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医疗保障的公平性理论探讨

内容摘要：当前，城乡间医疗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之一。本文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四种理论，分析了我国当前形势下城乡医疗公平所存在的欠缺。并且强调政府在缩小城乡医疗保障差距、通过多元社会力量推进城乡医疗保障平等方面应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

关键词：社会公平 城乡医疗保障 政府主导

我国城乡医疗保障体系概述

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是“3+1”的结构，“3”即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1”是指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的是城镇居民中就业者，由职工个人和企业缴费，城镇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也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保费由个人全部承担；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的是城镇居民中的未就业者，个人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个人缴费，各级政府给予补助；“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是指通过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筹资建立基金，对患重大疾病的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人员以及其他特殊困难群众给予医疗费用补助的救助制度。

公平理论对城乡医疗保障公平性的启示

（一）平均主义学派公平理论启示

平均主义的最早的描述来自于孔子的《论语・季氏》：“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顿” 。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上古社会人人平等的部族生活的眷恋和“乌托邦式”的向往。

如果借鉴平均主义公平理论，医疗卫生公平强调的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相同的机会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而不是强调享有的医疗卫生保障在经济数量上一定要相等。经济数量相等与机会平等不是一个能够轻易混淆的界定词，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绝对的均衡或者平均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资源与生俱来的稀缺性，我国的经济水平和实力，远不足对所有社会成员实施平均化的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

虽然不能保证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受到绝对数量上公平的对待，但是平均主义公平理论也有其值得借鉴的优点，即，政府主体应该尽力缩小城乡居民享受医疗保障服务和资源之间的差距。与其追求不科学的、绝对的平均，倒不如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方法，因地制宜，制订出相对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为农村老百姓提供切实可靠的保障。

（二）自由主义学派公平理论启示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以其政治哲学名著《正义论》系统阐述了公平正义理论。罗尔斯认为，为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必须确定一个在实际生活中全社会都能够严格遵守的正义理论，这一理论社会大众都能够认可并且通过订立契约来达成一致。它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其次，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做到，获得最大利益的群体必须是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公共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平等。

根据罗尔斯公正观点的第一个原则，我国所有合法的中国居民，都享有和其他人同样的与基本自由体系相类似的权利和自由，都能够享受医疗保障服务系统所带来的便利和实惠。从2011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过去五年我国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惠及4.32亿城镇职工和居民、8.35亿农村居民。由此第一个原则基本满足。第二个原则，使人联想到社会弱势群体。从我国目前的弱势群体的状况来看，弱势群体的规模较大，主要包括贫困的农民、城市失业的贫困人员、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等。其中大多数弱势群体者来自农村。因此，为保证医疗保障制度使得这一弱势群体获得最大利益，改善农村弱势群体的医疗水平也必须考虑在城乡医疗公平在内。

（三）功利主义公平理论启示

英国的法理学家杰里米・边沁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他在1776年发表的《政府片论》中，对功利主义社会公平观点进行了纲要性的阐述：主张从人的感觉经验而不是理性来确立社会道德公平原则。功利主义者通过对人性的考察和对事实的描述而指出，趋乐避苦是人的行为的根本原因。边沁指出，功利原则指的就是当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应该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功利主义公平理论的最大原则，是边沁的社会公平理想，也是他立法改革的目标。

功利主义公平理论认为判断行为是否合于社会道德公平，应以行为后果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们的快乐或减少痛苦。从该角度来讲，医疗保障的初衷基本上是满足的。但是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的主导方―政府，在实施这项制度的时候也存在着资金困难的问题。新型医疗政策并非只带给农村居民好的实惠，故，公平的医疗保障机制所作出的决策也应该将功利公平主义合理成分考虑在内。

（四）市场主导的社会公平理论启示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道德情操论》中阐述了“看不见的手”模式的主要特征即私有制，人人都有获得市场信息的自由，自由竞争，无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它揭示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所存在的一个悖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导着整个经济过程，在市场主导的社会经济运行中，无需对其过程产生不公平的质疑。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完善、不发达，医疗保障市场并不能如人所愿地发挥较大的潜力和作用。首先，病症诊治是当前新农合功能最强的一环，也是自愿与合作原则下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虽然受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多年不完备、设施陈旧、人员匮乏及费用高涨等影响，但毫无疑问，病症诊治仍旧是各地合作医疗制度最为重要的环节。即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并未充分体现出来。其次，卫生防疫是当前农村医疗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在医疗保障基金并不丰厚的现实条件下，医疗服务必然倾向于病症诊治，而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卫生防疫，则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结果。

其实，自初级农村合作医疗解体以后，各地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就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而当前各地推行的新农合制度基本没有涵盖防疫功能。

解决我国城乡医疗保障不公平现象的政策建议

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促成医疗卫生公平理念在医疗卫生领域最大程度的实现，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推进统筹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实践中，要遵循从城市市情和农村乡情、发挥政府主体作用、统筹而不统一、多方共同参与等原则。

（一）构筑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体系

中央政府要坚持实施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的政策导向，统筹城乡医疗保障体系，改变重城轻乡的医疗保障政策，实现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的融合汇通，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和谐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不仅突出实现了社会公平、保障了农村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更能够缓解由于体制分割所造成的利益集团分化和由此产生的矛盾。

（二）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医疗基础设施的投入

第一，增加中央财政支出对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建立医疗卫生经费保障机制。第二，加强农村医生全科医学教育和再培训。农村医生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医学知识素质、操作技能等与全国医生的标准还相距较远，需要提高其医疗水平。第三，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在有条件的中心村建立规范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以中心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带动村级卫生整体医疗水平。

（三）建立城市支援农村的长效机制

各级政府应着力构建城市医务人员深入基层工作制度，改善乡镇卫生医疗设备，建立农村卫生人员培养制度，以提高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落实城乡对口支援和巡回医疗工作站的长效管理机制，采取援赠医疗设备、人员培训、技术指导、巡回医疗、双向转诊、合作管理等方式，使对口支援及巡回医疗活动制度化、规范化、见成效，从而建立城市支援农村的长效机制，推进城市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延伸。

（四）加强农村医疗保障立法工作

今后政府应逐步设立《中国农村基本医疗保障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法》、《农村医疗救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医疗卫生管理服务机构和监督机制、各级政府财政责任和救助对象、救助基金使用范围和受益人资格条件、发放标准和补偿办法等。通过立法，明确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中的管理责任和财政责任，从根本上指导和监督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从而确保农村医疗保障体制的权威性和高效性。

（五）多渠道筹集农村医疗保障资金

我国农村人口基数较大，仅依靠国家财政来开展农村医疗保障工作，显然是不现实的。政府应该广辟渠道，通过多种方式筹集医疗保障资金：一是深入调查，调整各级财政的支出结构；二是政府应广泛吸纳社会捐助，社会捐助资金扣除必要的日常管理经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之后，按固定比例归入省级财政掌控，再按各县实际参合人数所占总体比例相应划拨给各县，进入到新农合基金中的风险基金部分，作为对困难农户的二次补助之用；三是吸纳合格标准的民办医疗机构加入到合作医疗定点单位。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制度构架还是组织运行方面，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扶助，这已经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历程中反复得到验证。因此，政府应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构建、出资扶助、运行监督和部门协调等环节中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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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君岐，男，1962年3月生，陕西省岐山县人，陕西科技大学研究生导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分析的数学模型与电算化处理。

侯晓康，女，1988年11月生，籍贯山东省菏泽市，2006-2010年就读于山东财经大学，现为陕西科技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