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贫困地区三大产业和谐发展改革

一、费孝通先生（以下简称费老）乡村工业化和谐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

我国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结构应该和谐。在乡村发展工业，实现乡村工业化的可能性，费老早在民国时期，就精辟论述：“乡村工业是可以有前途的”①。

1．安居乐业的民生经济就是我国城乡应有的和谐经济

在《江村经济》里阐述的和谐经济思想，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主张发展超大型城市、发展大城市、发展超级规模的机器工业大基地的设想。费老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乡村工业在技术上兼容城市大机器大工业经济的和谐经济学观点。在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遵守生态经济学规律，发展和谐经济。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三大产业必须和谐发展。“让我们加重的说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没有工业的国家。”我们现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是说，“以前没有工业，现在才从西洋学来了工业；实在的意思是中国的工业技术需要改良，需要现代化罢了。要正名的话，应该说是中国工业的现代化才比较合适。”②

2．和谐经济是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大都市，“自从机器把人口反复筛动之后，它集合了许多痛痒不相关的人在一起工作。他们之间只有工作活动上的联系，而没有道义上的关切。现代都市中住的是一个个生无人疼、死无人哭的孤魂。在形式上尽管热闹，可是在每个人都心头有的是寂寞。他们可以有一个表面上复杂的共同秩序，可是并没有一个内心中契洽的共同目的。机器文明把社区生活的完整性销毁了。”③在中国，“乡土工业式微之后，工业离开了乡村，跟着有一部分人口也被吸出去了。但是在吸收时却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单位的。结果破坏了家庭的完整。”④当今的中国经济欠发达欠开发的老少边穷和各地区，例如贵州农村，有亿万农民工成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背井离乡，赴沿海大城市谋生，乡村的老弱妇幼困守在农村分割细碎的小块土地上。夫妇城乡间的分居，农民工的子女在大厂矿上学不易、在大城市上学困难，老人在农村无人照顾。城市房价过高，农民工在城市收入不高，买不起住房。火车客运周期性紧张等等社会不和谐问题不断涌现。如果大量的工厂本就分散在乡村，农民进厂无须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上岗，那么，春运情况会大为改观。所以，城乡之间房、车、路的和谐开发和和谐利用，发展安居乐业的民生经济才是中国城市与乡村经济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3．乡村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才是建设和谐经济

“内燃机的发明和在运输上的运用，卡车和公路的发达，更使货物的散集不必要集中在少数据点。电话和航邮又使经营上的往来减少了密集的需要。这种种技术的进步，使分散工业不成为幻想了。”⑤1957年再次阐述了许多工业门类分散乡村的可能性。“在我们国内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一定规模的小型丝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材料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不但如此，这种小型工厂还是促进农村技术改革的动力，许多屑物都是最好的肥料，工农业在技术改进上都可以联系的起来。何况工业过分集中到城市里去，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人口不必要的集中是有害无利的。”⑥1929年，费老在开弦弓村开始发展农村工业和金融服务业，建立开弦弓生丝精致运销合作社和乡村银行。直到1935年重新装备了新机器之后才证明是成功的。1935年，这个工厂的产品被出口局列为最佳产品。“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费老认为，增加农民收入，依靠社会再组织寻找中国乡村的出路，“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在农村设厂，工厂的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⑦费老主张和谐经济就是农业、工业和商业服务业三大产业混合发展的和谐经济，只有农业、商业（含金融服务业）、加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混业经营、三大产业和谐发展才能民强民富。

二、费孝通先生和谐经济思想对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意义

费孝通先生在区域结构功能模型研究中，强调了区域体系内由于市场机制的影响，一个经济区域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即要有“心、肚子、嘴和脉络”。心指中心城市；肚子指腹地，包括众多的农村、集镇和其中的农田工厂；嘴指出口，区域贸易口岸；脉络指交通运输的渠道、通讯联系和交通网络、中心城市、腹地、流通网络、海陆空的出口构成了一个经济区域的基本内涵。

1．区域经济结构中的混合生产力是新农村建设中和谐经济的力量之源

什么是“新农村”建设？费孝通先生认为：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将以农业为基础的已趋衰落的传统乡村“重建”为包含现代工业文明的工农相辅的“新农村”。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出来的草根工业（即乡镇企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乡村工业化已经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宣传和推广，这是农业的生产力层次混合着现代工业的生产力的混合生产力。对于贵州省来说，环境保护模范城镇形成苗药生产力（包括区域山地生态森林保护的）区域混合生产力推动了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生态也是生产力，有了绿水青山不愁没有“金山银山”，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互促共进，实现双赢，必须牢固树立大生态、大循环理念，在企业层面加快构筑依托重点企业的三大产业链，在产业层面加快推动一、二、三产之间的共生耦合、联动发展，在社会层面加快构建生态经济大循环系统，推进我国西部欠发达亲开发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2．用和谐经济思想指导乡村的产业结构合理化

2010年3月3～14日，在北京召开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两会首次就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增加了农业企业发展问题和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的提法。新农村建设要不要鼓励草根工业接着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民经营的工业经济（例如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重启，乡村和谐经济怎样再次进行“新长征”？或者说，中国新农村建设和乡村和谐经济应该如何进行？费孝通先生认为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将以农业为基础的已趋衰落的传统乡村，“重建”为包含现代工业文明的工农相辅的“新农村”。在费孝通先生的著名《江村经济》一书中，中国传统的农村存在着工农混合的乡土经济，“种植五谷是农，加工稻米就是工，男耕女织，耕与织就是农与工的区别。”现代工业技术下乡如何下乡？职业技术教育怎样才能下乡？怎样处理好西部欠发达地区和谐经济发展的各种矛盾？例如，贵州喀斯特地貌石漠化，水土保持、森林植被和工农业结合的关系？三次产业如何协调发展才能建设乡村的和谐经济？

3．乡村和谐经济建设的路径选择

中国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和谐经济模式。“一方面，日韩农民的收入60%以上来源于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可以以合作社形式进入金融、保险、加工、购销、超市、餐饮、旅游、饭店。日本严禁外部主体进入农业，这样才保护了日本的农业。”⑧在我国西部经济欠开发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发展制衣、餐饮、住房和摩托车汽车和公路（行）等民生产业，发展和谐经济，保护森林生态等，发展其它社会事业，务必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政府引导、民间主导的模式。一是要大力恢复和发展“农工相辅”、“农工混合”的经济组织，同时鼓励“现代工业技术下乡”。二是在实现乡村工业化的同时，还应向乡土社会输入现代知识，重建“双轨政治（绅权政治）”制度⑨。现在看来，是加强一些中间的民间经济服务组织，办好民间的链接中央权威和普通群众间的专业知识服务型组织。

三、对我国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借鉴乡村和谐经济思想的建议

1．金融下乡是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

发展乡村的和谐经济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资金从哪里来？费孝通先生是主张民间主导，政府引导的方式的发展乡村金融。费孝通先生在江村开办了乡村合作银行，认为乡村工业和乡村银行以民营的形式为最佳。当然需要政府引导，用法律来规范化。根据调查，前几年贵州扶贫货款到户率为42%，实际上远远没有达到此数。扶贫贷款需要担保，而贫困农户很难得到贷款。现在推行小额信货，贫困农户可以得到一些货款，但难度也很大。现在贵州农村贷款是这样的，贵州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对每个农户进行资产评估，然后根据这个打出信誉等级，再根据这个决定贷款金额。中国乡村和谐经济的发展需要和谐恰当地解决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的关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为之惊叹：“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费孝通先生的乡土重建思想堪称当今乡镇企业发展的真正的思想源头。现在贵州各地县域经济的发展都说没有钱，金融下乡在贵州是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先行。建设和谐经济，需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最好是发展直接金融试验区，促进金融下乡。

2．和谐经济需要现代技术下乡和职业技术教育下乡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现代技术下乡”的口号。费孝通先生认为如现代技术的下乡，乡村工业中合作制的推广，这些工作都需要政府来做。特别是乡村工业的发展必需有一个可以“把小型制造单元协调在一起的大型组织”，这个组织的建立及其管理职能的发挥要依赖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生村官等推动不了中国乡村的和谐经济，反映出在中国的边远农村，现代技术下乡困难重重。中国的现代教育不但没有做到把中国农村推向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打工的机构，损蚀了乡土经济。在这里费孝通先生实际上是提出了发展面向乡村工业的职业教育的问题。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比较成功的事例。比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的实习工厂从1903～1907年“先后毕业者共计2000余人”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于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对高阳织布业的兴起产生了巨大作用。而乡村工业的发展会引起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从而刺激自身人才培养机制的形成。在土布业中心的高阳，当地的商会为了培养更多的织染专门人才，提高技术水平，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在1927年创办了高阳私立职业技术学校。设立织布、染色两科，前后共培养成400余人，这些毕业生大多成为高阳布业大商号、大工厂的骨干力量。为高阳织布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费孝通先生指出当时现代教育和知识分子与乡村脱节的情况，知识分子下乡搞乡村建设，“太偏重文字教育、卫生一类并不直接增加农家收入的事情”，而缺乏农村需要的可以运用现代知识的生财之道。当时的教育制度使“乡间出来的人才受了现代科学教育之后，并不回到乡间服务。国家现在很重视职业技术教育，但这些毕业生回农村的少，有一个过程，现在沿海地区对人才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3年职业技术教育学不了多少技术，当内陆地区的高职高专技术人才在沿海混不了饭吃了，就会回头看，技术人才在欠发达、欠开发地区（例如贵州农村），是有用武之地的。

3．新农村建设和谐经济需要配套一些优惠政策

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混合生产力的经济模式呈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应在农工相辅、城乡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和谐经济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和谐经济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城市化的任务极其艰巨，乡村和谐经济发展之路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和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中国以占世界百分之五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的22％的人口,固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也足见人地关系之紧张。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无法找到就业门路的时候，农业是农民唯一的谋生之道，农业成为唯一的就业门路。现在农村是人多地少，农村的工业技术和服务业技术的就业岗位也很少，所以大批农民工往大小城市里跑。所以，在中国乡村和谐发展农业、工业和三产服务业，才能正确的和谐经济结构和和谐经济体制。乡村和谐经济的建设是中国乡村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就象费孝通先生不把眼光局限于农业，而另辟蹊径提倡发展当时的乡村工业一样，今天中国的和谐经济建设也要大刀阔斧。在重视乡村工农业的同时，也不要把眼光局限于一两个产业，要因地制宜，广开门路，农、林、牧、副、渔业均可发展，国内旅游服务业、国际旅游产业和国内国际观光农业，直接金融业和国际金融业，国际贸易业，现代物流业，节能减排的环保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都可以发展，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