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国际”研究的历史和社会学视角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国际变化,于是,历史社会学重新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涉及众多的理论流派,它从不同于政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注重国际关系的社会和历史属性,尤其是把国家重新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之中,以此为基础重新铨释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如“国家”和“国际”等,并把它们置于社会或世界整体中考察其演进过程,尝试建立替代性的解释模式。这些解释模式远远超出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是一种新的探索。

关键词国家 国际 历史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5-0030-36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或国家间关系、世界的结构与进程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历史社会学家的视野。[1] 与此同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等已不能解释世界变化,特别是冷战前后的变化,相同或相似的研究区域使两门学科走到一起,国际关系研究便有了“向历史学转向”和“向社会学转向”。[2]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具有自我意识的历史社会学开始出现于国际关系学科之中,历史社会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复兴了,其中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沃勒斯坦、霍布森(John M. Hobson)和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等,[3]英国国际研究联合会(BISA)也成立了“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平台。

人们用不同名称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如“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国际社会学”、“世界社会学”等,但历史社会学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纷争的概念,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其中充斥着众多相互竞争的派别,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派别界入加重了这种混乱,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由此很难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充其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大致统一。霍布森把“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分为八类:新韦伯主义的、建构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后现代的、结构现实主义的和女性主义的历史社会学等,[4] 内容涵括太多,本文只能从其核心或要义方面简述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

一、 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世界的变化,这是历史社会学吸引国际关系学者的主要原因之一。 [5] 沃尔兹强调国际体系中无时间变化的结构(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继承了行为主义的反历史主义传统,因而被指责为“现世主义”(presentism)的、 “现世崇拜”(chronofetishism)的和“现世中心论”(tempocentrism)的,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向历史学转向”。[6]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受政治理论影响很大,尽管沃尔兹结合经济因素阐述国际政治结构,但忽视了其他因素,这是学论(asociologism)的,[7] 其后果导致了国际与国内区域的分离,国内政治是有等级的,国际政治则被称为“没有政府的政治”,从而忽视了国内政治的具体特征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8] 因为国际区域并不是独立于国内事务之外;单位或个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国家的边界并不总是清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与等级结构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形式,它们可以共存;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国际体系,而是很多,两者相互联系。

变化的根源来源于行动层面,产生以上弊端的原因就是忽视了这个层面,尤其是国家层面。例如,在行动与结构关系图式中,沃尔兹强调结构对行动或个体的制约作用,但排除了对单元或国家的分析,忽视国家和国内政治的具体特征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国家因此被踢出分析之外。[9] 此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的,[10]因为国际关系建立在威斯特威利亚体系之上,非欧洲地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方法和社会建构的方式没得到认同,无政府主义偏好是欧洲中心论的自然延伸,等等。[11]

为克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应以历史社会学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然而,与历史社会学本身一样,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也边界模糊,其中不仅有一批具有强烈学科意识的学者,如霍布森、马丁•修(Martin Shaw)、林克耐特、沃勒斯坦和布赞等,也有一些使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学者,如费丽莫、艾肯伯瑞和克莱斯勒等。研究方法也具有多元特征,既可以是诱导式的或演绎式的,也可以建立在构成性理论(constitutive theory)或因果关系理论之上,在它们的一端是理性选择、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路径依赖、即时性(temporality)和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另一端则为文化的、后殖民的和后结构主义方法。[12]

在方法论中,结构―行动问题尤其突出,其中至少包括结构主义、行动至上和结构与行动相互建构的三种观点。结构主义强调人类行为的深层次的、普遍的原因,以及它对行动的限制作用,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思想,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行动至上论则相反,否认结构(社会结构和历史结构等)的限制性作用,只从具体行动中探寻它们存在或变化的规律与法则,某些韦伯主义者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吉登斯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观点认为两者相互建构而融为一体,他似乎想建立一种包容一切的“宏理论”。[13]

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与众多学科和思想派别相关联,其中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影响最大,因此,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充其量只是方法论上的大致统一,即历史化、社会学化和人本主义(humanism),就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特殊社会变迁的类型,变化和“情境化”。

首先,历史社会学坚持整体主义(社会学化) 观点。“社会”是一个整体,其中多种要素如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国内和国际因素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整体主义集中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或历史结构,不管是以世界经济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分析,还是考克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批判理论,它们都是唯物主义的,即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世界生产、交换或经济是国家体系的基础;新韦伯主义也把世界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国家、经济、军事和政治等都“嵌入”社会之中,它们不是完全独立的个体,而是相互建构,一种因素不能还原成另一种因素。它们都从整体中寻找部分的含义,战争、革命、、国家体系或世界革命等“国际”现象只有在这种框架下才有意义。

其次,整体主义主要是空间上的反映,而“变化”则是时间上的表现,二者相互交织。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很多“不言自明”的前提,主流学派很少去质疑它们,历史社会学家则不然,他们往往探究这些“前提”的来源,尤其是把它们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它们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进程。而任何事件都存在于时间长河中,他们对变化情有独钟,往往运用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去探究事物发展的历时性,揭示“国际”或“世界”舞台上存在的规律及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结构,从世界历史视角剖析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提,力图纠正其中存在的错误,并以此批判欧洲中心论。

最后,反对国家中心论,主张人本主义,即从人类个体出发,研究社会或国际关系的变化,反对国家中心论。现代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其作用十分突出,但它镶嵌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部分,与其他行动者相互作用,相互建构。这种作用也溢出国家社会之外,进入国际舞台,成为国际关系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因子,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因此,历史社会学家更关注社会中的个体(包括国家)。

二、“国家”和“国际”的重新概念化

历史社会学能给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什么?[14] 多数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把国家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并重新概念化。20世纪50-7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把国家作为一个既定概念,没把它与民族、社会等概念区分开来,国家研究成为空白。[15] 更为奇怪的是,国家被剖为两半,分别置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中,形成了所谓的国家的“两重生命”,前者发掘出国家的内部特征,而后者分析其外部特征。[16]

70年代,伴随着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国际关系学科中出现了第一次有关国家的争论。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拥有较高的独立性,是理性的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主要对有关安全的“高级政治”感兴趣;而非现实主义者(包括自由主义者和激进的多元论者)则相反,他们声称国际间的相互依存使国家变得破碎,国家越来越把经济、文化和环境问题等“低级政治”置于“高级政治”之上,国家的作用正在衰退。这两种观点都割裂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国内与国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都把国家从分析中“踢出去”了,历史社会学要求运用社会理论理解国家,并把它重新引入分析之中。[17]

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是历史社会学中两大主要学派,而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国家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体系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学派活跃于国际关系研究中。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把国家当作一个地域性的概念,政治或国家体系是一个独立领域,而马克思主义则把国家放在社会或世界整体中,并以生产、劳动,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权力等分析国家及其体系的进程、特征、行为和利益。其中,经济、生产和劳动是基础,这种分析方式被认为“基础―上层建筑”模式。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世界经济具有决定性作用,现代国家只是它的派生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中心和资产阶级获取剩余的工具,国家被牢牢套在世界经济或体系之中,缺乏国际行动能力。为克服这种决定论,葛兰西追求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和合法性,科克斯(Robert M. Cox)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生产具有中心地位,生产结构形成阶级,而阶级结构是国家的基础,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国家又受世界秩序的束缚;同时,国家形式的变化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与世界秩序结构的改变紧密相连。[18] 罗森伯格认为国家并不是“自主的”政治行为体,它受社会关系结构和历史结构的制约,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结构。[19]

对新韦伯主义者而言,国家建立在制度之上,是拥有武力和管理职能的集权化群体,不但在内部与其他群体,而且在不同地域与其他行为者争夺资源,国家、社会和政府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社会形式。[20] 他们摆脱了“基础―上层建筑”分析方法,追求多元解释模式,强调国内外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包括多原因分析(许多相互依赖的权力来源)、多空间性(相互依赖的多空间层面)、权力来源和行为体的半自主性、关于历史和变化的复杂观点(历史性)等,分析更加复杂。[21]

例如,斯科奇波尔认为国家对内维持秩序,对外与他国竞争,国家与国内的社会阶级之间相互作用,它还要适应国际社会,尤其是战争对国家的影响,国家革命与国际战争关系密切。[22] 梯蒂也有相似分析,但他的研究重点是19世纪欧洲国家形成的国内外条件。[23] 与他们相比,迈克尔•曼的分析复杂得多,他认为国家处于多重社会权力来源(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的网络中心,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多形态的(polymorphous)的(如资本主义的、军事主义的、代议制的、民族的、意识形态―道德的和父系的等),它既是国际冲突的产物,也受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认同和规范等国内因素的影响。[24]

霍布森则总结了他们的分析,把结构和行动结合在一起,区分了国家的两种行动能力:国内行动能力(domestic agential power)和国际行动能力(international agential power),坚持国家同时具有不同程度的国内和国际行为能力,企图在两者之间搭建沟通桥梁。[25] 此外,马丁•修追溯了在不同时期的含义,布赞重新诠释了“安全”,一些学者指出了国家地理边界的社会和规范含义,等等。英国 “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小组的议题更广,包括殖民地独立与;欧洲、和帝国;战争、帝国与民族国家;全球性、地区性和国家,民主与专制,等等。[26]

总之,历史社会学把国家当作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时期的国家有不同的特质。同样,社会或国际社会被视为一个整体,只有把国家放置其中理解才有意义,社会结构和历史结构中国内外因素互动是解释国家的关键。这是 “国际”分析的出发点。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体系”的概念化很不成功,沃尔兹的国际体系仅仅指国际政治体系,是静态的和国家中心论的。布赞修正了沃尔兹的分析,运用多元分析方法把国际体系分成军事、政治、国际经济和社会文化四种边界并不重合体系,相互作用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其中任何因素不能起决定作用,这与迈克尔•曼的观点相似。他运用世界历史观点考察了国际体系进程,认为世界并不总是无序的,等级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可以共存。[27]

对英国学派而言,国际体系可以进化为国际社会,但国际社会研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社会学超越了这种束缚,如马丁•修提出了“全球社会”(a global society)观点。冷战后,全球社会正在形成,它不同于国家社会,是由世界范围内所有社会关系组成的复合体,是一个有差别的社会世界,其中,现代生产、市场、交流、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等联合起来的力量与全球的、地区和地方的各个部分及其差异相互作用。他重点分析了全球社会中战争与安全的不同含义与形式,以及它们产生的全球、地区或国家层面的复杂原因。[28]

马克思主义很少用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概念,而是从生产、劳动、生产方式、资本积累和积累方式等角度研究世界整体,最有影响的当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思想。对他而言,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不同的体系都建立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上,而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剩余的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或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并最终扩展到全球,其中不停息的资本积累是发展的动力,也存在着中心―不平等关系,国家间体系或国际体系只是世界体系中地缘政治的表现形式。

国际社会研究依赖于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相似性,“国际”没有得到很好的概念化,为此,罗森伯格引入了托洛茨基的“不均衡和复合的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概念。“不均衡”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世界是由众多的差异组成的,这些差异包含社会间的、面积大小的、文化形式之间的、和物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而众多社会之间,以及它们不同的水平和形式在时间上共存,即“非同时的同期性”(asynchronous simultaneity)。“不均衡”导致“复合的发展”,即没有一个社会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总之,社会发展是一个由差异组成的整体,也是历时性和同期性结合的产物。[29]

总而言之,与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不同,历史社会学更多地从社会或世界整体的角度分析国际现象,涉及到国际或世界、国内和个体三个层面的互动,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不仅包括政治―军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包含社会、文化、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

三、历史社会学为国际关系带来什么?

显而易见,历史社会学的新视角为国际关系学科带来了新思维,激起了人们的兴趣,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社会学究竟能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什么?这仍然是争论的中心话题。一些学者充分肯定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作用,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两者的结合存在一些问题,甚至还有人质疑这种结合。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质疑国际关系学科中既定的、毋庸置疑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前提,运用历史社会学理论重新审视它们的含义及其背后的深层次意义,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尽管与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有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仍深嵌于政治学中,而历史社会学则以社会学或社会理论为基础,充分地吸纳了历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两种视角衍生出不同的知识体系:一种以社会为基础,另一种则从国家出发,聚焦于国家体系。再者,理解不同流派的历史社会学也涉及到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对人、世界、社会和国家等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也影响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同样,认识论的差异带来不同方法论。这一切使得国际关系不再囿于政治学、经济学的窠臼,拓宽了人们的视野。

第二,在批判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时,引入“行动”层面,尤其重要的是把“国家”重新引入国际关系分析中,并打开了这个“黑匣子”,揭示其社会内涵;通过国家把国际、国家和国内三个层面的所有因素联结为一个整体,并分析国际行为的国内根源或国家行为的国际根源,打破了国内与国际的分割,从整体理解部分,或从部分看整体,而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情境性”分析为国际关系研究添入了更多内容,如国家与社会,“国际”与“国内”之间的关系,战争、革命对国家的作用等,也使建立综合解释模式成为可能。

第三,在强调行动与结构的互动时批判“静止的”观点,把国际关系置于时间的长河之中,以历史观点重新审视它的发展过程,并分析变化的原因。变化来源于行动层面,如国家、国内社会、革命、阶级冲突、认同和合法性等都能引起国际结构的变化,而对变化的分析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并以此挑战国际关系中“不证自明的” 理论前提和“共识”。

第四,冷战后,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正在发展巨大变化,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面临着严峻考验,历史社会学更关注这时世界的复杂变化及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以突破冷战思维的局限,探寻世界变化的逻辑。最后,历史社会学崇尚实证研究,引入大量史实进行证伪,把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结合起来,以确立具有实际解释意义的分析框架。

总之,这些变革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议事日程,如在构建“世界社会学”时,霍布森指出了实证和规范研究的十个关键分析领域,其范围大大超过了既有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然而,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毕竟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两者结合仍然有很多问题。[30]

首先表现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这也是最基本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以国家为中心,而历史社会学则从社会出发阐述“社会间的”特征及其变化,两者很难相容,历史社会学由此很难为新现实主义提供完整的国家理论。

其次,历史社会学的国际分析中有着现实主义的传统,如韦伯、斯科奇波尔、梯蒂和迈克尔•曼等的观点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如出一辙,其结果是国内与国际研究之间缺乏粘连性。然而,历史社会学毕竟与国际关系学不同,它并没有把“国家”和“国际体系”当作是既定的前提,相反,它引入时间概念,具体地分析它们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揭示其新含义。尽管如此,二者的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在经典历史社会学中,“国际”一词缺乏明确的定义。古典社会学理论处于学科分离之前,是整体论的,目的是创立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发展理论,并没有建构起有关社会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后来的社会学高度关注某一或某些社会内部,而对国际研究的依据是“与国内研究的相似性”,因此,“国际”一词没有严格的社会学定义。在历史社会学进入国际关系学科之前,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但不同的学者对此看法迥异。

第四,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进行了历史化,但忽视了史学理论。[31] 然而,对历史的理论化有着太多争议,如兰克学派与年鉴史学派就有很大差别,前者是实证史学的代表,后者则强调“一体化史学”。既然历史社会学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就必然要面对这个问题,但众多的史学理论仍然让人无所适从。最后,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涵括众多学派,各种竞争性观点充斥其中,如何把它们抽象成简洁的理论以指导国际关系研究?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正如上文所言,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涵括众多流派,来源于不同的认识论,如何把它们拿捏在一起十分困难,只有从方法论上去把握。

另外,历史社会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有的学者担心它会被国际关系驯服;[32] 历史社会学强调结构与行动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建构的关系,把两者结合起来,其中包括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因果变量都会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实际上是建立综合性的解释模式,而学术界对此极力反对,在具体分析中更难以把握,如霍布森的财政社会学分析便是如此。正由于这些问题,历史社会学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它的独特视角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目前正在兴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新一轮的综合也与之有关。或许,它将在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注释:

[1]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

[2] 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Breaking down boundaries, USA and Canada: Routledge, 1998, pp. 1-3.

[3] George Lawson,“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en Society, Research Programme and Voca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7) 44, p. 344.

[4]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0-41.

[5] J. G.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in R.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1-148; Martin Shaw, “State theory and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Michael Banks and Martin Shaw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p. 1-6; [英]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批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6]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8-22; John M. Hobson, “What’s at stake in ‘bring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20.

[7] Walter Carlsnaes et al.,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2002, p. 75.

[8] John M. Hobson, “What’s at stake in ‘bring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20.

[9] 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Breaking down boundaries, pp. 66-69;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pp. 18-22.

[10]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A British Social Science”(renew), 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1, April 2000, p. 115;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Immanuel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1;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英]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批判》,第37页。

[11] John M Hobson,“R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World History: Orient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GlobalDialogic Conception of Inter-Civiliz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7) 44, pp. 414430.

[12] George Lawson,“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46-349.

[13] [英]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90页。

[14] 这个问题出现得很早,有关讨论也持续了很长时间,如英国国际研究联合会的“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平台在2004年12月19日和2005年3月5日召开研讨会,主题为“国际关系遭遇历史社会学”。

[15] Martin Shaw,Globa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al concepts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 p. 61.

[16] Richard Little, “Liberal Hegemony and the Realist Assault: Competing ide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 in Michael Banks and Martin Shaw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9-20, 24-34.

[17] 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5.

[18] [美]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4页。

[19] 洪邮生:“一种有‘本体论’深度的视角: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评介。”[英]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批判》,第256―272页。

[20] 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Breaking down boundaries, pp.4-5.

[21] 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94.

[22] T.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lation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9.

[23]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Oxford: Blackwell, 1992, pp.1, 58-59, 76.

[24] Michea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Ⅱ: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55-56.

[25] 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17-235.

[26] .

[27] Barry Buzan et al.,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2-80;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pp. 26-28.

[28] Martin Shaw,Globa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al concepts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 pp. 17-19.

[29] Justin Rosenberg,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307-310.

[30] John M. Hobson, “On the Road towards an Historicised World Sociology”,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79-284.

[31] “History and Theory in the New Soci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by Paul A. Kowert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3) 5, pp. 7779.

(作者简介:孝感学院副教授,博士,孝感,432000)

收稿日期: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