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劳动创造人本身”的论断

摘要：马克思经典作家们认为人类所根本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质是人的劳动，也正是劳动最终使人类从动物中脱离出来站在了自然界的顶峰。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是作为人的特殊的机体结构所具有的机能，是人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

关键词：机体结构;机能;劳动;自然人;社会人

1876年，恩格斯在集中的体现其关于人的起源、生成和形成的思想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 以下简称 《作用》）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新观点，把人类起源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近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使得人们能够从微观层面一窥生命的奥秘，对人类自身也有了更长足的了解。新时期，理论工作者应该积极的根据现代科学的新材料、新方法深入挖掘从猿到人的客观历史过程，深入观察劳动在其中的现实功能和重要地位，不断丰富其时代内涵。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一、机体结构和机能的辩证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生物进化、分化的基本规律是生物内部遗传和变异的矛盾运动以及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的相互作用。其中遗传变异是内因，环境条件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外界条件对遗传和变异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作为选择因素。也就是传统意义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选择的根据是变异，没有变异，无从选择。（2）作为隔离因素：例如地理隔离，生态隔离和生殖隔离。（3）作为诱变因素。比如各种辐射和化学药物的影响。（4）病毒对寄主细胞的作用。病毒也是最简单的生物，其细胞结构与其他生物甚至高等动物的细胞结构类似，一旦进入寄主细胞内，会对寄主细胞产生影响。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的相互作用还说明生命是一个自动而又开放的体系，在保持自身独立稳定的同时必须同周围的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必须参与到整个物质世界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运动中。遗传和变异是生物内部的根本矛盾，是推动生物进化的动力。没有变异，生物界就失去了前进发展的条件，遗传就只是简单的重复;没有遗传，变异不能积累，就失去了意义。生物正是在遗传与变异的斗争、转化与统一推动着向前发展的。遗传与变异体现在生物机体上，表现为机体特殊结构和机能这两个方面的遗传和变异，这是生物为了适应生存而表现出来的能动性。

机体结构和机能这一对范畴正体现了生物进化过程中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这三方面作用的实现。机能结构指的是生物特定的遗传密码决定的生物的肉体组织和器官也即生物的形态和结构;机能是指生物对环境发生作用的能力，主要包括特定形式的新陈代谢能力和对内外部变化的反映控制能力，对内外部变化的反映控制能力集中表现为生物的生存方式或行为方式[1]。自然选择作用，所指向的就是生物机体特定形式和水平的机能。能够较好的作用于环境从而有利于机体生存的机能，便克服和适应环境的反作用从而得到保存和发展，反之便被淘汰。一定的结构必然表现出一定的机能，同时一定的机能要求产生一定的结构。比如灵长类动物，有着能够立体视觉的大眼睛，便于抓握的分开的大拇指，这些形态和结构都有利于森林中活动;古猿在长期的进化中为了适应“臂行”的行为方式，前后肢因为机能的不同需要，形态也发生了不同的适应性的变化;因环境变化而被迫经常甚至长期下到地面活动的古猿，面对着更加严峻的生存挑战，要求改变固有行为方式，由长久以来臂行的行动方式过渡到直立姿势。来自高等灵长类的敏捷的、活动的前肢，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可从事其他活动。直立行走的重要性在于：下到地面生活的古猿能够站起来，头部的位置抬高了，视野变得开阔，有利于在地面寻找食物，同时还能及时发现敌人，从而迅速的逃跑或者作出防御。前肢从行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可以从事别的活动。直立的类人猿在生存斗争中还取得了凌驾与其他猿类之上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够抓住食物、拿着食物奔跑，然后躲起来把食物吃掉。而机能和机体结构决定了的不能直立行走的其他猿类要么逐渐消亡，要么成为现存猿类的祖先。直立行走如此重要，因此生物学界普遍认为，以现代人类发展趋向的进化链条与以包括所有现存的猿类为发展趋向的演化链条的最初的“分离处”正是与两足直立行走相关的。[2]“这种古猿大概首先由于他们在攀援时手干着和脚不同的活动，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平地上行走时也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越来越以直立姿势行走。由此就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3]生物在结构和机能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进化，其最终结果是人类的产生。

二、人类起源的机制――劳动

恩格斯在《劳动在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第一、劳动是客观存在的，劳动就是人的特殊机体结构的机能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是从对客观历史的科学研究中，对客观历史发展的事实中揭示出来的。劳动是客观存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主观臆想出来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它科学的揭示出劳动在人类起源和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劳动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劳动是作为人的机体结构所具有的机能的体现，也是推动机体结构适应机能进一步变化的原因。古猿由于生存的需要，把天然的树枝和现成的石块作为工具，用来觅取食物、构筑巢穴、防御其他兽类的袭击，这是动物式的本能活动;因为长期使用天然工具，古猿积累了相关丰富的经验，甚至能制造一些简陋的石器和少量的木器，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因为这时的劳动还是偶然、个别的行为，制造的也是些很原始、粗糙的石器和少量的木器，这种的劳动甚至还被大量的动物式的活动埋没着，所以这时期还属于“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或者说是劳动的最初形式。但是由于制造工具的出现，猿人的活动日益复杂，对躯体的改造提出来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人体机能结构的最终确定下来，直立行走、前后肢分化、手足特化以及向人脑的过渡这些都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劳动实现的条件和基础。真正的劳动是以制造工具的工具为标志的，这时期的主要代表是早期猿人。在这里，之前制造出来的工具也叫旧工具在使用方式和功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即将它们当作制造新工具的工具，实质上是猿人将自己已经加工和改造过的工具作为自己肉体的重要补充，这种在肉体的基础上加上各种各样专门或者不专门的工具进行再制造工具的活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开始了――它标志着猿人已经拥有了改造自己生活环境的无限可能。

第二、劳动创造人本身的准确解读

“劳动的推动作用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非自然的新的活动方式和生活环境，而不是直接促进古猿遗传物质的变异。通过劳动，人类改变着自身的生存坏境，改变了的生存环境又反过来改变了人类进化的方向。换句话讲，劳动作为一种新的活动方式和生活环境对古猿机体遗传物质的变异发生了选择作用，即选择了古猿遗传物质有利于适应劳动活动的变异，并使其逐渐积累，最终完成了古猿机体向人的机体的转变。正是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活手段对古猿机体遗传物质的变异实行了类似自然环境而又高于自然环境的选择作用，确定了古猿向人（会劳动的存在物）转变的根本方向。”[4]从猿到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统一的结果，但劳动是其中的一种最重要起着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人之所以为人，最根本的是劳动能力或物质生产的能力，也就是形成了劳动的机能。具体的说，人区别于他物的本质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使用人自己创造的工具改造物质世界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的形成和发挥产生人和人类社会。人通过思维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客观规律，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生产劳动，才能使人改造自然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不断延伸，才能不断改善自身生存条件以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仅有从先天获得的生理机体，也只是具备了作为人的生物学条件，属于自然人，尚不能成为严格、完整意义上的人（例如狼孩就是证明）。只有经过后天社会环境中的教育、实践，具备了社会生存的需要掌握的一切知识和技能，才能算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人而存在。单从人的生理上看，如果没有后天的学习和锻炼，也是不成熟不完备的。例如，没有语言学习活动，人的发音器官及大脑的语言中枢就不能发育完善;没有各种复杂动作的锻炼，手的生理机能也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得到完善。人从出生时起到变成一个成人，必须经过长期学习和锻炼，这个后天的过程表明人是由社会实践生活首先是各种劳动实践塑造而成的。现代人尚且如此，从猿向人的转变以及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形成就更不可能离开以劳动实践为基本内容的社会生活新环境了。[5]恩格斯揭示了人之为人即区别他物的本质特征是人对自然界的支配，而人之所以能支配自然界正在于人会劳动。实际上，人对自然界的支配活动与过程就是人的劳动活动和劳动过程。

随着人类的出现，就开始了人类历史，特别是开始了人类主动创造历史的进程。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的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6]劳动创造人本身，不仅指劳动对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指劳动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满足了人的生存、发展和繁衍的需要，是人们赖以创造自身的根本。

[参考文献]

[1]韩民青，物质进化论的人本哲学[M]，第28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

[2]西方文明史1[M]第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74页

[4]韩民青，是生物学问题，还是历史观问题―与龚缨晏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

[5]韩民青，是生物学问题，还是历史观问题―与龚缨晏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