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有关问题的再思考

摘要：城镇化是近几年来的一个受到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城镇化水平正在不断地提高，但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本文对涉及城镇化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比如城镇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与扩大内需，城镇化与共同富裕等，希望自己的浅知拙见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关键词：城镇化工业化扩大内需 共同富裕

近几年，随着对“三农”问题、工业化问题、扩大内需问题关注的升温，城镇化也随之水涨船高。所谓城镇化就是伴随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经济社会分工的细化而产生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利于扩大就业，有利于扩大内需等等。同时，有关城镇化的一些问题也有必要反思。

一、城镇化与工业化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必须与工业化水平相适应，两条腿必须协调，任何一条跟不上，都不能顺利前行，都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但城镇化水平应该以城市人口规模还是以城镇化率来衡量却值得商榷。为了来说明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性有很多人习惯引用如下的例子：美国在GDP达到10000亿美元时，城镇化率超过87％；日本在GDP达到10000亿美元时，城镇化率是64％等等，而中国2000年GDP达到10000亿美元时的城镇化率仅为36％。这俨然把一定的城镇化率当成实现GDP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让人不得不问：实现一定数量的GDP需要的是一定的城市人口规模还是一个相对的比率。因为绝对数与比率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一定数量GDP的实现与城镇化比率不应该有直接的必然联系，而应与一定的城市人口规模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实现GDP需要有一定城市人口的绝对数即可而非必须达到或实现一定量的比例。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即使只是城市居民人口数量也足以与任何发达国家的所有人口数量相媲美。如果我们在实现10000亿美元GDP时的城镇化率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同的话，那么我国城市人口对GDP的平均贡献率就远低于那些国家，即支撑发达国家等量的GDP的人口数量远远小于我国，只能说明我国的城市人均劳动生产率相当低，而不足以充分证明我国城镇化率太低。所以不能把发达国家实现同样GDP时的城镇化率作为我国发展城镇化的一个依据，何况中国现在的城镇人口规模已经足以有能力创造美国现在的GDP数量，只要有相同的宏观政策环境及相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如果我们仅仅把城镇化率作为实现一定数量GDP的必要条件，那结果只能是量的提高，而不是质的提高。我国的城镇化一定要根据我国的国情，时刻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拥有13亿之巨的且不断增加的庞大的人口数量总额。

绝对数与相对比例两者是不同的，有时国与国之间很多方面是不存在可比性的，因为有很多经验并非必然性的。如果不加斟酌商榷便来引导中国的改革，很可能由于各方面条件的不成熟而导致矛盾激化，不利于问题的很好解决。还有，此一时彼一时，别的国家是那样，我们的国家不见得一定要那样。因此，重要的是尊重国情，尊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尊重“摸着石头过河”。

二、城镇化与扩大内需

城镇化可以扩大内需的两个途径：首先，城镇人口的增加可以增加对城市生活必需品的有效需求，因为居民要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都得满足，要满足就得消费，就得花钱，大家都花钱，内需就增加了，而且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要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所以消费的增加就理所当然了；其次：城镇化的加快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了农村人口。以较少的农村人口养活较多的城镇人口，农产品消费市场就会扩大，农民的收入就会增加，农民的消费倾向也会提高，就会有能力有意愿购买更多消费品，从而开动消费这驾马车拉动整个经济的前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从即期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到城镇，就需要固定的工作岗位。但现在大量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需要安置，大量高等教育毕业生正待业，工业对一般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以近极限，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增长缓慢，高新服务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更是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增加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给入城的农村劳动力。加之，受土地价格低廉和利率扭曲的影响，目前资本替代劳动过快，就更加剧了就业压力。如果没有工作，就不能扩大收入，不能扩大收入，哪来的钱去消费啊，而且失业增加还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从远期看，预计到2020年城镇率将达到55％以上，城镇人口至少达到6亿。按目前的水平，城市人均能源消耗量为农村的3．9倍，意味每年有1000多万农民转移到城市，相应能源的消耗将大大增加。政府是否有能力保证满足这增加的能源需求，保证随城镇化占用农地的增加而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及保证对其他资源的直接和间接需求，也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资源永远是稀缺的，而且我国自然资源本来就十分紧缺，再加之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未彻底转变，资源危机的出现是迟早的事。现在支撑发达国家高消费需求的是全世界的资源，随着资源的减少，等到我们到了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时，又有哪里的资源能支撑我国居民对能源的不断增加的巨大的消费需求?很多国家可以通过掠夺来获取资源，依照他们的思维，“中国”甚嚣尘上便不足为怪。如果农民依然是农民的话，即使相同的富裕条件，农民对各种资源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会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要增加农民收入不见得一定要把他们“赶”进城去，留村而富不也很好。农民的幸福感不见得取决于所处的位置，关键还是需求的强度及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对比。再说，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消费并非一定提高，即使消费提高了，也不见得一定活的幸福、自由。

而现在国内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包括：没能力消费，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量入为出”；有能力不敢消费，由于缺乏必要的保障，需要理性的规避未来的不确定性，消费心理预期表现为较强的保守和谨慎；缺乏值得消费的商品，供给结构失衡，消费热点断层，“买涨不买跌”，持币观望；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均，不同的消费边际倾向导致消费不足等。现在增加内需关键的还是想方设法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的保障水平，一味靠提高城镇化水平来拉动内需并非长久之计。

三、城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城镇化，简单地说就是将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而农民要进城没有一点点资源是不行的，要么有人力资源，要么有货币资源，要么有社会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少了还不行。因为农民入城成本包括制度约束成本、就业成本、生活成本、机会成本、精神成本和迁移成本等是很高的，很多普通农民是根本没有能力支付的。这样，农村中有能力的、有资源的人都到城里去了，农村的各种资源就会相对更加缺乏。城乡之间出现了“马太效应”：资源相对多的城镇，资源越来越多，而且还在不断的磁吸；资源相对少的农村，资源越来越少，而且在不断流失。人才、资本都流向城里了，

农村居民成了一个“柠檬市场”，留下来的都是“次品”。长此以往，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不能还是靠由上而下的财政支持吧?那样，不仅成本远远高于由农村乡土人才引领的自觉地农民奔富成本，而且效果也不见得好。

2006年6月7日的《中国信息报》报道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对光山县、民权县、唐和县、开封县等21个县(市)调查发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进程务工或经商，导致留守农村的劳动力主要是妇女和老弱病残，呈现人员结构老化、整体素质低下的特点，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造成农业生产资料浪费，生产成本增加；导致耕地土壤质量下降；导致农村养老面临困难，子女教育存在缺陷；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和土地流转困难，影响农村集体事业的发展等等，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大量的民间资本与各种人才，所以应适度防范城镇这个“黑洞”对农村资源的大量吞噬。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扶持第一产业的力度，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有关部门采取优惠政策，比如提高福利待遇，减税或资金奖励等，鼓励市、县、乡事业单位人员及各方面科技人才、民间资本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开拓事业。还要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帮农民致富，引导农民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

四、城镇化与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允许通过合法劳动先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先富的人不能损害后富人的利益，而城镇化过程中，某些局部地区时常出现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把后富者的利益转移到了先富者的手中，比如对农民土地征用费用过低，差额一部分被政府截流了，一部分转移到了开发商手中，致使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日益突出。据保守估计，目前至少有三千万“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失地农民，他们的生活状况是令人担忧的。如果他们的问题解决不好，带来的社会问题足以抵消因城镇化水平提高给GDP的贡献。

所以，要提高城镇花水平，一定要照顾好弱势群体的利益，即使不能使他们言“溢美之词”，但至少不能让他们“出言不逊”；要提高城镇花水平，一定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即使保证不了高水平，但至少要让人们感到生活的保障；要提高城镇花水平，一定要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工作岗位，即使不能每个人都就业，但至少要使一个家庭成员有能力支撑这个家。简言之，要城镇化，要富裕、和谐的城镇化，不要贫穷、失调的城镇化。

综上问题的一个观点：城镇化过程应该是一个相对自发的过程。政府应避免过分强制性干预，扮演城镇化主角，而关键是要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为城镇化提供良好外部环境。请把这种美好的意愿和权利下放给非城镇居民吧，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让他们自己扮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