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村寨语言景观调查研究

【摘 要】语言景观作为以书面语言形式呈现在公共空间的社会符号，是多语社会语言关系和权势地位研究的突破口。本文以贵州典型民族旅游村寨――西江千户苗寨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语言景观的语言特征及各语言群体对语言景观态度的调查，从社会符号学视角剖析西江多语社会结构中各语言之间的关系及社会地位；进而基于文化资本理论，探析民族文化符号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路径，旨在提高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弘扬民族语言和文化。研究表明：文化资本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决定着语言未来的发展趋势，而民族文化符号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实现是提升民族语言文化社会地位，进而发展民族语言和文化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民族旅游村寨；语言景观；社会符号；文化资本

【作 者】单菲菲，贵州凯里学院讲师，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承宇，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重庆，400715

【中图分类号】F59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6）06-0153-009

语言景观通常指出现在公共空间的书面语言。语言景观研究主要关注公共标牌上的语言使用特征，旨在揭示语言选择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权势关系、身份地位、语言政策取向乃至民族认同、民族语言复兴等社会问题。在多语社区，语言景观被视为研究多语现象的新路径。[1 ]旅游使民族村寨成为语言接触的主要阵地，随着主体语言和国际语言的广泛使用和传播，民族村寨出现少数民族语言、主体语言、国际语言并存与竞争的现象。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场域）中，民族语言的社会地位如何？民族语言在旅游开发中得到了发展还是进一步被边缘化？民族语言在旅游文化发展中价值是否得以体现？这些问题都关系着民族旅游村寨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着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前景。语言景观为考察旅游对当地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窗口。因此，本文试图从Halliday社会符号学视角入手，以贵州典型民族村寨――西江千户苗寨为研究对象，从语言景观这一社会符号的语言特征及主观认同两方面分析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以Bourdieu文化资本理论为框架，探索民族文化符号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路径，以期弘扬民族语言和文化。

一、语言景观研究综述

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是近年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话题，在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逐渐受到关注。Landry & Bourhis（1997）首次将其界定为“特定地域或区域中公共与商业标牌上语言的可视性和突显性”[2 ]。随后，诸多学者也对语言景观进行界定。Ben-Rafael（2006）认为语言景观是指“公共空间的符号建构（symbolic construction）”[3 ]，Jaworski & Thurlow（2010）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将其定义为“语言、视觉活动、空间实践与文化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以文本为媒介并利用符号资源所进行的空间话语建构”[4 ]。Halliday认为话语建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是一种社会符号。[5 ]2因此，我们认为语言景观是通过语言选择这一符号活动识解和建构社会关系，并以书面语形式呈现在公共空间的一种社会符号。

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包括“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业店铺名及政府建筑上的公共标牌”[2 ]等典型的标牌，以及告示语、标语、海报、横幅、门牌、字画、产品包装、说明书等所有在公共或私人空间里可视的语言[6 ]110。此外，诸如涂鸦、文化衫、电子显示屏、车身广告、游行示威标语等“不断变化的公共空间中出现或陈列的文字”[7 ]都属于语言景观。近年来，有学者建议把口头形式的语言呈现纳入语言景观的研究范围。总之，所有在社会空间中出现的语言实例（书面的、口头的、动态的、静态的）都是语言景观的考察对象。

语言景观一般分为两类：一为官方标牌（自上而下的标牌），指具有官方性质的标牌，如政府机关门牌、路牌、指示牌等，官方标牌通常可以体现政府意识形态和语言政策等方面现象；二为私人标牌（自下而上的标牌），即个体、机构或企业用来展示信息或宣传产品的标牌，如广告牌、海报等，私人标牌则体现了实际语言使用情况及人们对语言的态度。[2 ]

Landry & Bourhis（1997）认为语言景观具有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指其标识着特定区域内语言使用特征、语言是否具有多样性等语言使用情况；而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则是指它能够反映语言社会地位和价值，体现语言活力。[2 ]因此，语言景观能够间接揭示语言族群的社会身份和文化地位。此外，Ben-Rafael等（2006）指出语言景观能够“展示社会现实进而成为社会、群体、区域的象征，可以看作一种象征符号”。[3 ]Cenoz & Gorter（2006）发现语言景观不仅是特定社会语境的产物，同时能够影响社会语境的构建，因为语言景观的语言信息影响人们的语言态度和行为，即语言使用的增加能使相应语言群体身份、文化地位认同得到强化。[8 ]

综上，语言景观被公认为一种社会符号，然而大多数学者仅探讨语言景观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却很少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原因。此外，更少有学者探讨语言景观怎样象征社会现实，以及语言景观对语言使用及其他社会行为自下而上的基础作用。因此，本文以社会符号学和文化资本为理论框架，探析语言景观形成的社会深层原因，以及从社会符号资源文化资本价值实现方面，探讨语言景观对改变社会现实的能动作用，以期对民族语言文化发展提供帮助。

二、理论框架

（一）社会符号学

社会符号学概念最先由Hallliday提出，主要研究在具体社会文化语境的人类实践意义是如何生成，强调符号对人类实践意义形成的作用以及符号的社会性。[9 ]

Halliday认为语言不仅是反映社会现实的手段，也是表征社会现实的手段。因此，语言是一种共享的意义潜式，是一种资源，是一个社会符号系统，社会系统通过语言过程得以构建。[5 ]2当然，除了语言，其他社会符号系统也一同起到识解和构建社会结构的作用。社会文化正是由这些符号系统共同构成的信息系统，是一种符号结构体。[5 ]2此外，语言还是帮助大部分社会符号系统得以实现的编码系统，如视觉艺术、歌舞、服饰、建筑、文学、礼仪、民俗等符号通过语言来组织自己的形式、意义以及原则。[10 ]605因此，语言是一种极其特殊和重要的社会符号系统，一方面语言本身是许多的社会符号之一，另一方面它又是其他社会符号系统编码和解码的媒介。可以说语言是最为显著的符号系统，是社会结构得以建构的根基。

社会符号具有动态性，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符号，包括社会阶层、权力系统、等级等社会关系的意义，通过人类交互活动和社会过程得以持续和改变。社会现实正是通过语言过程构建的社会符号得以塑造、限制和改变。[5 ]126

语言景观是一种公共语篇，语言景观的构建是一种语言过程，因此人类社会实践的意义通过语言景观得以建构。换句话说，社会关系通过语言景观构建，语言景观能够反映社会关系。

（二）文化资本理论

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则从另一视角解释了社会结构和作用。Bourdieu（1986）认为社会现实是由许多相互联结的场域构成的，人类所有活动和社会实践都涉及个人和群体在场域内或场域间流动和资本交换，目的是为了追求社会权力和资源最大化。[11 ]文化资本涉及“非物质”形式的交换，是社会权力和控制的来源。场域是以话语和社会活动为特点的，口语和书面文本实践构成一个强有力的中介性话语空间，通过这个空间，人的能动作用和社会结构得以实现。[12 ]41语言景观是一种书面文本形式的人类交互活动，可以看作这种中介性话语空间。

“文化资本”指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习性、文化产品、文化制度等在内的文化资源的总和。主要体现为三种形式：（1）身体化形式，指个体身心内化的语言、技能、情趣、行为和知识系统，通过身体表现出来，如苗族成员是苗族文化资本重要存在形式；（2）客体化形式，指以实物形式体现的文化资本，如图书、艺术制品、各类媒介等；（3）制度化形式，指由权威社会机构如政府、学校认可的资格、奖励、认证等，如政府对少数民族认同的条例制度等。[13 ]

文化资本通过惯习养成，不同群体由于所处社会位置不同养成了不同阶级和文化的世界观、语言能力等文化资本，因此不同群体文化资本分配不平等，具有高与低、多与少、主流与边缘的差别。文化资本是相对稳定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化的。优势群体通常容易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权力，从而获得文化资本的积增，其地位进一步到巩固。另一方面，弱势群体也可以通过竞争活动来增加或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改变场域位置，提高社会地位。因此，场域是结构化了的但又不断重构的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

文化资本的合法化形式为符号资本。[13 ]换句话说，资本如果以某种形式被机构和社会认可，便成为合法化的权威和身份符号。在特定场域，资本获得这种认可，才能成为资本。如苗族成员劳作时自己哼唱的苗歌不会被社会认定为有价值，但如果是在旅游村寨表演场给游客演唱的苗歌，便被社会认定为有价值，这样才能成为资本。如果成为符号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等其他形式的资本就可以互相转化。因此，在具体社会领域中，符号资本对文化资本的使用和价值实现，以及对其他形式资本利用和交换起决定性作用。

（三）语言景观、社会符号、文化资本的关系

语言景观是一种社会符号，建构了社会结构同时被社会结构建构。文化资本决定了社会结构，因此与语言景观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语言景观反映和影响了文化资本：语言景观上语言的可见性和凸显程度反映了其社会地位，进而反映了相对语言群体文化资本，此外，语言景观影响人们的语言使用，语言交换也是一种“商品交换”，从而影响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文化资本决定了语言景观上语言的可见性和凸显性，因为场域结构即是一个关于特定的权力关系系统，基于文化资本的不平均分布之上。[14 ]37

由上可知，符号资本是民族文化资源成为文化资本的必要条件。民族文化是蕴含深厚内涵的符号资源，是人类积累的精神财富。此外，民族文化能够为旅游者产生审美价值，带来经济效益。民族文化符号资源实际上是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有机融合。然而，民族文化符号资源只有转变成符号资本，才能实现向文化资本转化，进一步实现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互相转换，这样文化符号资源价值才得以实现和不断提升。反过来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增加带来价值不断增效的文化资源，又能够促进文化资源成为符号资本。资本逐步叠加积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发展的过程（见图1）。

如图1所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得以重构，民族文化符号被赋予声望、地位和名誉等新的意义，民族文化得到传播和发展。语言景观是一种符号资源，与文化资本双向互动，因此语言景观是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落脚点。此外，语言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社会符号系统的主系统，它不仅可以反映文化资本，也可以通过符号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亦有助于其他社会符号资本转化的实现。因此，有必要从语言景观入手，协同其他社会符号，实现民族文化资源向符号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转化。民族旅游村寨特定场域中的社会结构正是在语言景观、社会符号、文化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得以塑造或重构，民族语言和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找到发展机会。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介绍

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是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据2011年人口统计，西江村现有1680户，近6451人，其中99.5%的人口是苗族，是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苗寨有近五千年的历史，是一个保存苗族“原始生态”文化完整的地方，这里的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传统习俗等保存较好。该地居民日常用语主要为苗语，但与外界交流的官方语言为汉语，通用的文字也为汉语言文字。苗族在过去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统一创制了拉丁字母文字。

（二）研究方法与问题

本研究以西江商铺和机构的标牌作为语言景观考察对象，采用摄像、观察、访谈等研究方法。本次考察采用以一个商铺为整体记为一个标牌单位的计量方式，总共考察了267个标牌单位。其中官方标牌共92块，主要包括地名、路牌、地图、景点介绍、政府宣传、提示、证书、门牌等。私人标牌共175块，其中民族文化产品商铺标牌最多（包括蜡染、刺绣、手织、银饰、服饰、头饰、乐器、特产等），共85块，占48.6%；其次为餐饮商铺标牌（包括早餐店、饭馆、饮品店、小吃、酒吧等）43块，占24.6%；住宿标牌（包括酒店、客栈、食宿一体的农家乐等）30块，占17.1%；服务类标牌（包括网络、快递、银行）10块，5.7%；其他标牌（包括杂货铺、药店等）7块，占4%。访谈对象主要来自政府工作人员、商铺老板、游客、居民等不同群体。

本课题主要关注的研究问题包括：（1）西江语言景观呈现有何语言特征（包括语种数量、语码选择、语码布局、置放场所等）；（2）有关各方（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旅游业经营者、游客、居民等不同群体）对西江语言景观持何种态度。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西江语言景观特征

1.语种数量

调查西江语言景观，涉及语言数量的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到，标牌呈现了汉语、英语、日语、韩语、苗语等5种语言（这里把苗文和苗音汉字都看作苗语），其中汉语出现次数最多，高达98.5%；英语次之，占25.1%；日语和韩语出现次数一样多，占13.1%；苗语出现次数最少，仅占1.9%。这说明西江民族旅游村寨虽然多语并存，但语言的使用以汉语为主。

2.语码选择

调查西江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语言组合形式及比例，得到表2中的统计数据：

如表2显示，西江语言景观出现单语标牌和多语标牌的混合形式，但汉语单语语言景观占多数。在语码选择方面，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存在较大差异。汉语单语标牌在官方标牌中占一半，在私人标牌中占主要部分（85.1%）。汉、英、日、韩多语标牌在官方标牌中占了40.3%，而在私人标牌中仅占0.6%。

在官方标牌中，少数地名、桥名标牌为苗音汉字，苗音作为苗寨的象征符号，汉字起到使游客能够识别从而宣传苗语的作用（见图2）。

在私人标牌中，汉、苗双语标牌也很少见，笔者仅发现一块汉、苗复制型标牌，且经请教苗文专家发现苗文用法不够规范（见图3）。

3.语码布局

Scollon，R.& S.Scollon （2003）研究发现，当多语垂直排列时，优先语码往往被置放于次要语码上面，当水平排列时，优先语码被置放于左边。[15 ]137此外，在字体方面，优先语码字号通常比次要语码大和粗。

西江民族旅游村寨官方与私人标牌上的语码布局都倾向于使用自上而下的垂直排列方式，在汉、英、日、韩四语组合标牌中，汉语通常被置放于最上方，字体最大也最凸显；次下方为英语，字体相对较小；日语和韩语并列排在最下方，字体最小（见图4）。

汉英双语标牌语码布局通常为自上而下，中文一般排列在上方，字体比英文大、粗（见图5）。

由上可见，在西江语言景观语码布局中，汉语为优先语码，其次为英语，然后到日语和韩语，可见汉语在多语景观中最为凸显，处于最重要的位置。

4.置放场所

官方标牌的置放场所比较规范统一，汉语标牌通常置放于政府大楼、居民区，一般为政府机构挂牌、安全提示、门牌、证书等标牌，服务对象为当地居民。汉英双语标牌和汉、英、日、韩四语标牌多被置放于景区商业区、景点等游客集中地段，这些标牌通常为景点指示牌、景点介绍牌、路牌、提示牌等，主要为游客服务。私人商铺在标牌语言的选择上稍有差异，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各类商铺都倾向于使用汉语单语标牌，尤其是餐饮、服务行业招牌几乎全部使用汉语。其中，有部分民族文化产品、酒吧、酒店、银行类商铺偏好使用英汉双语标牌。

（二）有关各方对西江语言景观的态度

1.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为官方标牌的制作者，制作上首先以我国官方通用语汉语为基准，以满足不同游客的语言需求为原则，并以景区建设规划为指导，统一规划景区标牌。因此，地方官员对汉语认同度最高，其次为英、日、韩等国际语言，而景区内苗语语言景观建设不在考虑之内，因此对苗语认同度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很少人认识苗文，把苗文放在上面几乎没人看得懂”。对于私人标牌，政府仅规定标牌材料、颜色等各方面要体现民族特色，至于具体使用什么语言却没有规定。

2.旅游业经营者

旅游业经营者对汉语的态度最为积极，绝大多数使用的是汉语单语标牌。对于英语，很多经营者称自己都不认识，没想过放招牌上。只有小部分民族文化产品经营者认同英文招牌，因为“外国游客对民族产品特别感兴趣，且双语/多语标牌更美观、更有吸进力”。对于苗语，大部分人持消极态度，表示自己看不懂，游客也看不懂，没有必要放招牌上。也有小部分持肯定态度，认为苗文或许可以增加文化产品的真实性。唯一使用苗文标牌的商铺是一家外省的连锁公司，但店员称“不认识上面的文字，这是公司设计的牌子，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3.游客

游客对古朴的苗寨很向往，他们本身对苗族语言及文化了解甚少，来到西江苗寨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体验民俗风情，感受自然人文环境，但他们认为尽管苗寨整体民族文化氛围很浓，人造的、刻意的成分还是很明显，文化产品真假掺半，商业化太浓。大部分游客对汉、英、苗语都持积极态度，认为标牌上出现汉、英、苗三种语言比较合适。他们认为虽然通过汉语或英语就可以获得信息，但苗语景观可以带给他们苗族文化的真实接触，因为“去那里就是希望体验苗族文化，所以希望可以多一些接触”。更有有识之士认为“苗语标牌可以体现民族特色，保存民族文化”。

4.当地居民

虽然当地居民对本民族语言认同度很高，但对苗语标牌却持否定态度，认为“没几个人看得懂，没什么用”。他们只在与本族成员交流时使用苗语，与外界交流都是使用汉语。但他们认为苗语作为本民族语言，应该传承下去，所以“在家里就尽量说苗语，教自己的孩子说苗语”。然而，对于苗文，他们却不能完全接受。一方面因为苗语过去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认为“新创的拉丁文总觉得不是自己的文字，不是很接受”；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使用的书面语言都是汉文，很少人认识和使用苗文，“看书写字用不到苗文”。

（三）结果分析

1.西江语言景观呈现了汉语单语、苗语单语、汉英双语、汉苗双语、汉英日韩多语等丰富的语码现象，但以汉语单语景观为主。汉英日韩多语标牌位居第二，以官方标牌为主，这主要是政府景区旅游标牌统一规划的结果。英汉双语标牌较少，以私人标牌为主。可以看出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景观的语码呈现比例。

2.汉语为西江语言景观呈现得最多且最凸显的语码，表明汉语是人们在西江旅游交往中主要使用的语言。此外，各群体对汉语的认同度最高，表明汉语语言社会地位最高，体现了语言政策对语言使用和语言地位的影响。

3.英语为外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语码，各群体对英语的认同程度也较其他外语要高。由于英语国际化影响，英语象征着时尚、现代和地位。官方标牌使用英语象征苗寨走国际化旅游景区路线，私人民族文化产品店、酒吧、酒店等类商铺倾向于选择英语为标牌语码，以凸显其产品更时尚、有声望和吸引力。说明大众对标牌语码选择更看中其是否能够带来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

4.苗语在语言景观上的呈现少之又少，大部分群体对苗语的认同度不高。这与苗语使用现状有关：如苗语只有口头语言没有文字，苗语只是族群内部交流用语，其他群体成员不懂苗语等。其次由于当地政府对民族语言重视程度不够。此外，对当地经营者来说苗语缺少声望，同时也缺乏自信。只有游客对苗语持积极态度，因为感受和了解民族文化、人文风情正是他们旅游的需求和目的。可见，语言的选择暗示了大众对民族语言社会和经济价值的感知。

5.从语言态度来看，大众对语言的认同度与语言景观上语言的可视性和凸显性成正比。因此，语言景观能够影响语言的社会认同和地位。

通过以上调查可以看出，西江多语生态系统中各个群体权势“不对称”。苗语的社会地位较低，文化资本价值没有得到使用和体现。首先，苗文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同和广泛使用，因而缺乏制度化文化资本。其次，旅游业经营者倾向于迎合游客语言需求，只注重某些物质形式的开发甚至“编造”，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符号价值没有得到开发，物质化资本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整体文化资本价值不高，也可以说民族文化符号资源没有成为文化资本。第三，当地居民趋同游客的语言习惯，没有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民族语言文化，身体化文化资本价值得不到体现。总之，苗族语言文化生存空间被压缩，非常不利于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

五、讨论

民族旅游村寨旅游属于一种文化旅游，民族文化符号是民族旅游村寨的象征，是游客的主要需求，是民族旅游村寨发展的源泉。因此，只有凸显民族文化符号价值，使其转化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民族旅游村寨才可能持续发展。游客对苗文语言景观的认可，证明苗文的能见性具有吸引游客的经济价值，此外还是民族村寨的一种象征。因此语言景观是文化资源成为符号资源的突破口，应以语言这一社会符号主系统为切入点，发挥其主动作用，挖掘民族文化资源的整体价值，使符号资源成为符号资本，进而实现文化资本身体化、物质化、制度化等各种形式的全面转化。

（一）身体化资本转化

民族成员是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符号，也是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本。然而，由于落后的教育及从前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他们习得的主流文化资本较低，这就限制了他们对民族语言和文化价值的认识和开发能力。通过追加教育投资的方式可以使民族成员获得主流文化资本，提高自身综合素养和民族文化开发能力。从语言能力方面来说，教育使民族成员获得民、汉、英等多种语言资本，这些语言资本增强了他们与外界交流的能力，从而促进他们获取开发和交易民族文化产品的语言资本。语言资本又可以促进民间文学和艺术符号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如歌舞、字画、雕刻、银饰等文化符号资源通过民族语言得以构建，通过汉语或外语得以传播。此外民族成员习得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提高语言保护的意识和能力。身体化资本的获得，本身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

（二）物质化资本

民族语言被视为一种可利用和可开发的重要旅游文化资源。[16 ]西江苗文由于语言实体形式呈现的缺失，其物质化资本的部分价值没有得到有效地开发，同时语言景观的缺失导致民族村寨一定程度的失真，影响民族旅游村寨文化符号资源的整体开发。因此，有必要创制民族语言景观，营造真实的民族文化氛围。其次，以民族语言为载体，开发其他物质化文化资源，形成文化产品，如在传统手工艺制品、银饰等上面刻制民族语言，制作印有民汉双语的歌舞碟片，在旅游景点轮番表演歌舞，设置民族语言、歌舞或艺术学习点等等。这样可以发挥语言的象征功能，增加文化产品的特色和真实性。消费者在对文化资本实体占有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文化资本符号意义，这样民族文化的非物质化资源亦可以成为一种物质化资本，实现文化资本的全部转化。

（三）制度化资本

制度化形式的资格、认证通过权威授予是对持有者能力的肯定，能够产生价值进行市场交换。民族成员通过接受正统教育，由国家灌输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习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并通过考试等测试方式获得证书、奖状等，如文凭、导游证以及政府对一些优秀的商铺颁发的奖牌等，这些都可能让学习者习得的文化和技能转化为资本。此外，将民族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民族文学艺术及知识系统和技能等这些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变成“正式制度”，使其获得权威认定和社会广泛认可，成为符号资本，进而转化为文化资本，在经过市场资本化运作后，这些传统文化资源也获得了创意和发展。如将民族语言和文化学习纳入正式制度，通过教育制度化方式传承民族语言和文化，又如通过正规培训等方式传授民族传统知识和技能，并给习得相关技能的优秀者颁发证书，从而使他们得到权威和更广泛的认可。这样民族文化才得到真正的尊重，民族文化拥有自信，实现良性传承。

六、结语

语言景观作为一种符号形式，是调查社会现实的重要手段。调查发现，在西江多语社会环境中，存在主体语言、国际语言和民族语言权势不对称的现象，民族语言的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民族语言和文化资源是民族旅游村寨的立命之本，多语社会结构的失衡会抑制以少数民族文化为根据的民族旅游村寨发展，进而影响各语言群体的协调发展。因此，只有构建以民族语言和文化为核心，多语并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民族旅游村寨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社会符号学和文化资本理论视角提出，只有以民族语言符号为切入点，整体开发民族文化符号资源，使其成为符号资本和文化资本，各种资本形式进一步相互转化积增，这样民族文化价值得以体现，文化符号的本真意义得以重新构建，民族文化社会地位才能得到不断提高，民族语言和文化才能得到发展。此外，民族旅游村寨是地方性知识的积累，具有不可移动性，切忌对民族文化进行移动、复制或过度开发，否则民族文化失去了天然载体，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在民族旅游村寨文化场域中，应牢牢抓住民族文化符号这一使得民族旅游村寨存在的根基，同时处理好民族旅游村寨中个人、群体、协会、政府部门在社会现实中复杂的语言符号博弈，多民族语言文化和谐共生，民族旅游村寨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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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nguage landscape is social semiotic in the form of written language presented in public contexts and can be viewed as a window for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guages and social status and power rel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m in a multilingual socie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ypical ethic tourist village of Guizhou - Xijiang Thousand Households Miao Village，focusing on the language choice and distribution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the attitude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owards the languages involv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ous languages and their social statuses in the multilingual society ar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emiotics. Then with the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effective ways to transform ethnic semiotic resources into cultural capitals are explor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exists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relationship，which determines the trend of language development；whil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thnic resources into cultural capitals are crucial to promote the social status of ethnic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ultimately flourish them.

Keywords：ethic tourist village；linguistic landscape；social semiotics；cultural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