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释明权在司法为民实践中的应用

[内容提要]

司法为民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如何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是每位法官必须认真思考、具体实践的重要课题。作者认为，出台一些方便群众诉讼的措施，仅仅是司法为民的一个方面。从深层次考虑，法官行使释明权，对当事人的诉讼进行指导和引导，使双方在诉讼能力上于趋对等，从而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减少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济。释明权是一项既符合现代司法理念、体现法治精神，又能指导方便群众诉讼的重要司法为民制度。作者同时认为法官释明是一把双刃剑，法官行使释明权，应当受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中立原则的限制。

[正文]

司法为民，源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衍化而来，概括了我国司法权的人民性，体现了司法权运行的价值取向。 司法为民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作者认为，法官行使释明权，既能符合现代司法理念、体现法治精神，又能指导方便群众诉讼，不失为一项司法为民的重要制度。

一、释明权在司法为民实践中的作用

人民的幸福是最高的法律。民法是保护权利的法律，民事诉讼是以保护民事主体私权为出发点和归宿，理想的诉讼制度应该处处为当事人着想，方便当事人诉讼。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需要信息交换沟通，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也需要信息交换沟通。在这种信息交换沟通中，法官的目的就是使案件审理更加充分，使查明的法律事实更加接近客观事实，使裁判更加接近案件真实状态。实务中，法官站在法的立场上评价当事人提交的原汁原味的事实，当事人则站在纯粹的自然事实的立场上来认识法；纯粹的自然事实要进入法的视野，成为符合法的构成要件的事实，才能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然而，诉讼的高度专业性往往会阻碍当事人将先予诉讼发生的自然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将诉讼以外的实体权利转化为诉讼中法官所能认可并加以保护的权利。因此，当当事人的主张不正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或者误认为自己提出的证据符合法律要求，或者干脆偏离了法律评价的主题时，那么法官有责任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和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让当事人把不正确和有矛盾的主张予以排除，把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把不充分或有瑕疵的证据予以补充或补正；在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合理预期与法官的法律评价之间存在落差时，法官不能仅仅停留在加强裁判的说理性上，裁判之前就应当适时地与当事人进行法律观点上的沟通，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让当事人及时调整自己的诉求和主张，从而避免突袭性裁判的产生。而对于当事人来讲，为自身利益出发，有着知悉法官审理案件的法律理念及心证过程的强烈愿望，以权衡利弊，修正自己的诉讼主张或诉讼请求，避免接受“意想不到的打击”。于是就产生了民事诉讼过程中的释明问题。

法官释明权在实践司法为民宗旨中具有以下作用：

一是督促法官正确定位。 当事人诉权和法院审判权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不同的民事诉讼模式。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民事诉讼模式逐渐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过渡，法官依职权过多干预诉讼的情况逐步减少。但从审判实践来看，一些法官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的法官在诉讼中处于消极地位，缺乏对诉讼的管理，放任诉讼“自流”，造成了诉讼的无序低效。当事人的诉权是审判权行使的前提和基础，审判权对诉权具有修正和补充作用。当事人诉权与法官审判权的互动空间体现在释明权的行使上。因此，在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行使不当或不充分时，就需要法官及时、正确地行使释明权，对当事人进行询问，要求他们作出解释、说明、陈述或举证，加强对案件和诉讼的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官行使释明权有利于督促法官依法履行自己的法定责任，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同时又能避免法官以行使“职权”为名而随意介入诉讼，从而使法官的审判权对当事人诉权的行使起补充和完善作用。

二是促进双方当事人的对等。民事诉讼的目的是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明确，证据确实充分。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变发展，诉讼中扩大了当事人的义务，增强了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但是，我国现阶段当事人的素质、法律意识还难以满足这种诉讼模式的要求，法官行使释明权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我国的诉讼参加人对这种对抗性较强的诉讼，在观念上还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需要法官在诉讼中进行解释、说明。其次我国公民的整体法律水平不高，特别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一部分人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对这种对抗性较强诉讼活动中应承担的陈述主张、举证、质证等义务，根本无法按照诉讼的要求进行，对这些诉讼能力上存在着不足或缺陷的人，需要法官行使释明权予以救济。再次民事诉讼中经常会出现一方当事人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或者具有丰富的诉讼经验，而另一方当事人却是文盲、半文盲，或缺乏诉讼经验，也没有经济实力聘请律师，其要求法院解决什么，要达到何种目的，在表述上并不清楚、明确。特别在举证问题上，仍然过于依赖政府和司法机关，缺乏举证的风险意识，有的甚至对何为举证也不甚明了，使自己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地位上。此时，法官行使释明权，启发、提醒当事人明确自己的主张、请求，提供补充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把不适当的主张、请求予以排除、更正，从而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都能平等地得到保护，实现程序上的公正。

三是实现诉讼效益最大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固有的弊端是诉讼拖延，效率低下。法官通过行使释明权，使当事人的主张、请求得到明确的表述，也启发、提醒当事人充分提供相关证据，陈述事实理由，从而减少了当事人上诉、申诉、缩短了诉讼周期，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同时可以避免同一事实重复诉讼，使纠纷能够在一次诉讼中得到解决，避免当事人重复诉讼而增加诉讼成本，节约了国家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

四是拓宽司法救济领域。法官行使释明权可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济，使当事人双方在诉讼能力上更趋对等。通过行使释明权，充分发挥法官在审判程序中的主导作用，重视对当事人的引导、指导，充分体现了司法便民、司法利民、司法为民，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法官释明权的主要特点和基本内容

法官释明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当事人的主张、请求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况下，依法对当事人进行询问、提醒、启发或要求当事人对上述事项作出解释和说明的权限。释明权具有以下特点：（ 1）释明的主体。行使释明权的主体是法官，即只能是审理案件的合议庭审判长或经审判长授权的法官和独任审判员，其他任何人对当事人的启发、提醒，均不能称为释明权。（2）释明的对象。法官释明的目的是告知当事人有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因此，法官释明的对象是当事人、法定人或经过当事人特别授权享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的委托人，法官不应向其他人员和一般人释明，也不应要求其他人员代为转告法官诉讼释明的内容。（3）释明的时间。法官释明权只能在诉讼过程中行使，既不能在诉讼前，也不能在诉讼后。（4）释明的前提。法官释明的依据是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的精神，即在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法官才有权进行诉讼释明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也就是说在当事人的主张、请求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况下，且这种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的主张、请求或陈述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时才能行使释明权。（5）释明的形式。法官在进行诉讼释明时，最好采用书面形式直接送达给当事人，采用口头告知形式的应当将释明的时间、地点、法官以及释明的内容和法律事实依据制作笔录备查。

（一）在案件受理阶段。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在案件受理阶段，法官释明权主要是通过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指导当事人根据自己的诉讼请求进行举证。早在1998年，最高法院在《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明确肯定了“举证须知”。目的是通过“举证须知”这个普遍性的规则，明确当事人举证的针对性。在案件受理阶段，尤其要对请求权基础的释明，因为请求权基础是当事人诉讼请求所依赖的事实及法律理由。由于当事人法律素质等原因，其请求权基础可能出现错误，此时，法官不应予以简单驳回，而应予以释明后，由当事人再作选择。如某A乖坐B公司客车途中被C驾驶的汽车撞伤，经鉴定两车相撞的责任全部在于C.A以侵权为由，要求B和C承担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B与C并不构成共同侵权，B对A没有直接加害行为，故B对A只构成违约，A对B的请求权基础应为运输合同中的附随义务之违反，即B未尽到对乖客人身安全的保护义务。当事人应以此为基础，请求B公司违约赔偿或C的侵权责任。同时，应重视举证通知书在指导当事人举证中的作用。

（二）在证据交换阶段。证据交换中，如何引导当事人就争议焦点进行举证，是使证据交换不流于形式的关键。它不仅需要制定一套完善的证据交换的规则，同时要强化法官对交换证据的指导，对当事人在证据交换中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相关事实的加以引导。在证据展示的过程中，法官有必要根据当事人对法律的认知情况，适时地引导当事人按一定的顺序进行交换证据，并对有关问题进行必要的释明，这种释明体现在对整个证据交换行为的指挥、监督方面，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对交换程序的简要释明，即告知当事人证据交换的规则和程序，所出示证据的规格要求等。这种释明对于无律师的案件尤为必要。二是对交换行为的简要释明，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明确或有矛盾、不充分的情况下，法官依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或法律上的质问，促请当事人提出证据，以明确己方的诉求，从而指导当事人有针对性地进行举证，并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鉴定、对延长举证期限提出申请等。三是对交换后果的简要释明，主要告知当事人已经交换并表示无异议的证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或者撤销，庭审时法院也不再就此进行质证。当事人反悔的，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或对方当事人同意，法院一般不予重新调查。四是对证明责任的简要释明。证明责任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案件事实在真伪不明时，由谁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的责任。法官通过结果责任的释明，可有效促使当事人举证。

（三）在开庭审理阶段。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开庭审理阶段，法官进行释明，以能和当事人及当事人之间相互沟通意思、明晰争点为限。一般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举证时，法官可令当事人补充有瑕疵的诉讼资料，但必须限制在当事人所提出的攻击或防御方法之内，不能在此之外要求当事人提出新的诉讼资料。二是在质证、辩论时，如当事人对案件的法律关系、事实关系的陈述相互矛盾、模糊不清，法官有必要向当事人发问，使当事人释明，把不明了的陈述明确化。当然，法官的探知应受当事人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的约束。三是在认证、庭审小结时，法官可适时地与当事人进行法律观点的沟通，以使当事人对其诉讼行为产生合理的行为预期。这种沟通，与是否泄露审判机密不同。法官适时地公开其法律观点，尽可能地说服当事人接受合理的法律评价，既是避免出现当事人接受意想不到的诉讼结果的需要，也是促成当事人直面现实、妥当解决纠纷的需要。沟通因法官的心证趋于公开化，从根本上促进公开审判原则的贯彻。

三、正确处理释明权与辩论原则、中立原则、处分原则的关系

法官释明能保证诉讼各方在公平平台上进行诉讼，也能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但是法官释明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起当事人的猜疑，动摇对法官的信任。 法官行使释明权，应当受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中立原则的限制。

（一）处理好释明权与辩论原则的关系。辩论原则与释明权，在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这个问题上，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辩论原则与释明权是对立的，辩论主义要求认定案件事实的诉讼材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它不允许法官随意介入诉讼，干预当事人的诉讼决定权，其核心意旨是维护程序正义。另一方面，辩论原则与释明权又具有同一性，辩论主义被认为是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一种手段，释明权也是发现案件事实的一种手段。“获得胜诉的愿望既可促使当事人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事实，也会鼓励双方竭力掩盖自己所发现的不利的证据和事实”。通过行使释明权，加强对案件和诉讼的管理，及时查明事实，防止诉讼拖延，维护实质正义，释明权是对辩论原则的限制和补充。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是落实辩论主义原则，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公民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较差，依靠政府和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思维根深蒂固等原因，我们在制度设计时，要解决好如何保障当事人权利、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称：“如果真正把属于当事人的权利还给当事人，那么法院指挥和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的职权进行主义不仅不能改掉而且还要加强。”在尊重当事人对诉讼实体内容的决定权，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同时，在诉讼程序上，仍要坚持法官的诉讼指挥权。释明权与辩论原则的有机统一，正是我们探索一种合理的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

（二）处理好法官释明权与中立原则的关系。中立是指法官在整个诉讼活动中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不偏不倚地审判案件。法官行使释明权，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官个人的价值取向、禀性情绪、性格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容易渗入法官的主观随意性。而且，法官进行释明，无论其初衷多么公正，往往意味着对一方当事人的援助，而对另一方当事人产生不利的影响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教授认为：法院进行释明在某一程度内是义务，在该程度以上成为权限，再过一定限度时则为违法（违反辩论原则）。如果不就释明权的行使设定某种限制，辩论原则就有名存实亡的危险。因此，法官释明应尽可能好地协调法官职权与当事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法官的中立性。笔者认为，法官进行释明，以限定在能与当事人及当事人之间相互沟通意思、明晰争点较为合理。诉讼程序中，当事人是自己选择的最好判断者，法官应当维护、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三）处理好法官释明权与处分原则的关系。处分权的存在使审判权具有受控性和有限性，法院不能变更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也不能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作出裁判。但处分权的行使离不开审判权的保障，片面地强调处分权的地位而无视审判权在诉讼中的作用，势必会回到“私力救济”的时代。当事人之所以求助司法救济，是渴望通过审判权来解决矛盾，处分权的行使需要审判权的支持。适当、积极地行使审判权有助于及时、合法地抑止纠纷。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用了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字句，说明法官的“告知行为”是强制性的义务，即如果不告知，就会构成违反法定程序而致使案件被发回重审；当事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是当事人选择性的权利。如果当事人不愿意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只能驳回诉讼请求，而不能强制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