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实践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日显重要。旨在建立货币联盟、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区域纷纷建立。虽然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全球经济失衡，引发了对欧元区的质疑，但注重实质、符合区域发展状况，形式可灵活应变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将无疑是未来全球竞争的主要形式。加快亚洲金融经济合作，以调整经济结构、深化资源有效配置、将未来的亚洲从制造中心向真正的经济中心转换，将是亚洲需要努力探索推进的。

关键词：货币金融合作；区域集团化；货币一体化；最优货币区理论；欧洲债务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2.6

全球经济、金融竞争呈区域化，早已开始，正在进行，还将继续。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和重点，货币一体化尤为引人关注。以史为鉴，把握趋势，灵活应对，是亚洲参与全球竞争的必备功课。

一、区域集团化潮流

（一）欧美以区域经济合作谋霸权

欧洲欲重振雄伟。二战后，欧洲经济逐步恢复，但其全球地位已大幅下降，且面临严重的美国经济渗透和苏联军事威胁；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更将欧洲排挤在国际货币体系，西欧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对美严重贸易逆差下，不得不面临美元荒造成的支付危机。为重新提高国际地位，夯实经济实力，欧洲一体化在1950年欧洲支付同盟和1951年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中拉开帷幕。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欧元横空出世，成就人类经济货币史的一大创举。

美国欲巩固霸权。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深感威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来自欧洲共同体和日本的竞争日益激烈，连后院拉丁美洲的市场都已被欧盟渗透。为巩固经济实力，维护霸权，美国的美洲经济一体化提上日程。1990年6月，布什提出开创“美洲事业倡议”；1992底，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正式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年9月，“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隆重推出。与此同时，拉美的美元化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991年，阿根廷推出《自由兑换法案》，采用联系美元的货币局制度；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均于2001年实行了完全美元化，美元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危地马拉也在2001年将美元流通合法化。

（二）区域集团化冲浪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日显重要。一方面，区域内经济互补与趋同创造整合利益，加强区域整体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货币金融合作可以帮助抵御全球化中资本流动等因素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冲击，区域信心的树立还可有效预防危机发生。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区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旨在建立货币联盟、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1981年，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立；1991年签订的《阿布贾协定》和2000年施行的非盟勾勒出非洲一体化的蓝图；同年，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等四国签订《亚松森条约》，并于1995年启动了南方共同市场；1993年底，东南非共同市场成立；亚洲也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开始走向区域金融合作之路。

二、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实践与最优货币区理论

（一）理论指导实践最佳范例的欧洲货币一体化

20世纪60年代，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争论的成就之一就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诞生。早期争论的主要是孰优孰劣，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形成的共识是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理论争论转向更为务实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国家适合固定汇率。1961年，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汇率制度选择进而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开创了理论先河。之后，关于建立最优货币区所需条件的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如麦金农提出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凯南认为经济多样化是前提、英格拉姆将金融一体化作为货币一体化的基础、哈伯勒和弗莱明提出的通胀率趋同要求，以及演化至后来的经济政策相似、趋同等条件。

欧洲货币一体化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现。经过20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及共同市场的逐步建设，欧洲将货币金融合作提上议程。1971年，《维尔纳报告》提出货币合作十年过渡规划，以期1980年形成单一货币并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之后，虽然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造成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在各国实行独立的浮动汇率制中搁浅，但1978年欧共体又《不来梅宣言》，正式提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建议，设立欧洲货币单位，形成稳定汇率的机制；并在1989年《德洛尔报告》和1992年《马约》中详尽安排货币、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条件，要求成员加强货币、财政、汇率等政策的配合与趋同。最终，欧元区于1999年成立，欧洲有了对国际货币金融领域进行联合干预和抗衡的一股力量。

（二）多元货币一体化模式推动理论发展

效仿欧洲并结合自身实际，发展中国家推出货币一体化热情高涨。GCC通过20年的努力，借助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带来的优势，成功完成了自由贸易区、关税联盟到共同市场的过渡，通胀、利率、汇率、财政等各项指标高度趋同并保持良好状况，于2009年12月，宣布海湾货币联盟进入实施阶段。加勒比海于1968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虽然区内成员国际收支及债务问题曾严重影响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进程，一度破坏了区域多边清算机制，但本着强烈的合作意愿，经过近40年的努力，终于2006年初建成加勒比共同体单一市场。阿根廷在形成关税联盟两年后，即于1997年就提出建立南方共同体货币联盟，期望快速进入货币一体化轨道。南非在存有8个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的情况下，已计划在2034年前完成货币一体化进程。

面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货币一体化的意愿与进度，传统的货币区理论已难以提供支持。于是，20世纪9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有了新发展，成本-收益理论、内生化理论占据主导。成本-收益理论权衡成立和发展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认为当一国加入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区吸纳新成员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就应该积极推进合作与一体化。内生化理论则暗示，即便候选国的各项经济、政策指标趋同条件未能满足，在加入货币联盟之后，也会逐步通过货币金融合作达到趋同，实现最终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目标。

对于发展中国家，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往往收益大于成本。收益表现在：首先，货币金融合作降低区内的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增强价格透明度，提升经济效率；其次，合作帮助防御危机；最后，提升政策公信力，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成本则表现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会受到限制，而这些可由区域通过基金或财政转移机制来弥补。

发展中国家货币一体化困难重重，但困难遇到越来越强的合作意识，结果会是区域金融合作越来越多样化。巴西、阿根廷因危机将南方共同市场联盟搁浅近10年后，于2008年建立贸易本币结算。2009年10月16日，玻利瓦尔美洲国家联盟同意创立新的地区货币“苏克雷”（SUCRE），从而逐渐减少使用美元。

（三）欧洲债务危机与货币一体化质疑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引发了对欧元区的质疑。2010年5月23日，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外长会议上，轮值主席•萨巴赫指出，鉴于欧元区最近爆发债务危机，正在推动成员国走向货币统一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应“仔细考虑”这一计划。

事实上，欧元区的合作效力似乎在2003年就减弱了。欲与美元分庭抗礼的欧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从1999年的17.9%上升到2003年的25.2%之后，就不再有大起色，上下徘徊了6年之后，2009年虽有突破，也只有27.3%，而且2010年又回到26%以下。① 欧元区相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也在2004年出现拐点，占全球GDP比重一路下滑，遭遇危机，更是雪上加霜。欧元区内成员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也从2003年开始日益扩大，人均GDP最高与最低值之比从2002年的4.1（同1999年）扩至2010年的7.6②； 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预测，2011年希腊实际GDP增速为-5%，卢森堡、德国分别有3.6%和2.7%的增速，区内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或许，欧元区的坎坷部分印证了克里门科在1998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俱乐部”理论。最优货币区类似公共产品，随着成员国的增多，后续成员加入成本将不可测，政策协调出现低效率，或者后续成员存有趋劣性，都有可能致使“俱乐部”崩溃。

现实世界瞬息万变，最优货币区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注重实质、符合区域发展状况，形式可灵活应变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将无疑是未来全球竞争的主要形式。

三、教训吸取与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展望

危机暴露全球经济失衡，同时引出未来世界经济新一轮激烈的贸易、经济竞争。新能源、环保技术将是未来竞争的焦点。如何加快亚洲金融经济合作，以调整经济结构、深化资源有效配置、将未来的亚洲从制造中心向真正的经济中心转换，将是亚洲需要努力探索推进的。

面对当今区域金融合作遇到的种种困难，需要反思，在既面临着多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调整，又面临各国经济发展、体制多样化的情况下，如何将才起步的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稳妥推进。

首先，亚洲合作应当与时俱进、加强协调，连续发展。

亚洲金融协调与合作的概念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中国际性金融组织和欧美大国的袖手旁观，让亚洲自我求助意识加强。1997年9月，日本率先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因美国的反对而搁浅。1999年10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2000年，东盟十国和中日韩（10+3）则将合作从概念升华至行动，就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共识，形成“清迈协议”，以便能够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之后，亚洲双边货币互换取得了实质性的推进，2009年以来，中国还与12个国家签署了总额为10212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此次国际震荡下增强亚洲区域金融经济稳定作出了贡献。

遗憾的是，“清迈协议”向前再迈一步已是又一轮危机之后。早在2003年总理就提出应该将清迈协议多边化，建立一个货币储备的集合，以在危机时提供贷款和流动性支持。然而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该问题才再次得到关注。2010年的3月24日，清迈协议多边安排正式生效，“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建立，资金规模达1200亿美元。但是，亚洲已错过了过去几年利用外汇储备集中发展区域经济的机会。

趁热打铁、连贯发展，应当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态度。作为经济增长中心，又面临新经济增长难题的亚洲更是如此。一轮冲击刚过，又担心欧美国家可能带来的下一轮冲击，各国合作意愿非常强烈，持续稳步推进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是重要课题。

其次，保障安全，强化区域流动性提供机制。

危机已为流动性提供机制的缺失敲响警钟。欧元区自成立以来就存在流动性提供机制缺失的缺陷。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的“不救助”条款，加上欧元区没有顺畅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导致欧元区成员国一旦陷入危机，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希腊债务危机就是典型，致使债务信心丧失，危机放大到整个区域。作为救助措施，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已达到1万亿欧元。阿根廷则因为2001年IMF拒绝向其提供13亿美元紧急援助贷款，从而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债务危机，致使“南方共同市场货币联盟”计划被搁浅。

亚洲金融合作应危机而生，且当前亚洲各国的经济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汇率制度也从固定到浮动呈多元化，汇率稳定机制难以建立。更重要的是，亚洲国家急需解决的是如何降低开放性经济体可能遭遇的外部冲击，流动性提供机制的作用更为突出。

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已建立，以在危机时提供流动性救助。但储备库基金由各国自行专项管理，在需要时经区域领导集团同意，安排资金调度，实现多边货币互换。该安排适用于单个国家发生危机时的应急救助，一旦传染性危机发生，则协议难以实施；而且，目前1200亿美元的规模尚小，难以完成抵御危机的使命。因此，继续促进货币双边和多边互换、扩充区域外汇储备库以及加强亚洲开发银行作用是当前更为现实的努力方向。

需要强调，区域流动性提供机制与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危机救助机制并不冲突，相反，二者互补，但区域机制不应依附于国际机制。上世纪末IMF对亚洲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提出的经济紧缩与结构调整等约束条件可能给亚洲国家留下阴影，但应当承认，无论是来自区域、各国政府还是国际金融机构，完善、成熟的贷款和流动性提供机制都是抵御危机，维护地区金融、经济安全的坚实盾牌。目前，清迈协议多边安排的实施条件还是依附于IMF的贷款条件，这一方面会造成亚洲国家轻易不敢求助于该安排；另一方面造成安排不能根据亚洲经济与危机发生的特点来灵活发挥作用。因此，既寻求提高亚洲在IMF、G20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以加强其对亚洲的重视、放松对亚洲国家的救助条件、加大对亚洲国家发生危机时的救助力度，又努力完善区域内独立、反应快、成本低的自身救助机制和监控体系，对未来危机的防御和整个地区的金融稳定非常重要。2011年东盟+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成立，以及亚洲积极参与G20峰会以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都符合亚洲合作发展方向，需要再接再厉。

然后，形成亚洲特色货币联盟。

退出盯住美元是第一特色。在亚洲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变的情况下，不论从单个国家还是货币联盟的发展来看，盯住美元都不是长久之举。东亚各国贸易多样化，贸易方向也不对称，盯住美元使外部冲击对进出口造成不对称的影响，增加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和调控的难度。况且，亚洲作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一支重要的力量，不能为美元霸权再添砝码。

灵活的汇率稳定机制是另一特色。亚洲货币单位于2007年设立，但单一货币联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亚洲来讲不会实现。亚洲的汇率制度逐渐向弹性较大的管理汇率制迈进。在共同的管理制度中，通过政策协调努力，汇率稳定机制有待形成，亚洲货币储备库可提供稳定机制保障。亚洲货币单位则可从清算、支付开始，逐步发挥作用，朝着欧洲货币单位的方向发展。

再次，充分利用亚洲货币储备库。

亚洲货币储备库为应对危机而建，但在非危机时期，可以投身亚洲经济、金融市场的建设。一方面寻求自身的扩张，另一方面，寻求亚洲技术进步与未来经济新增长点。储备库资金在亚洲区域内投资的过程中，还有助于拉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应积极推进储备库扩张和运用。储备库可部分化解我国外汇储备过多、收益率低下的难题。将储备从美国国债中拿出来，投入到亚洲经济发展和崛起当中，在分享经济增长果实的同时，还能提升中国的亚洲地位乃至国际地位。

最后，拓展亚洲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加深，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要成功，也要驾驭全球化的浪潮，实现跨区域合作。欧债危机演化至目前阶段，已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诉诸救助。这说明货币金融合作程度越高，区内救助困难与博弈也越多。

亚洲区域有必要未雨绸缪，加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盟友关系。国际经济的治理权是零和博弈，提升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有助于维护亚洲区域的经济利益，提高区域合作效力。亚洲国家在IMF中的治理权还很弱，东盟+3占基金15.7%的份额，占15.2%的投票权；东盟+6，即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一起，拥有20%的份额和19.2%的投票权，显然与超过世界总产值34%的亚洲国际经济地位不相符合。

2011年4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了《三亚宣言》，旨在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2011年11月，戛纳G20峰会承认了应对外部冲击进行资本流动管理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利益得到国际组织的考虑和回应，显示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成效。新加坡成立小国论坛和环球治理组织，受邀参加G20峰会，都有利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整体话语权的提升。

实质性跨区域合作持续深入开展无疑将与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相辅相成。

注释：

① 根据IMF提供的COFER数据计算。

② 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计算。

参考文献：

[1]金砖国家领导人.三亚宣言［R］. 三亚：金砖国家首脑第三次会晤.2011.

[2] 高海红.后危机时期东亚货币合作的路线图［J］.国际经济评论，2011，（5）.

[3]东盟+3.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R］.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