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专业音乐教学初探

著名音乐史学家陈聆群先生指出：“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始终是与教育的发展相结合的，这是我们在新音乐史上可以看到的历史特点；而这一特点在第一代音乐家的开创性活动中便已鲜明地表现出来了。”[3]34220世纪初以来，以西方音乐传播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新音乐运动产生了以沈心工、李叔同、萧友梅、赵元任为代表的第一代音乐家，以黄自、吴伯超、周淑安、应尚能、赵梅伯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音乐家，以及其后的另几代音乐家。值得一提的是，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初创”，尤其是对以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为代表的我国正规专业音乐院校的创建和发展，除了蔡元培和第一代音乐家萧友梅等人的奠基之外，还与后几代音乐家（包括外籍教师）的奋力开拓分不开。音乐“宁波帮”虽未进入中国新音乐的第一代音乐家行列，但作为继往开来的第二、第三代甚至更往后的几代音乐家的骨干力量，却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样的接力赛，至今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音乐“宁波帮”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初创”，包含了三方面内容：

一、对20世纪初以来我国专业音乐教育院校的筹建作出的重要贡献

音乐“宁波帮”筹建或参与建设的专业音乐院校包括了1927年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之后相继创建的国内部分专业音乐院校。其中，有的如今已是国内名校，有的却因历史的原因停办或撤并，但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它们都在力图通过教育的手段培育出建设中国新音乐文化人才，并以此在促进中国社会进步方面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对早期专业音乐院校筹建作出贡献的音乐宁波帮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应尚能（1902-1974，声乐家，作曲家，宁波奉化人）、赵梅伯（1907-1999，声乐家，宁波奉化人）、陆仲任（1911-2011，作曲理论家，宁波镇海人）等。应尚能、赵梅伯、陆仲任（萧友梅的学生）是继沈心工、李叔同、萧友梅等之后，我国新音乐发展的第二代音乐家，这个音乐家群体多数“仍然信守着上一时期所确定的爱国、民主、科学的方向，以音乐教育为中心展开多方面的音乐活动，探索以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来改进与更新中国音乐”。[3]344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前出现的第二代音乐家，是在中国存亡危急之际为新音乐披荆斩棘开辟前进道路的一代。对真正意义上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创设，应尚能、赵梅伯当属“元老集团”。尽管他们政治立场不同，解放后又各奔东西，但在他们所认同的新音乐之路上，却都散发着浓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和相近的学术观点，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这些观点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方向和建设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代表性。

1.应尚能与我国早期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筹建。随着上海的沦陷，抗日斗争的逐步展开，全国各地许多音乐工作者也随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向西南“大后方”转移。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尚能于1938年到达武汉，不久又前往重庆，任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任社会组主任。像许多进步音乐家一样，应尚能始终认为专业音乐教育和普通音乐教育、提升国民音乐文化水平和用音乐表达爱国热情都该是相互促进和有机统一的。正如他在1938年写就的一篇题为《发展音乐教育之我见》的文章中所述：“我们可以利用音乐感化人的力量作音乐上抗战建国的宣传。假使同时用好的音乐来做这种宣传，岂不介绍好的音乐给一般的民众么？”[4]14也就在那年，应尚能带领政府教育部实验巡回歌咏团，汽车上装载一架钢琴随行，沿着成渝公路大小城镇，用爱国歌咏活动宣传抗战。1940年暑假，国立音乐院在重庆青木关成立，应尚能作为该院的筹建人之一，被委任为教务主任。学校校舍只是农村的瓦房和草房，师资十分缺乏。因此，应尚能在繁重而困难的筹建工作中，又特地去香港招募沦陷区上海的一些旧友、名师，邀请他们到重庆任教，在大后方共同创建专业音乐教育事业，重庆国立音乐学院成为当时大后方的最高音乐学府。经过应尚能的不懈努力，音乐学院的“班子搭得基本成型了、学习上了轨道，他却被解聘了”。[4]231应尚能遭遇意外解聘跟学院院长的更换很大关系。从踌躇满志到壮志未酬，应尚能悻悻然离开青木关，赴任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乐剧科主任。为此严良堃先生评曰：“老先生这一辈子的艺术道路比较坎坷……对这些历经挫折的音乐家，正是这种不公平，反而因其辛勤耕耘和学术成就，更闪现了他人品的高尚和事业的光彩。”[4]2311943年，壁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正式建立音乐系，并先后由刘雪庵、应尚能主持工作。

2.赵梅伯与早期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创建。上海沦陷后，不愿做亡国奴的上海国立音专进步师生们纷纷从上海撤出，奔向大后方继续发展专业音乐教育。期间，在应尚能之后离开上海的还有时任国立音专声乐系主任的赵梅伯。鉴于赵梅伯在上海乃至中国声乐界的崇高威望，1943年汪伪政府与褚民谊催请他出任南京国立音乐院院长遭婉拒，赵氏旋即携妻女离开上海，冒险穿越日军封锁线，辗转到达西安。在旧友胡宗南将军、刘宦女士和社会的赞助下，觅得西安香米园第一中学校舍，创办了西北音乐学院。学校创立的宗旨，不只是培育人才，而且更注重将西北地区的音乐教育水平提高。“抗战七年的中国，内地音乐科系，仅有四川、桂林等地，计有十六处之多，但一千零八个中等学校里，音乐教师约有三分之二没有受过正式训练；西北音乐院就在此偏僻的环境下，担当了教育西北人才的伟大使命，对于建设西北音乐教育，更负有重大的任务”。[5]49赵梅伯招收了西北地区热爱音乐的青年学生，还收留了许多从沦陷区流亡到西安的爱国音乐师生，并免去大部分学生的学食宿费，使其生活有着落。西北音乐学院的教学体制在当时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虽然不十分完备，但已初具规模，师资也有一定的阵容，包括赵梅伯、马革顺、何启超、马思荪、马思琚、郑延一、王绍先及几位外籍教师。从1943年开办到1946年停办，赵梅伯苦心经营着西北音乐学院，凡事亲力亲为，以致两鬓斑白。西北音乐学院办学时间虽短，但传播了音乐专业知识，培养了张树楠等近百名专门音乐人才，这些学生后来都分散到全国各地，大多成为音乐院校、文艺团体的骨干力量，对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音乐教育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鉴于创办西北音乐学院成效卓著，1946年，教育部长朱家骅拟请赵梅伯和徐悲鸿在北平重新创立当时北方唯一艺术学府——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赵梅伯在音乐系设立声乐组、理论组、管弦组、键盘组四个专业。招收中学毕业和有特殊音乐天才者。师资方面，共聘有教授三十多位，而国内外一流名师有17位，其中键盘组5位，除了三位奥地利、俄国、德国教授外还包括朱工一（宁波籍）和刘育和；理论作曲组共6位，陆仲任（宁波籍）位列其中；声乐组共4位，赵梅伯亲自担任教授，包括两位2位外籍教授和赵氏的高足张树楠。1946年9月12日的北平《华北日报》报道称：“名音乐家赵梅伯先生到北平来了，他来给沙漠中的北平挖掘甘泉。”北平解放前夕，赵梅伯离开北平辗转前往香港，团结国立上海音专在香港的同事们，于1965年创立了香港音乐学院，成为香港有正规学制和规模的最高音乐学府。其宗旨是造就具有系统音乐知识与技能的音乐爱好者，为整体提高香港的国民音乐水准服务。学院专业方向以小提琴、钢琴、声乐、乐理四小组为主，还包括长笛、中国音乐等学科。师资队伍多为香港最具盛名的音乐家。1968年，由于香港，社会不安定因素加重，赵氏停办了香港音乐学院，转而赴美定居。

3.1956年冬，在省委书记陶铸召开的广东音协同志座谈会上，陆仲任分析了广州创办专业音乐院校是“有利”还是“无利”，分析了广东缺乏专业音乐师资和经费少的不利因素，却也提出了广东存在的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明确了创办专业音乐院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给出了广东“如果经费少，可以从小办起，先办中学，然后办专科，一步一步来”。[6]的音乐专业院校建设路线图。建议得到了陶铸的支持，终于在1957年，他被任命为广州音专筹备组组长。从学校的选址，到校园结构的设计，从师资队伍的建设，到教学管理工作的安排，事无巨细，陆仲任都事必躬亲，在重大问题上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从不固执己见。在学校发展路线图的制定上，主张勤俭办学，从小做起，先办附中，后建大学。1983年设立研究室，并带头开展广东地方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工作；在学校重点学科的确立上，善于结合广东实际，主张民乐先行，以岭南音乐的研究为学校学科建设的重点；支持其夫人汪容琛对琵琶等民族乐器的十二平均律改革，影响深远。陆仲任自幼贫寒，也幸受萧友梅、黄自等师长对他的悉心照顾，深怀感恩之心。因而他把报恩之情深深倾注在了他一手创办的广州音专及师生身上。在培养、爱护、使用人才方面，陆仲任以一颗慈爱、细腻、包容、平等的心温暖并扶持了众多学子成才。作为学校创始人，陆仲任把广州音专视作自己的婴孩，一路悉心照料，精心培育，直至成为中国著名的高等专业音乐院校。在广州音专的创建和发展史上，陆仲任可谓居功至伟，堪称星海音乐学院的师德与学术楷模，也为中国音乐教育界树起了一块熠熠生辉的精神丰碑。

二、为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初创的学科建设、教育思想等方面奠定基础和确立方向

应尚能、赵梅伯、陆仲任等是音乐“宁波帮”较早直接参与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建设的杰出代表，对专业音乐院校的筹建及其初创期的学科建设功不可没，其独到的学术见解和教育思想，也为我国早期专业音乐教育发展方向的确立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下面以应尚能和赵梅伯为例，简述如下：作为声乐学科最早留学欧美的中国人，应氏和赵氏无论在留学期间还是归国以后，都始终没有忘却为中国音乐的崛起而奋斗。如在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中怎样保持国乐之风骨；如何实现洋为中用，强我国乐；未来中国新音乐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等课题，都在其思考之列。应尚能留美期间，首办华人独唱音乐会。回国后，成为最早举办独唱音乐会的中国音乐家之一。1931年8月，他受聘国立音专，开始担当起培养中国第一代新式声乐专业人才的重任，斯义桂、蔡绍序等名家皆为其门生。在国立音专，他用西洋唱法教授欧洲古典派、浪漫派的艺术歌曲，同时也让学生演唱作曲家黄自、赵元任的艺术歌曲。当时，用欧洲唱法演唱中国歌是新鲜事，以此法演唱中国歌的教学，对南方人应尚能来讲亦是大课题，他认为只有逼迫自己认真研究中国歌曲，才会出好的教学成果。鉴于当时中国艺术歌曲曲目较少，应尚能便亲自动手创作《梨花落》（附钢琴伴奏）等艺术歌曲。为实现“洋唱法”民族化，他和同事一起向民间艺人学习单弦、大鼓等艺术，细研民族唱法的吐字、行腔和韵味，探研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等古典声乐论著，直至完成《以字行腔》声乐专著。这些实践都“为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与其他作曲家一起积累了最初的经验……为他和同仁们建立中国声乐教学体系的理想打下了根基”。[2]441在欧洲时，赵梅伯以著就的法文版《黄钟史》，向西方推介中国音乐。回国后，赵氏胸怀两个理想：一为常将欧洲近代作曲家作品介绍给学生，二为推动中国新音乐运动。他在1945年4月12日的《西京日报》发表了对于中国新音乐的构想——确立“国家音乐的观念”；主张“融合现代科学发展音乐”；以西方科技考古中国音乐；“加强国乐发展”等。这些独到的见解使赵氏成为“近代中国音乐家中唯一敢站出来倡导发展中国自己音乐的音乐家”。[5]56在重庆期间，应尚能曾提出建立中国民族声乐体系，同样，赵梅伯也在西北音乐学院创院期间积极实践着类似的音乐理想。两位先贤对中国新音乐发展途径和方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阐述得既宏观又具体，不但涉及新音乐的创作、中西音乐比较，还包括声乐在内的许多音乐分支学科的发展问题。赵梅伯在抗战后的北平艺专，大胆试验，教学与管理业绩超越了当时的燕京大学、北京师大等著名高校的音乐系，足以证明其学科建设思想的正确性与科学性。赵梅伯的这些希望，指出了当时中国音乐发展中最紧迫、最现实的建设课题。他从当时国民音乐教育整体发展的视角，指出我国专业音乐院校在数量上的弱势，特别指出注重学校音乐教育的基础地位，专业音乐教育与学校音乐教育不可分，两者为命运共同体；同时，他还提出了以乐队为主要形式的音乐表演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呼吁社会尊重演奏艺术家的人格和职业地位，并把艺术家这一职业与国家精神和民族兴衰联系起来，提出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勇气可嘉，实属难能可贵。应尚能在1938年9月25日写就的《发展音乐教育之我见》（原载于30年代的英文刊物《天下》）一文中指出，“将来中国的音乐，亦须走上写意与传神的路径，不然就不能代表我们的文化，发扬我们的民族性，因为中国的美术如此，音乐自然也不能例外”。因而他主张尽力研究西乐，吸其所长补我国乐之所短；同时努力搜集我国原有音乐，保存国粹，并与西乐作比，以我民族音乐的乐理、乐器及能发扬民族性的歌词为基础，产生新国乐。在乐器改造方面，须以保留原有音色为原则，然后才可谈乐器的改进，这一观点与赵梅伯的民族乐器改良指导思想一致。同时他为我国抗战结束后音乐发展设计了三个时期：一是“整理时期”——主张培训合格的师资，编著和调整新音乐教材；统一音乐术语及人名；给民众以听好音乐的机会，并让其自行集体歌唱；出版定期音乐刊物，便于信息流通和学术探讨；设立音乐图书馆，扩充馆内音乐出版物。二是“提高音教水准与平衡发展音教时期”——须逐年提高音乐教育程度，且音教的发展要兼顾地区平衡，在大量产生高级音乐师资和专门人才的情况下，应在全国各地设音乐专科学校或音乐系，并将高深的作品列入群众性歌唱范围；三是“我们音乐达到最后目的的时期”——师资的训练已达到与专技人员相等的地位，音乐教师实践技能高深，音乐家人才辈出，可与世界的大音乐家并驾齐驱；中外音乐文化交流频繁，国内各大都市皆设有大规模的军乐队、交响乐队、歌咏团、歌剧院。在我国专业音乐初创时期，赵梅伯和应尚能不但在声乐专业学科建设上创下了多个中国第一，而且还能从宏观上关注整个音乐学科的发展，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未来发展给出了中肯、现实而又大胆的设计，为当时中国音乐前进的路径和方向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三、结语

处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的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初创时期，真正从事专业音乐教育的中国人较少，然而，就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专业音乐家中，宁波人却占了很高的比例。从那时起，宁波籍音乐家便以上海国立音专为依托，开始培养中国第一代新式音乐专业人才，他们前赴后继，团结奋进，辗转上海、重庆、西安、南京、广州、北平、香港等地，源源不断地把音乐种子播撒到全国各大专业音乐院校。也就自那时起，音乐“宁波帮”的雏形渐现，影响力日益彰显。

作者：沈浩杰 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