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探析

摘要：理论界有些人研究的结果认为，劳动是历史的起点，“劳动”范畴也就当然地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并从劳动出发，探究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得出“劳动”范畴是“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的结论（以下称劳动起点论）。对于这个结论，笔者从人类提升的本质是什么？真正人的“劳动”究竟从哪儿开始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不同的探究。认为工具不仅是人所以为人的起点，也不仅是人类劳动的起点，同时也是历史的起点。“劳动先于工具存在”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工具是历史整体关系中最基本的范畴，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初的前提与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劳动；工具；人类起源；劳动异化；《资本论》

中图分类号：D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2-0005-04

一

探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历史起点，必须首先考察人类历史的起点。那么，人类历史究竟从哪里开始呢？这个问题的确是历史之谜。从《圣经》里的上帝创世说，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异化论，不能说没有进步，至少，黑格尔在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源头关系上的理解，有其积极的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是依然不科学的。

随着科学和人类思维进程的发展，才从根本上正确地揭示了从猿到人的进化方向，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发生论的高度上，科学地回答了人类历史的起源问题。但是，由于唯物史观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理论环境和政治氛围下，主要着眼于唯物史观思想体系的创立，而没有像建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那样，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体系（思想体系与逻辑体系是不同的，人们对于这种区别往往并不注意），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像《资本论》阐述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那样，明确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的问题。然而，《资本论》“逻辑地表述”方法（“逻辑地表述”与“表述的逻辑”也是不同的，人们对此也往往不注意），确定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一般的方法理论原则却是普遍适用的。

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理论界有些人研究的结果认为，劳动是历史的起点，“劳动”范畴也就当然地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并从劳动出发，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得出“劳动”范畴是“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的结论（以下称劳动起点论）。对于这个结论，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历史是社会的历史，社会是人类的社会，追溯历史的起点，实质上是追溯人类的起点，而要科学地揭示人类的起点，必须着力澄清下述几个问题：第一，人类提升的本质是什么？第二，历史的定指含义是什么？第三，真正人的劳动究竟从哪儿开始？

第一个问题是人类提升的本质。笔者基于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原著的学习，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外延扩大化意义上的“劳动”而在于怎样劳动，用什么劳动。如果人类不以自己特有的劳动方式和特有的劳动手段，而仅仅是和劳动那样运用自身的天然的生理器官去获取生存资料，那它就不可能从动物中提升出来，成为宇宙之花、万物之灵。史前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在远古时代，类人猿基本上还是一种树上动物。后来分化为两支：一支发展为森林古猿和巨猿，现代大猩猩就属于这一类；另一支则沿着另一种方向发展，为了抵御猛兽的袭击和适应获取食物的活动（一般称作适应性劳动），他们便开始利用石块、木棒等自然物来弥补自身机体生理的天然器官的软弱与不足，这种活动的长期继续，又使他们开始直立行走，由此便进行到了从古猿到人的“过渡生物”的阶段，即“形成中的人”的阶段。这种“形成中的人”与古猿的活动方式并无本质区别。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语言开始形成，人类才从兽类脱离出来，劳动工具在自然——社会共生态中，是人与动物、社会与自然的界碑。当“形成中的人”使用石块、木棒和其他天然物的活物（这种活动可以叫做前人的适应性劳动）必然会发展到这样一种限度，这时，如果不完善被使用的工具，即如果不过渡到劳动工具，这种活动就不可能进一步提高。而一旦跨出了这一步，原先使用天然的劳动就变成了制造工具并使用这些工具从事活动的生物了。这种情况大约发生在200～250万年前。上述证明，人类提升的本质是“工具的使用和制造”，而不能笼而统之的归结为“劳动”。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历史定指的含义问题。笔者结合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原著的学习，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历史，是定指真正的人类的历史，不能包括非人的历史。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人类社会的普遍本质与一般规律为对象的。在古猿进化为真正的人类之前，无论怎样讲都是“非人”，这种“非人群”还不是氏族或社会，它仍然是自然界尚未分化的一部分，只具有生物的自然本质，它所恪守的是自然规律，而不具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所以，它不在历史唯物主义特定对象范围内。

第三个问题，即真正的人的劳动究竟从哪儿开始的问题。劳动起点论认为，劳动所以成为历史的起点，因为劳动是人的起点；而劳动所以成为人的起点，是因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样一来，实际上就陷入了一个循环论证：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人改造自然的自觉的活动；人从哪儿来？人从劳动中来。这种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劳动，即真正的人的劳动究竟从哪儿开始呢？从“形成中的人”的活动特点来看，他们主要是凭借自身生理的天然器官，偶尔也使用石块、木棒等天然“工具”，觅取天然的食物，它们在自然界中，完全受着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规律的支配。在他们未知使用石器以前，这些“构木为台”、“错木作穴”和“掘穴”的工作，都是无法实现的，充其可能，也只能是“构木为巢”，所以，正在形成中的人的这种过渡生物的劳动，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在考察真正的人的劳动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制造工具的活动起初必定具有动物的反射形式。这种活动，就其性质而言，不会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而是一种反射性活动，并且是在纯粹生物学联合体的范围内实现的。因此，最初制造工具的生物不是人，而是动物。

上述引证说明，最初制造工具的生物的活动不是“劳动”，所以，认为“劳动先于工具存在”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马克思对此早有论述。他曾明确地指出，真正的劳动不是开始于石制工具之前，而“只是有了用于新产品的最初的产品——哪怕只是一块击杀动物的石头——之后，真正的劳动过程才开始”。[1]马克思的这段话，阐述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正在形成中的人运用天然“工具”，例如一块天然的石块击打另外一块天然石头，使之成为一块比天然石块好用一些的石器的活动或行为，还不能称为劳动，只是在有了这“最初的产品”——石器之后，并且再运用这最初的工具作用于自然对象，改变自然物质的存在形态，创造出某种使用价值，实现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才是人类的真正劳动。

换句话说，在最初的“反射性”活动所“制造”的“工具”未投入“新生产”之前，人的劳动是不存在的，只有把这“最初的”工具投入“新生产”时，真正人的劳动才开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工具，人就不能从一般动物中提升出来，没有人的劳动，也就不可能有历史。从终极意义上说，工具不仅是人所以为人的起点，也不仅是人类劳动的起点，同时，也是历史的起点。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什么呢？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二

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不仅应与历史的起点相统一，而且它本身还必须是以后历史展开过程一切矛盾胚芽的潜在孕含体，即在这个抽象的范畴中，孕含着特定对象尚未展开的内在矛盾的全部丰富性。劳动起点论认为，“劳动”范畴孕含着历史过程一切矛盾的胚芽，故以劳动为起点，构想了劳动对象化——劳动分化——劳动异化——劳动社会化——劳动自主化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骨架”。本作者认为，以人类劳动的发展为主导线索，来分析历史发展的逻辑，描述人类社会演进的“轨迹”自然不乏睿智，但仔细想来，不觉又发生了这样的矛盾，即：如果说这“劳动”包含了“前人”——“形成中的人”——猿的活动，那么劳动范畴的外延便被扩大到人类历史之外，这种外延扩大化了的“劳动”范畴使人的劳动和动物的活动失去了界限；如果说这“劳动”是定指人的活动那么它似乎又不及“生产”范畴涵盖得那样宽泛。比如：生产范畴涵盖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人口的生产；而劳动范畴仅涵盖了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或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但人类自身的繁衍行为很难说是一种什么劳动。退一步说，即使劳动范畴涵盖了生产范畴的全部内容，那又有什么必要非用劳动范畴取代生产范畴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2]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范畴与生产范畴并无本质区别。如果说生产范畴不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那么同样，劳动范畴也不能作为这样的起点。我们知道，《资本论》所以把商品范畴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因为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丰富性都包含生产者之间发生联系的实在的商品形式。由此可以认为孕含社会一切矛盾胚芽的范畴“生产”，也不是“劳动”，而只有工具范畴这一实在形式才孕含了历史发生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因为只有工具范畴才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矛盾的交汇点。

第一，工具范畴包含了人与自然矛盾的胚芽。在自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自从有了工具，人类便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使“人”成为人，使“人群”成为社会。至此，物质世界便发生了亘古未有的裂变——一方面是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主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这裂变了的世界和裂变了的世界矛盾体系中，是工具首先把人同自然界区别开来，对立起来；同时也是工具把人与自然界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形成了人——工具——自然界这样一个两对矛盾三个环节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人与自然界的中介工具有着内在的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自然力量的人化，客体力量的主体化；另一方面，它具有了标定人与自然矛盾性质的功能，这是其他任何范畴所不能代替的。换句话说，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是能动的主体对于这种分裂的征服。而这种征服，主体又必须凭借一定手段，因为人总是通过外物手段和他自身相联系，这种手段集中地表现为工具。工具确定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工具又不断地打破这种界限，确立新的界限，这种界限是历史标定的，历史打破的，又是客观存在的，消除了这种界限，人类便被湮没在自然中。正因为工具具有这些功能，所以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3]在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作中，工具不但孕含着物质生产矛盾展开的胚芽，作为精神生产的特殊工具，也孕含着精神生产矛盾展开的胚芽。正因如此，理论家们就把劳动范畴作为“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钥匙”也是一种工具。上述说明，在工具背后，隐藏着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矛盾。

第二，工具范畴还孕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胚芽。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经济的关系，社会关系中的其他方面——政治关系、思想关系，从根本上说都决定于经济关系。而在经济关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们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以及对它的占有关系。在生产资料中，要使之转化为现实的衣食资料，原始人类只能依赖于劳动工具这一中介手段；另外，原始人类处在凶禽猛兽的包围中，人们只有依靠武器（特殊工具）才能战胜他们，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仅仅是“工具——生存”观念。私有制产生之后，“工具——生存”观念被“工具——财产”观念所取代。人们意识到“要强迫人们去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劳役，那就必须设想这一强迫者掌握了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4]创造财富，这种“工具——财产”观念，在奴隶占有制时代，被强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奴隶主为了占有财富，不仅占有了无声工具（无生命的工具），也占有了发声的工人（牲畜），而且，就连奴隶也是当作工具——会说话的工具被占有的，占有奴隶的多寡，成为奴隶主富有程度的标志。到了封建制时代，农民（农奴）形式上占有一定的劳动资料，但实际上，封建主对于劳动资料的占有是通过对农奴或农民的半占有这种曲折的方式实现的，农民不过是自动的“牛马”。当然，随着社会形态的完善，人们的财产观念也逐渐由劳动资料扩大为生产资料。这时，封建主一方面通过农民半占有这种曲折方式占有劳动资料；另一方面，则通过占有劳动对象（主要是土地）来占有劳动者及其劳动资料。到了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时代，劳动者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但是劳动者一旦进入生产过程，资本对他们的奴役便表现为机器和工具上。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的主人，也是因为实现了劳动群众对于劳动资料的直接占有和结合。通观历史不难看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包括阶级关系的变化，是以人与劳动工具关系的变化为转移的，所以，我们要考察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像《资本论》通过商品透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样，首先应当考察以不同性质的生产工具为标志的不同的经济时期中，人们同生产工具的结合方式和占有方式，通过考察劳动工具的性质、功能、系统结构对于人们相互关系的决定与制约作用，透视人们之间的关系，严格说来，生产、分配、消费、流通，乃至分工、协作，都是以生产工具为轴心而逐渐展开的。总的说来，人类文明的根本标志，不是劳动，而是工具。工具才是人类文明的尺度。所以我们说，在工具的背后，隐藏着人与人关系全部矛盾的胚芽。上述特征表明，工具是历史整体关系中最基本的范畴，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初的前提与基础。由此证明，只有工具范畴，它才能够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0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0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0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