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信息标准破局前夜

“已经不再是一年前的‘雾里看花’了”。在《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基础框架》（以下简称《标准框架》）专家论证会上，一些专家对《标准框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而这已经是关于《标准框架》的第五次专家论证会，课题组负责人第四军医大学徐勇勇教授认为：只有这一次的论证会开的最扎实，专家的意见也集中到要害问题上了。之前虽然已有四次专家论证过程（一次论证会，二次会议讨论和提交论证材料，一次是函询），但由于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在国内基本上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并且内容庞大、繁杂，涉及的部门和领域特别多，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了解、共识和协调一致的过程和时间。

按照预期计划，《标准框架》应当在2006年底以前完成，也就是说还有一年的时间来完善、修订。虽然已经看到中国的卫生信息标准框架的雏形，徐勇勇对目前的《标准框架》也有相当的信心，但从第五次论证会上专家激烈的意见这一点上看，要使更多的人认识、认可《标准框架》，也确实需要做更多、更细致的工作。

痛定思痛

《标准框架》课题的研究起因，徐勇勇介绍是2003年的“非典”过后留下的沉痛教训。

在SARS爆发之前，虽然许多卫生部门都有自己的信息系统，但大多各自为政，只满足于本部门、本单位的信息需要。而在SARS期间出现的信息不畅、决策延误等问题，虽然并不能完全归因为信息系统的不健全，但这一弊端却引起卫生部门的高度关注。

之后，国家开始着力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建设（包括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医疗救治信息系统等），并针对众多卫生部门的信息系统互不兼容这一事实，决心制订国家卫生行业的信息标准。2003年年底国家卫生部启动了三个涉及标准的课题，其中《标准框架》课题的研究工作，卫生部委托给总后卫生部承担。

至于为什么委托总后卫生部做这个事情，徐勇勇的解释是总后卫生部在医院信息化方面有非常好的基础。据了解，从1995年开始启动的军队医院信息系统，目前已在军队所有医院推广应用。最近几年，部分军队医院住院病人的详细信息（如医嘱、用药、费用等信息）已经实现网络化传输，上级医疗管理部门可以随时对这些医院的医疗过程实施在线监督和查询。

另外在军队医疗卫生信息标准的研究方面，总后卫生部也取得了两大成果：一是《军队卫生信息分类体系》，一是《军队卫生信息分类代码表汇编》。这两项急需的医疗卫生信息标准，都已经正式下发给军队各医院参照执行。非典时期紧急建立小汤山医院时，由于采用了统一的数据字典和标准规范，在极短时间内就将信息系统安装到位，创造了医院信息系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成功运用的一个范例。

2004年3月，总后卫生部正式委托第四军医大学作为项目承担单位，徐勇勇为首席专家，组织军队和地方专家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

关键的支持

缺乏信息标准是各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之前记者在采访民政部信息中心时，也听到关于婚姻登记、低保等信息系统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导致信息无法实现共享的问题。而要做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工作，如果仅仅在一个行业内可能会容易一些，但国家卫生标准体系涉及到的部门和行业却相当广泛。

据了解，整个国家卫生标准化体系刚开始共有三个项目，分别是《医院信息基本数据集标准》，主要任务是规范医院信息系统的基本数据，实现信息的共享，这个项目主要由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李包罗负责；《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基础框架》就是徐勇勇目前在做的项目；《公共卫生基本数据集标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公共卫生监测与信息服务中心首席专家金水高承担。

三个研究课题的分工看似简单，但涉及到的部门却相当多。徐勇勇介绍项目组先后走访了国家标准委员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各相关部门，并与北京、上海、湖南、浙江等省市卫生厅局，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人民医院等知名医院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流。

与此同时，为了取得国家相关部门对卫生信息标准研究的指导、支持和配合，2004年4月，卫生信息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国内卫生信息标准方面的权威专家，如迟宝兰（曾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傅征（曾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李包罗、金水高等，都是卫生信息标准化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成员，由此奠定了这个全国性专业委员会的权威性。

而对于标准委员会的作用，徐勇勇和李包罗都相当肯定。李包罗认为标准委员会是一个聚合国内医疗卫生行业信息处理专家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互相沟通好了，具体项目就好做一些。不过李包罗同时认为“这个标准委员会应该列在卫生部的政府机构里面，有相应的权利和资源，不断去协调不同领域的信息标准化。而目前的标准委员会仅是一个群众团体。”

焦点问题

虽然仅经历了《标准框架》第五次专家论证会的一部分过程，但会上激烈的交锋确实让记者感到专家学者在研究态度上的严谨性。

会上的焦点问题是采取什么方法建立中国的卫生信息标准体系。徐勇勇介绍，《标准框架》采取的是自上向下建立概念数据模型的思维方法（譬如费用可分为固定资产和日常费用，而每个费用底下又可以包含很多具体的费用项目），这种模型对底层系统仅有指导性的作用。徐勇勇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缩短国家卫生标准体系的建设时间，并且能比较快地满足国家实施卫生管理和宏观决策时对信息的需求。

而部分专家则认为，可以采用从下往上（如根据业务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信息项目抽象为信息模型）的方式，如直接采用美国卫生信息标准HL7的参考信息模型RIM。采取这种方法需要得到一些软件厂商的支持，因为会直接涉及到信息系统的实现问题。

“用RIM作为信息模型，会使工作比较细，而且扎实，但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按照目前国内的卫生信息标准化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徐勇勇这样说。据了解，国家希望在2010年前初步形成自己的卫生信息标准体系，但看美国的HL7标准，从1987年到1999年，HL7 V2.3.1版正式成为美国当前的国家卫生信息标准，整整花了12年时间。之后又因为出现的问题不得不从1996年开始研发HL7第3版（V3），即RIM，以满足卫生信息“无止境”的标准需求。现在十年又过去了，虽然V3 RIM 已经定型，但支持RIM的规范词汇仍很不完善。

对于这两种方法能否结合，李包罗认为“还是希望能够有从上到下的一个框架式的设计，把非常抽象的信息模型放在上层，以后逐渐向下发展，所以这等于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设计和从下到上的实现，最终能否互通，不见得就是一个肯定的答案。不过我们所做的从下往上的东西，最起码对解决医院的信息系统开发所涉及的信息共享等问题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