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法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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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法制论文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1篇

自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畜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1996年农业总产值的30%以上都是由畜牧业创造。其中,人均蛋肉类的拥有量已经超出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和发达国家的距离逐渐缩短,呈现出齐头并进的姿态。我国的畜牧产品不仅满足了我国自己的需求,还走向了世界,世界肉类增长量的80%都来于中国。1997年出畜禽、蛋肉类总之高达18.25亿美元,其中冻鸡肉5.55亿美元,生猪2.98亿美元,猪肉1.95亿美元。重要的出口企业主要位于上海、天津、吉林、山东、河北、四川、辽宁、北京、大连、青岛等省市,主要出口到中东、俄罗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所以,畜牧业成为出口创汇的主产业之一。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飞速进步,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畜牧产品卫生质量有了严格的标准,这也导致了兽医卫生质量的提高和法律体系的完善。而我国兽医卫生的落后也制约着我国畜牧产品的出口。欧盟为了一统欧洲市场,且保护其成员国的利益,其兽医工作委员会对第三国畜牧产产品进入欧洲市场提高了标准,提出了严格的限制条件。而我国的畜牧业产品出口到欧盟是出口创汇的一个主要来源,其中包括水产品、禽肉、肠衣等上万吨的产品。我国根据92/116/EEC理事会《关于鲜家禽肉贸易卫生的71/118/EEC指令的最新修正》,对禽肉生产企业进行了严格且高标准的考评。由于我国兽医卫生条件不达欧盟的标准这一考评结果,所以自1996年起,我国畜牧产品被禁止出口到欧盟。这条禁令一出,我国畜牧业一系列不利于畜牧业发展的连锁反应也随之发生。比如我国的畜牧产品同时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排斥,出口价格一降再降,前景不容乐观。甚至有些国家比如南非、日本等国家也纷纷效仿欧盟,要对我国的禽肉生产企业进行考察。这一系列的反应使得我国畜禽产品出口面临巨大的压力,国家遭受严重的外汇损失。

2对策

加强理论研究。人的卫生、动物卫生、植物卫生合称三大卫生,在我国经济发展建设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相互配合,密切合作不仅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时也为人类的健康服务。因为动物卫生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所以兽医卫生工作需要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来规范与约束。理论指导实践,没有理论的实践不能称之为实践,只是做无用功,故而理论对于实践工作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加快兽医卫生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兽医卫生理论体系。为兽医卫生法的立法、执法提供有力的科学理论依据并指导兽医卫生体系健康、蓬勃发展。加快立法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效后,《家畜家禽防疫条例》被废止,同时失效的还有与之相配套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了使兽医卫生行政执法活动不失去连续性,尽快建立与动物防疫法相配套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已是当务之急。《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并不能满足兽医卫生有法可依的要求,所以加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相辅相成的一系列以动物防疫法为核心的法规的制定,是兽医卫生法制建设的重中之重。以便推动兽医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使兽医卫生执法部门有法可依。

3结语

虽然欧盟下令进口我国的畜牧业产品要严格按照卫生标准,但不可否认其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对我国的兽医卫生法制建设也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面对其他国家的拒绝,我们更加会意识到自己在兽医卫生法制建设中的不足,而加快完善我国的兽医卫生法制建设,是保证兽医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有效途径。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卫生法学;实践教学;科研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33-0008-02

伴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飞速发展,诸多深层次的医疗卫生问题不断浮出水面,逐渐向世人发出新的挑战,例如:和谐医患关系中医患信任机制的构建问题;如何在伦理与法律视角下平衡家庭伦理观念与堕胎权以及与生殖健康有关的医疗损害赔偿问题的研究;如何完善和加强医疗卫生体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对公民医疗权利的保护与医疗纠纷的处理问题;如何规范医药市场,杜绝诸如“毒胶囊事件”等问题药品的出现,保证人类合理用药的问题研究;关于医疗权利在我国公私法领域的地位确认及范围界定的问题;人格权法视角下患者自己决定权的问题研究;等等。

以上种种问题不单单是医学界、法学界等社会各界的研究难题和焦点,同时是我国向世界医疗卫生强国迈进路上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需要具有一定科研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医疗卫生人才,而这一重任则毫无疑问地落在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高等医学院校身上。因此,如何深化教育改革,培养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医疗卫生人才尤其是卫生法学专业人才,就成为高等医学院校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1 卫生法学专业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定位分析

1.1 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方向

卫生法学又名医事法学,是涵盖了一切有关人的生命健康权益等诸多内容在内的学科,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培养目标和方向十分明确,即通过四年的专业教育,培养出适应我国医疗卫生法制化需要的,全面发展且系统掌握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法学知识,能在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法律服务等部门从事医疗卫生方面的法律咨询、诉讼和研究工作,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创新型、专业型法律人才[1]。

卫生法学的专业培养目标表明:卫生法学类专业人才是研究和解决社会各领域与人体生命健康权益之间的生命伦理和法律关系的重要主力军,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1.2 明确科研能力培养的意义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各界包括医疗卫生领域对自身人才的引进不再单单看重一纸文凭,更多开始注重对应聘者动手能力、管理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的考察。对此,高等院校应将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教育职责。这对于卫生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般而言,科研活动的研究者不但需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准确的判断力和能动的分析力,而且要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大胆的创新精神、顽强的奋斗精神和不怕挫折、敢于承认错误的优秀品质。因此,在校期间加强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既有助于其知识的深化和创新思维的形成,也有助于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养成。此外,大学生科研活动的有序进行也将为校园的文化建设和浓重学习氛围的构建添上有力的一笔。

1.3 明确实践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关系

实践教学和科研活动都是课堂教学或者说理论教学的持续和深入,二者都是对学生动手动脑能力的一种培养和提高。其中,实践教学要以科研为灵魂、为指导,而科研活动也能够使大学生的个性在实践的过程中得以充分的展现。由于卫生法学涵盖了医学和法学两大实践性和研究性都很强的学科,所以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对卫生法学专业的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必要性。

2 卫生法学专业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条件和依据

2.1 较为成熟的心理基础

作为卫生法学专业的大学生,自入学之初就已经对我国的医疗卫生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其思维能力、思维水平和个性的发展水平已渐趋成熟,基本能够独立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于社会责任感和大学生积极向上的激情,他们已经具备在纷杂的医疗卫生现象中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些都为其在卫生法学领域开展学习和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

2.2 充足的卫生法学专业知识基础

拥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科研活动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活动。卫生法学的相关教学恰恰为大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储备。通过卫生法学的教学,使学生在学习卫生法制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我国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管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食品安全、医疗纠纷的处理和医疗损害的赔偿等各种与人体生命健康权益密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解读。加之卫生法学相关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社会调查、专业见习和实习、毕业论文、法律咨询活动等[2]实践教学活动,为卫生法学专业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奠定良好基本技能训练的基础。

2.3 良好的高校环境为大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当今高校之间的竞争由单纯的高水平教学质量之争上升为品牌之争、综合实力的竞争,而优秀毕业生的水平尤其是其科研创新的能力和水平,逐渐成为一项衡量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这也就是说,科研不再单单是高校教师的事,学生科研水平的高低同样对高校品牌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目前开设卫生法学专业的30多所高等医学院校而言,不仅具有医学、法学、社会医学、卫生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高素质教学队伍和科研团队,而且大都具备自己固定的附属医院和医疗卫生实习单位,这些都为卫生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开展科研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3 卫生法学专业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途径

3.1 制定综合培养计划,将科研创新能力贯穿于卫生法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天才可遇不可求,但人才是可以经过后天来培养的。而科研活动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对于卫生法学人才的科研培养也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就需要制定综合的培养计划。

1)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增加专门的研究课程,使其内容包含更多的科研成分,如开设研讨班(seminar)课程,使学生由科研理论基本知识入手,逐渐加深对科研的意义的体会与认识[3]。

2)在社团活动方面制定大学生科研活动计划,如部分高校开展的“大学生科技文化节”等,既要邀请校内外知名的医疗卫生专家、学者举办学术报告会和学术讨论会,营造科研学术氛围,强化学生的科研创新意识,也要积极为大学生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搭建平台,促进其科学文化的交流。

3)建立科研活动的激励和评价机制,如对科研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一定的津贴和科研学分奖励,在年度评优中给予加分奖励等[4]。

3.2 提高卫生法学专任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切实加强实践教学

科研活动本质上也属于实践活动,但科研之于实践乃灵魂之根本,实践之于科研乃物质之基础。因此,基于卫生法学横跨医学和法学两大实践性学科的特殊性,其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并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实践教学课时;其次,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教师也应积极争取和珍惜到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调研学习机会,不断更新所学,真正实现理论知识与现实问题的对接,从而在日常教学中有选择地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式教育等实践教学模式,由简入难,层层深入,使学生在平时的实践学习中摸索和掌握课堂学习中所不能讲授的默会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动手动脑能力,并且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实际医疗卫生问题。

3.3 倡导“本科生科研导师制”的科研教学方式

导师制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在高校的历史由来已久,其不仅专注于言传身教,更专注于身体力行的亲力亲为型教育模式,使学生手脑并用,在学中“动”,在“动”中学。目前应用最广的应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导师制。“本科生导师制”的提出和应用目前一般较多地应用于本科生论文写作方面,而在本科生的科研活动方面应用得太少。

鉴于卫生法学专业自身的社会实践性要求以及与社会医疗卫生现状的紧密联系性,通过科研创新活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社会参与性是一个值得推荐的个性化教育方式。通过建立“本科生科研导师制”,使学生从入学之时便参与到导师的科研创新活动中,不但可以拉近师生关系,丰富师生的业余生活,营造和谐的学术氛围,而且可以迸发“头脑风暴”的强大力量,就医疗卫生信息与问题进行切磋,相互促进,可以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实现教学与科研的共赢局面。

3.4 让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科研共同体”或研究工作小组

“科研共同体”或研究工作小组是校内外一些科研兴趣相近或相投的人员自发组织的科研活动组织或中心。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专家不会因为新手的潜力而感到有所威胁,会尽可能地提供自己的知识和技能[3]。对此,卫生法学专业应充分发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积极加强与实习单位如卫生厅(局)、医院、疾控中心等医疗卫生部门的紧密联系,既可以聘请知名医疗卫生专家学者加入校内的“科研共同体”进行指导,也可把在校内“科研共同体”或研究工作小组中表现突出的学生推荐到这些实习单位的知名科研活动中心去锻炼和学习。通过这样一种与专家学者亲密互动的交流和学习,可以使学生处于知识产生的真实情境之中,真正地理解和深化所学,并将所学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从而使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得以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王洪婧,胡勇,王树华.论医事法学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的改进[J].卫生软科学,2009(6):422.

[2]朱莉莉,韩志红.法学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价若干问题探讨[J].科教导刊,2011(6):85-86.

[3]简世德,邹树梁.从默会知识看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J].当代教育论坛,2006(10):98.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3篇

随着市场经济和医疗改革的深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一部分医疗工作者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和日益增大的工作压力,出现了医疗失误、索取红包、变相收费、过度医疗等异化行为,成为了与医疗卫生行业“救死扶伤”的根本宗旨不协调的群体。因此,医疗卫生事业一定要走向法制化道路,做到卫生事业管理法制化、医务人员执业规范法制化、医患关系处理法制化。对于医学院校来说,只有不断开展医学生法制教育,培养懂法、守法、用法的综合型医学人才,才能符合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香港大学法学系陈弘毅教授说过:“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从医学伦理学的层面来看,“依法治医观”是医生职业道德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求医疗工作者要正确处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关系,对自己负责、对患者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使工作关系契约化和合法化,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常发展。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使医疗人员对依法治医有正确的认识,同时也要对医生职业抱有正确的价值观和生命观,尊重患者的权利。使自己对职业规范的要求从法律制度的“他律”走向道德内省的“自律”。

当前医学生法制教育存在的困境

医学教育专业性强,专业课程课时多、难度大,专业知识和技术是否过硬直接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和性命安危。因此,医学院校在开展医学生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重视医学专业教育、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的现象。一是法制教育还是以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36课时的《法律基础》为主,课时少,针对性不强。二是《卫生法学》和《医疗纠纷的概述与处理》等卫生法学都是选修课,不参与奖学金的评定,对就业没有太大影响。三是医学生专业学习课程多、内容多、压力大,客观上造成学生无暇顾及选修学科,对卫生法律等人文课程只能简单应付,无法深入理解。四是法律课程的教学还是以理论灌输为主,缺乏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案例分析,教材也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不能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医学院校的法律师资薄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法律课程的授课老师教学水平有待提高,由于医学院校的大部分法律课程不是必修课,在学校整体教育系统中不是主要地位,所以学校在引进法律教学人才方面明显力度不够,法律课程的教师在医学领域的实践知识不足,不能在课堂中联系实际,使法律课程失去了对培养医学生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教育的良好作用。

一方面是临床带教老师自身法律意识淡薄,许多临床带教老师侧重于对学生进行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方面的教学,对执业医师在工作中会遇到的医患矛盾和法律问题认识不足,在临床带教时不能有效地指导实习生。另一方面是法制教育的硬件建设短缺,没有与新时期医学生法制教育相适应的教材素材和实践基地,使医学生法制教育始终停留在课堂上和校园内,学生们不能直观地认识和学习卫生法律知识。法律基础和卫生法学的重要性,法制知识与医学专业的联系,如何加强自己的人文法制素养,如何运用法律知识在医疗工作中帮助和保护自己,这些问题都是医学生应该充分认识和不断探索的。但是,近年来对医学生的调查研究中显示,超过半数的医学生不能充分认识上述问题,造成了他们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成效不理想的现象。例如,许多学生不能认识到现代医患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医生与患者是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关系,在医疗工作中应该把尊重和维护患者享有的权益放在首位,还保持着“以医务人员为中心”和“自己是权威”的传统观念。还有些学生不懂得规范执业和依法行医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医生是一项具有高度责任性和风险性的职业,应该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否则他们在实习和行医时就会因为工作疏忽或非规范化操作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在医疗纠纷中处于被动局面。

加强医学生法制教育的对策

加强医学生法制教育,就是为了让医学生在未来的医疗实践中自觉运用法律知识,规范行医、依法行医,尽可能地避免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关系和谐健康发展。在教学内容上体现一个“通”字一是法学课程与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人文课程的内容融会贯通,全面审视法律与道德、心理、社会等多个学科的关联,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综合素养。二是法学课程与医学专业知识、医学实践内容交叉,根据卫生行业的实践经验来决定医学生法制教育的内容,重点开展举证责任倒置、医疗纠纷处理、医疗文书的书写与管理、医疗事故的处理等案例的分析,增强法学教学的现实性和全面性,使教学内容更加符合医学生的专业特点。例如把法学、医学伦理学和医学结合在一起,提高学生对安乐死、克隆人、试管婴儿等问题的价值判断能力,充分理解从法律层面制约这些行为的重要意义,把医生这一职业与社会责任、职业道德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德法兼修”的良好效果。在教学方法上体现一个“活”字改变以往说教式和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采用案例分析、PBL(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模式)和情景教学法等,通过案例的再现和重组,激发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医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例如把“佛山弃婴”作为PBL教学案例,以“弃婴”案涉及哪些违反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的行为作为引发学生思考的问题。在教学理念上要体现一个“新”字一是要善于吸取国外医学人文法律素质教育的先进经验,科学设置国内医学生人文法律教育体系。二是要善于关注伦理学界和医疗界的理论发展和社会焦点,把新鲜内容及时加入教学内容。三是要善于培养“双轨”卫生法律教师,在医学院校开设医学法学专业,培养跨医学法学学科专业人才,弥补我国这方面人才的空缺,选拔既精通法律又有医学教育背景的优秀人才担任医学院校的法学课程教师,增强教师对医学生法律教育的驾驭能力。

加强法制教育基地建设把附属医院和实习医院作为法制教育基地来建设,明确临床教学的法制化意图,为医学生创造更多接触病人、了解社会的机会,把医院作为学校和社会连接的桥梁,使医学生在“学校-医院-社会”三位一体的法制教育体系中将法律知识、医患关系的各种现象和法律实践实例结合在一起,提高医学生法律信仰,做到“知行合一”。规范医疗文书的写作医疗文书是医学鉴定、司法举证的重要依据,临床带教教师必须使医学生正确审视病例的作用和社会价值,从法律的高度来看待它,严格病例书写的规范性、系统性,做到细节填写准确完整、记录内容全面真实,通过考核、训练提高医学生业务能力和法律素质,培养他们依法行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提高医患沟通能力通过临床带教老师的言传身教,手把手地教导医学生在接诊时如何运用既有专业素养又有人文气息的语言与患者交流,如何尊重患者的就医权、知情权和隐私权等,如何用成熟有效的交流方式解答患者的疑惑,增进医患双方的信任,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例如,在得到患者的同意后,鼓励医学生在查房现场亲自询问患者的病情和感受,体会患者的身心痛苦,增强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更加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以后的医疗工作。#p#分页标题#e#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医事法学;医事法专业;科研能力培养;思路

医事法(卫生法)是新兴的医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其“交叉性”决定了医事法专业人才具有复合性和应用性,其“新兴性”要求医事法专业人才必须具有创新性。而科研能力的培养是医事法专业人才形成该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首先,科研能力是创新素质的重要体现,对医事法专业人才进行科研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深入挖掘其创新潜质,引导其树立创新精神和形成创造性思维。其次,科研的过程包含了对既有理论知识的梳理、对他人实务经验的总结,这非常有助于医事法专业人才夯实基础专业知识、将理论与实际有效联系,进而为其复合性和应用性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参与科研实践,也是培养医事法专业人才独立作业与团队协作能力,提高沟通协调能力、表达能力等人际交往能力的有效方式。

目前,国内对于医事法专业人才科研能力培养的讨论不多,涉及科研能力培养的方案大都涵盖于医事法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中,并且其具体操作因各学校的认识不同而有差异。这种缺乏专门理论研究和专门机制设计的情况,非常不利于医事法专业人才科研能力的培养。本文将就此对医事法专业本科学生(以下简作“医事法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谈一些思路。

一、基本概念

(一)医事法专业本科学生科研能力

科研能力的内涵可概括为九个方面的能力:检索文献、收集资料、阅读文献资料、鉴别资料、归纳综述、发现和提出问题、逻辑思维和分析、创新、文字表述和口头表达。[1]

医事法学生的科研能力也包括上述九种能力。通过培养,这些能力应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在本科学习阶段,能够发现医事法教材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能通过查找和思考排除问题存在的可能性或确定错误后对教材提出修改意见;在申报学生科研课题时,能够规范、清晰、逻辑严密地完成申报书的书写;在实习、工作阶段,在发现现有法律规范没有规定、医事法理论也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能够有意识地寻求其他领域的理论对该问题进行解决,并进而能在实践的基础上为修正或完善该理论进行思考。

(二)医事法专业人才培养与医事法专业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

医事法专业人才培养(以下简作“专业人才培养”),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具备普通法律、医事法律理论知识和实务能力,具备基础医学知识和基本临床技能,能在医疗机构、卫生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法律服务机构和各医药院校等部门,从事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法律实务以及法学(医事法律)教学和科研等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医事法学生科研能力培养(以下简作“科研能力培养”),是指通过专门的、系统的科研训练使接受训练的医事法学生具备进行科研的基本能力。

如前所述,科研能力培养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但二者在直接目的、培养对象和具体培养措施的设计上也有所区别:科研能力培养是在专业人才培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科研能力所作的培养,其直接目的在于满足对医事法科研有兴趣的医事法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及向医事法科研工作岗位培养更具科研能力的本科生;专业人才培养针对所有的医事法本科学生进行,科研能力培养针对对医事法科研有兴趣或有相关科研工作职业规划的医事法本科学生进行;专业人才培养措施围绕医事法专业人才的复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进行设计,科研能力培养措施针对进行科研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设计。

二、医事法专业本科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思路

对本科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讨论已经不少,一些带有共性的内容当然也适用于医事法专业学生的科研能力,比如采用研讨式的教学方式培养科研能力,在课堂“知识传授”的过程中训练科研能力[2],校方应提供制度性的科研能力培养方案和配套措施,等等。但根据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医事法学生的科研能力培养有其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充分体现在对医事法学生的科研能力进行培养的思路上。

(一)促进医事法学科的发展

我们现在更多地强调医事法专业人才的复合性和应用性,这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同时其似乎也隐含这样的思路:学科本身的理论性暂且不论,只要我们“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符合社会需求的医事法专业人才,那这个专业就有发展前途。以这种思路为指导,对“医事法专业人才培养”这个问题,学者们往往侧重于从目标定位、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实践教学设计和师资建设等方面展开论述,而对通过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发展医事法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并进而推动医事法学科的发展则缺乏关注。

注重学科人才的实务能力非常重要,但学科的独立和发展最终体现在学科理论体系本身的独立和发展――不管是从纯理论研究的进路还是从实务到理论的进路,特别是在具有大陆法系特点、注重学科理论的科学性和独立性的我国法学界更是如此。“由于卫生法学不但涉及医学和法学,而且还涉及伦理学等诸多学科知识等原因,我国法律界迄今尚未对其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我国的卫生法学尚处于体系原始、理论滞后的初始阶段”[3],这种研究状况决定了医事法处于整个法学领域的边缘,也进一步决定了医事法专业人员的“话语权”。

因此,我们需要站在医事法学科长远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医事法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问题,我们必须重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培养的具备科研能力的医事法学生数量越多、质量越好、参与医事法学科理论体系研究的程度越高,医事法学科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符合医事法学科的特点

医事法学广泛涵盖了医学、法学以及公共卫生管理、心理和人际沟通技巧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医事法学专业的课程中既有大量的涉及基础知识的课程,也有运用基础知识的医学和法学实习。在医事法学生要花大量时间在基础课程的学习和运用能力的训练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将科研能力的培养对象设定为全体医事法学生,这既不切实际,效果也令人怀疑。

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十六条第2款规定:“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而医事法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在此基础上更高一层的的教育,它是只针对对医事法科研有兴趣或有科研工作职业规划的医事法本科学生所进行的系统而专门的培训。因此,改革教学方式以在日常教学中加进科研意识的培养、写作毕业论文等方式,是在培养“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在此基础上,我们倾向于采取开设“科研方法”选修课、设立学生课题申报制度等方式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科研能力培养。

(三)符合医事法专业所属医学院校的特点

目前,我国设置医事法学(卫生法学)专业的高等院校中有78%是医学院校[4];据我们了解,其中设立医事法本科专业的院校都是医学院校。医学院校雄厚的医学教育资源非常有利于医事法学生医学专业知识的掌握,但其也存在法学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缺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医学院校将其医事法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于“实用型”,既符合实际情况,也符合将医事法学定位于“应用法学的法律边缘学科”的主流观点[5](P.1-10)。

同理,在开展医事法学生科研能力培养时,各医学院校也应从自身的实际出发,着重开展从本土法制实务中的具体问题出发进行实证研究的科研训练。这种培养思路,既培养了学生实证研究的能力,也培养了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不同医学院校的医事法专业根据各自的资源设计科研能力培养方案,能够形成自己的医事法教育特点,甚而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专业人才培养的比较优势。

(四)注重过程性考查

“鼓励和重视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开发并不是让学生取得多么伟大的科研成果,而是希望大学生通过参与科研实践的全过程,初步掌握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6]因此,不管我们采取何种科研能力培养机制,在设计其考核标准时,都应注重对科研展开的整个过程的考核,而不是仅对最终取得成果进行评定。

以开设“科研方法”选修课为例。要改变以标准化试卷考试为核心的考核方式,要增加调查报告、文献综述、论文评述、小论文等鼓励调查研究、独立创见的平时性考核方式;要改变教师课堂灌输知识、学生期末应试考试的教学模式,要通过热点评论、课堂辩论等方式将科研意识、问题意识贯穿于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应减少针对知识点记忆准确性的考查,而应采取课堂分组讨论、课堂汇报课外作业等方式,在整个教学过程呈现科研氛围的情况下考查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这整个过程注重训练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培养其学术道德,同时也为学生发现自己的理论兴趣点并作进一步的研究创造了契机。

如前所述,在理论共识还未达成、实践操作普遍缺乏规范的情况下,本文只能对医事法学生的科研能力培养提一些思路。这些思路有待于方家的批评指正和实践的检验才能达至完善。而如何围绕这些思路,设计出符合各院校特点、能有效运行、并能不断改进的具体科研能力培养机制,则是需要我们继续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郭汉民.研讨式教学与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2]张燕.如何结合知识传授训练大学生的科研能力浅探[J].中国大学教学,2007,(9).

[3]夏芸.卫生法学研究任务以及体系构建思考[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4]李海云,张建华.卫生法学专业设置现状及人才培养模式探讨[J].中国卫生法制,2008,(6).

[5]孙东东.卫生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4.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5篇

孙树菡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一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她还是中国劳动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自1982年起,孙树菡就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主要教授职业安全卫生、工效学、职业伤害与工伤保障等课程。

在30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孙树菡出版了10多部学术著作,其中有多部获奖。1987,她与人合编的《劳动生理与劳动保护》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材奖;1995年, 孙树菡所著的《劳动安全卫生》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著作奖。这两本均被原劳动部确定为全国劳动经济专业必修课本,并由她本人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讲。

孙树菡还参与了职业安全卫生领域多部法律法规的制修订工作。在参与立法讨论过程中,当劳动者的权益没有被充分重视和没有得到最大限度保护时,她曾多次拍案而起、据理力争。在做社会调研时,孙树菡亲眼目睹了许多职业病患者的悲惨境遇,她在同情的同时更加勉励自己,要为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尽可能地多说一句话、多出一份力。

唯有尊重才能更好地保护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人们脑子中普遍的思想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小车不倒只管推”。孙树菡在1978年上大学之前,曾在农村劳动、工厂工作过。给她很深的一个体会是,当时只要产量,根本不会考虑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虽然当时也提安全生产,她还当过安全员,但实际上的要求仅仅是“别出事,对上面好交代”,完全不是从保护劳动者的理念出发的。

整个社会对劳动者安全与健康的不重视,使孙树菡觉得自己应该为改变这种社会现状做出一些努力。在孙树菡读硕士研究生时,她就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原院长赵履宽说:“我要读您的研究生。我虽然对劳动经济感兴趣,但更多的是在劳动保护这一方面。希望您能支持我,让我再拓宽一下知识面。”因此,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孙树菡就开始系统地学习公共卫生专业的劳动卫生以及安全技术和心理学等课程。

1987年,孙树菡开始为撰写硕士论调研。她准备从劳动经济的角度,研究企业“留不住、招不进”这种状况的根源。在和一个工厂的工人聊天时,这个工人告诉她说:“干活的时候,老感觉脑后有一双眼睛,后背凉飕飕的。”原来这个工厂的车间主任,连工人上趟厕所都监控。她就去工厂的职业病防治所查看相关资料,发现女工集中的地方,很多人得了癔症。孙树菡找到车间主任,说:“短短几年时间,你们这里就有30多人得了癔症,你不觉得和你的管理理念及管理方式有很大关系吗?”那个车间主任说:“怎么是我把工人弄疯的?这些人要想‘出活’,就得拿鞭子抽。”孙树菡生气地对这位转业军人出身的车间主任说:“你这个人呀,怎么不讲感情,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呢?”那个车间主任不耐烦地说:“你这些都是纸上谈兵!”面对这样的态度,孙树菡顿时觉得,如果对劳动者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何谈去保护呀!她更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些劳动者说话。孙树菡在研究职业安全卫生问题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工伤职工,看过了更多伤残职工的悲惨境况。研究越深入,她越感觉难罢手,更加觉得必须去为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做些事情。作为一名学者,笔杆子成为她呼吁社会重视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最佳武器”。她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企业工伤遍体鳞伤 社会保障亟待跟上》《安全科普 迫在眉睫》等文章。

2004年,孙树菡在参加一个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座谈会时,遇到了一个罹患矽肺Ⅲ期的农民工。这名农民工沮丧地说:“我有两只手,我可以养活我的老婆和孩子,可现在为什么我要请政府来帮助我呢?我本来是不需要你们帮助的。可现在呢,出来干活干成了这个样子。我现在已经是矽肺Ⅲ期了,就是一个等死的人了。”孙树菡当时就流泪了。回来后好多天,每当想起这件事,孙树菡就觉得,不为他们做些什么,自己就无法心安。2004年,孙树菡发表了《必须强化矿工安全保障体系》,呼吁加大对矿工安全的保障力度。2006年,孙树菡还与人主编了《劳动者职业伤害法律保障》。

孙树菡经常参加一些国内、国际会议,她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大家尊重和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在一个由全国中小企业参加的会议上,坐在孙树菡左边的是一个三级市的市长,右边是一个三级市安监局的局长。在听完主席台上领导发言后,孙树菡左边的那个市长说:“为什么要追责?今后简直不敢再搞生产了!”孙树菡就对他说:“安全生产的追责是把‘双刃剑’。现在这把剑悬在了您的脑袋上,您得把您的‘子民’的生命看得更重一些。当然也有可能像您说的那样,不敢搞生产了,比如江西九江和福建泉州全面退出了烟花爆竹行业。但是,你们就不能多进行一些安全投入,让生产环境更安全一些,让劳动者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孙树菡在说到“子民”这两个字时,加重了语气,她希望提醒这位父母官,应给予劳动者更多的尊重和保护。坐在孙树菡右边的那个安监局长,在听完她的一番话后,直向她竖大拇指。

职业安全与卫生不应“分家”

孙树菡到农村下过乡,在工厂又当过几年工人。这些劳动经历,给她最深的体会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哪些是职业安全管理措施,哪些又是职业卫生管理措施,是无法具体分开的。她当时切切实实地感到,应该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出发,将两者合在一起进行立法。

我国的立法大多是由政府部门牵头制订的,这与职能部门的分工有很大关系。由于政府机构的职责分工多次调整,负责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的部门一再变化,致使至今没有出台一部综合性的《职业安全卫生法》。20世纪80年代,《职业安全卫生法》的立法计划提上了日程。1994年,讨论中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被改成了《劳动安全卫生法》。1999年,这部尚在立法讨论中的《劳动安全卫生法》又被改成了《安全生产法》。孙树菡记得很清楚,当时在讨论制订这部新法的时候,只要草案中有“职业卫生”的内容,就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孙树菡当时很着急,她说:“我们就不要在这里作无谓的争论了,当务之急是出台一部新法,尽快保障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的安全。不要忘了外边还在死人呢!”2002年6月,《安全生产法》终于颁布实施了。

孙树菡不无遗憾地说,在职业安全卫生领域,我国要是有一部综合性的法就好了。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制定、颁布了《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在法律归属、名称、立法宗旨、适用范围、涉及内容以及实施法律的基本机制等方面,这些法律与《职业安全卫生法》都有很大不同。由于我国的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制机制所限,在立法方面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新的突破。孙树菡还是殷切地期望职业安全卫生领域的同行,能站在一个保护劳动者的更高的角度来全面思考和行动。

保护生命要与时俱进 超前思维

2010年,国际劳工组织修订了“国际职业病名单”,将职业病种类增加到100种。孙树菡在看过这份名单后,觉得其中的“2.4 精神行为障碍”部分是一个很具有前瞻性的新规定。这一项规定分为2个部分:2.4.1 创伤后应急障碍和2.4.2 上述条目中没有提到的,但是有科学依据或是适当方法能确定与工人接触而导致行为障碍有关的,也应被认定职业病。

孙树菡期盼着我们国家的职业病目录也能够更具前瞻性一些,并将覆盖范围扩展得更广一些,以使更多的劳动者得到保护。孙树菡曾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邮递员在小区送信的时候,在楼道里被一只狗咬了,吓得精神不正常了。她很同情这位邮递员,但很可惜我们国家的职业病目录里面没有“创伤后应急障碍”这一条。孙树菡在看过2010年新修订的“国际职业病名单”后感到,如果我们国家的职业病目录也能如此规定,那个邮递员不就能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了吗?

由于生产方式和从业结构的变化,一些新型的职业病,如白领综合征、特别是“过劳死”等新型的职业病,还没有引起重视。虽然“过劳死”确实是由工作所致,但在我国还不能算“职业病”。而在国外有的国家,已将“过劳死”界定为职业病。孙树菡在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时,经常会受到这方面的“诘问”。有一次,孙树菡在泰国参加一个工伤保险方面的国际会议。一个外国同行问她:“你参加了很多国际会议,了解很多国家已将‘过劳死’认定为职业病。可‘过劳死’为什么在你们国家没有被认定为职业病呢?”孙树菡当时回应道:“将一种病纳入职业病目录,需要考虑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需要大样本的数据支持和医学技术等等多种因素,不可能一下子将范围扩大。再说了,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怎么去辨别“过劳死”呀?”不过,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她好好想了一想,是啊,要是职业病目录里能够涵盖“过劳死”及类似的“工作相关疾病”,岂不是有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受益吗?

孙树菡经常参加一些政府部门组织的立法讨论会。性情中人的她,当遇到新的法律规定有悖于保护劳动者权益这一精神的时候,往往会拍案而起、据理力争。2010年7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全文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并在2010年8月15日之前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最突出的一大变化就是调整了工伤认定范围,删去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关于工伤认定的这一变化,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孙树菡还专门去网上看了看网民的意见,板儿砖拍得最多的就是这一条。在参加修法讨论的时候,国务院法制办的一位负责人认为劳动者有交强险了,发生交通事故后就不能算工伤了,也就是不能享受双重待遇。孙树菡拍案而起:“我不这么看。首先,要坚持福利刚性的原则,劳动者原来有的福利突然被取消了,谁负这个政治责任;第二,我们的立法目的之一不是为了保护弱者吗,对弱者的保护到底是要增强还是要减弱?更何况现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形势很好,比以往有钱了,更不应如此;第三,交强险是每个人都参加吗?万一没有参加的人发生了交通事故呢?我认为,连自行车撞的也要算进去。”令孙树菡感到欣慰的是,2010年12月8日,国务院第13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看到自己所关注的交通事故算工伤保留下来,她认为这次《工伤保险条例》的修改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尊重。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6篇

《草案》规定,政府应当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在政府举办的综合医院和有条件的专科医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药科室,提出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实践技能及效果考核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

“由于中医药领域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缺乏一部体现中医药特点和规律的专门法律,已成为制约中医药事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专家介绍,一直以来,中医常常处于被西医语境压制甚至控制的地位,大到概念体系、理论模式、思维方法,再到国家医疗政策制定直至医院的评级、职称评定、科研评比、,所有这些行业行为无不是以西医为标杆。甚至在医保政策中,中医也缺少话语权。

虽然早在1983年已有对中医药立法的提议,但因对中医药地位和优势的认识不完全一致,中医药立法一直未被提上日程。2003年,国务院曾呼吁先行出台《中医药条例》。2008年,《中医药法》立法工作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14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中医药法(征求意见稿)》。2015年12月9日,这部“怀胎3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草案)》首次走出国务院。

“尽管我国已有相关中医药条例,但它们更多着眼于操作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组长陈其广表示,此次国家立法将更加深刻、更加系统、更加完善,有助于回答中医药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的很多问题。例如,中医药怎样解决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中医药如何更好地融入经济产业链,民族医药怎样兼容并蓄、更充分得到体现等。

他表示,《草案》的出台,标志着国家行政部门高度重视中医药的继承和弘扬,坚持扶持与规范并重,用国家立法为中医药发展保驾护航。

“这部法体现了沟通与妥协的智慧,但中医法规建设目前仍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院长陈珞珈承认,中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与法规的滞后形成矛盾。近年中医药的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革,中医药的生产力迅速发展,而作为中医药上层建筑的法制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落在后面,未能很好地对事业发展起到政策导向和法律规范作用。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7篇

这戏剧性的一幕只是开始。没过多久,这个“不幸”的手机就被迫长期处于关机状态,因为只要开着,它就响个不停。好几个咨客轮番“轰炸”,“都是骂我的”,有人一天打了50多个电话,发了200多条短信,“铃声常常在半夜响起”。

曹昱未曾想过自己会有被如此“围攻”的一天。她是有着多年临床治疗经验的心理咨询师、督导师,也是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授、著名心理专家朱建军的太太。

引发这一幕的,是2013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一部法律:新《精神卫生法》。第23条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第51条则规定“心理治疗活动应当在医疗机构内开展”。

这意味着,“如果我继续像原来那样做心理治疗,就违法了。”曹昱说。然而,对神经症和人格障碍的心理治疗,往往是一个长时间持续的过程,哪怕不接新的咨客,原来那些怎么办呢?按照新法规定,只能中止治疗,往医院转介。

4个月过去了,意料不到的一些后果,一一显现。 一夕退10年

很多受访咨询师都记得2011年6月10日,当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官网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一开始没有太关注,想着精神卫生法嘛,管的是精神障碍的问题,跟心理咨询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咨询师王璐说,“但当晚即接到朋友电话,曰,‘我们以后不能做神经症的治疗了’。”王璐大为震惊,反问,“我们不做,谁做?”她上网找到《草案》,一看,就如被兜头淋了一盆冷水。

《草案》将心理治疗与医疗机构直接捆绑,让王璐感觉回到了上世纪—彼时人们尚不知社会心理咨询机构为何物,1982年陈佩璋在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开出第一个综合医院对外挂号的心理咨询门诊,被视为中国心理治疗发展的开端,其后各地医院也陆续开出了很多心理门诊。

那么医院心理门诊提供的是什么服务呢?2013年9月2日,广州市中山三院心理科诊室外侯满了人,很多人天没亮就守在冷冷清清的挂号处外准备“抢号”,然后一直等到中午;也有人远道而来,轮不到号,不甘心离开,不断徘徊。15到20分钟左右,前面的人从诊室里出来,而后面的人早已等得心浮气躁。

“进去之后,基本上就是医生跟你谈一会儿话,了解症状,然后开药、走人吧。”小鱼如今是一位心理学爱好者,2003年,她曾因为心情低落和严重失眠到医院看心理门诊。谈话不到20分钟,诊断是“轻度抑郁”,医生给她开了一盒安眠药—在心理学界看来,这种“解释性语言+精神类药物”类似的模式,只能说是传统精神科的变形,离真正的西方心理疗法还很远。 “灭火”还是“去根”

吴小进2002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进修于耶瑞休精神病医院,师从院长霍夫曼及儿童精神分析师黑布什。回国之初,对精神分析兴趣浓厚的他曾打算在医院大展拳脚。

然而,先后在西安和武汉担任过一年精神科医生后,他即萌生退意。“医院的心理门诊工作基本上由精神科医生兼任。”据统计,中国目前有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者,上亿人有心理障碍,精神科医生却只有2万人左右。姑勿论很多精神科医生根本没有学过心理治疗,按照心理治疗设置,治疗师每次至少要跟每个患者面谈50分钟,算下来一天最多只能接待6人,“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每个医生每天要挂20个号左右,还要应付患者加号的要求。

因此,虽然心理门诊林立,在医院里却无法实现真正的心理治疗。9月3日,任职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主任医师、精神医学博士丛中发表微博称:“药物治疗焦虑和抑郁,比心理治疗见效更快,医院里的医生宁愿开药,也不太愿意费心巴力地做心理治疗。焦虑如同内心着了火,药物相当于消防队,能灭火,但是不去根儿。”

这也是当年吴小进内心的感受。“在医院里,看到很多可以通过心理干预解决问题的患者一直受症状之苦;也看到很多普通的心理问题一步步变得严重,渐渐强化至精神障碍。”这对他的内心是极大的折磨。一年后,他毅然离开医疗系统,转行从事他认为真正能“去根儿”的临床心理工作。 医学模式把心理障碍人群定义为“患者”,而心理治疗却主张“去患者化”。除重性精神疾病以外,心理专家一般不主张把包括神经症在内的各种心理问题看作“疾病”,其关注的是人的发展、人格的健康与完善。

现在,吴小进是西安心路心理咨询中心首席专家,每周接待20名左右的咨客,是身为精神科医生时一天的接访量,然而工作方向已是截然不同。 “病”还是“没病”

2007年,靠安眠药度日的小鱼参加了一个精神动力取向的心理成长小组,获益良多,“人际交往中的各种困扰我的模式都在这里清晰呈现了出来”。不久,她又找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做一对一的“个人成长”体验,“终于看到了多年以来情绪症状的心理根源”。小鱼眼盈泪光,短短3个月,每周一次的谈话,六七年的失眠不药而愈。“整个过程里,没有病人,没有抑郁症,只有幽深的自我探索之路,以及老师耐心与包容的陪伴。”如今她神采飞扬得耀眼。

“自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理论以来,全世界的心理治疗就渐渐从医疗行为中分离出来,变成一种人际互助行为,与医学治疗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二者之间甚至存在一些根本性分歧。”朱建军告诉《南风窗》记者,医学模式把心理障碍人群定义为“患者”,而心理治疗却主张“去患者化”。除重性精神疾病以外,心理专家一般不主张把包括神经症在内的各种心理问题看作“疾病”,其关注的是人的发展、人格的健康与完善,认为人一旦走上创伤修复和自我成长之路,各种心理症状也会自然消失。

这两年,吴小进的咨客里有一半以上曾被医院诊断为“神经症”。“社会上的普通人真要去诊断,多少都会有一些。工作非常忙的阶段,人会接近焦虑症状态,抑郁症也很普遍,在心结没打开前,甚至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从讳疾忌医,或从精神科走向心理咨询机构,是个微妙的过程。吴小进感觉,近10年里,医院心理门诊几乎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但心理治疗在国内却有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这主要得益于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启动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项目—这是非医学背景从业人员进入心理咨询领域的开端。

经过几年的人才培育,2007年前后,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开始蓬勃发展,各个心理流派的咨询技术培训在全国遍地开花。在很多大城市,人们已不再对心理问题谈虎色变,参加心理小组和心理学课程甚至成为时尚。

这本是心理治疗领域发展风起云涌的10年。然而新《精神卫生法》的出台冷不妨打破了这一格局。“把心理治疗重新划入医疗领域,这相当于把一大批已经渐渐‘去患者化’的人群重新贴上病理标签,对社会心理健康的发展非常有害!”王璐激动地说。 名分之争

“弗洛伊德那一套?谈话治疗?这些问题(神经症)你们根本解决不了!”一位精神病学专家冷笑,劈头盖脸对韦志中说。这是年前一次精神卫生领域学术研讨会上的一幕,后者是从事临床心理治疗超过12年的咨询师。

朱建军透露,据他了解,新《精神卫生法》的起草小组里,一个真正代表心理学界观点的学者都没有,只有少数同时具有精神病学专家和心理专家身份的“跨界专家”,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代表精神病学立场。

对于这样的局面,韦志中丝毫不感到意外。这几年他常常参加全国的学术研讨会,早就感觉到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之间微妙的关系。

理想状态里,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都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以两个平行系统的形式,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服务,甚至形成互补。

罗兴伟是湘雅医院精神科的主治医生,虽然他持有传统观念,认为“医学取向的治疗才能真正保障患者利益,心理治疗只是辅助手段”,然而在医疗门诊无法提供心理治疗服务的现实下,他偶尔也会建议患者到有资质的心理机构去接受辅的心理治疗。同样地,对于抑郁程度较重的咨客,吴小进也会建议他们到精神科开一些抗抑郁药缓解症状。

然而,这是一个争夺话语权的时代。怎么做是一回事,怎么说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二者服务的人群完全没有交集,相安无事。精神科治精神障碍,心理咨询解决健康人群的心理冲突。问题就出在交叉地带上,神经症大家都可以治,治好了算谁的?”韦志中说,彼此都不会放弃话语权。 既然《精神卫生法》根本起不到真正限制心理治疗的效果,那么它令心理学界鸡飞狗跳的真正影响是什么?朱建军认为,“是剥夺心理学界的话语权,乃至名分,阻碍整个学科的发展”。

只是,咨询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学科在中国的起步都比较晚,学术势力远比不上早已根深叶茂的精神病学。长时间以来,主流话语权掌握在精神病学界手上。 谁是受害者

今年5月以来,心理学界召开了几次网络和地面的论坛,除了集体吐槽外,主要内容还是讨论以后到底还做不做神经症的治疗。

“继续做啊。”吴小进笑着说,“不接的话,一半以上的咨客都得推掉了。”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咨询师们很快就发现了法律中的矛盾之处。既然心理咨询师没有神经症的诊断权,理论上他“不可能”判断出自己的咨客是否有神经症。哪怕咨客透露了自己的“病史”,吴小进同样有应对之法,“我们只以解决人际交往问题、情感问题为咨询目标,咨询过程中咨客的神经症只是‘不慎’好了”。

韦志中说,他正要求工作人员9月份修改咨询机构网站内容,上书“专治六神无主、心慌意乱”。他比吴小进小心,“开门就说自己抑郁的一律不接,以防有关部门‘钓鱼’”。

当然,也有像曹昱这样刚烈的咨询师,坚决不愿意戴着“镣铐”起舞,认为“那样的治疗师是被‘’的,治疗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乱象丛生当中,利益直接受损的反而是患有心理障碍的求助者们。8月,已经服用抗抑郁药数月的大学生小政找到朋友极力推介的心理咨询师扬子,扬子一听他手上有医生的诊断报告,马上祭出了《精神卫生法》,小政只好再三保证,自己“一定不会说出去”。面对咨询师们不同的底线,求助者们很难抉择对既往病史该说还是不说。

既然《精神卫生法》根本起不到真正限制心理治疗的效果,那么它令心理学界鸡飞狗跳的真正影响是什么?朱建军认为,“是剥夺心理学界的话语权,乃至名分,阻碍整个学科的发展”。

“新法实施后,将来心理治疗师的认证肯定会由医疗体系把持。也就是说,将来如果我要考心理治疗师,必须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迎合精神病学界的观点。如果我不愿意这么做,那么以后哪怕在神经症治疗上做得再好,都不会再有名分,没有办法总结经验,没有办法,否则就‘违法’了。”朱建军除了是林业大学教授外,还是中国“意象对话”和“回归疗法”心理治疗技术创始人。对他这样的学者而言,这无疑是学术上的“封杀”。

“这就像是所有心理学家都被迫当了‘二奶’!”他说。

而8月3日,曹昱在一个心理工作坊上更直接吐槽,此前她和朱建军打算合著一本关于神经症治疗经验的书,大纲都已经写好了,如今只能搁置。现场一片震惊与愤慨。“或许以后中国的心理学家都要去香港和台湾出书了。”有人感慨。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餐饮服务员;卫生管理;控制措施

近年来,我国餐饮业整体卫生状况虽然得到不断改善,但实际问题依然突出,其中餐饮服务员的卫生问题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论文百事通加强餐饮服务员的卫生管理工作是把住“病从口入”关的重要一环。有许多传染病,如伤寒、痢疾、病毒性肝炎、结核病和某些寄生虫病等,往往通过不健康的服务员污染食品而引起。因此,餐饮服务员卫生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进餐者的身体健康,必须采取措施控制餐饮服务员的卫生。

一、餐饮服务员存在的主要卫生问题

(一)餐饮服务员的个人卫生问题

有的服务员不及时洗澡,身上的汗味很难闻,特别是在夏季,客人闻到后产生反感,从而影响了服务质量。有的男服务员为了赶时髦,留长发或其他“标新立异”的怪发型,甚至将头发染色,我们常听到的关于有消费者在食品中发现头发的此类投诉,很可能是因为服务员不小心将脱落的头发掉入食品中,从而直接影响食品卫生。有的服务员用香味很浓的护肤品护肤,在旁为客人服务的时候很容易引起客人的反感。有的服务员留着长长的指甲,其实手指甲内有许多致病菌,而且指甲很长很脏,在为客人上菜、斟酒时会让客人很反感。有的女服务员涂抹指甲油,而指甲油容易掉,若客人看见手指涂有指甲油会产生联想,认为菜中也会有掉下的指甲油。有的服务员上班期间佩戴戒指、手镯、手链、手表、耳环等有可能影响食品卫生和服务操作的饰物。有的将抹布或围裙搭在肩上或夹在腋下,甚至用围裙代替毛巾擦手或擦汗。有的服务员穿着工作衣随意外出、上洗手间,易携带致病菌。

(二)餐饮服务员服务过程中的卫生问题

有的服务员不清洗双手就直接摆台。在摆放餐具、酒具时,用手直接抓拿,甚至将手指伸入杯碗内夹拿,让手印留在了器具内侧,从而影响了餐饮器具的美观和卫生。在一些小型餐饮店里,常见到服务员上菜时不用托盘而直接用手端送菜盘和汤碗,甚至出现手指接触碗口内侧,进而接触菜肴及汤汁的现象。有的服务员在上菜时不注意卫生,对着菜肴大声说话,甚至对着菜肴咳嗽和打喷嚏,这样很可能造成口腔、呼吸道飞沫对菜肴的污染。有的服务员在服务过程中不重视筷勺的使用卫生,没有适当增设公勺和公筷,由此带来一人单筷所引发的餐饮卫生问题,可能导致疾病的传播。

(三)餐饮企业对服务员的卫生管理问题

尽管国家法律规定,餐饮服务员必须持健康证上岗,但有些餐饮企业尤其是小型餐饮企业还存在某些不规范之处,聘用没有健康证的人做服务员,主要是来自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外来务工人员。有些餐饮企业为了省事,没有定期对服务员进行有关食品卫生法的宣传教育和卫生知识培训以及法制、职业道德教育等,以致有的服务员根本没有意识到讲卫生的重要性,在进行服务时,也无视各项操作卫生制度,使食品安全卫生缺乏必要的保障。

二、餐饮服务员卫生问题的控制措施

(一)培养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1.服务员的身体和仪态卫生。服务员应当做到“五勤”,即勤洗澡、勤理发,勤刮胡须、勤刷牙、勤剪指甲。要求有条件的服务员每天洗澡,冬天也要每隔一两天就洗澡,应该在工作前洗,以保证服务时身体无异味。头发应经常清洗和梳理,保证头上无异味,无头屑。要求男服务员一般两周左右理一次发,不留怪发型,长发不过耳,不留大鬓角,上班前梳理整齐。女服务员不留披肩长发,亦不能留怪发型,宜留短发,或在工作时将头发盘起,必要时可戴上发网。男服务员每天刮一次胡须,保持面部干净整洁。服务员要养成早晨、晚上刷牙的习惯,餐后要漱口。美丽洁白的牙齿,会给客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勤剪指甲是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起码要求,服务员每星期要剪一至两次指甲,女服务员不允许涂抹指甲油。勤洗手,保持手部的清洁,这样可以减少疾病的传播。此外,餐饮服务员在岗位上应精神饱满,态度热情。要做到“七不”和“两个注意”。“七不”即在客人面前不掏耳,不剔牙,不抓头皮,不打哈欠,不抠鼻子,不吃食品,不嚼口香糖。“两个注意”即服务前注意不食韭菜、大蒜和大葱等有强烈气味的食品;在宾客面前咳嗽、打喷嚏须转身,并掩住口鼻。上班期间不得佩戴任何有可能影响食品卫生和服务操作的饰物。

2.服务员的着装卫生。餐饮服务员必须按照规定着装,对工作服要经常清洗和熨烫,保持工作服的整洁卫生。男服务员西服裤的长度要适中,上衣平整清洁,纽扣齐全,衬衣要勤洗勤换,保证领子袖口无污渍。领带扎结规范,长度适当,左胸前宜佩戴胸卡,脚穿指定的皮鞋,鞋面清洁光亮。女服务员着装应大方得体,工作服的上衣应大小合身,裙子应长短适宜,清洁平整,宜配穿长筒全肉色丝袜,整体上给人一种和谐的美感。每位餐饮服务员至少要有两套工作服。

(二)规范服务卫生

服务员养成良好的卫生操作习惯,既体现了对客人的礼貌,也是服务素质高的表现。

1.规范摆台卫生。台面是宴席的构成要素,摆台卫生是宴席卫生的重要内容,而餐饮具的卫生是摆台卫生的基础。正式摆台前,首先必须对所用的餐饮具进行必要的卫生检查。餐用具有破损的,如餐盘有裂缝、破边的,玻璃杯有破口等,要立即挑拣出来,不可继续使用,以保证安全。服务员摆台前必须清洗双手,保证双手的清洁卫生。餐具、酒具应用托盘托拿,在不分菜的餐桌上必须摆设公用筷和公用勺,以保证进食的卫生。

2.规范餐前服务卫生。进餐前,当客人到齐后,服务员应给每位客人送上一条餐巾,以给客人保持手、脸的卫生,这是餐前服务卫生必不可少的内容。所送餐巾要用盘具盛装,递送时用餐钳夹取。

3.规范上菜服务卫生。服务员往往是上菜之前,最后一个对做好的菜进行质量控制和检查的人。“顾客首先是用眼来品尝”。餐厅内销售的各种食品,服务员要从感观上检查其质量,如发现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则应立即调换。应使用清洁干净的托盘为客人服务。如有菜汤、菜汁洒在托盘内,要及时清洗。托盘是服务员的工具,要养成随时清洁托盘的好习惯。服务操作时动作要轻,要将声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动作要轻,不但表现在上菜等服务上,而且走路、讲话都要体现出这个要求。

4.规范餐间服务卫生。餐间服务卫生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勤换食碟,当食碟尚未完全装满时,就应及时更换。应重视筷勺的使用卫生。运送杯具要使用托盘。拿杯时要拿杯的下半部,高脚杯要拿杯柱,不得拿杯口的部位。任何时候都不要将几个杯子套摞在一起拿,或者抓住几个杯子内壁一起拿。拿小件餐具如筷子、勺、刀叉时,筷子要带筷子套放在杯盘里送给客人,小勺要拿勺把,刀叉要拿柄部。筷和勺必须符合卫生要求,每次使用后必须清洗、消毒和保洁,以防止疾病的传播。

5.规范餐后服务卫生。餐后应向客人再送一次餐巾,供客人清除面部和手上的油污。餐巾每次使用后应再次清洗、消毒和保洁,以防疾病传播。对有传染病的客人使用过的餐具、用具,不要与其他客人的餐具混在一起,要单独存放、清洗,及时单独做好消毒工作。当客人餐毕离席后,服务员应及时收拾餐桌,搞好桌面、地面卫生。

(三)个人卫生制度化

餐饮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一套卫生管理制度的保障。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需要经过长期的卫生教育培训、必要制度措施以及高度的自觉性保障才能完成。

1.健康检查,持证上岗。《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新参加工作和临时参加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工作。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包括病原携带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的疾病,不得参加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餐饮服务员通过体格检查,可以及早发现疾病,便于及时治疗和早日恢复健康,一方面可以使本人免受疾病折磨,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把疾病传染给广大的消费者和自己的亲属。经定期检查合格后,取得经当地卫生检疫机构颁发的健康证,方能上岗,并随身携带,以便监督机构的检查。

2.宣传教育和卫生培训。餐饮服务员应定期接受有关食品卫生法的宣传教育,充分认识个人卫生与饮食品质的密切关系,自觉按照卫生条例、制度办事;每年都应接受卫生知识培训和法制、职业道德教育;新近服务员和临时服务员应做到培训后上岗,只有通过卫生培训,懂得讲卫生的重要性,才能自觉遵守各项操作卫生制度,也才能防止食品污染,保障食品安全卫生。

3.建立必要的卫生奖惩制度。应针对本餐饮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卫生奖惩条例,把卫生管理工作列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考核、奖惩紧密挂钩起来。要在支持工商、卫生等部门对企业进行检查和监督的同时,认真抓好服务员卫生工作的检查考核,做到经常化、制度化。班组长每班检查,部门经理每日检查,总经理经常抽查。对于认真执行饮食卫生各项规章制度的服务人员进行表扬和必要的奖励。检查中,凡是发现违反食品卫生法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罚款。对于情节严重以及屡教不改或者造成食物中毒等重大事件的有关人员,可以根据国家食品卫生法令、法规精神和本企业内部员工奖惩条例的规定,分别给予行政处罚或经济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新晨

4.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良好的职业道德是餐饮服务员做好个人卫生的保证。餐饮服务员要增强职业道德观念,提高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的意识。

三、结语

餐饮业生产的最终产品是食品。食品除了具有良好的感官性状,以及含有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素外,还必须是无毒无害,即符合食品卫生质量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食品卫生质量是食品的第一要素。餐饮业卫生管理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系统管理。为了提高餐饮业的卫生质量及服务质量,服务员的卫生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国目前餐饮业卫生现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之一是服务员的卫生问题。如果服务员出现卫生问题,就会影响最终的产品——食品的卫生质量。当前,我国的餐饮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必须加强对餐饮服务员的食品营养卫生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严格规范管理。只有这样,才能让消费者享用到营养且卫生的食品。

【参考文献】

[1]曾翔云.食品营养与卫生[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王红梅.中式餐饮业的食品卫生管理[J].旅游科学,2001,(4).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在校护生;实习护生;法律意识;对策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卫生事业走向法制管理的同时,医疗纠纷的法律处理也愈加广泛,法律不仅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也保护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因此提高医护人员的法律意识显得及其重要[1]。当前,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法律知识掌握程度低下,防范职业风险的能力较差,据有关调查显示,已学完两年理论课的高级护理专业学生能够完整回答基本法律问题的不到50%,对即将在临床实习中可能会碰到的法律问题的回答准确率不到30%,调查同时发现,高护实习生90%以上的差错发生在实习中后期[2]。目前关于护生法律意识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临床实习护生的调查分析,大部分研究只是单方面的研究,如只对在校护生进行调查,或者只对实习护生进行调查。目前还没有研究对本科在校护生与实习护生进行对照研究。为了进一步调查护生的法律意识现状,提出更好的法律意识培养对策,因此进行本课题的研究。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择2016年10月~2017年1月某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在三级甲等医院实习的2013级的全部本科生,共120名,其中男生35名,女生85名;根据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同期某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的120名在校学生,其中男生25名,女生95名;2014级学生30名,2015级学生39名,2016级学生51名。

1.2方法

通过参考与本论文相关的文献资料和书籍[3-5],自行设计《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法律意识的调查表》,问卷内容包括护生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平时生活中可能遇到法律问题时的处理方式、涉及到伦理方面问题的态度以及同学们对法律意识的学习态度等。问卷的评分分为两个部分,属于有固定答案的题目:正确为1分,错误为0分;属于态度项目采取四分制的形式,从底到高分别为1~4分,同时将部分问题设置为反向提问的形式,并对该类问题进行标记。邀请5位相关专家对问卷进行内容效度的评价,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重测信度的测量:即随机抽取15名同学对问卷进行第1次测试,隔1周时间对原来的15名同学对同一份问卷进行第2次测试,并将两次分析的结果录入SPSS11.5统计学软件,测得两次调查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t检验,测得P值。本研究所有问卷由调查者亲自发放和收集,对被研究者详细讲解填写方法,知情同意,并承诺个人资料保密,选择相对安静的环境,请同学们当场填写《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法律意识的调查表》,及时发现同学们填写时出现的问题并予以补救,保证问卷调查的有效性。本研究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如下:在校护生组总共发放120份问卷,其中回收118份(回收率为98.33%),有效问卷115份(有效率为95.83%);实习护生组总共发放120份,回收115份(回收率为95.83%),有效问卷112份(有效率为93.33%)。未回收的原因有:问卷的缺失、未联系上随机抽取的同学。无效的原因:回答不完整、规律答题、重要的基本信息未填写等。1.3统计学方法将所得数据录入计算机,使用SPSS11.5统计学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描述性分析,其中一般资料、连续性资料使用百分比进行描述,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护理法律问题认知的比较

两组学生对于护理法律问题认知的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接错瓶处理方式的比较

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对于接错瓶处理方式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对于购买到伪劣商品的处理方式的比较

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对于购买到伪劣商品的处理方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2.4护生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

问卷结果显示,护生获取法律知识途径的频率由高到低分别为学校课本173例(76.6%)、电视79例(35.1%)、报纸68例(30.2%),可以看出虽然护生可以通过电视、报纸等其他途径获得法律知识,但课堂学习仍是护生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所以学校应进一步重视通过课堂培养护生的法律知识。护生希望的法律意识的培养途径:88例(76.5%)在校护生和84例(75.0%)实习护生选择“尽可能介绍能解决社会生活的法律法规”,101例(87.8%)在校护生和96例(85.7%)实习护生希望从案例中讲解相关法律知识。

3讨论

3.1在校与实习护生法律意识的比较

由表1可知,在校本科护生与实习本科护生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都很低,并且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回答的正确率也普遍很低,提示不仅在校护生的法律意识薄弱,而且实习护生的法律意识也不高,都需要进一步学习。由表2、3可知,在校护生与实习护生对生活中法律问题的处理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相当一部分同学遇到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需要进一步引导;大部分护生希望的学习方式都是从相关案例进行讨论学习,或者介绍与工作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虽然其他途径也是护生获取法律知识的有效途径,但课堂学习仍是护生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学校应进一步重视课堂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3.2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法律意识薄弱的可能原因

3.2.1学生方面的因素3.2.1.1缺乏主动性调查了解显示,在严峻的就业压力下,护生选择将更多的时间放在自己专业科目学习上,大多数学生重学分轻实效,觉得法律是与自己专业不相关的知识,同时,多数护生认为法律枯燥无味,缺乏吸引力,对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也只求考试过关,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未被调动起来,这是护生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之一。3.2.1.2缺乏远见性调查显示,很多护生认为,自己目前并不需要法律,而等到真正需要时,才觉得为时已晚[6],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淡薄,当自己的正当权益受侵犯时,不能有效应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2.1.3缺乏实践性在调查中,很多护生反映,目前学校开设了《法律基础》这门课,初步讲述了相关的法律知识,然而,理论知识没有结合实践,最终流于形式[7],法律知识课堂上听懂了,但是根本不知道如何应用,时间一长,知识没有实践便逐渐淡忘了。3.2.2院校教育方面目前国内护理教育对护生法律意识的教育程度不够,基本还是停留在基础-临床-实习“三段式”模式[3]。学校虽有开设《法律基础知识》《护理伦论学》等课程,但由于学时数有限,再加上学生的主动性不够,学生并没有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3.2.3实习医院缺乏法律知识教育3.2.3.1上岗前无系统培训学生到实习医院后,多数医院在学生上岗前缺乏医德规范及医疗事故防范等安全教育,更忽略了临床法律知识的集中培训,只是学习了医院规章制度及有关内容的理论学习和技能操作培训,势必造成护生缺乏他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3.2.3.2带教老师法律意识教育不足实习医院一般都会安排临床经验丰富的护师以上职称人员担任带教老师,但由于日常工作繁忙,对学生的带教也只注重临床专业知识及职业技能的培训,其虽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但缺乏有意识的法律知识的引导教育,往往在学生发生差错或医疗纠纷后才意识到法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3]。

3.3对策

3.3.1提高学生的主动性,提供实践机会调整护生的观念,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只掌握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增强护生的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学习法律知识,改变“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的观念,提高学生的积极主动性[8-9]。院校应采取各种方式针对性地加强法律常识教育,比如增设法制宣传刊、宣传栏。另外,院校还可以与司法机关联系起来,结合所办案件,让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现实的法制教育[10]。3.3.2护理院校注重护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学校可适当增加医疗卫生法律法规教学的课时,定期举行涉及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的专门讲座,举办一些法律知识竞赛,加深学生对法律的了解[11-12]。关于安乐死、克隆人、人体器官移植等涉及医学伦理的的前沿问题,应注意加深护生对上述问题的认识,避免造成极端的影响。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和考核方式,如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13]。3.3.3实习医院将法律知识贯穿于带教的始终3.3.3.1进行岗前培训护生除在学校学习有关法律知识外,在进入临床实习之前,还需组织有关人员对其进行专门培训,讲解临床常见的、潜在的法律问题,使能自觉地学法、懂法、守法。3.3.3.2将法律知识贯穿于带教的始终在平时的各项护理操作中,带教都应该有法律意识,并跟学生讲解不规范的操作可能出现的医疗纠纷。护理文书是医生制订或修正治疗方案的依据,在法律上也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注意培养护生认真、准确地书写护理文书的习惯。3.3.3.3开展规范化护理告知程序的教育书面告知书是有效的法律文件[14],规范化护理告知程序有利于增强护士法律意识。在本科护生中开展这类教育,可使其在接下来的护理工作中严格执行告知制度,妥善保留证据,规避相关风险,认识到履行告知义务是尊重患者权利的需要,也是保护护理人员自身权益的需要[15]。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概述

1998年和1999年随着中国劳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的研究目趋繁荣。由大学、学术团体、政府机构等主办的有关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学术会议较多。主要有:

1998年4月27日至29日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对我国劳动法制建设现状、劳动法发展趋势、劳动法的地位和原则、三方机制、企业内部劳动规则、劳动合同及劳动争议处理中“告状无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注:王文海:“劳动法制建设任重道远-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于《中国劳动》1998年第7期。)。1998年9月20日中国劳动法学会、北京大学法律系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共同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注:姜俊禄:“加强劳动法制与劳动法学教育座谈会纪要”,载于《劳动法学通讯》1998年第2期。)。会上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1.劳动法制建设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2.劳动法学在我国法学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3.展望21世纪知识经济的前景看我国劳动法面临的重大挑战;4.目前我国劳动法学研究及人才培养面临的严重问题。1998年9月28日至29日,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组织了一次《职业卫生立法》研讨会。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1.中国职业危害的现状;2.防治职业危害的对策;3.职业卫生立法的指导思想;4.职业卫生立法的具体内容。这个会议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职业卫生法》的制定。1998年10月26日至28日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法律系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香港社会保障学会、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亚洲专讯资料中心共同举办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注:叶静漪、井涛:“21世纪亚太地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综述”,载于《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研讨会的主题是:21世纪亚太地区劳动法和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14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尤为重要的是,1998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举办法制讲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龙翼飞教授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授了《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注:《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课题组:“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载于《法学家》1999年第4期。)。同志在这次讲课中对社会保障问题作了重要论述。国家经贸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99年7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劳动法颁布五周年座谈会。尉健行同志发表了对贯彻实施劳动法的重要讲话(注:见1999年7月6日《工人日报》。)。1999年11月1日中国工运学院工运系与日本九州大学和熊本大学召开中日劳动立法比较研讨会,在京的部分劳动法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广东省劳动学会与广东省劳动厅于1999年11月25日至26日举行了劳动监察理论研讨会,集中讨论了:1.劳动监察的地位及作用;2.市场经济和转轨时期劳动监察的特点;3.依法行政问题;4.加强劳动监察力度应该注意的问题等。

在加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基地建设方面,1998年北京大学法学院贾俊玲教授开始招收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方向的博士生。这是中国第一个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博士点,对深入开展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研究是有力的推动。

继1996年、1997年出版关怀教授主编的新编高等院校统编教材《劳动法学》一书之后,1998年和1999年国内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学者出版了一系列新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教材和专著,有:华东政法大学董保华著《劳动法论》;中国政法大学王昌硕主编《劳动法学》(成人高等法学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程延园主编《劳动法学》(劳动经济管理专业高等教育教材);姜义萍主编《劳动法教程》;厦门大学蒋月著《社会保障法概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华东政法大学方乐华编著《社会保障法论》;谢建华、巴峰著《社会保险法学》等。其中以董保华著的《劳动法论》引人注目。该书是劳动法理论方面的新著,对劳动法产生和发展、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劳动法的原则、劳动法的内容和形式、劳动法的调整模式、劳动法制关系、劳动行政管理系统、劳动法律关系的社会保障、劳动法律关系的程序保护、违反劳动法的法律责任等问题给予了阐述,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对今后的劳动法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

所编写的《外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选》成为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二、关于劳动法学的研究

1.关于贯彻实施《劳动法》五年来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的评估。有学者认为,《劳动法》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为劳动制度的改革起了显著的作用,但也存在若干问题。如:《劳动法》的贯彻实施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在有些地方《劳动法》的贯彻实施有困难、机构不健全、监督检察、执法不力等(注:关怀:“提高认识,加强劳动监察和执法力度”,载于1999年7月9日《工人日报》。)。

2.关于劳动法的基本原则。对劳动法的基本原则,近年来在劳动法学界有一些争论,针对原有的一些论述,有学者提出,劳动法基本原则应是:保障劳动权原则、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三方协调劳动关系原则(注:金英杰:“劳动法基本原则新探”,载于《政法论坛》1998年第2期。)。

3.关于劳动法制关系的客体。有学者认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指向的对象。这种对象是劳动力。明确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将对劳动法学体系的建立产生积极的影响(注:董保华:“试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载于《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

4.关于企业内部劳动规则。有学者认为,应当对企业内部劳动规则进行立法。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的法律效力来自于法律的赋予。集体合同应当成为制定内部劳动规则的依据,内部劳动规则所规定的劳动者权利不得低于集体合同所规定的标准(注:石美遐:“对我国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立法的几点初步建议”,载于《中国劳动》1999年第7期。)。有学者则认为,用人单位劳动规章效力要高于集体合同和劳动纪律的效力,即集体合同和劳动纪律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应与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相抵触,否则无效(注:肖龙海:“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及其立法模式探讨”,载于《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5.关于工会法。对工会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学者认为,工会法既不属于劳动法律部门,也不属于宪法法律部门。工会法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在不远的将来,我国法律体系中必将增加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党团法。工会法理所应当的应该属于党团法律部门的范畴。”(注:汪维宏:“论工会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载于《江海学刊》1998年第5期。)

6.关于罢工权与罢工立法。有学者认为,所谓罢工,是指一个企业中一定数量的劳动者集体停止工作的行为。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中规定罢工权,但是要有待于人们在民主意识提高和法制观念增强的前提下对罢工和罢工权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并有待法律制度的更加完善(注:史探径:“关于中国的罢工立法问题探讨”,载于《劳动争议处理》1999年第7期。)。

7.关于劳动关系协调法。有学者提出,我国应当分别建立集体合同与团体协约两种制度。建议,企业设立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地区设立劳动法律服务协会(该协会内设当事人可选择的民间仲裁机构),工会系统设立法律服务机构。应当将“劳动分红”确立为我国这一历史时期稳定的补充性分配制度(注:吴超民:“劳动关系协调要论”,载于《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

8.关于劳动监察问题。有学者提出,劳动监察是依法拥有监察权的机构,对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及个人经济等用人单位执行劳动法情况进行的行政监察、社会监察、群众团体监督制度的总称,是社会主义法律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关怀:“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为贯彻实施《劳动法》创造条件”,载于《劳动监察论文集》。)。

9.关于社会法。对于当今社会在公法、私法之外是否存在社会法这个第三法域,学者认识并不一致。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是否属于社会法尚有争论。有学者主张,社会法是国家保障社会福利和国民经济正常发展,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市民社会的规则是“私法”;政治国家的规则是“公法”;团体社会的规则是“社会法”(注: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对第三法域的探索”,载于《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有学者阐述了社会法的一般特征(注:方乐华编著:《社会保障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3月第1版。)。有学者认为,社会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只是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解决劳动问题、社会问题、保护公民权益为立法宗旨的一群法律的统称或类称。(注:史探径:“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于《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10.劳权和集体劳权。有学者长期持有劳权思想,认为,所谓劳权(labourer rights),又称劳工权益或劳动者权益,指处于社会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在履行劳动义务的同时所享有的与劳动有关的权益。劳权的内容是以劳动权益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权利。而劳动法律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劳动者集体与劳动力使用者之间的集体劳动法律关系。集体劳权在劳权保障方面更有意义。要强调以劳权为基础和中心来构建劳动法律体系,尤其要加强和扩大有关集体劳权的法律规定(注:常凯:“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的劳动立法”,载于《工会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另见asian labour update hongkong,sept-dec.1998.)。

11.其他。一些学者对具体的劳动法律现象也进行了研究,如:劳动权与股东权的冲突(注:谢青:“对当前劳动权与股东权冲突的法律思考”,载于《法学》1998年第6期。);劳动争议申诉案件(注:秦俭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民检科集体用名):“劳动争议申诉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于《上海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审理劳动人事案件的主要原则(注:周贤奇:“审理劳动人事案件的主要原则”,载于《法学杂志》1998年第3期。);劳动者提前解

除劳动合同(注:冯彦君:“解释与适用”,载于《吉林大学社会大学学报(长春)》1999年第2期。)、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效力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注:徐智华:“完善劳动合同立法的几个问题”,载于《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等。

三、关于社会保障法学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社会保障法学的研究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两年内,我国的学者对这一学科的建设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论文,探讨了有关社会保障法的主要问题。

1.关于社会保障法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就是调整社会保障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现(注:《社会保障与法律建设》课题组:“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载于《法学家》1999年第4期。)。有学者对社会保障法定义为“调整以国家和社会为主体,为了保证有困难的劳动者和其他社会成员以及特殊社会群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并逐步提高其生活质量而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注:史探径:“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于《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法即国家为维护社会安定和经济稳步发展而制定的,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和经济发展享受权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注:方乐华《社会保障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3月第1版。)。

2.关于社会保障法的调整对象和地位。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法主要调整: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国家行政机关与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之间的关系;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公民相互之间的关系。社会保障法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范围,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劳动法是并列的两个部门(注:史探径:“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于《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法既不属于公法,也不属于私法,而是社会法的范畴(注:《社会保障与法律建设》课题组:“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载于《法学家》1999年第4期。);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法调整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管理机构)、集体(用人单位、社区、服务机构等)和公民之间,在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和经济发展享受权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保障关系(注:方乐华:《社会保障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3月第1版第23至24页。)。社会保障法与经济法、劳动法、环保法、教育法是社会法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障法是社会法的核心法(注:方乐华:《社会保障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3月第1版第163页。)。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关系主要是一种社会连带责任关系;社会保障关系同时具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双重属性(注:蒋月:《社会保障法概述》法律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25页。)。

3.关于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则。有学者提出,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四项:权利保障原则、普遍性原则、平等性原则、基本生活保障和提高生活质量相结合原则(注:史探径:“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于《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有学者提出健全社会保障法制的三个原则:公平与效率兼顾、竞争与稳定并重的原则;国情特点与国际标准的结合原则;国家、用人单位、个人责任分担的原则(注:贾俊玲:“社会保障和法制建设”,载于《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有学者归纳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生存权保障原则、保障水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社会化原则、公平和效率相结合原则、保障基本生活的原则统一性原则、自我保障和群体调剂相结合的原则(注:方乐华:《社会保障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3月第1版第266至278页。)。有学者将社会保障法基本原则总结为:普遍原则、适度原则、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公平与效率原则(注:蒋月:《社会保障法概述》,法律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36至39页。)。

4.关于社会保障法的体系。有学者主张,社会保障法体系由社会保障管理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优抚法、社会互助法、公积金法、社会保障监督法及社会保障争议解决程序法组成(注:贾俊玲:“社会保障和法制建设”,载于《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有学者主张社会保障法体系由社会保障组织法、社会保障基金法、社会保障程序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六大子系统组成(注:樊启荣、王全兴、黎栋:“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发展趋向与宏观构思”,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

5.关于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有学者建议:应当把社会保障立法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抓紧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注:《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课题组:“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载于《法学家》1999年第4期。)。有学者认为,纵观各国社会保障立法,可以归纳出带有共同性的规律和特点,并提出,解决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历史债务”补偿是国家、企业、社会的责任;法律的调整与特殊政策相结合;对全国性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及适当削减原有标准,均采取慎重态度,这是福利国家的教训;应制定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保障立法规划(注:贾俊玲:“社会保障和法制建设”,载于《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立法应当由地方立法向中央立法发展;由分散立法向相对集中立法发展;由行政立法向人大立法发展;强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实施机制(注:樊启荣、王全兴、黎栋:“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发展趋向与宏观构思”,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

四、劳动法学与社会保障法研究的展望

我国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的研究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迫切需要补充新的研究人员和深化理论研究。国内和国外的资料不完整,给进一步开展研究增加了困难。由于社会保障法在我国只是近几年才引起国家的重视,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希望国家对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的研究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就劳动法学与社会保障法学的发展看,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的外部环境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我国正在进行的劳动制度的完善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给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的崛起准备了足够的现实空间,现实生活为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有待于进行深入的研究。

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的学者应当抓住机遇,研究社会问题,多出成果。

当前,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需要对本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学说作出新的科学的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第二版的内容正在编写之中。该书的出版将推动我国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的发展。工会系统的研究人员正在对劳动关系和集体合同进行研究并将会有成果。随着《劳动

合同法》、《社会保险法》、《职业卫生法》的制定和颁布,我国将会出现一批有关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职业卫生法方面的专门著作。一些劳动法的研究人员已着手撰写一部有关劳动监察的理论与实践的书,以便为劳动监察工作提供一本重要的业务书。此外,对劳动争议处理的研究也将会出现新的著作。

展望21世纪,我国的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的研究将会日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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