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始第一村”

2010年初夏，我在《亳州晚报》做为一名实习记者。多次随相关部门赴蒙城尉迟寺遗址考察学习，真切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源远流长。

中原史前第一城

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蒙城县许疃镇尉迟寺村，现存面积约十万平方米，是国内目前保存较完整、规模较大、以大汶口文化晚期为主的原始社会聚落。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尉迟寺清理出14排18组共73间红烧土排房(不含当代兴修水利及砖窑破坏的)，面积1170平方米，所有的房址成排成组，分布有序。其中有一组13间相连的红烧土建筑，是遗址中最大的一排长屋，相反的门道，而且门前各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中心的三合院格局及套间房，是建筑史上非常先进的建筑形式，体现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整体建筑风格，成排有序排列的建筑式样，至今仍存在于华北、江淮广大农村，是目前仍流行的坐北朝南的排房的“祖型”。排房前发掘的大型活动广场，是新石器时期经过人工铺垫加工的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活动广场，广场是人工用红烧土粒铺垫，表面平整、坚硬、光滑。遗址周围，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围壕(护城河)，经专家研究系人工挖治，南北跨度240米，东西长度220米，宽25-30米，平均深度4.5米，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大型工程，推测，围河保护的应是当时的核心，可以认定整个构建是统一规划、精心设计的，成为尉迟寺文明探秘一个整体，应是5000年最早的城镇雏形，据考证：氏族部落的零散分布到形成有组织分布，是朝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标志，一个转折。

尉迟寺文明以充足的物质、精神、宗教、文化累积，延续了300年左右，是当时中国版图上文化最发达的地域，创造了中国无数个第一，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文化13间相连、长达70米的红烧土排房建筑，第一次发现人工挖治的大型围河，第一次发现人工铺垫的大型活动广场，第一发现“鸟型神器”，第一次发现七足镂孔器，第一次发现以瓮棺埋葬儿童的现象，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文化多件大口瓮组合埋葬的祭祀现象，第一次发现套间房。

家庭构成和社会形态

尉迟寺遗址发掘的房子由墙体、隔墙、门道、室内柱、地面、室内器物组成，每一间房址有独立的进出的门道，一般是较大的房间在一面墙的两侧开有两个门道，较小的房间则在一面墙的一侧开设一个门道，以两间或四间为一组。

每个大房间有灶台，灶台周围遗有较多的陶质生活用具，应为烧火做饭的地方，房间还分布一些蚌、骨制品。从房间分为居住、储藏、烧火等功能看，证明家庭此时已确定并且是稳固的。

从发掘的实物考证，尉迟寺遗址有了明确分工，养殖、手工业、制陶和酿酒，可以推定养殖业、手工业、酿酒业已很发达。家畜以养猪为主，占已鉴定动物份额的49％，另外还有牛和狗，种植以水稻、谷、麦为主。

遗存中出土了大量的水器、容器，其中存在大量酒具，酒的酿造与农业有着密切关系，因为酿酒业的兴起只有在粮食剩余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这就说明当时农业的发展已能满足社会中非生活必需的消费需求。

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尉迟寺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其绝对年代距今4600年前后，早期年代资料测定距今4800年，因此，尉迟寺文明类型在尉迟寺遗址大约有200-300年的发展过程。

两间一组或四间一组的房间分布，不仅表明建筑技术的进步，更应是家庭组织结构对住房格局的改变，居住间、储藏间、灶间的合理分配，与家庭需求应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房间出土器物类型和数量存在的差异分析，可以看出贫与富的差别，整体观之，手工业与农业分工相当明显，已不是传统意义的原始社会。

碗、钵、盆、罐、豆、瓶、杯、鼎、甑、鬻，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器皿在这里应有尽有，种类繁多的灶饭陶器，是饮食文化发达的象征，充分展现了当时人们已创造了丰富的饮食文化。酿酒是正常行为，陶器中高规格的白陶、蛋壳陶、高柄杯，也说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

尉迟寺遗址被考古专家定位为一级部落。它的周围还分布若干处中、小型聚落，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聚落群。尉迟寺遗址也就成了这些聚落中的核心聚落，它对周围聚落有一定的号召力、凝聚力，小型的聚落服从尉迟寺聚落首领的领导。大型活动广场和鸟形神器，说明尉迟寺成为若干小部落必须维护的核心、崇尚的中心。

按目前历史划分，中国奴隶社会是从夏朝开始的(约前2000-前150C年)，此前是原始社会，尉迟寺遗址的发现校正了这一观点。从稳固的家庭、发达的手工业来看，尉迟寺已经已迈入文明的门槛。

尉迟寺遗址与商汤都亳

相传我国古代存有三个部落方国，一个是兴起于北方的皇帝，另一个是兴起于西方姜水之滨的炎帝，最后一个是兴起于东方的东夷，黄帝号轩辕氏，炎帝号神农氏，东夷的始祖则是蚩尤和少吴氏，专家推测，新石器晚期，出现了一个人口急剧增长的阶段，当生产力没有取得突破进展的情形下，人口增长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源的紧缺，为争夺有限资源、拓展生存空间，部落与部落之间频繁发动战争。上古文献记载的这一时期大战，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颛琐与共工的战争，尧、舜与三苗的战争等等。

东夷与黄帝、炎帝多次交战，其中第一次是共工与蚩尤的战争，共工是炎帝部落的英雄，蚩尤自东向西开拓疆土时，导致大战，共工战败，黄帝、炎帝联合结盟，与蚩尤对垒大战于涿鹿，蚩尤战败被杀，带来了华夏民族第一次大融合，炎帝崇拜龙，东夷崇拜凤鸟，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凤正式成为华夏民族的图腾。

《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史记》：“殷契，母曰简狄，有戎氏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吞之，因孕，生契”。

玄鸟生商的神话，说明“玄鸟”成了“商族”的图腾，成为商族的庇护者。

郭沫若先生认为少昊即是契，“少昊金元氏帝挚，其实就是契，古挚契同部，契之母常仪，契之母简狄，实系一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少吴即是契，为商的始祖，《尚书序》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各挚”。帝喾即太吴，为契的父亲。

以上记载和发掘的文物充分说明，尉迟寺文明和商文化同出一源，上接少吴，下连殷商，同宗共祖，至于尉迟寺文明是否逐涡水迁移而居，有待进一步考证。

上古人的精神及社会生活

图腾一词来自印第安语，是家族的意思，后来引申为氏族共同的标志，世界上每个民族的童年，都有过图腾崇拜。

中国古文化研究也被这种思路所左右，数以百千的对中国原始社会及古代器物著述中，均先假设了图腾的存在，认为原始社会有图腾，但又找不出像样的实物图腾来证明，尉迟寺遗址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缺环。

尉迟寺出土的鸟形神器，是一种鸟图腾崇拜的标志，该神器为陶制品，由三部分构成，上部为塔形，底部为圆柱形，整个器物高60厘米，底部直径10厘米，中间20厘米，器物顶端是“鸟”形体，两边附加对称的轴承体，以独特的造型，引领我们遥想古人神奇的文化年轮，体现了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精神世界及意识形态里，图腾崇拜所占的巨大位置。

鸟形神器还是一种具有权力的象征物，它为部落首领拥有，结合着巨大广场的存在，这种器物应放在固定的位置，在一定的场合、特定的时刻出现，既体现权力，又令族员感觉敬畏，应与祭祀有关，可能与宗教也有一定联系。在发现的红烧土排房的前方有一处距今5000年左右的人类活动场所，面积约1300平方米，由红烧土铺垫而成，表面光滑、平整、坚硬，厚度约十公分，广场中央有一处直径为4米的黑色土壤区域，经专家鉴定这是小型火烧堆痕迹，是族群祭祀、集会的地方。

七足镂孔器是继陶鸟“神器”出土后，在尉迟寺遗址发现的另一神秘色彩的器物，七个锥状足高低错落，无法平放，而腹部则有三个镂孔，说明非生活器物，可能是宗教器物，这种器物如何放置，如何使用，目前还不清楚，七足镂孔器先后出土5件，大小、形状、纹饰基本相同，估计应出于一个陶工之手(说明专业有了细致分工)。至于隐藏其中的文化密码，还待让时间慢慢解开吧。

综而观之，这些器物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如今，尉迟寺遗址的发掘工程告一段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蒙城尉迟寺》一、二部也已整理出版，但是这些并未能完全揭开她神秘的面纱，更多的内容尚在等待各方专家的进一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