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后危机时代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

【前言】刍议后危机时代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金融危机的阴霾虽然尚未在全球范围内消散，但与危机发生之初各经济体一致采取扩张性的刺激政策应对普遍经济下滑的状况相比，世界经济和各国应对危机的治理之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集中表现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矛盾，由此带来的各经济体在危机治理中宏观政...

摘要：后危机时代，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周期中的矛盾凸显，由此带来了各经济体在宏观政策制定与实施上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政策的外溢效应，“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如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各国就必须进行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博弈理论证明了国际协调的效率和收益高于不协调的状态，因此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可行的。有效的国际协调可通过寻找利益共同点、达成均衡、维持均衡的路径来实现。现阶段各国应慎用量化宽松的政策。避免货币竟相贬值，继续在G20的框架下推动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他律功能，发挥相互评估机制的互律作用，同时各国共同提高自律能力，以实现有效的宏观政策国际协调。

关键词：国际协调　溢出效应　合作博彝　以邻为壑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1－0071－76

一、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矛盾及各国宏观政策冲突

2008年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爆发后，经过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的危机治理，全球经济开始逐步企稳。世界经济实际GDP增长率由2009年的-0.6％恢复到2010年的4.8％(预期值)，渡过了一个“最黑暗的时刻”。但是，导致此次危机的诸多因素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全球经济呈现出不平衡的复苏，修复经济体系和重塑金融稳定依然任重道远，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危机已经结束，可以说，现阶段全球经济步入了后危机时代。

金融危机的阴霾虽然尚未在全球范围内消散，但与危机发生之初各经济体一致采取扩张性的刺激政策应对普遍经济下滑的状况相比，世界经济和各国应对危机的治理之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集中表现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矛盾，由此带来的各经济体在危机治理中宏观政策的冲突以及“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

1、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的矛盾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之后，经济情况出现分化，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大相径庭，体现在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两个方面。近期宏观指标显示美国的复苏前景仍不明朗，2010年第三季度GDP年率增长2.5％，失业率高达9.6％，10月份通胀率为1.2％，消费者信心指数仍处历史低位，且于10月份再次下滑。欧元区2010年10月CPl年率上升1.9％，符合欧洲央行将通胀率维持在2％以下的目标，然而各国经济却呈现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两极分化现象凸显。2010年第三季度GDP年率增长1.9％，其中德国一国就贡献了三份之二左右的增长份额，而南欧国家依然身陷债务危机的泥淖，信用等级遭遇频降，经济增速接近为零。就在欧美经济复苏依然堪忧的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因为良好的经济增长前景和较大的汇差而成为全球流动性逐利的战场。中国近期的宏观数据甚至表明存在经济过热的风险，2010年第三季度GDP依然保持了9.6％的高增长率，与此同时，10月份CPI飙升至4.4％，创下近25个月以来的新高，通胀隐忧骤生。

2、各国在危机治理中宏观政策的冲突

针对自身不同的经济状况，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面对疲弱的经济基本面。高企的失业率和通缩风险，美联储于2010年11月启动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决定在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同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水平不变。这实际上就等于开动美国的印钞机，向经济体系输送新的流动性，通过天量流动性的注入，降低美元汇率，一方面可以减轻债务负担，另一方面使得美国的商品与服务在海外更具价格竞争力，有利于改善贸易逆差；同时美元资产更加便宜，从而吸引海外资金流入，推高资产价格。弱势美元的代价是输入性通货膨胀，但如今美国面临的是通缩风险，暂无通胀隐患，量化宽松的政策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实在是极具诱惑力。欧盟当然也想通过“弱势欧元”改善贸易逆差，但当务之急仍是化解债务风险的隐患。平衡财政的迫切要求使欧盟暂时在货币政策上保持了坚挺的态度。美联储“再次注水”引发日本等国家采取跟随策略，也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则是新兴经济体。它们将不得不面对本币升值、外汇储备缩水、资本流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等一系列问题的严峻挑战。世界银行在2010年10月19日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复苏强劲，风险上升》中指出，东亚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已普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大量资本流入和货币升值压力增大可能对政府决策提出新的挑战。新兴经济体如今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要退出刺激政策，那么就要允许货币升值；如果要维持货币稳定，那么就要以过度刺激经济为代价。面对日益高企的CPI，中国央行连续出台了适应性的货币政策以对冲流动性。2010年10月19日，在时隔近3年后重启加息工具，将银行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并在11月10日至19日的9天之内连续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考虑到之前的差别化调整因素，部分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19％，已经突破历史新高。

由此，各国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冲突显而易见：美国、日本一意量化宽松。以刺激复苏为己任；欧盟暂时专注于紧缩赤字，平衡财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在应对本币升值和通货膨胀中艰难寻找平衡之道。面对当前的矛盾和冲突。如果各国不能精诚合作，全球金融体系就会周期性地出现不稳定，走上不可持续、最终趋于崩溃的道路。

3、冲突的源起：“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

美国QE2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全球经济史上“以邻为壑”的例子并不少见，但把祸水引向邻居家的种种行为无一例外地演变成为一场无人胜利的战争。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美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为了提振受危机影响的国内需求，1930年5月1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根据这项法令。约75种农产品和925种工业品关税提高，平均关税率达到了60％。此举随即引起多个国家的抗议和报复性行动，英国在1932年通过了《进口关税法案》，又和其附属国、殖民地签署了《渥太华协议》，宣布英联邦成员之间实行“帝国特惠制”，同时一致对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贸易保护对抗贸易保护。随后，全球60多个国家卷入贸易战，陷入了贸易下滑和经济减缓的恶性循环，世界贸易总额下降了70％。而美国也引火烧身，进口额和出口额骤降50％以上，1933年失业率高达25％，GNP比1929年下降了三分之一。金融领域的货币战争同样激烈，当时，美国罗斯福政府拒绝参与国际金融协调与合作，坚持不承担稳定世界经济的义务，为了保护国内利益，甚至推行《黄金储备法案》和《购银法案》，加大美元的贬值力度。而美国的购金购银行为迫使多个金本位制、银本位制的国家如比利时、法国、中国等退出金、银本位制度，纷纷加入货币贬值的行列。这种“以

邻为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世界金融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分裂，世界经济秩序也进一步恶化，而美国也未能依靠“损人利己”的政策在二战前走出30年代的大萧条。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同样可见“以邻为壑”的政策大行其道。危机之初，美国“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限制境外投资”、“增设贸易壁垒”的系列政策无一不彰显美同意欲转嫁危机的企图，而如今在后危机时代，又肆意抛出“量化宽松”的政策，其本质仍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而保全自身的利益。

以史为鉴，“以邻为壑”的政策并不能帮助一国走出困境，反而会激化全球矛盾，引发更恶劣的情况。面对当前的全球经济矛盾和各国的危机治理冲突，更好的选择是：各国强化危机治理政策的国际协调，共同地采取行动，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

二、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体之间由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汇率渠道的存在使得开放经济条件下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宏观政策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效果。在封闭经济中，一同只需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制定政策以达到其想要的经济目标；而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一国的政策将对他国产生影响，表现为“溢出效应”；同样，他国的政策影响也将“溢入”本国，干扰本国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这种“溢出”和“溢入”的外部性，这就要求各国进行政策协调以增加经济福利，“以邻为壑”的政策在开放条件下也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

事实上，在危机爆发的前期，由于世界各国普遍遭遇重创，主要经济体以及各种国际组织迅速行动起来，纷纷推出一揽子的应对策略，其治理方案在内容涵盖上不可谓不全，在力度决心上不可谓不大，在针砭积弊上不可谓不深，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使得全球经济和会融系统的稳定性得以改善，危机环境下国际协调所发挥的作用也得以体现。而如今，各国经济政策目标的差异使得世界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进一步显现，为调整这种不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就愈发重要，其原因就在于宏观政策的溢出效应。如果是在封闭经济下，各国采取“各自为政”的措施也并无大碍，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仅仅同于本同的经济状况制定政策，而无视政策的外部效应，或者仅仅以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害他国的利益。那么最终的政策效果难以形成集体福祉，更无法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2、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可行性

既然在制定宏观政策中有必要进行国际协调，那么国际协调是否能够帮助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呢?博弈的思想和方法可以帮助解释国际协调的可行性。

博弈思想源远流长，而博弈论却是一门相对年轻的科学，但自1928年冯・诺依曼首次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后，博弈论被广泛地运用于各学科的研究，并为现实中的决策提供了许多启迪。1944年，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顿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提出了博弈论的两个经典框架：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和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随后，约翰・纳什在1950年凭借两篇论文确定了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在经济学的应用方向。

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各博弈方的行为在相互作用时，能否达成并执行具有约束力的协议(binding contracts)。如果不能，就是非合作博弈；反之，则是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广为人知的“囚徒困境”是非合作博弈的一个典例，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却最终造成了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果。与之相反，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效率、公正和公平，博弈过程中，各方的利益都能够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而他方的利益有所增加，因而使得整体的利益有所增加。可以这样说，非合作博弈偏重于对竞争的研究，而合作博弈则更倾向于对合作的研究。

1976年日本经济学家滨田宏一(Hamada)使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建立了Hamada模型，从理论上对国际经济协调的可行性及效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Hamada模型揭示出当两国不进行政策协调时的两种非合作均衡都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而经过协调后的合作均衡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瓦什(Carl E.Walsh)对Hamada框架进行了改进，研究了两国在对称性冲击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协调的合作政策和非合作政策，并对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指出合作政策比非合作政策产生更多的收益。Hamada的两国模型结论可以扩展到多国，多国之间如不进行宏观政策的协调则是无效率的，通过国际协调可以实现各国的帕累托最优，协调后的整体福利也高于不协调的状态，因此多国间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具有可行性。

三、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有效路径

面对前景不明的全球经济，各经济体应选择自保还是协作?在政策上是同舟共济还是以邻为壑?答案不言自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增加了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难度，保证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保证有效的政策协调，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实现。

1、寻找利益共同点

国际协调的前提是各方必须具有潜在的共同利益。如没有利益共同点或者一致的目标，那么国际协调就没有必要。找到了利益共同点，就等于各方在某一方面达成了共识，具备了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基础，从而保证各方能够朝着一致的目标共同努力。

2、达成政策均衡

在一致目标和共同原则的指导下，各方可以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磋商，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达到政策均衡，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在协调的过程中，从短期看，部分国家的现实力量可能使其在协调的利益分配中占有优势，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各方博弈力量的此消彼长，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长期的利益平衡点。

3、确保各方保持均衡

在达到一个均衡点之后，在不发生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各方应共同保持均衡，但因为各方都存在个体理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打破均衡的冲动。为限制这种冲动，维持国际协调的均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保证，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分别是：(1)他律的方式。如果一方在违背均衡时，有一个来自外部的机构来惩罚这个不合作者，那么不合作者畏于惩罚，就不会选择背叛，当所有的协调参与方都信任这个外部机构并畏于惩罚时，就会抑制违背均衡的冲动，维持现有均衡。(2)互律的方式。他律的方式尽管简单、有效，但是会面临执行成本过高或操作容易出现分歧的问题，而参与协调的各方如果能在一个互律的框架下进行协调，相互之间进行评估和约束，也可以达到维持均衡的效果，同时其成本也会大大降低，但缺点是互律的强制程度也随之降低。(3)自律的方式。自律是最困难的一种方式，要求参与协调的各方不仅具有短期的理性，而且必须具有长期的智慧，要以长远的视域、动态的角度来预测国际协调所产生的合作利益，而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结果，从而抑制打破均衡的冲动。

四、后危机时代各国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建议

后危机时代，各主要经济体因经济周期错位而产生的政策分歧，使全球经济陷入极度复杂的局面，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势在必行。比“以邻为壑”更加理性的做法是：各国放弃一味的指责和报复，通过积极的参与和坦诚的谈判在共同利益上达成广泛的共识。每个国家都应该为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以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1、各国均应慎用量化宽松政策，避免货币竞相贬值

量化宽松的政策，从一方面讲，是一剂猛药，但频繁使用也会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结果。使扩张效果明显减弱。以美国为例，美联储在2009年及2010年初通过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购买了总计约1.7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机构债券，使其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从危机前的约8800亿美元升至目前约2.3万亿美元。而与此相伴的是却是M1货币乘数的持续收缩。金融危机前该乘数长期维持在1.5～1.8倍的水平，2010年2月一路下探至0.79，虽然后来有所回升，但截至2010年11月3日美国M1货币乘数为0.899，仍然低于1，且仅为危机前水平的一半左右，其原因在于面对美联储注入的庞大资金，保守的银行宁愿将这部分资金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存在美联储，也不愿把资金贷给千疮百孔的企业。可见，不断“注水”的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恢复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量化宽松这剂猛药的依赖性很强，副作用很大。一国频繁使用，容易引起各国竞相使用，从而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的战争，其结果则是所有参与者都将遭受重创。因此，各国一定要尽量避免过度使用量化宽松政策。

2、在G20框架下继续推进全球合作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世界主要经济体选择了以G20峰会为框架的多边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在G20峰会的框架下，主要经济体加大了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国际协调力度，拓宽了国际协调范围。并达成了较多的广泛共识，稳定了遭遇重创后的全球金融体系。相比其他的国际协调机制而言，G20峰会是更为有效的、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合作和协调机制。在后危机时代，仍然需要在G20这个良好的协调平台下，寻找世界各国共同的利益，继续推进各国间的协调与合作。

3、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协调中的“他律”功能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一度饱受诟病，被视为缺乏监管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体系的能力，对IMF进行投票权改革的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IMF的投票权机制以及其自身的确存在不少的缺陷，亟待改进，但是在应对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和大规模的国际协调方面，IMF凭借其专业性和经验，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说各国能够在G20的框架下描绘出一幅国际协作的宏伟蓝图的话，那么IMF能够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并扮演外部机构的角色，承担起“他律”的责任。IMF在国际协调的体系设计和执行实施上应该发挥关键的作用，如果缺少这种关键作用，参与国际协调的各方可能就会空有美好愿望而缺乏手段和力度去实现。

4、发挥相互评估机制的“互律”作用

为开拓经济协调合作的新途径，G20推出了一个新的框架――相互评估程序。在该框架协议下，各国将进行互相评估，以衡量各自所采取的政策是否能实现共同商定的目标。各经济体首先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制定出本国经济政策的目标、内容及预期；而后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督促和指导下对政策进行相互评估，以确定各经济体的政策是否适合于共同商定的可持续目标；最后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这一程序就像一个“互律”的过程，一方可以评估他方的战略，同时自身的战略也被他方所评估，这就形成了各方之间的相互识别、评估，如有不符合集体利益的地方就必须加以修正，从而达到共同的目标、在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中，应进一步发挥相互评估的积极作用。

5、各国共同提高“自律”能力

开放经济条件下，每个国家对外要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解决全球的系统性问题，同时对内也要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解决自身的非系统性问题。如何在国家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中权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考验的不仅是各同的胸襟和技术，更是战胜危机的远见和智慧。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够自我约束，加强自我管理，放弃狭隘的保护主义，抑制“以邻为壑”的冲动，以长远的、动态的角度看待各国合作的效率和收益，那么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共同复苏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