交道，一家三口都染上了毒瘾。

刘胡子每天都要在成都北打金街的广寒宫泡个大半夜，有时还与几个烟公爷赌他十几圈麻将。两个女眷就在家里日夜伴着一盏烟灯吞云吐雾，互比高低，不到两年工夫，刘胡子的数千家产败得干干净净不说，还带了一屁股账。债主子上脚跟下脚，刘胡子成天躲猫猫，后来老伴上了吊，女儿珍珍则被债主子抓去花街当了。

毒王在重庆听到刘胡子这种情况，立马包了部小汽车赶到成都。看见刘胡子全无当年的风采，而是“几寸囚毛，半抽肩膀，两行清涕，一副枯骨”。毒王不竟潸然泪下，把刘胡子关进戒毒所戒了烟，再用 200大洋把珍珍赎了出来。

这件事对曾俊臣触动极大，这个昔日心安理得的毒枭日益处于矛盾的痛苦之中，鸦片赚来的钱财愈多，痛苦愈重，毒王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成天念叨：“要不得，要不得。”不久，曾俊臣正式决定退出鸦片业，从此金盆洗手，他从公众视线里迅速消失，用自己的下半生做了一些有益于民众的事业，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