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泉州回族历史与文化特性的记忆与表达

摘要：泉州回族文化遗产是泉州回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其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以及与闽南汉族的互动中不断再创造的结果。它是泉州回族起源、文化变迁与融合、社会适应与发展、族群认同变化与重构、民族文化心理形成、变化和延续的历史记忆，是泉州回族社会历史发展与文化特性的象征与表达。

关键词：泉州回族；文化遗产；历史记忆；文化特性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0586（2013）01-0102-08

一、文化遗产：泉州回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记忆

泉州回族文化遗产呈现多元形态，既有物质形态的碑刻、墓葬、寺庙建筑、族谱、典籍、书法、绘画及展览馆，又有非物质形态的口头传说、民俗活动、礼仪与节庆文化以及仪式与文化。既有伊斯兰文化特色的清真寺、古墓、碑刻、书法、博物馆、民俗遗迹，也有闽南文化特色的祠堂家庙、民居建筑、祭祖仪式、生活习俗、家族礼仪、。它们共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南回族文化遗产群落。

泉州回族文化遗产是中阿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记忆与表达。泉州自唐宋以来即是海上交通的重要门户，长期以来与波斯湾阿拉伯诸国有密切的商业交往。葬于泉州灵山的两位圣贤，在唐武德中（618-626年）来泉州传播伊斯兰教，他们来华只是在阿拉伯人中传教的。可见，当时的泉州和广州、扬州一样也是阿拉伯人聚居的地方。“1965年，在泉州郊区出土的一方古体阿拉伯文墓碑石，初步辨认，其义为‘这是侯赛因・本・・色拉退的坟墓。真主赐福他。亡于回历二十九年，三月……’回历二十九年即我国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可见早在7世纪中叶，在泉州的阿拉伯人中间已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五代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通过印度中转进行贸易。据《蒲寿庚考》记载，阿拉伯人马考地说，唐末五代间，阿拉伯商人东航者，皆乘中国船。宋元时期，泉州港海外通商空前繁荣，海上交通航线也日益发展，由泉州出航，经南海、三佛齐、故临至波斯湾，再由波斯湾沿阿拉伯海岸西行，至亚丁湾和东非沿岸。从泉州至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诸国，往返一次需两年时间。1225年，与泉州发生贸易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有大秦（今伊拉克）、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城）、瓮蛮（今阿曼）、白达（今伊拉克巴格达）、勿斯里（今埃及）、波斯（今伊朗）等。当时泉州陶瓷业兴旺发达，是为适应当时东南亚各国和阿拉伯国家人民的需要。泉州进口的香料主要是从阿拉伯等地进口的。“南宋绍兴年间，大食商人曜辛来泉州贩卖乳香价值三十万缗”。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泉州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元朝继续执行招徕外商来华贸易的政策，元至元十年（1273年）在泉州设立市舶提举司，管理海外贸易。并任用原南宋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继续主持泉州市舶提举司的工作。元代泉州港出口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纺织品、瓷器等，其中泉州产的“泉缎”（又名“刺桐段”）驰名海外，远销南洋、印度、西亚、东北非、欧洲等地。“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以北的哈玛遗址，曾出土中国的青花瓷片，经鉴定是元代的产品”。“阿拉伯人把泉州缎子叫做Zaituni，这个名词随着阿拉伯人贩卖的泉州缎子传入欧洲，就成为欧洲各种语言中缎子的名称”。以至英语、法语和德语中的缎子“Stain”一词，也由阿拉伯语“Zaytuni”（刺桐）转音而来。在伊本・白图泰的著作中还提到大食、波斯的商人侨居泉州的很多。波斯的毛彘、鞍鞯、兵器、铜器、珐琅等，由泉州输入中国内地，而泉州的瓷器则输往印度、阿曼等地。从唐、宋至元代，有众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侨居泉州。他们以泉州为据点，来我国转贩货物，经营香药、珠宝等贸易。他们当中，“象蒲寿庚这样几代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在宋末元初，主持泉州市舶司达三十年之久，在外商中有较高的声誉，这对招徕南洋、印度、阿拉伯等国商人来华贸易，也起过积极的作用”。元朝官方的记载说“泉州那里……做买卖的‘前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经商’”。在寓居泉州的亚非各国人民中，以阿拉伯和波斯人为最多，泉州人称他们为“南海蕃客”。他们把泉州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有的人甚至死后也埋葬在泉州。有的和当地人互通婚姻，他们的子孙后代，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当时泉州民间流传有“回半城”“半蒲街”的说法。据族谱记载，“现在泉州居民中的金、丁、夏、马、郭、葛、蒲、卜、哈、铁等姓，他们的祖先都和阿拉伯人有血缘关系”。宋元时期，由泉州出洋远航亚非各地贸易的中国商人，也受到各地人民的欢迎和接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也记载了元代中国商船将药材运到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情况。1953年，泉州市文管会在泉州南校场，发现一块元代石刻，记载“元大德三年（1299年），泉州人奉使往波斯湾的火鲁没思（即忽鲁谟斯），受到该国哈赞大王的接见，并带回特赐的‘七宝货物’呈现给元朝廷”。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大发明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其中指南针和火药，就是通过海外交通贸易，经阿拉伯商人西传到欧洲的”。我国大量的瓷器经由泉州运销亚非各地。元代游历过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到当时中国的瓷器曾远销到他的故乡摩洛哥。考古工作者在伊朗发掘出大量的中国瓷器。在伊朗的古勒斯坦宫，成对成对地摆着中国元明两代的青花大瓷瓶和其他精美的古瓷器。在波斯语里，瓷器叫做“泰尼”，意思是“中国的”。在医药方面，当时侨居泉州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中国的医术和药材带回各自的国家。例如阿拉伯名医阿维森纳的《医典》，其中许多医方是从中国医学著作里获得的。“从阿拉伯、南洋等地输入泉州的乳香、龙涎香、木香、苏合香油、肉豆蔻、没药、蔷薇水、安息香等十二种香药，其中有七种，在宋时已入药，成为民间常用药品”。如“苏合香油，出大食国。……蕃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麻风病）者亦傲之。可合软食及入医用”。现存的泉州清净寺，寺的总体结构，具有典型的阿拉伯伊斯兰式的建筑风格；寺的细部结构，也吸收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优点，清净寺是中阿文化艺术交流的珍贵遗迹。“在中国与阿拉伯之间所进行的千百年间的航海贸易中。从阿拉伯经印度洋到南中国海，再至泉州之间，从事海上贸易的各国商人形成了他们之间的经济、物产、航海地理知识的交融。形成了一种在阿拉伯与中国的航海人所共有的文化。比如说，阿拉伯《一千零一夜》中的不少素材当与行商于泉州港的阿拉伯人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泉州港毫无疑问地，应该是中国的‘阿拉伯走廊’。泉州是中国人认识阿拉伯、前往阿拉伯的通途。”

泉州伊斯兰文化遗产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泉州伊斯兰文化繁荣的历史见证。“自从公元7世纪以来，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泉州就出现了由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组成的、渐趋中国化的独特的穆斯林社会”。泉州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最早的地区之一，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暨伊斯兰教历元年，先知到麦地那建寺传教，唐武德中（618-626年）伊斯兰教传入泉州。据闽书记载“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灵山”。泉州灵山圣墓便是这一历史的见证。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唐代，由于朝廷对海外交通的重视，在泉州专门设“参军”，招引外商贸易，而此时非常重视海外贸易的阿拉伯国家正在发展兴起，所以自唐以来一直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伙伴。宋、元时期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随着泉州对外贸易的兴盛，大量的外国人如阿拉伯、摩洛哥、波斯、叙利亚、印度等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涌进泉州，尤以阿拉伯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为多，他们中许多人与当地汉人通婚，产生了从中国姓氏的第一代“土生蕃客”。在泉州东门外的圣墓，涂门外的津头浦、法石、云麓、美山、后渚以及后渚对岸的惠安百崎一带，都曾发现阿拉伯人的石棺式墓葬，多达数百座。从墓碑石刻可以看出，他们当中既有贵族、官吏、商人及传教士，也有妇女和儿童。《诸蕃志・大食国》记载“有蕃商日施那帏。确（侨）寓泉南，轻财乐施……作丛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据考定，“十二、十三世纪时，泉州的阿拉伯公共墓地，是由阿拉伯人蒲霞辛合纳只卜・穆兹喜鲁丁经营的”。据《泉州府志》记载“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赀累钜万，列居郡城南”。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大量的阿拉伯文墓碑石刻印证了他们绝大部分居住在泉州城南的历史。1932年，在拆除泉州东门城墙时，发现一方两面皆阴刻阿拉伯文的穆斯林墓碑石，译文是“死者名伊萨尔德，阿拉伯人，到中国泉州经商兼传教。……卒于回历721年（1321年，元至治元年。碑的另一面，刻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经文”。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在泉州涂门街建造清净寺，至元代，随着穆斯林来泉人数增多的需要，泉州清真寺又建了好几座，根据吴鉴《重立清净寺碑记》记载“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泉州海交馆也从一块阿拉伯文石刻碑文中考证出一个清真寺”。泉州古老的清真寺和圣墓以及众多的伊斯兰教宗教墓碑石刻，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泉州伊斯兰文化繁荣的历史见证。

泉州回族文化遗产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冲突、适应、变迁与融合过程的历史反映。“遗产属于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是一个特定族群的集体表述与历史记忆。研究遗产必须与它的时间和记忆联系起来”。泉州古老的伊斯兰教古墓、千年历史的清真寺以及众多的伊斯兰教墓碑石刻，记忆着泉州回族在历史上的社会文化繁荣景象。泉州回族的宗祠与族谱、祭祖仪式和以及浓郁的闽南汉族习俗礼仪，贮存着泉州回族迁居汉族社会后的文化变迁的历史记忆。“陈埭丁氏对于宗族和‘祖教’伊斯兰教的认同远远强烈于对民族的认同，无论是族谱的修撰，还是祠堂的建立，抑或是对祖先的历史记忆，都是在强化宗族和祖教的认同感。泉州穆斯林后裔互称‘同宗’，海外泉州穆斯林后裔的‘清真五姓联宗会’，皆以‘宗’为纽带”。宗祠的建立和祭祖仪式的举行，目的在于对祖先的崇拜，是泉州回族“汉化”的一个表现，反映了闽南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变迁。同时，在祠堂建筑中、祭祖仪式和丧葬习俗中保留的伊斯兰文化遗迹，反映出文化融合的特色和民族意识的表达。正如《陈埭丁氏宗祠刍议》中写道：“……建造宗祠采用了当地汉族的传统建筑形式。然而，陈埭丁氏的民族意识并没有消失，……特将宗祠的形制建成‘回’字型”。“建于明代的丁氏祠堂外观和周边族姓的宗祠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内部布局却颇有暗喻，廊院建筑呈现汉字“回”字形结构。这一闽南地区绝无仅有祠堂建筑，是丁氏族人对于自己回回身份的隐语”。厦门大学郭志超教授认为百崎郭氏回族墓制经历了元代石墓、明代整石雕成的石墓、明清三合土墓、清代以来的“内回外汉”式墓共五种墓制类型的变化。在形态上墓围、墓表石雕纹饰、墓葬构造等方面是明代以来社会变迁与回汉文化交流、冲突、适应、变迁与融合的历史反映。

二、开放与包容：泉州回族文化的多元兼容

“文化的开放和开放的文化必须以经济的开放和开放的经济为基础和先导，泉州回族的形成本身就是开放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的结果”。经济活动同时伴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四通八达的商业活动本身就是一项最具开放性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泉州回族先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泉州进行商业贸易，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举措。泉州回族海外经济贸易不仅是一项经济活动，而且是不同文化进行交流的文化互动。回族传统文化中的重商价值观和兼容并蓄的泉州文化特质乃至福建沿海具有的海洋文化开放性的特质共同塑造了泉州回族开放性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的组合性格特质。并形成了勤劳、坚韧、拼搏、务实、开放的民族精神和品质。泉州回族继承了其先民的伊斯兰文化，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借鉴中原和闽南汉文化，融合生成了多元包容与开放的泉州回族文化。

不相容或相异的文化在经过抗据与冲突，通过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互补和共生，从而构成文化内部的结构张力，这就是文化的兼容。“文化兼容、整合和文化冲突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演进的重要动力，它有时会改变文化原来的性质，为新文化特质的产生创造必备的条件。文化的兼容实质上是异质文化重新组合的过程，当然整合后新的文化中保留各种文化成分的多少取决于各种文化的势能高低，原来渊源不同，性质不同以及目标取向不同的文化（最关键的是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经过相互接近与冲撞，彼此协调、接纳，它们的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以及价值取向等为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不断进行修正，逐渐变化、融合，从而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整合兼容是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历史上泉州回族伊斯兰文化和闽南特色文化经过相互接近与冲撞，彼此协调，接纳，它们的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以及价值取向等为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不断进行修正，逐渐变化、融合，从而最终形成一个现今泉州回族多元兼容的文化体系，这种整合兼容是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泉州回族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体现出泉州回族文化多元兼容的特性。首先，泉州回族文化体现出是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闽南文化相互融合的特质。泉州回族文化从它一开始就不是单一体，而是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复合体。其次，从泉州回族宗教文化体现出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和闽南民间信仰文化相结合的特质，目前有许多陈埭回族家庭是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及民间信仰等多种信仰合一的家庭，体现出宗教文化兼容并包的特点。

三、适应与变迁：泉州回族文化的发展路径

泉州回族闽南特色文化遗产是泉州回族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和主动寻求生存发展的历史反映。元朝末年，由于长达十年的“亦思巴奚战乱”给泉州人民带来惨烈的痛苦，1366年陈友定进讨泉州“凡西域人尽歼之”。长期的战乱一方面导致泉州回族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另一方面破坏了泉州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关系，泉州港衰落不堪，外商罕至，商业凋敝，正常的贸易活动已经无法进行，传统的商业生计无法维持。为了躲避战乱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泉州丁氏回族和郭氏回族迁居陈埭和百崎，由城市迁居农村。为了适应地理与生态环境等自然环境的变化，他们采用当地汉族的基本谋生方式，改行商为务农，广置田产，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以海涂养殖和田畴维系生计，发展海滩养殖业和农业，获得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计方式。同时，为了适应闽南农村浓郁的宗族社会文化环境，通过采借汉文化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族制度，建立宗祠和家庙，与汉族通婚形成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通过重视汉文化教育和科举入仕而获得社会权力，通过入乡随俗适应了汉族生活方式，这一系列的主动性适应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到闽南汉族社会，从而获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陈埭丁氏对族群身份和的理性选择，他们把祖先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转化为一种生存和发展的策略”。泉州回族具有闽南文化特色的遗产是泉州回族适应性文化特质的见证和表达。

一个民族的民俗习惯，一般取决于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如果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传统文化观念等都发生了剧烈变革，那么，民俗文化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民俗的变异，就其方式而言，有内容变异、形式变异以及内容形式变异；就其范围而言，有局部变异和整体变异；就其程度而言，有渐变和突变。在泉州回族民俗中，上述的这些变异都有，但总体来看，是以内容与形式整体的渐变为主。泉州回族民众在与汉族民众的世代相处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传统观念都逐渐发生了变化，泉州回族的民俗也相应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原来的回族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习俗逐渐演化为以汉族民俗为主。明代万历年间（1537-1620年），丁氏第10代丁衍夏所撰谱牒《陈江丁氏族谱》，记述了他年幼时所见到的和宗教仪式，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文化特征，他同时还描述丁氏家族伊斯兰教信仰正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民间宗教色彩正在加浓。根据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的研究“陈埭回族宗教转化过程的开始大致可以从丁姓一世祖时算起。这以后，汉民族的民间宗教因素不断增长，伊斯兰教的因素渐渐减少。通过了300年左右的时间的量变之后，大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导致了质变，最终从信仰伊斯兰教转化为几乎全部信奉汉族的民间宗教”。根据笔者对陈埭回族社区和惠安百崎回族乡的调查，人生礼仪、婚庆习俗、丧葬习俗、祭祀礼仪都呈现出汉族民俗的特点，但其与当地的汉族习俗又有所不同，体现在其民俗在逐步汉化过程中，还保留了回族原来的风俗痕迹。例如百崎回族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祭祀祖先，家家都要煎炸“油香”以表示尊祖继俗，在祭祖时要摆上《古兰经》，举凡丧事必须“请经”，在春节张贴春联，有的回族群众写的不是汉字，而是阿拉伯文等，都体现出民俗的变异。

四、迁移与互动：泉州回族文化的传播

随着泉州回族移居台湾、香港、菲律宾、韩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将具有闽南回族特色的文化传播到海外各地。目前居住在陈埭的丁姓回族逾2万，而分布于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各地以及海外超过5万人之多，百崎历史上民穷地痔，飘洋过海者居多。“时至今日多有族亲生活于东南亚和香港、台湾等地，在台湾鹿港郭厝有百崎郭姓的衍派所”。这些移居他乡和海外的丁氏和郭氏后裔，将具有丁氏和郭氏回族特色的文化传播到海内外各地。台湾丁氏与陈埭丁姓回族一样，具有很强的宗族观念和认同意识，这种宗族观念和血缘认同，更强烈地反映在祖先崇拜方面。台西乡光华村的十张犁供奉有丁氏四世祖仁庵公之神主，在海南村的六堍厝，还有“丁家世传祖”的崇拜。他们经过多年的“调查联络”，于1973年9月30日在云林县台西乡举行隆重的仪式，成立了“丁氏宗亲会”，并推选出由32人组成的以丁治磐为理事长的“丁氏宗亲会第一界理监事会”，台湾各地以及美国、菲律宾、韩国和香港的丁氏宗亲参加了这次大会。陈埭鹏头村的丁王爷信仰，不仅在当地传播，而且随着移民运动多渠道地传播到台湾岛内。移民台湾的丁氏族人，去世后就地埋葬，有的在台西嫡亲，家眷总是想方设法将遗骨运回祖籍安葬，让其魂归故土。台湾丁氏回族移民后裔也不断有族人来到祖籍陈埭，两地宗亲在丁氏宗祠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一则在台湾丁氏中广为流行的传说“祖先是被牛撞死的，不吃牛肉是背祖”，透出了一种民族成分的信息，与在陈埭流传的“不吃牛肉不是陈埭丁”之说，有着深刻的异曲同工之隐语――他们同是“回族工”。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有美国人类学者皮尔斯伯里到百崎郭姓的台湾衍派所在地一鹿港郭膺从事田野研究，并据此获得博士学位（Pillsbury，1973）。她的研究涉及了鹿港郭姓穆斯林的汉化，“认为他们‘祭祖不用猪肉’的习惯表明了他们的少数民族特殊性”。这些都说明陈埭丁氏和郭氏回族的文化通过移居台湾的丁氏和郭氏移民而传播到台湾地区。菲律宾的清真五姓联宗会是社会文化组织，为泉州回族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承和发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祖籍地的回族一样，五姓侨民无信奉伊斯兰教，无明显的回族文化特征，但有自己的民族心理，而祭祖禁用猪肉则与陈埭丁和百崎郭的习俗完全一样。清真五姓的丁、郭等姓既有对清真堂传说远祖的崇拜，也有对可依族谱追溯的始前祖和先贤祖先的崇拜。如菲律宾聚书丁氏宗亲组团回乡祭拜泉州灵山圣墓附近的丁氏先祖墓，清真五姓也组团参加了这项活动。清真五姓联宗会和其他华侨宗亲会一样，以敦亲睦族，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泉州回族文化为宗旨，使得泉州回族文化在海外得以继承和弘扬。

文化的互动、交流与交融，对文化质地的变化、创新和发展都有重大的作用，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新的文化形式的出现，总是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总是不同文明互动的产物。”在泉州繁荣的历史时期，文化互动与商业交流结合是那么亲密无间，文化依托商业活动传播，商品交流依靠文化互动形成交易网络，通过商业贸易，使泉州回汉两种不同文化产生了有效的交流与互动。当时由商业贸易从国外传来的文化，其中大量的是阿拉伯文化，他们开始与泉州文化碰撞、交融。泉州和阿拉伯的文化交流，远非一般文化形式的交流，而是进行深层的交流，甚至熔化在血液之中，建立血缘、亲缘的密切关系，所以，这是一种血浓于水的文化互动关系。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文化的互动，中阿人民交往更为频繁，泉州便更急剧地由汉人聚居之地变为“民夷杂处”之区。这个“夷”中，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中亚的穆斯林为最多，包括商人、手工业者、航海家、学者和宗教职业者。这些人被称为“土生蕃客”“五世蕃客”，他们居住在泉州，看到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便积极主动地学习儒家文化，甚至很多人热衷于中国的科举，以为自己的晋升之阶。泉州陈埭丁氏回族家族是一个注重汉文化教育、积极鼓励科举、诗文传统累代相传、文学名人辈出的大家族。也有泉州人受传教士的影响，便随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不同文化拥有者之间的通婚是文化互动的一种独特形式，历史上在泉州地区，回汉两族男女互相通婚是很正常的现象，甚至还出现世代通婚的现象。也有泉州人航海经商至波斯者，有娶回波斯女子为妻者，出现“有从妻为色目人者，有从母为色目人者，习其习俗”。通过拥有不同文化个体相互通婚的方式，使中外文化产生了互动、交流与融合。建筑和习俗是表达文化互动的特色符号。在泉州城内，涂门街燕支巷中，有一个名门望族，泉州人称之为“祖阊苏”。现在还存在着一系列比较完整的古民居建筑群，其中有一座祠堂，名日“绥成堂燕支苏氏宗祠”，这一传统的闽南文化建筑物内，蕴涵着多元一体的文化，清楚地看到当时泉州与阿拉伯文化互动的生动情况。苏氏宗祠的建筑保留了明代建筑简朴的特点，也有别于其他汉族姓氏宗祠的宗教色彩。宗祠的建筑外观类似泉州回族聚居区的祠堂。祠堂与民居住区的大门只漆黑色，没有彩绘汉人祠堂传统的门神，整座建筑肃穆典雅。燕支苏氏宗祠的祭祀仪式也有浓厚的伊斯兰教的色彩。在汉人的习俗中，牛肉之类的食物是不能用来供奉祖先的，但燕支苏氏宗祠的祭品，无论春祭、秋祭或坟祭，牛肉的供品占一半。这种汉回结合的祭祀礼仪是泉州地区一种罕见的民俗文化现象。“亚非自古多兄弟，唐宋以来有会盟”，不仅是诗的语言，而且是反映丰富的历史事实。类似可以证实泉州与阿拉伯文化互动的现象，俯拾皆是，在泉州回族中可以看到同一对的春联，同时写着中阿两种文字。在墓葬方面，一般穆斯林是不崇拜偶像的，树碑的现象很少见，“但是泉州回族死后，一般都立有墓碑，在同一块墓碑上，可以看到同时刻有中阿两种文字，这些都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互动互相参照的结果”。百崎回族从小范围看，有若干村落的聚居点，而从大的范围看，又是同汉族村交错杂居，或者说回族是处在汉族的大海之中，这个长期形成的分布格局，决定了回族受到汉族习俗的严重影响，使回族不少习俗趋同汉族，如岁时习俗，春节、元宵、端午、中元、仲秋、重阳、冬至等，同汉族习俗的活动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婚姻方面主要也是受中国封建社会一夫一妻制和家族家长制的影响，封建买卖包办婚姻等旧时都存在过。但另一方面回族习俗对汉族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如回族的明洁为尚的卫生习俗，对汉族影响很大，在百崎的汉族也像回族一样，建造得是清一色的石块楼房，整齐清洁明亮，家家收拾的井井有条，各项用具洗刷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同回族交错而居的汉族，“如崎村的陈、黄、李、孙等姓10多户、奥厝贺姓20多户、克圃陈姓30多户、下棣杨姓20多户，也同回族一样有讲究卫生整洁的习惯。可见这些良好的习俗对汉族也有颇深的影响，此种回族和汉族民俗文化之互动，也有力地促进了回汉之间的文化交流”。陈埭丁氏祠堂建成一个“回”字型，丁氏回族祭礼中的伊斯兰文化遗迹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互动与融合的一个历史见证。

五、文化遗产与文化身份：泉州回族认同与发展的象征资本

泉州回族文化遗产已成为泉州回族表达民族认同和打造民族边界的符号，成为他们争取民族权力与获得民族经济发展的象征资本。当今时代被认为是文化自觉的被传承、被发现、被打造的时代，“无意识的传承”传统常常为来自国家和民间的力量进行着“有意识的打造”，这种打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再生产”的过程，是一种“地方或民族文化的张扬”过程。王明珂认为，“认同与区分是人类社会结群现象的一体两面。空间、资源环境与人群在其间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是人类社会分群的主要背景”。民族文化遗产属于民族性资源，因而是一种民族认同的话语符号，成为特定族群身份认定、价值体现和民族边界打造的符号。“几经起伏的地方穆斯林史给百崎回民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是多方面的。正是凭着这些地方穆斯林史的文化遗产，使百崎郭姓的穆斯林身份首先得到外界的认可（recognition），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被国家确认为回族”。百崎回族将“民族”作为当地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主要是鉴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提出来的。百崎乡政府认为，百崎乃福建省唯一的回族乡，同时也是泉州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乡，因此将获得最为优惠和最特殊的政策。“这一政策也将对海外资金有巨大的吸引力”。在百崎回族民族文化重新打造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接受了当地知识人士的一些有关强调“民族特色”建议，将这一特色在空间上充分表现出来，以期与发展商品经济、招商引资相结合。百崎回族乡行政大楼在建设中充分体现了民族特色，其中部顶层立着三座黄色穹顶，正面装饰则是巨大的拱形加网状线条部分，与地面起建的圆柱状楼体衔接起来，柱状体内则是通往各楼层的楼梯。这一设计显然受到国外清真寺常有的、用来招呼做礼拜的“望月楼”（minaret）之启发。此外，所有突出和明显之处的窗户均为拱形，整个建筑之外还有围墙，大门门框亦呈拱形。远远望去，总共六层的乡政府行政大楼犹如一座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乡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推出了集镇总体规划，在这一项目中，建设“伊斯兰商业街”为重要组成部分。既用“伊斯兰”来冠名街道，自然要有所体现。的确，在回族乡的都市规划里，如何表现百崎的“伊斯兰文化”成了具体任务。在建筑表现上似乎只有拱形窗、门和弯顶方能作为伊斯兰文化的代表。之所以如此，除了力求通过体现所谓民族特色以获取外界的“认可”之外，它还有一些十分现实的用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前民族乡领导就曾直截了当地点明，突显百崎的伊斯兰传承，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在伊斯兰国家开发商机，争取让百崎的产品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当时，百崎为数不多的乡镇企业主要生产鞋类产品，包括皮鞋和运动鞋。由是观之，在建筑理念上追求某种阿拉伯文化表现还有增强对伊斯兰国家的亲和力的诉求。1978年后，随着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贯彻与落实，晋江县（今改市）政府于1979年1月重申了陈埭丁氏回族的民族身份。1984年成立“陈埭镇回族事务委员会”，具体管理丁氏宗族所有事务，包括教育、社会福利、宗族内部纠纷、对外交流等。“回委会所开展的活动灵活地运用了少数民族身份这一‘象征资本’，来致力于宗族的事务，这不能不说是宗族实践的一种策略。是以少数民族身份这一象征资本作为生存和发展的策略”。1985年在丁氏祠堂开辟“陈埭回族史馆”，展示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同时成立“伊协小组”，举行开斋节、古尔邦节纪念活动，并创办《陈埭穆斯林》小报，介绍伊斯兰文化和报导陈埭回族活动等。还于1991年建筑陈埭清真寺，请阿洪主持做“主麻拜”。2006年6月，陈埭丁氏回族宗祠荣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建成泉州清净寺新的礼拜大殿并举行盛大的泉州清净寺千年庆典仪式，正是凭着民族文化的打造和再生产，泉州回族重塑民族身份认同，实现了泉州回族独具闽南回族特色的民族文化边界的重新打造和民族文化资本的再利用。

结语

民族文化遗产是某个特定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表述与历史记忆，是该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基本的文化标志，是维系该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泉州回族文化遗产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泉州伊斯兰文化繁荣的历史见证，是中阿文化互动交流的历史记忆，是泉州回族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变化和主动寻求生存发展的历史反映，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冲突、适应、变迁与融合的历史表达，它是泉州回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其生存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文化环境而与其所处的闽南社会不断互动、调适和再创造的结果，是泉州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的象征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