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人灾难危机意识的探讨

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电影也在传承着民族精神和文化,而灾难片可以说是悲剧展现的一种生动形式,通过悲剧式的震撼剧情来唤起人们强烈而长远的危机意识。在西方文学中,悲剧是其美学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相比西方惊心动魄的悲剧美,中国的悲剧倾向于大团圆、因果报应的结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庸心态大大削减了人们的危机意识。

关键字:灾难危机意识;灾难片;悲剧;中美;灾难

去年,电影《2012》在全球上映,票房甚是火爆。片中不断出现的全球性的灾难场景,让我们想起了美国一部部风靡全球的灾难片,从《龙卷风》到《后天》,从《先知》到《2012》,灾难大片在最近几十年里长盛不衰,并日益成为现代电影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些灾难片讨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从中挖掘更深层次的人性之光-----忧患意识,人们对未来的危机感。而中国电影史中灾难题材影片屈指可数,大多是对历史的重演,“大团圆”式的结局总是在预示着未来的美好。

笔者认为,中美灾难片如此的差异不是主要资金抑或技术类的客观因素的差异,而是两国灾难危机意识的差异性。

一、灾难危机意识

谈到差异,媒体和大众第一想到的就是资金和技术的悬殊。我们说这已经不能算是有说服力的理由了,我们已经看到张艺谋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现了中国导演的能力和中国的科技制作技术;诸如《集结号》、《超强台风》等电影在大场面的掌控上做出了中国人的探索。可以说,虽相对美国来说是逊色些,但还是可以展示出水平的。因此,资金和技术,不足为借口。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美国灾难电影都是以灾难性后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充分展示了人类生命活动在当代面临空前威胁这一种文化假设。导演用科幻警示和平社会中的人们要居安思危!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的危机意识几乎遍及社会的每个角落。在好莱坞电影中,我们总感叹他们的想象能力和科幻手段,但美国人却在这些外人看起来是娱乐的东西中,长期潜移默化地受到危机意识的熏陶。而中国的灾难片大多和国家的主旋律相关,民族与民族间的,正义与非正义间的,很少能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便反映自然灾害,最后也是人定胜天的大结局,导演的潜在薄弱的危机意识也是国民意识的体现,同时影片的文化渲染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

在电影《2012》中有一段情景是反映发生在中国的地震,这让我们联想到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很多同胞在地震来临时措手不及,不幸葬身废墟中,另外在房屋承建者薄弱的危机意识、强烈的功利心下产生一栋又一栋的“豆腐渣”。大地震造成四川省共有近六万九百名同胞遇难,一万八百名同胞失踪,所造成的损失难以想象,他们的危机意识不是很深刻,换来的是痛心疾首的悲剧。而作为美国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难,卡特里娜飓风,虽然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但是人员伤亡相比之下很少,不足两千,因为人们做好了灾难预警机制,提防灾难的降临。

而我们的现实是,早在2005年8月,由北京专业调查公司的《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民中有4成不知道哪里里有避难场所,更有近7成根本没有想到过避难。2008年南方雪灾、冰灾、寒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尤其是给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对此,我们充满同情。中国媒体已经对此作出了深层次的反思,天灾人祸,问题不少。但是,其中重要的一点原因却极少提起,那就是:中国人普遍缺乏危机意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安逸,对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大,防患未然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北京的《新京报》曾经载文指出:市民危机意识的缺乏,就堪称最大的危机。扩而言之,中国人危机意识的缺乏,就堪称最大的危机。

任何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必然的,危机意识的差异得追溯到文化的根源的不同。

二、内在的文化根源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电影也在传承着民族精神和文化,而灾难片可以说是悲剧展现的一种生动形式,通过悲剧式的震撼剧情来唤起人们强烈而长远的危机意识。在西方文学中,悲剧是其美学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而且是个永恒的话题,西方的悲剧学说发展至今,可以说没有中断,而且逐步经历了从英雄的崇高到人生的否定、生命的意义。

西方悲剧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希腊时期,勇敢善战的古希腊人有一种“探险猎奇的趣味”,“需要强烈生动的”,这种普遍趣味了古希腊人追求悲剧强烈震荡心灵的艺术效果;沿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悲剧学说的足迹,诞生了莎士比亚经典的四大悲剧,从悔恨焦急自尽的奥赛罗到彷徨在犹豫和犹豫中的哈姆雷特,悲剧文学色彩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传承着启蒙运动的精神;吸收了黑格尔“悲剧冲突”的概念,和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的悲剧学说;直到尼采《悲剧的诞生》问世,才标志着西方开始系统讨论美学和文艺问题。尼采认为,希腊人所具有的刚强意志和生存方式造就了希腊文化(其实质就是悲剧文化),悲剧文化成为希腊人战胜人生悲苦、肯定生命的特定文化存在样态,并且亦成为当下和未来人类寄托人生的载体。西方的悲剧一脉相承,对于西方人来说,悲剧是引发观众的“怜悯和恐惧”,以达到“净化”的目的。

悲剧精神是西方文化思想的集中表现,西方悲剧意识的作用是暴露人的生存困境超越人的生存困境。命运悲剧集中表现了人类对人生意义的积极探索和自身价值在实现中所显现的坚强性格和意志具有很强的危机意识。悲剧的结局, 一方面向人们预显了命运之神的强大, 似乎是说命运不可抗拒,另一方面, 又显示了人类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因此观众不会因为主人翁的牺牲而绝望, 而是被他们不朽的斗争精神所感染。物质世界对人类的异化, 使现代人在多元的现实中, 只能自己设定自己。现代主义悲剧把古典悲剧意识中的暴露生存悲剧性, 演变为暴露人生存的荒诞性。人的自然本真和被异化的现实出现了最撼人的冲突。

在《中西方悲剧特点比较与分析》,邹红教授认为西方悲剧感很强,强调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正如雅斯贝尔斯在《悲剧的超越》中提到的:“真正的悲剧意识远不只是痛苦和死亡、流逝和绝灭的沉思默想。倘若这些事情要成为悲剧,人就必须行动。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人才会进入必定要毁灭他的悲剧困境。”这就是所说的西方的危机意识,促使人们积极行动起来。

相比西方惊心动魄的悲剧美,中国的悲剧倾向于大团圆、因果报应的结局。中国从古代戏剧最初是为适应广大市民的审美需要而发生、发展的,剧作家和演员对于观众的生存依赖感决定他们在创作和表演时不得不考虑到欣赏者的意志,在大悲大痛以后安排一个抚慰性的小喜,依赖外在力量实现结尾的大团圆。正如邹教授提到的,中国文化缺乏怀疑和否定的力量,更是具有保守性,对不合理的东西往往采取容忍的态度,反对矛盾冲突。正是缺少一往直前的意志力量,作者通过生命的转化或是外在力量处理悲剧,即“善有善报”,使得作品少了原有的浓烈的悲感,反倒增添了点喜剧色彩。正是这种现象,著名教授邱紫华在其著作《东方美学史》中提出: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学其实是不存在悲剧的。

中国悲剧中体现的危机意识甚是很少,除了过于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如春秋时期的“杞人忧天”原本是杞人对未来社会潜在的担忧,却被人们认为是胸无大志,患得患失的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可见人们其实对这种长远的忧患危机意识是讽刺和嘲笑的,中国绵延千年的文化里反复宣讲的就是寄托未来,对未来充满信心,即所谓的“乐感文化”,如孟子的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人们认为自然的“天道”总是充满了乐观向上的力量,而“人道”的关键就在于在自我的体认上实现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于是在与“天地参”的过程中,中国人成就了其文化的核心内涵:乐感。乐感文化使得悲剧的结局略显快乐,乐观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成了中国人自信“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观念脊梁,从表面上看这是受苦人的希望,实际上却是受害者的精神鸦片,大大削减了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积极进取的欲望,保持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庸心态。

三、对中美危机意识的再认识

美国人的危机意识突出的是对未来和对人与自然的忧患,突出的是个体,注重个人幸福;而中国古人受道德观和儒家文化的影响,不太用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中国那些悲剧式文学作品中,一个善良的人遇到无情的打击最好终会因因果报应得以慰藉,但是现实中似乎难以找到出路,危机意识是血的代价换来的。所以,这就要我们打破相沿已久的乐感文化情结,增强危机意识,确认促人奋进的悲剧精神,积极行动起来,关注整个人类,关注世界生态,关注地球,关注现在,关注未来;具有强烈文化渲染作用的影视艺术更是要扮演好载体的角色。

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由于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台风、地震、洪水、干旱等灾害将会越来越多,忧患意识就越来越重要。其次是博爱意识的培养。民间的互助互济是一种博爱精神的体现,要将对亲人、朋友的爱推及对陌生人、对全社会的爱。我们要把危机教育提上议事日程并付诸行动。危机教育不但要体现在政府的宣传中、舆论的导向中和学校的教育中,而且要渗透到企业、单位、社区和家庭等各个角落。增强公众应对危机的紧迫感和自觉性,提高公众对于危机和灾难的辨识能力,掌握有关的自救和互救知识。只有当公众掌握了应对危机的技能,能够在危机中自救和互救才是务实的危机意识教育。社区应制定一套社区危机处置预案,社区内居民各自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一套联动机制,并定期进行模拟演习,以保证预案在灾害中顺利运行。我们还要靠制度的规范。唯有将危机意识教育上升到制度层面,才能切实保障这种教育的执行,也才能使公民在遵守制度的过程中逐步将之内化为价值观,进而使公众形成牢固的危机意识,更使人们自觉地接受。我们还要提醒的是,加强民众的灾难危机意识,媒体的作用尤为重要。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提出危机处理的“3T”原则,强调了危机时期信息的重要性,即(1)Tell you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2)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3)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也就是说,没有准确及时地灾害信息,就不可能及时地、全面地激发民众的危机意识,更不可能引导民众采取防范危机的措施。

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一味地否定中国的文化或国人的危机意识。相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春秋时期就提出“居安思危”的中华民族,是肯定不缺少危机意识的,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自古以来都是很强烈的。今天,太平时日的中国人没有资格放弃忧患意识,在自然灾害频仍的中国大地上,放弃了灾害危机意识,就是放弃了生存和发展的意识。但现实是今天强调灾难危机意识的人少了,对灾难危机的探讨少了,这种意识还未能在我们潜在的思想里举足轻重,或者说我们的危机意识还没有到达一定的深刻度,我们需要的是思想观念的转变,要看到正是对未来的希望暗示人们奋发向上,创造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1]【德】尼采.杨恒达译.悲剧的诞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著,亦春译.悲剧的超越[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3]邹红.中西方悲剧特点比较分析[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