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美学界“勇敢”美德研究进展及问题

时间:2022-09-24 06:03:00

当代英美学界“勇敢”美德研究进展及问题

[摘要] “勇敢”作为“四主德”之一,在古希腊的道德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实现其他美德的条件。然而,哲学家们对勇敢的理解并未达成共识,相反,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当代西方学者对勇敢美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勇敢美德及其价值、界定勇敢的定义及构成要素、分析勇敢的类型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此外,还探讨了实践理性与勇敢的关系。

[关键词] 勇敢 美德 价值 实践理性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5)04-0033-06

“勇敢”作为古希腊的“四主德”之一,受到哲学家们的高度重视。例如,苏格拉底认为勇敢是建立在智识基础之上由理性教导的什么该恐惧、什么不该恐惧的命令。柏拉图则认为勇敢是关于真正安全和真正危险的事物、关于善与恶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勇敢主要是一种理性判断,是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是鲁莽与怯懦的中道.是灵魂的一种品质和道德德性。当代西方学者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勇敢美德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一、勇敢美德及其价值

当代西方学者主要是从美德伦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勇敢及其价值。乔治・凯特布(GcorgeKateb)指出,只有当勇敢内含于合乎美德的行为之中时,勇敢美德才能展示并且为人们所称颂。我们应当责备那些不是为了道德目的并引起不良后果的勇敢,因为它们伴随着强力和恶的影响。他进一步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勇敢似乎比其他人类的特性更容易助长作恶,而在最大的恶行――战争之中,勇敢又偏偏是最受褒扬的,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残酷的悖论。他认为勇敢行为只有在道德或道德相关动机的命令之下实行.或者在依传统都值得赞扬的人类特性为道德目的服务的时候,才是一种真正的美德。胡佩・鲍恩( Per Bauhn)则认为勇敢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一个人可以有完美的勇敢却做着完全不道德的事。他指出.信仰的勇敢与道德的勇敢类似,是一种源自道德责任的勇敢,它超越了主体所追求的个人价值、利益与事业。勇敢是人们在面对和克服恐惧时必备的条件。尼古拉斯・丹特( Nicholas Dent)指出,勇敢本质上是一种执行美德,人们在达成目标的道路上必须克服有害与危险的阻碍,勇敢的人会控制住恐惧的情绪,不会像懦夫一样被恐惧控制或放弃目标,而是勇敢面对危险直至达成目标。杰弗里・斯卡里( GeoffrecyScarre)认为勇敢的核心既不是男子气概也不是尚武的美德.勇敢并不需要残忍的侵略、暴力、不容忍异议、冒险或对自己与他人冷酷,耐心与温和不是勇敢的对立者而是同盟者。他进一步探讨了勇敢与道德的不良后果是否相容的问题。他指出,如果具有较少道德价值的冒险行为在他们生活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那这些行为可以算作是勇敢的行为,在当代背景下勇敢是不会过时的,勇敢在任何时代都是必需的美德。

菲利普・艾凡赫(Philip J.Ivanhoe)与李耶理( Lee Yearley)探讨了孟子的勇敢美德。菲利普・艾凡赫通过分析孟子的勇敢观念认为,在孟子那里,“小勇”只注重自身的“荣耀”,“大勇”则更关注公共“善”,具有大勇的人出于正确与正义的原因而做某事,“浩然之气”则给予大勇之人以道德的与精神的力量来面对恐惧的挑战。艾凡赫认为.“浩然之气”是道德勇敢的内在推动力.它通过有规律的重复正义的行为形成。关于善的知识对“大勇”而言是必需的,为了追寻善,大勇之人还需要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类型的知识,仁、义、礼、智“四端”则为其提供了分类的标准与方法。真正的勇敢知道什么是善,它通过降低对危险的敏感性与增强某些特定行为的恰当习惯培养起来,勇敢要求具有习惯与道德的担当。李耶理在其著作《孟子与阿奎那:美德理念与勇敢概念》中指出,在孟子看来,完美的勇敢(气)依靠体认、发展和遵循那些规定人性的所有的美德,“大勇”似乎就是孟子完美勇敢的一种,以大勇造就良好秩序,维护正义,安天下之民。孟子的“浩然之气”具有道德化的效果,这同正义的行为、美德的行动互相关联,它能战胜可控范围之内的恐惧在心中所引起的慌乱,能加强活动特别是勇敢行动的意向。真正勇敢的人对于会引起反对的后果、对于真正美好的东西的丧失并不感到恐惧。最后孟子将勇敢美德继续扩张,人性的卓越使人们能够超越所有那些日常能够抑或应当希望和热爱的东西,也端正了对命和天的正确态度。

诚如前述,勇敢只有在服务于善的目的时才能成为一种美德,勇敢同智慧、正义、坚忍等美德有着必然的关联,在某些情境下勇敢甚至可以作为其他美德的基石,真正的勇敢必然内含理智的因素如审慎,所以勇敢也具有智慧与道德的担当。然而勇敢与道德的不良后果却似乎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所以很多时候勇敢被误解或误用,在战争抑或平常生活中,一个人可能拥有勇敢美德却做着完全不道德的事情,这确实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一个悖论。

二、勇敢的定义及构成要素

大致而言,关于勇敢的界定有以下两种方式:一种是经典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式定义,如斯卡里(Geoffrey Scarre)就将勇敢定义为恐惧与信心的中庸,它可以避免极端的轻率与懦弱,真正的勇敢必然内含理眢的因素如审慎胡。又如库珀・伍达德(Cooper R.Woodard)把勇敢定义为一种出于有意义(高尚、善,或者经验)的理由,即使会经历恐惧、感知威胁也能够超越有限条件的能力。另一种则认为勇敢是为了一个值得的结果而做出的一种自愿的行动。如库珀・伍达德与辛西亚・普瑞( Cvnthia I.S.Pury)对勇敢的生成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集中于威胁情境下为了值得后果而采取行动的意愿,而有意忽略掉恐惧的附加问题;他们将勇敢定义为一种自愿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为了达成一个重要的可能是道德上的结果或目标而对恐惧作出的回应,在此过程中恐惧有时凸显,有时隐藏。这种观点既显示了恐惧情绪在勇敢中的作用,也表明了生成勇敢的两个主要因素:威胁与值得的或重要的结果。克雷格・格鲁伯( Craig Gruber)则认为勇敢是一种认知的、自发的心理过程,它能改变一个稳定的系统以期获得一种积极的结果,而为了这个积极的结果的意愿是勇敢行为所必需的。

学者们关于勇敢构成要素的探讨并未达成共识。有学者将恐惧、害怕的情绪看做是勇敢的主要构成因素,也有学者认为行为结果是构成勇敢的主要因素,还有学者将勇敢与政治或宗教联系起来。厄尔・谢尔普(Earl.E.Shelp)认为,勇敢的构成要素有四个部分:自由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行动的后果、冒险或危险、值得的结局、不确定的结果。他指出,恐惧因素既可能也不可能在勇敢的行动中体现,一个人表现出勇敢的行动更像是敬重恐惧或者试图控制恐惧,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恐惧。斯坦利・拉赫曼( Stanley Rachman)则详细讨论了构成勇敢的恐惧因素,他认为勇敢与人们面对威胁或危险时的心理顺应能力以及在压力与恐惧情境下的毅力息息相关,然而恐惧症患者表现出的无视极度恐惧的行为则称为缺乏勇敢,这似乎表示勇敢要求一些恐惧的因素,直至一个人在面对威胁时为了一个值得的目的、结局或结果而达到一种无畏的程度。尼古拉斯・丹特(Nicholas Dent)则研究了信心在勇敢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具有强大的行动效能.就会过于自信而高估自己的实力,因此会更倾向于让事情按自己设定的方向发展,而这样会更容易犯错。琳达・拉比耶( LindaRabieh)指出,一个人只有获得关于公正与善行的适当标准的智慧才能被称为具有真正的勇敢;一个真正勇敢的人面对邪恶时并非出于高尚的愿望或气愤的骄傲,而是出于一种他不能够躲避只能正视所有邪恶的意识.他深知面对邪恶时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努力来保护自己的福祉是最好的选择。事实上,在勇敢包含了最大的牺牲与苦楚之时,往往是它被最强烈地崇拜与尊敬的时候,而此时它似乎又与我们一直所追寻的幸福和完满相冲突。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对勇敢的定义和构成因素的分析大都集中在恐惧或威胁与值得的结果这两个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恐惧是构成勇敢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它是最为直接的能够引发勇敢的因素,如何面对恐惧与威胁则成为判断行为是否勇敢的一个重要依据。通常而言,一个值得的结果能够让行为者不害怕甚至控制恐惧与威胁去采取行动,而关于善的知识则为行为者提供面对恐惧与威胁的信心与力量,这些研究为进一步了解勇敢美德的道德心理学前提提供了可能。

三、勇敢的类型及不同情境下的表现

根据恐惧与结果这两个主要构成因素,勇敢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肖恩・洛佩兹(Shane Lopez)等人依据恐惧与结果两个方面的因素将勇敢分为血气勇敢、道德勇敢与生存勇敢三类-15]。辛西亚・普瑞(Cynthia L.S.Pury)等人也据此将勇敢分为血气勇敢、道德勇敢与尝试新事物的勇敢三类,而尝试新事物的勇敢更为普遍。库珀・伍达德(Cooper R.Woodard)则认为威胁情绪是勇敢分类的关键因素,他将威胁分为身体的、社会的与情感的等几类,相应地将勇敢分为工作中的勇敢、爱国、宗教或以信仰为基础的物质勇敢、社会道德勇敢和独立的或以家庭为根基的勇敢四大类。勇敢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现不同,因此勇敢的类型学分析也不一样,如有医学勇敢、仲裁勇敢、政治勇敢等。西奥多・雅各布斯(Theodore J.Jacobs)探讨了勇敢在临床情境中的表现,认为病人在面对病情和克服生命困难时也会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勇敢。斯图尔特・维德曼(Stuart Widman)探讨了勇敢在仲裁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在仲裁中作出决定不仅要求深思熟虑和作出巨大努力,更需要足够的力量与勇敢去面对挑战并克服困难,才能依据证据加之合法的辩论公正地断定案件,如果仲裁者缺乏勇敢则所有人都输了。

西方历来重视勇敢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荷马史诗》所体现的尚武精神、英雄气概体现了勇敢在当时社会中的核心地位,柏拉图尤其重视勇敢在城邦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则重视勇敢对战士的意义。尼古拉斯・丹特(NicholasDent)探讨了勇敢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那些具有超过常人的勇敢的战士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往往被奉为英雄,享受着至高的社会地位与荣誉。爱德华・麦迪根(Edward Madigan)指出:战士在战场上勇敢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所以一支英雄之师不一定每战必胜,但是一群怯懦之人却注定要被打败;人们对勇敢的战争英雄会给予至高的荣誉与犒赏,而对怯懦者则会施以重罚甚至极刑。本・沙利特(Ben Shalit)指出,勇敢行为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或创造性的行为,一个具有创造性并菩用非常规策略的人,往往在运用军事策略方面会“打破定势”;在战场上对战友的忠诚,为战友而牺牲会成为激发一个人战斗精神的主要动机,可能也是他产坐勇敢行为的主要动机;军队的真正目的是支持勇敢行为,而不是创造英雄。简森・斯科尔扎(Jason Scorza)则探讨了勇敢与政治的关系,认为勇敢可以作为催化剂,通过政治行为以实现对政治责任的理解,任何勇敢行为与负责任的政治行为都能够为实现自由政治以及社会正义服务;勇敢之所以对政治如此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是必需的、有用的、菩的或是崇高的,而是因为它常常能够有助于成就菩的、有用的或者崇高的政治行为‘20]。

道德勇敢是被学者们探讨得最多的勇敢类型之一。西尔维亚・奥斯瓦尔德( Silvia Osswald)、迪特尔・弗雷( Diet er Frey)与伯恩哈德・施特莱彻( Bernhard Sireicher)等三位德国知名学者认为,道德勇敢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伴随着怒气与愤慨的勇敢行为,行为者试图加强社会与伦理道德规范而不考虑其自身的社会成本。道德勇敢是既定社会道德标准行为的一种,社会成本尤其是负面的社会成本使道德勇敢较之于其他既定的社会道德标准比如帮助行为更显突出。他们分析了道德典范在促进或抑制道德勇敢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还探讨了在社会中培养道德勇敢的问题。马修・皮纳尔托( Matthew Pianalto)指出.道德勇敢具有为某人坚定信仰服务的作用,即使这种勇敢行为会让他处于被人报复或受处罚的风险之中。道德勇敢内含一种将他者视为道德主体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不客体化他者的能力,当道德勇敢面对另一个体时是将其视为道德主体而不像物质勇敢那样仅将其视为客体或物体,这也是其可以作为一种实质性美德的原因。文中还讨论了道德勇敢对于个体培养与保持正直这一特性的价值。道格拉斯・沃尔顿( Douglas Walton)指出,道德勇敢以个人坚定的信念与对特定情境的判断和知识为基础,即使面对巨大的道德与心理的压力,他还是能够坚持此信念。威廉・米勒(William Ian Miller)认为,道德勇敢是孤独的勇敢,它不像战场上的勇敢,在那里个体可以依靠他或她的同志获得支持,而道德勇敢则会让人在群体中被孤立甚至异化。这个观点看似新奇,但也从某种视角凸显了道德勇敢的特点。

道德勇敢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表现与要求。罗纳德・达斯卡( Ronald Duska)指出,正直对许多人来说往往意味着诚实与信任,而勇敢则帮助我们克服恐惧,所以正直与勇敢在应对商业与金融服务中的伦理困境时就是必要的品质了。维姬・拉赫曼( Vicki D.Lachman)讨论了道德勇敢在临床医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在她看来,道德勇敢是一个人克服恐惧情绪、保持核心价值观与伦理义务的能力,它内含一种自愿解决那些被别人忽视或回避的问题的意愿,其在处理伦理难题时具有重要作用。道德勇敢在护理人员面对医疗问题作出正确选择、采取正确措施时扮演着重要角色。莱斯利・塞克卡( Leslie E.Sekcrka)与理查德・巴戈齐( Richard P.Bagozzi)集中探讨了道德勇敢在职场中的重要作用。文章指出,要在日常的生活中训练道德勇敢,以教导人们决定是否以一种道德勇敢的方式去面对工作中的伦理挑战。他们将道德勇敢定义为运用内在原则不顾自身所面临的威胁去做有利于他人的事情的一种能力,道德勇敢是有意志力美德的持续实践,具有道德勇敢的人并不以其他非美德的结果为动机。

综上所述可知,学者们对勇敢的构成要素、类型以及不同情境下的勇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学者们探讨了诸如道德勇敢、政治勇敢、智慧勇敢、存在勇敢等勇敢类型,并探讨了勇敢在战争、医学、宗教、商业等情境下的各种表现与价值。例如,丹特、麦迪根和沙利特都研究了勇敢在战争中的作用,但丹特和麦迪根更重视战士的勇敢,沙利特不仅重视战士的勇敢,也重视决策者的勇敢;又如通过对道德勇敢的研究我们发现利他性是道德勇敢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利他有着不同的表现,奥斯瓦尔德等人注重道德勇敢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关系,皮尔纳托与沃尔顿更注重其与信念的关系,而塞克卡和巴戈齐则更注重其与实质性美德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为研究勇敢美德的构成要素、类型及表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启发。

四、实践理性与勇敢

道格拉斯・沃尔顿(Douglas N.Walton)是探讨实践理性与勇敢关系的代表人物。沃尔顿从实践理性的视角出发,注重理性在勇敢行为中的作用,解决了仅从意向方面来理解某些勇敢行为存在的困难。他列举了诸如在遇到生命危险等情况下的众多勇敢行为,指出勇敢行为通常是出于职责以外的、利他主义的动机,人们才会直面巨大的危险与困难,以期一个值得的或善的结果。正因为勇敢行为的生成环境与行为者的日常生活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勇敢仅仅是其生活中一个短暂的插曲而非其性格的稳定特征。沃尔顿认为,勇敢是一种内在美德.评价一个行为是勇敢行为或懦弱行为都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独特的文化习惯以及区域特性有着重要的关系,更与行为者的目的、知识基础及其所处的境遇有关。对于一个勇敢行为在不同的社会标准与实际的判断中是否有所不同,沃尔顿指出行为者的目的善必须作为评价勇敢行为的标准,但是善的目的要大于此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历史相关性是评估勇敢行为的重要前提,因为实践理性总是依据相关行为者在特定环境下的知识而被判断。一个行为若能恰当地被称之为勇敢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必须能够引起或为某些菩的结果或目的,即使采取此行为会面临危险或困难,但很显然这是一种目的导向性的行为。_29]

沃尔顿认为,虽然勇敢行为往往发生在战场上,然而勇敢并非军人天生的美德,勇敢能够在任何突发的危险、灾难甚至潜在失去生命的情境下显现,所以勇敢行为往往有着拯救他人性命与利他的典型特征。真正的勇敢行为与自我牺牲有着诸多不同之处。勇敢行为从不与愚蠢为伍,它拥有智慧,能够依据情势作出理智的判断并采取适当的行动。虽然道德准则界定了普世的责任与特殊情境的处事方法,但是我们判定勇敢行为却缺少此种准则,一个勇敢行为体现了个人道德承诺的深度,它更像是一份礼物而远非牺牲或责任。所以,勇敢行为以个人的承诺、意图与理性的判断为基础,而不以道德准则的严格适用为基础。即使勇敢是一种外在的行为,但从根本上它是一种内在的美德,只有当行为者在特定情境中的个人意图与知识能够被了解时,勇敢行为才能被真正地了解。在沃尔顿看来,勇敢行为是一种完全主观的意愿,并产生附加的道德价值,所以它能为社会创造善与利,真正的勇敢行为永远是值得的。勇敢行为与实践理性更是分不开的,实践理性为勇敢行为指明方向,提供判断的依据,离开了实践理性的勇敢只能称之为鲁莽或无知。道格拉斯・沃尔顿对实践理性与勇敢关系的研究为我们如何评价勇敢行为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五、勇敢美德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勇敢作为一种古老的美德,在当代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与实践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对待。对勇敢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真正了解勇敢的概念、构成要素、道德价值、评价准则等,更在相当程度上为个体道德的强化与集体道德的稳固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视角与方法。尽管当前西方学界对勇敢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研究水平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由于对勇敢这种美德很难进行实证研究,所以其可靠性仍然受到人们的质疑,其理论研究也存在某些不足。

第一,对勇敢美德的发生条件的研究不够充分。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概念的两大主要元素

恐惧与信心来展开研究。例如,拉赫曼主要讨论了构成勇敢的恐惧因素,而丹特则集中分析了信心在勇敢中的作用,伍达德与普瑞主要从行为的结果来探讨勇敢的产生条件。考察勇敢德性,并不一定需要危险的环境产生恐惧的心理才能激发勇敢行为,愤慨、怒气等情绪或是出于道德的动机等都可以产生勇敢行为,如谢尔普认为恐惧因素既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在勇敢的行动中体现,所以我们可以变换视角,从另外一些情境探讨产生勇敢的条件,进而丰富勇敢德性的研究内容。因此,对勇敢美德形成的前提或基础性的条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第二,对勇敢与道德的不良后果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勇敢美德并不独立存在,它与许多其他美德息息相关,如斯科尔扎揭示了勇敢与社会正义的相关性,沙利特指出了勇敢与忠诚的关系,达斯卡指出了道德勇敢与正直美德的紧密关系。然而,勇敢与道德的不良后果似乎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所以很多时候勇敢被误解或误用,如乔治・凯特布认为在最大的恶行――战争中勇敢又偏偏是最受褒奖的,佩・鲍恩则认为一个人可以有完美的勇敢却做着完全不道德的事。这些悖论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反思。

第三,对勇敢美德在当代生活世界中的影响和作用的研究亟待深入。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界对勇敢的探讨大都采取一种“回溯”的方式,主要考察先哲们关于勇敢的观点.如其产生的背景、情境、价值等相关因素。每个时代都有其着重关注的美德,既有的研究表明学者们并未重点关注当代的勇敢美德问题。虽然达斯卡探讨了商业中的勇敢,拉赫曼探讨了临床医学中的勇敢,塞克卡与巴戈齐探讨了职场中的勇敢,但这些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勇敢作为一种古老的美德,会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改变吗?如果它在改变,那么究竟有哪些变化呢?如果不变,它又如何传承和保持其本质的因素?当今社会还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勇敢这种美德?这些问题亟须我们突破美德伦理学的视角,从道德心理学和社会伦理学的维度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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