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湘西地区的鸦片种植

[摘 要]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在帝国主义入侵影响形成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湖南省湘西地区作为当时中国鸦片种植的核心地区之一，研究其种植问题对于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鸦片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湘西;鸦片;种植

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对中国社会的危害一直持续至1949年解放前夕。鸦片问题肇始于清朝初期，发展于清朝中后期，从鸦片战争开始影响遍及整个中国。清朝灭亡后，北洋政府中央政权有名无实，各地分裂势力各自为政。各路军阀为了控制地盘和筹措军费，对于鸦片种植和销售采取了或禁止或默认，甚至公开保护的态度。1928年以后，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禁烟政策打击这种混乱现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军阀割据现象不消除，根除鸦片问题就无从谈起。湖南省湘西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非常适合鸦片种植，同时，湘西军阀为了巩固自身实力，公开征收鸦片种植税和销售税，拒绝种植的者，将征收额外的“懒人税”，鸦片收入成了这些割据势力财政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本文从湖南省保靖县档案馆的资料出发，对民国时期湘西的鸦片种植进行探讨，希望重现当年湘西鸦片问题的全貌。

一、鸦片何时引种湘西

鸦片俗称洋药、大烟、又名阿片。它是从罂粟果实的汁液中提炼出来的，同时具有镇痛、催眠等医药作用。罂粟在中国的主要用途是制造鸦片，所以习惯上把罂粟称作鸦片。据史书记载，罂粟的原产地在欧洲，大约在九世纪初由阿拉伯人作为药材传入中国。当时人们更多的是被罂粟的艳丽外表吸引，便把它做为观赏花卉载培。宋朝时，人们逐渐了解到罂粟的药用价值，即具有敛肺泻肠，益肾固本，咳嗽败泻的功效，便将它的壳和种子作为中药服用，同时罂粟正式作为药物收入《开宝本草》。元朝时，人们才开始认识到罂粟不但可以用来治疗病痛，而且对人体的健康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到明朝才知道刺取罂粟的汁液制成鸦片（1）。生产粟果中溢出的白色汁液暴露在空气中后变成褐色的凝结块，这就是生鸦片，继续将生鸦片加热熬制就可得到可吸食的熟鸦片。

（一）鸦片问题的国内社会背景

18世纪六十年代，东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十九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不断向中国输入鸦片，中国吸食和贩运鸦片的人日渐增多。其销地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英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英美等国对中国的鸦片走私比鸦片战争前更为猖狂，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越来越多。于是烟毒更加扩大了，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由200箱增加到500―600箱。（2）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白银不断外流，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以“洋药”的名义正式开禁鸦片，只需每白斤纳税白银30两，直至后来不征收任何捐税。当时，整个中国烟患横流，人民身体备受摧残。同时，国内的不法之徒发现经营鸦片的利润及其可观，于是开始种植罂粟，生产鸦片。

为了减少白银外流，抵制洋烟的大量渗入，国内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土烟，这在当时客观上确实起到一定的排挤洋烟的作用。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特别是在外国商人和国内商人的配合下，鸦片交易在国内像一股强风一样，欲压欲烈。从沿海到边远的省份甘肃、云南、贵州、特别是湖南的湘西、村民普遍大量种植鸦片，向各地销售。民国时期，军阀分裂割据，混战不已，各地军阀为了增加经济收入扩充军备，巩固自身实力，更是强迫当地的百姓种植鸦片。比如在湘西，不种鸦片的村民，将额外增加“懒人税”做为惩罚。在此种背景下，民国时期的鸦片种植十分的盛行，湘西地区尤甚。这里所指的湘西是指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湘西苗族自治州，属武陵山脉的东南部。其地理位置优越，连接中原、华东与西南，其地形高低起伏，易守难攻，是民国时期军阀相争的重要地方。湘西的气候环境很适合鸦片的生长，湘西以其“烟多，枪多，匪多”被世人传道。

（二）鸦片引进湘西

鸦片在中国史料中出现最早在宋朝，当时被人们用做治疗感冒和腹泻的药物。鸦片传入湖南省湘西地区的时间已无从考证。龙山县是湘西最早种植鸦片的地区之一，根据《龙山文史资料》第一辑记载，“龙山种植鸦片，约始于十九世纪中期。那时，只在明溪（今桂塘乡）、二梭（今老兴乡）、大达（今贾市、内溪乡）一带种植罂粟。清末和民国初年，扩大到土家族聚居的南半县地区。”（3）同样，在《湘西文史资料》第四辑指出，“龙山种植鸦片，约始于十九世纪中期。那时。只在明溪、二梭和大达一带小量偷种。”（4）此外，《湖南省志》中也是持此观点，并明确指出时间为“咸丰年间（1851―1861），鸦片进入土家族聚居区。”（5）1851年，保靖县署开始从贵州引进鸦片种子在县城南门外种植。（6）永顺县的鸦片种植是在鸦片战争后开始的。（7）泸溪县的鸦片则至民国12年（1923年）才相继传入。（8）桑植县种植鸦片，早在清朝前期和中期，就开始种植。后因政府下令禁烟，曾有所敛迹。后在军阀混战时期，又有兴起。（9）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湖南省湘西地区的鸦片种植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其主要生产地是龙山县。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鸦片种植尚未形成规模，产量较小。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基于向侵略者赔款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实行欲禁于征政策，国内的鸦片生产逐渐开始兴盛起来。清末的禁烟运动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对鸦片问题没有根本影响。中华民国时期，特别是军阀割据时期，湖南省湘西地区因其适宜鸦片种植的地理和气候而成为鸦片生产和销售的重要生产基地。随着地方军阀对于鸦片种植的政治保护，湘西的鸦片种植面积和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二、鸦片种植的范围及其产量

中华民国时期鸦片种植已遍布湘西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陈渠珍时期，下辖政府官员和军阀打着禁烟的幌子，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实际上得到政府的保护，成为了“合法”之举。如凤凰县“当时全县农村，几乎家家种鸦片”。（10）“民国9年（1920年）后，永顺各地遍种鸦片。”（11）龙山县是湘西种植鸦片最多的县域，享有“乌金国”之称，其“至清末，全县各地普遍种植”，（12）“1918年前后，1928年前后和1948年前后，是龙山县种植鸦片的三个高潮时期。据统计，1948年前后全县种植鸦片的则达3万多户，占全县总人数的70%，每年种植面积达三万六千多亩。”（13）另有资料记载，龙山在“1950年种烟户达41133户，占全县66490户的68.8%;种烟604628挑（5挑折1亩），占总耕地1727652挑的27.8%;年产湿烟土5465689两，折合干烟300万两。有的村寨几乎无户不种，如苗儿滩乡428户，1949年种烟者403户，种烟土地5591挑，占总耕地8404挑的64.2%，余25户因无土地没有种烟。”（14）除此之外，更有相关数据显示：“解放初，据公安机关调查，州域各县种植鸦片面积约占耕地的10%以上;保靖县10个乡种植大烟的土地占总耕地总面积的13%，年产鸦片烟78928两（以16两0.5公斤计算），种烟户占总户数的38%。”（15）以上数据显示民国时期湘西大部分地区都种有鸦片，占据了原本用来生产粮食的耕地，给农业的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民国时期，鸦片种植遍布湘西大部分县域。特别是在陈渠珍掌揽湘西军政大权时期，各官僚和军阀打着禁烟的幌子，鼓励甚至强迫百姓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实际上得到政府的保护，成为了“合法”。如凤凰县“当时全县农村，几乎家家种鸦片”。（16）“民国9年（1920年）后，永顺各地遍种鸦片。”（17）龙山县是湘西种植鸦片最多的县域，享有“乌金国”之称，其“至清末，全县各地普遍种植”，18“1918年前后，1928年前后和1948年前后，是龙山县种植鸦片的三个高潮时期。据统计，1948年前后全县种植鸦片的则达3万多户，占全县总人数的70%，每年种植面积达三万六千多亩。”（19）另有资料记载，龙山在“1950年种烟户达41133户，占全县66490户的68.8%;种烟604628挑（5挑折1亩），占总耕地1727652挑的27.8%;年产湿烟土5465689两，折合干烟300万两。有的村寨几乎无户不种，如苗儿滩乡428户，1949年种烟者403户，种烟土地5591挑，占总耕地8404挑的64.2%，余25户因无土地没有种烟。”（20）

除此之外，更有相关数据显示：“解放初，据公安机关调查，州域各县种植鸦片面积约占耕地的10%以上;保靖县10个乡种植大烟的土地占总耕地总面积的13%，年产鸦片烟78928两（以16两0.5公斤计算），种烟户占总户数的38%。”（21）

以上数据显示民国时期湘西大部分地区都种有鸦片，占据了原本用来生产粮食的耕地，给农业的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彻底分裂各成派系，并且彼此兵戈不断。各地军阀为扩张自己实力，急需通过鸦片带来的一系列税收来加强军事实力，所以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正如前所说，陈渠珍掌揽湘西军政大权时期，鸦片的种植实际上得到政府的保护，成为了“合法”，各官僚和军阀只不过是打着禁烟的幌子，鼓励甚至强迫百姓种植鸦片。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在1935年开展“二年禁毒，六年禁烟”禁烟禁毒运动，但是湘西各县的鸦片种植仍然没有禁绝，仍是湖南省种植鸦片最多的区域。

三、湘西种植鸦片的原因

道光年间禁烟运动失败以来，英国殖民者更是变本加厉的向中国输入鸦片，大量略夺白银，侵害中国民众的身心。清政府迫于财政需求，采取“欲禁于征”政策。与此同时，国内鸦片种植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到了同治、光绪年间，湘鄂川边的鸦片种植就相当普遍了。（22）湖南湘西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之一，这里地势高，气候适宜，很适合鸦片生长。

清末至民国时期，湘西的鸦片种植泛滥成灾。虽然清末的禁烟运动取得一定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鸦片的流通。但是随着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各地军阀想方设法增强财力，以便买枪支扩充军队，抢夺地盘，种植鸦片所带来的税收自然成为军阀们财政主要来源。于是鸦片的种植迅速在湘西盛行开来。

（一）湘西军阀的财政需求

“人们称之为‘三多’即土匪多、枪支湘西，由于地处偏僻，土匪割据，毒害就更严重了。当时中南地区烟毒的重点在湖南，而湖南的重点就在湘西。”（23）龙山县是湘西种植鸦片最多的地方，曾被称做“乌金国”，“1918年，张学济驻县营长田义卿认为抽鸦片烟税可以大开财源，遂与县绅饶晓凡等相勾结，给民众分配罂粟种植任务，强迫民众大种，对不种者抽其懒税，因此，使罂粟种植遍及全县各地。”（24）“此后，湘西王陈渠珍在龙山的人刘紫粱、师新吾等，变本加厉，在县城和一些集镇山设土膏站，规定出售烟土的人先缴‘印花税’，吸食鸦片的先缴‘烟灯税’，有劳动力而不种鸦片的，抽他的‘懒税’这样一来，鸦片的种植、贩卖和吸食，都成为合法的、必不可少的行为了。”（25）

龙山是湘西种植鸦片最多的地方，由此带来的税收甚为可观，鸦片税收直接由军阀分配，如“隆头、苗市、定房、洗车一带的烟税归刘紫琼获利。里耶、内溪、咱果、召市等第的烟税归师新吾所得。后来，桂塘、老兴、火岩的烟税由瞿博阶独霸。”（26）于是“鸦片在龙山遍地开花。”（27）

北洋中央政府虽仍然推行禁止鸦片，但是实际上各地军阀都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无视中央政令，甚至将鸦片作为收税增加的一条途径。“腐败无能的县政府，表面上也经常发号施令，禁烟禁毒，每逢冬春，还要派警卫队下到各乡镇去铲除烟苗。在距县城较近的乡镇，也有过政府官员带人来铲烟苗、关押种烟户、罚款甚至法办‘烟民’的事。但实际上，烟税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禁烟禁毒更是大小官吏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绝好机会，以‘查禁烟毒、政绩卓著’而颇得上司青睐的县长魏逸群，一九四五年离任时带走得烟土竟多达十多挑。”（28）“县乡官员、地主恶霸依旧强迫农民种烟抽税，不种者要抽‘懒税’。”（29）

陈渠珍统治湘西期间指令各县大种鸦片，征收烟税，同时“在湘西各地设立鸦片栈行，廉价收购农民的鸦片烟，然后在外地高价出售，买回枪支弹药，扩大势力，鱼肉人民。”（30）湘西作为鸦片税收丰富的地区，成为各地军阀觊觎的目标。“军阀何健为了同湘西军阀陈渠珍争夺财源，在凤凰县设立吗啡制造厂，用湘西和川、黔边境各县的鸦片烟土制造吗啡，大发其财。其他大小军阀和土匪依靠鸦片收入，购制枪支弹药，扩充兵力，霸占地盘，相互混战。”（31）

可见，湘西种植鸦片的主要原因是湘西乃至湖南其他地区军阀的财政需求，他们借种植鸦片带来的一系列收入扩充自己的实力，以便稳固其统治地位。

（二）种植者经济上的贫困

种植鸦片者都是贫苦的农民。笔者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湘西鸦片的种植情况，特意去永湖南省永顺县的田家洞地区做了访谈。受访者生于1943年，亲身感受过湘西的鸦片种植问题。其家当时种植鸦片，并指出种植鸦片和种植烤烟在经济上没有区别。由于田家洞地区缺水，并且地势又高，不适合种植水稻。而种鸦片的产量比麦子和油菜还高，并且管理容易，一般2亩地就能收4斤熟鸦片。他还指出，乡长向汉民反对禁烟政策，因为种植鸦片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一斤鸦片可以卖几块大洋。

“在民国初年，桑植县种植鸦片烟和吸鸦片烟的遍及全县。”32桑植县种植鸦片“因为当时桑植贫穷落后，农民单一粮食生产，缺乏经济收入，而种植鸦片有双利可图，所以，农民争相种植。首先是鸦片烟价格高于油菜、小麦数倍之上，收入多;其次是种植鸦片，必须精耕细作，大施人粪枯饼，土质疏松肥沃，又因鸦片烟的枝叶果杆，均是最好的绿肥，凡种了鸦片烟的稻田，能够增加丰收。”（33）

由此可见，当时种植鸦片的农民也把鸦片种植作为经济依靠，并没有意识到鸦片会给社会和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鸦片的医药作用在当地被人们熟悉，民间把鸦片当成良药。“肚疼腹泻、伤风咳嗽等小毛病，抽上几口鸦片，竟有‘烟到病除’的妙处，鸦片还成了一种良药。”（34）

总之，百姓在贫困带来的经济压力下，把鸦片种植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会考虑鸦片带来的危害。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以及当地贫困压力之外，土匪的侵扰也是重要原因。土匪强迫老百姓种植鸦片，征收鸦片烟税，甚至抢夺控制区以外的鸦片，借此壮大经济实力以便扩充势力。

（三）土匪的逼迫

湘西地区的农民除了受到当地军阀和官僚的剥削，还会受到土匪的侵扰。湘西地方政府软弱无力，匪患猖獗，成为湘西的三大特征之一。土匪亦推行鸦片种植政策，借此壮大经济实力以便扩充军事势力。1946年，土匪陈南亭虽被收编，却借清剿瞿伯阶部的机会以枪支弹药换取鸦片，积累钱财。后又有“陈雨亭又在五寨、隆道、贾市、内溪、里耶等地，散发鸦片种子，责令百姓种植，县府根本无力制止。”（35）“土匪头子更是猖獗，派种鸦片的蔸数不够，交不足烟土和税款者都要受罚，甚至派出匪兵杀人放火抢劫;匪首们勒得大烟，不仅发了财，还贿赂军‘剿匪’官兵。即赦免了其残害人民的罪行，又可获得‘回赠’的枪支弹药，扩充势力。”（36）

总之，湘西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因素，在军阀的财政需求、种植农民贫困匪患猖獗三种因素交织下，促使湘西地区鸦片种植面积和产量迅速发展。

四、湘西种植鸦片带来的严重危害

鸦片是有毒物，长期吸食对人的身体及其不益，最终会剥夺人的生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里主要谈谈吸食鸦片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吸食鸦片烟而弄得家破人亡的很不少。”（37）例如：里耶瞿国培一家本来非常富裕，但两夫妻“染上鸦片大瘾。他们终日吞云吐雾，无所用心，不儿年，房屋田产由典当到出卖，弄得一干二净。他的弟弟近在四川重庆大学念书，因得不到学费以及生活费用的接济而跳楼自杀身死，实在可悲。”（38）

“更具有悲剧性的是里耶张和兴一家。”其孙子小字交交，鸦片烟瘾及其严重，挥金如土，最后家产全无，债额累累，妻子改嫁，最后他被烟瘾、穷困和病魔围攻，结束了悲惨的一生。（39）

吸食鸦片成瘾者，全然不顾家庭其它成员的利益，只知道自己享受。长此以往再厚实的家底也会耗尽，这不但让家庭的其他成员精神遭受打击，其生活的经济保证也尽失殆尽。家不安，则国家不安，这对于整个民族的前途来说可谓是危机重重。

吸食鸦片者，有烟瘾，一旦发作，身体难以忍受，会为了满足身体的暂时解脱而不惜倾家荡产。民国时期的古丈，“据河蓬、尚公、永宁、和平四乡统计，因吸烟卖田地的56户，离婚18对，体衰800名，死亡18人，因吸烟烧屋50余户，相杀死亡129人。”（40）《凤凰县志》也记载“因吸食大烟成瘾而放弃正业以至倾家荡产者为数不少。”（41）

吸食鸦片要耗费大量的金钱。一旦染上烟瘾，经济条件再好的家庭也会因此倾家荡产，更何况是一般的贫苦家庭，平时连吃饭的成问题，却为了满足一时的烟瘾不惜一切，有的甚至引发了相互抢杀，道德散尽。

综上所述，湘西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适宜鸦片生长，在地方军阀的财政需求、地方经济的贫乏以及匪患的猖獗三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这一时期的湘西鸦片种植问题。陈渠珍掌揽湘西军政大权时期，鸦片的种植竟成为当地政府的主要政策。虽然国民政府在1935年开展了“二年禁毒，六年禁烟”禁烟禁毒运动，但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无法在湘西当地完全实施。湘西各县的鸦片种植仍然没有禁绝，仍是湖南省种植鸦片最多的区域。这种状况的形成，完全是当时国内形式上统一，实质上分裂的政治环境造成的。直到1951年湘西地区解放后，鸦片种植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注释：

（1）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10页;

（2）苏智良，中国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3）《龙山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40页。附：《湘西文史资料》第四辑和《湖南省志》也认为龙山种植鸦片始于十九世纪中期。关于龙山县种植鸦片的时间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始于19世纪初叶，如《龙山文史资料》第四辑和《龙山县志》都是持此观点。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比较准确，因为在19世纪之前鸦片一般是做为药用，只有少量吸食者，19世纪初期，英国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当时国内出产鸦片之地很少。云南当时已经出产鸦片，但扔不会自制，而龙山与外界交通不便，应该是不可能会私种自制的。且相关信息在《鸦片战争（一）》中也有记载;

（4）王本亮等，龙山鸦片危害记实。《湘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5年，第128页;

（5）《湖南省志》第二十四卷《民族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1―82页;

（6）《湘西文史资料》第14-15合刊，第16页;

（7）永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永顺县志。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588页;

（8）湖南省泸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泸溪县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33年，第560页。

（9）《桑植文史》第三辑，1992年，第226页

（10）《凤凰县志》，凤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331页;

（11）《永顺县志》，永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588页;

（12）《龙山县志》，龙山修志办公室编，1985年，603页;

（13）《龙山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141页;

（14）《湘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1993年，75页;

（15）同上;

（16）《凤凰县志》，凤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331页;

（17）《永顺县志》，永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588页;

（18）《龙山县志》，龙山修志办公室编，1985年，603页;

（19）《龙山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141页;（

（20）《湘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1993年，75页;

（21）同上;

（22）《近代湘鄂川边鸦片种植及其危害》，陈廷亮;

（23）《湘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第74页;

（24）《龙山文史资料》第四辑，1988年，31页;

（25）《龙山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140―141页;

（26）同上;

（27）同上;

（28）《龙山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年，63页;

（29）《湘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1993年，75页;

（30）《湘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5年，132页;

（31）《湖南省志》第二十四卷《民族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81页;

（32）《桑植文史》第三辑，226页;

（33）同上;

（34）《龙山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年，63页;

（35）《湘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5年，130页;

（36）《湘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1993年，75页;

（37）《龙山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144页

（38）《龙山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145页

（39）《龙山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145-146页

40）古丈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古丈百年大记事述z1990年，第149页。

41）凤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凤凰县志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1页

基金项目：2013年湖南省民族学基地开放基金招标项目“民国时期湘西禁烟问题研究”（13jdzb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