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22:39:39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6 ― 0009 ― 04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相互碰撞，中外意识形态交融，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该问题的研究也进入更多学者的视野。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5年5月，在CNKI数字资源平台进行检索，以“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主题，搜索到期刊论文433篇，博硕士毕业论文202篇，会议收录论文45篇，重要报纸上26篇。从上面数据来看，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这些成果，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推动了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化。我们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为了借鉴精华、改进不足，从而为相关研究奠定基石、指明前进的方向。
一、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意识形态等相关概念的内涵
从现有学术成果来看，学界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安全”、“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至今未能有统一的界定和阐释。
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地位来界定。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不受外界颠覆，而保持其和谐与稳定的能力或状态。〔2〕另一种是从意识形态安全的组成部分来进行解释。有学者认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内容包括政治安全、道德安全、民族精神安全等，其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3〕第三种是从意识形态安全本身的合理性角度来阐释。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能够抵御外界侵蚀，保证其有序和谐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本质体现。〔4〕更有学者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作深入说明 ，“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内、外部消极因子的威胁、侵蚀、同化。我们要求民众在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上的分歧从属于共同的政治信仰和主导价值，而并不强迫其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认知，整齐划一的行为方式。 〔5〕
学界对“国家意识形态”内涵的划分，有比较统一的意见，认为它是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有学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指与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处于交互作用中的支撑统治，执行合法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保证其不被侵蚀、稳定发展。〔6〕有学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是统治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所推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7〕
当然，学界也有少数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界定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思想安全问题。〔8〕有学者指出，国家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意识。并进一步提出，建立代表阶级利益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后盾。 〔9〕
二、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及研究视角
（一） 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是我国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并不完全一致。一种看法是，有学者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给予意识形态安全定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精神防线和灵魂。〔2〕另一种看法是，有学者基于国家制度安全角度来认识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内政外交的原则方针，更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和统治地位的手段。〔3〕
意识形态安全所承载的导向性和灵魂性的战略地位，已经被众多学者所重视。这是个“没有硝烟”却“炮火纷飞”的战场，需要每一个国家下大工夫去治理和维护，不容懈怠。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悲剧，不难看出，完全摒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会导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遭遇侵蚀，阻碍社会进步。所以，有学者具体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当意识形态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反之，就会成为经济社会的阻力。〔10〕
（二）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视角
1. 从国家治理视角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国家治理。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建设中还未最终实现的国家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国家理想，从战略研究的角度，它是可以被设计的，并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异质免疫、经济规制、社会整合等功能。我们引入“国家治理”理念，作为意识形态安全“顶层设计”的具体思路，它强调国家主导、社会多元参与、制度规范。〔2〕
同志在2014年4月15日国安委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1〕此内外兼修，内涵广泛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被提出后，学者对我国如何应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实现国家治理，给出了相应的看法。有学者指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统一的，当代国家最根本的症结在于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同志关于“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的论述更表明，国家安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大系统，是受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的。〔3〕
2.从话语权视角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话语权，是通过创造，表达，设置，传播和运用一定话语来影响和引导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权利和权力，其话语交往现象的背后是权利意义世界。〔12〕冷战结束后，美国把中国作为“和平演变”的重要对象，妄想用西方意识形态取代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大多学者均认为只有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第一，有学者从我国国家意识形态面临“消解”和“弱化”入手，认为市场经济利益化的价值取向对民众信仰的冲击及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国家主导价值体系的颠覆，使我国意识形态遭遇不安全。为此，我们需转换安全理念，使文化话语权成为意识形态的创新点和生长点。 〔5〕有学者指出，思想领导权的实现路径就是抢占话语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确立根本话语方式，坚持客观真理及哲学唯物观立场，对抗“普世价值”。〔9〕
第二，有学者从权力与力量的角度，阐释话语权在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文化话语权是一个国家传播本国文化话语，维护本国文化安全、主导本国文化发展、维护本国根本利益的权力。〔12〕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占统治地位的利益群体将其思想文化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实现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13〕
无论学界从哪种维度分析，无疑表明，文化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所以意识形态话语权，更多的是文化话语权。文化话语权在潜移默化中教化社会成员，其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时代价值日益显现。
3.从社会思潮视角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在谈到社会思潮时，学界一致认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是当代中国的思想主流，而目前仍存在一些倒退、错误的支流思想，它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一定冲击，若放任自流，势必会瓦解政治信仰，对我国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建构将产生消极影响。
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拜金和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民众政治生活影响极大。〔14〕有学者认为，面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入侵，我们要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包容并引导支流意识形态，防止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和“淡化意识形态”。〔15〕具体谈到新自由主义，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把新自由主义当作“软实力”渗透的工具，来规范他国改革和价值取向，以此满足其政治统治需要。 〔16〕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当代特征，是当今时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表达。它通过各种渠道宣扬社会主义是不科学的，妄想实现“意识形态的终结”，从而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17〕
三、 关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对策探讨
学者们从不同切入点和立场探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对策，众多学者的观点有交集也有分歧，笔者对学界的主要观点做出梳理。
有学者提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思路：第一，要从根本上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三大基本原则――唯物主义原则、辩证法原则、实事求是原则。第二，推进意识形态立论、驳论、攻辩、创新、引领工作，使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解决。第三，筑造先进而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具体做到解放生产力、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8〕
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构建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主动性原则，做到“超前――超前――再超前”。二是认同性原则，理性看待事物本质及发展规律。三是包容性原则，同时也不放弃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坚持。四是整合性原则，促使某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化。〔19〕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对策，一是要积极融入多元文化互动，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二是要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辨别各种社会思潮，协调好主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价值“多元化”，以包容为导向，发挥我国意识形态的优秀整合能力。三是完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要把网络信息技术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两手抓”，保证网络社会管理中的“有序”和“活力”。四是以掌握“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为要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队伍建设，形成我国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五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以理论创新为动力，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6〕
有学者指出，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要以文化软实力为立足点，对内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对外坚持文化传播创新，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提升我国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7〕也有学者指出，通过提升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价值、构建文化资源，进而营造创新的文化环境，是开拓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文化路径。〔20〕还有学者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策略：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理论和实践创新，注重工作实效性。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发挥舆论媒体的正确导向作用。第三，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完善党的工作方式，增强文化发展的科学性。 〔4〕
有学者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首先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在方法论原则上，要处理好社会结构各个层面之间的客观逻辑关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主要着力点上，要坚持党的建设和科学发展方式，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力性和人民性，形成其余社会思潮的良性互动。〔21〕有学者指出，应对当代海外中国学的迅速发展，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一是学术传播与政治教育“双管齐下”。二是海外中国学的积极成果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兼顾”。三是大众传媒应承担起正确引导和客观评价的使命。四是在宣传变革革命话语体系时，彰显学术厚度和人文关怀。〔22〕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重要领域。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伪装性强、方式多样，我们应科学应对网络兼虚拟与现实于一体的特征，增强我党对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的掌控力 〔23〕有学者基于“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大数据的特征相结合，充分利用大数据搜集、分析及预测的能力，加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袭。〔24〕
还有学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以人为本，加强理论创新，发挥网络对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第二，重视网络新兴媒体的引领作用，形成“网络问政”的有效、常态机制，打造信用政府。第三，警惕 “西化与分化”及“网络文化帝国主义”，提升民族文化认同。第四，健全网络媒体的法律规范，建立严厉的违法惩戒机制。 〔25〕
四、 关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一）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的不足
截止到2015年5月，在CNKI数字资源平台上进行检索，以“中国意识形态”为主题，检索到文献5815篇。而输入主题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只检索到文献300篇。根据数据统计，各年度文献数量分布是：2014年58篇，2013年48篇，2012年40篇，2011年23篇，2010年21篇，2009年17篇，2008年13篇，2007年12篇，而1964――2006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仅为个位数。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近4年来关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献数量增加较快，但总体上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可能还不够足够成熟。
理论指导实践。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知识体系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因此，学者们应加强对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深入研究，认真学习并落实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等一系列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讲话精神。结合中国国情，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深度的学术支持。
（二）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展望
1. 在研究内容方面，可增加从阶级阶层的角度来讨论意识形态安
全问题。目前，流行的是人民性、人类性话语，阶级性话语不是我们今天的显性话语，然而，如果没有阶级分析等隐形话语的支持，人民性、人类性话语则无立足的基点。因此，在阶级阶层变迁视角下，如何遵循阶级斗争规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实现人类解放，是一个常新的课题，鼓励学者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丰富史料，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应用策略。
2. 在研究视角上有待拓展。学者们大多数从政治思想、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等传统视野，来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忽略了其他方面。如我们普遍关注于新媒体的广泛性和交互性特征，然而新媒体机构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同样会影响意识形态的传播。又如我们致力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的研究，对自身的学术根基、学术创新上研究的不够深入。科学知识所建构的严谨、系统、全面的框架体系，是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基础，应对时展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新挑战。
3.从研究方向上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支撑，从物质保障、政治保障等方向，提出处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挑战的实现路径。综观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如何处理好一元指导思想与多种社会思潮的关系，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如何把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推向国际舞台等方面，可能做得不够完善。我国依旧在不断探索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道路。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民主、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支配地位，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面对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文化交融，意识形态碰撞的复杂局势，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才能有效的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保证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要采取包容的态度，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的整合能力。我们始终致力于探索属于我国的文化话语体系，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比如2004年开始投资建设的孔子学院项目、2012年中国文化部向外国电视台无偿提供中国制作的电影等，是我国推进以中国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做出的艰辛探索。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能够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完善，构建出一个科学合理、有助于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防范体系，实现我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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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教育安全；问题；现状；反思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17―04
“教育安全”作为一个舶来品，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讲的“安全教育”问题。“安全教育”主要指向于保障生命安全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交通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食品卫生教育，学生校内活动安全教育，防触电、防溺水教育，体育运动安全教育，劳动及日常生活安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教育。而“教育安全”概念倾向于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的意义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从现实的角度两个方面来认识。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我国幅员辽阔，边境接壤的国家数量众多且与周边国家交流频繁；同时，我国从近代开始频繁借鉴、学习国外的教育思想与理念，对我国本土的教育产生一定的冲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首先，教育安全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家综合能力的竞争，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同时突显出这些核心要素的安全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教育作为文化下属的概念，由此可见教育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安全的研究轨迹
围绕“教育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等三个关键词进行资料搜集，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的学术论文，网络上相关政策文件、讲话报告以及新闻信息等。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的仅程方平的《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一书中有涉及教育安全问题；就刊发的期刊文献而言，输人“教育安全”搜索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查询到2001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表的学术论文计62篇，刊发教育安全研究论文的主要刊物是教育类刊物，且大多数发表在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上。
“教育安全”源于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的《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此后“教育安全”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鉴于“教育安全”并非本土概念，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势必经历从引进到本土化的过程。在我国，“教育安全”由程方平在2001年的《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中首次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并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关注。在教育安全研究中，文献法在研究方法中占了绝对优势，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世界各国中包含“教育安全”的法案和报告进行翻译和解读；此后基于对国外“教育安全”解读，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开始深入到本土化的研究，即因地制宜地在我国的教育现状上去构建概念，并通过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教育安全现状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研究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教育学、国家安全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领域，丰富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相对于思辨色彩较重的文献研究法而言，使用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我国当前教育安全问题何以存在、何以可能、何以实践等问题展开论证并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且使得“教育安全”研究在深度、广度和理论创新程度有了一定的突破。
二、教育安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教育安全的内容研究在我国呈现出梭型，即两头尖中间宽。最初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在教育研究上，此后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我国研究重心由教育延伸到文化安全，扩充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但也出现了研究无重点、泛泛而谈的局面。此后，程方平、王北生这两位学者从教育的安全功能以及西部开发中的若干教育安全问题将国内研究由狭隘的教育问题探究过渡到深层次、广内涵的教育安全问题研究。教育安全研究又重点聚集在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概念本土化以及我国教育安全现实问题研究上。但对教育安全内涵研究的不清晰、不透彻也阻碍了我国教育安全的后续研究。
由于“教育安全”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我国学者最初的研究处于引进概念阶段，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主要落脚在“安全”、“国家安全”和“教育的安全功能”等概念的理解变化上。就研究内容来看，在教育安全研究文献中涉及次数最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和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等三大方面。
（一）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
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教育安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日本为了应对日趋常态化的国际交流，在《日本发展报告2000―2001》中指出：“教育安全意味着本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回归，强调保持日本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呼吁传统文化的传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2013年5月，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独立工作组提交20t2年《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教育的不足从四个方面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关系国家安全的学科领域人力资源不足；（2）在美国许多年轻人不具备足够的能力面对日益高技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要求；（3）公民缺乏全球意识，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公民的全球意识上；（4）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影响国家凝聚力、自信心以及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和意愿。报告还对如何通过教育改革保障国家安全提出了三大政策性建议：（1）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提高教育目标，加强教育评估；（2）推动教育结构性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3）建立“国家安全准备审核”，使学校和决策者为教育的结果负责，并引起公众关注，建议美国教育部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各州共同建立年度教育审核。
（二）教育安全内涵的研究
就当前国内学者针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而言，可谓“百家之言，各执一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程方平提出教育安全是指涉及与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社会安定正负相关的各级各类的教育问题。程方平指出：“在诸多‘安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人的问题，包括人的各种需求、思想观念、智能才干、民族特点、宗教习俗等等，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与矛盾。这类问题本文称之为教育安全问题。”其其格从要素涉及的广度上丰富了教育安全的内涵，她指出“教育安全”不是在描述某一专门领域的问题，而是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教育和教育发展等研究领域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人力资源理论等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与国家民族安全成正负相关的各类教育问题。姚淑君认为，教育安全的内涵应该涵盖了教育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她试图通过“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促进人们全面宏观的把握教育发展。也有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定义相对简单，例如，殷杰兰认为教育安全的基本内涵是指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教育和教育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个性化的教育传统和教育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金孝柏认为，国家教育安全是国家为维护本国的教育，保护教育制度不受外来干涉和侵蚀，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教育利益的制度总和。何伟强指出，国家教育安全指某一特定国家行为体在对本国和别国教育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所判定的其教育领域“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学者们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去探讨和尝试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例如：有些学者从政治立场来解释教育安全，把教育安全与教育、国家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则从学科角度去阐释，试图用相关学科涉及的教育安全的问题来诠释教育安全的内涵。虽然学者们对教育安全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完整的准确的定义，但可以看出给教育安全做界定的着眼点主要落在来自国家内部和外部对本国教育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冲击与威胁上。王露茜和王凌认为，教育安全指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
综上所述，目前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主要是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进行演绎。首先，从整个内涵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安全”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政策文件中的，是政府基于对社会现状问题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考虑的政策规划，是从实践中提升的复合概念。其次，值得我们注意并需要强调和澄清的问题是单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对其内涵进行诠释是非常片面及单薄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教育安全”中“安全”的标准进行科学、具体的界定，明确作为对立概念“非安全”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讨论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再次，当讨论“教育安全”内涵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这两个维度进行讨论，即必须考虑“教育安全”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每个时间点受到当时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内涵变化。这势必要求我们必须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进行思考，故在界定其内涵时势必要谨慎筛选影响因素，务必体现出一般性和普适性。但需要表明的是，当运用到实际的情况中时应找出一个恰当的时间跳点来阐述其表现的独特性。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论述：“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三）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讨论国家安全视域中的教育安全研究时，需要从教育本身安全、国家内部影响和国家外部影响等三个维度来进行表现及对策研究。通过对“教育安全”的内涵分析可以明确“教育安全”应做以下解读：教育自身发展的安全问题，即从纯理论层次宏观的分析教育在价值取向、目标、内容选择、功能上出现的偏差及问题；教育在我国内部实际发展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要素的影响，在地域问题上触发的安全问题；教育基于前面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受到国家外部施加的影响产生的安全问题。国家外部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视野的开阔使人民意识到自身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以及外来未经筛选的文化冲击下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这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意识的侵蚀以及人才的流失上。这样的解读同样坚持了前面提到的以开放、动态的视角去看待“教育安全”。由于收集到的文献里面还未涉及教育本身安全的研究，就不在此进行讨论了，但这也说明了国内教育安全研究在这方面的欠缺。
1.国家内部影响下的教育安全。当下，地域因素成为国家内部教育安全的重要触发点，边境地区的教育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即内源性教育安全问题多发于西部及边境地区。从收集到的资料分析显示，受国家内部影响的教育安全是基于地域这个基本面上，叠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形成的叠加性的复合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和何跃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对的代表性，他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论述了地域性的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论述了由于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及政策扶持的相对滞后导致的教育安全问题。他首先论述了学校教育安全本身的问题，即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落后制约下的教育贫困，并以此为结点致力于研究学生学习环境的安全措施、政策等预防保障措施及建立公平的教育秩序和环境。以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中的重要因素，将“人的安全”为研究契合点把整个边境教育安全现状提升为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他描述了西部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个教育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及教育财政投入短缺，具体表现为教育的普及率、巩固率和合格率低下，教育教学水平相对落后以及没有因地制宜地发挥教育优势。与程方平的宏观视野不同，何跃将教育安全研究聚焦在“国门教育”这个对于国家教育安全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具体问题上，同时具备地缘文化关系和国家边境地区教育的软实力这两个显著的表现力。何跃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教育地图。他指出，在边境口岸的全面开放的政策影响下促进了境内外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当地多民族杂居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了国门教育（跨境民族教育）的多元化。他指出，当前呈现出我国边境人口向边境国家流动教育的问题，直接导致我国跨境民族在本国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上的模糊，引发边境教育危机，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跨省民族的教育缺失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揭露了我国国门基础教育脆弱的根本原因。
2.国际影响下的教育安全问题。由于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和政策扶持的优先性，整个中东部的人民比较开放，且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持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频繁。外源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中东部及沿海地区。蔡宝来在《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中论证了在新国家安全观下，现代教育作为一项国家安全事业，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有强大功能。在国际竞争关系下的教育安全研究把教育视为人才生产产业，主要讨论在全球化市场开放的教育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教育背景下，张进清、米晓东等学者论证了在全球化教育多元交流掩盖下的霸权主义文化的侵入和扩张对当前高校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价值观”的否认，通过以、问题等为借口输出“民主”“人权”等冠冕堂皇的意识概念以摧残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才资源方面，通过“优惠高校政策”及“托福”考试等收割我国优秀人才资源。此外，余睿论证随着教育市场的开放以及交流的扩大，更日益突显出我国基础教育的薄弱、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低、师资素质水平的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国内教育公平、教育公益性等问题激化，引发教育安全问题。
就国际影响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大多数学者在对策方面的提议基本从政府的政策监管、学校本身的自我调节出发，出发点主要落实在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三、教育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一）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缺乏科学性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安全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刊发的研究论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纵观刊发的论文便不难发现，至今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安全”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这也导致“教育安全”在我国表现出“广”的发展而不是“深”的发展，整个研究处于散乱的状态。在2004年之前，学者的研究重点基本落在将概念引入我国的应用，但在概念还没有清晰界定内涵的前提条件下，有学者陆续着手研究我国教育安全的问题、现状、基础和对策等相关问题，研究范围也扩展到地域性、经济性的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导致我国的安全教育研究出现断片的现状（即在这方面我国成系列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遭遇“瓶颈”现象（由于概念不清晰的局限而陷入泛泛而谈的局面，无法深入研究发展），这也正是2012年有学者陆续回归研究教育安全概念的原因。因此，当前教育安全研究的当务之急应是明确教育安全的内涵，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教育安全研究地域性研究欠缺且比较视野不足
1.教育安全地域性研究欠缺。虽然有学者对云南边境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但我国幅员辽阔，中东西部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多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引发教育安全的因素交叉，难以找到切人点进行深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应加大地域性的研究，比较有针对性地对某一地区或地域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当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目前，中东部较突出的教育安全问题属于外源性，主要是受国外的文化冲击引发的。而西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当地复杂的多民族性、地缘性及经济落后重叠引发的问题。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地、有针对性地对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2.缺少比较视野。一方面，表现在国内东西中部的比较研究，即民族单一区对多民族杂居区、单一文化对多元文化、经济发达区对经济落后区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缺乏国内与国外间的比较研究。我国对国外的研究多局限于解读、引进，缺乏对国外与我国之间的研究比较。
（三）开阔研究视角，促进研究多元发展
如上所述，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视角以教育学为主，国家安全学、市场经济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偶有所见。换而言之，教育安全的问题研究仅在教育学领域收到较高的关注，在其他学科领域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教育作为一门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每个社会人员息息相关的学科，教育安全作为学科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但从教育功能出发就应被视为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如果研究视角能更加多样化，加大相关学科领域对教育安全的重视和研究，那么，更容易发现教育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以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为例，与一般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具有一定区别性。一般性的模式是由于外强内弱，发达国家的社会高速发展及教育跃进给相对发展缓慢的国内社会施加的影响；而在我国边境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上，我国在经济、教育及社会意识整体发展上是相对处于优势状态，但在边境教育不重视、教育投入紧缺的情况下发生的教育安全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效，也可以从法理的角度探讨教育安全问题。
（四）拓展研究方法，从“单一”到综合
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单一化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在教育安全的研究方法中，文献研究法可以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虽然文献研究法在前期的应用对“教育安全”概念的引入有巨大贡献，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具有国别差异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单纯的文献法很难定位我国的教育安全内涵及描述和发现问题。且目前仅有个别学者在研究中引用调查法，并取得具有可信度和代表我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因此，日后的研究应更多地从实践层面去研究，引入叙述研究、扎根理论和教育人类学、社会学等在当下受到高度肯定的研究范式。从我国实际情况中进行自下而上的研究，以期为解决与学校、市场经济挂钩的教育安全问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需要强调的是，边境多民族地区作为在教育安全各方面问题都相对突出的特殊的研究对象，特别值得学者沉下去做实证研究。
基于研究核心的确定及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元化发展，相信通过学者们在元研究和质性研究等方面的有益尝试和不断探索，我国教育安全的研究会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不断互动之中丰满和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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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边境教育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研究――以云南为例”（编号：llJJD880023）】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 非传统安全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安全教育是使在校大学生增强安全意识，掌握基本安全知识和技能，更好地适应大学和今后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教育，是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重要途径。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影响大学生安全因素的增多，安全的内容也在不断拓展，安全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都有大幅的扩充和加深。在这种背景下，高校学生面临的安全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范围，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开始对高校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应在大安全观的框架下，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结合，不断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
（一）非传统安全的内涵
非传统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但直到目前，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尚无被统一认可的权威定义。通常认为，相对于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外交安全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安全而言，非传统安全更关注那些由非政治因素、非军事因素和非外交因素引起的，对人类的生存、人民的生产生活、国家的稳定发展等方面造成重大影响和威胁的安全问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一方面，部分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从传统安全中演化而来，只是各自的具体成因、安全主体、涵盖范围、关注重点的不同。另一方面，两者研究的主要焦点和由此形成的路径却有本质上的差异。余潇枫、林国治认为，传统安全更关注“战争现象”，主要是通过技术来应对安全的挑战，形成“战争—和平—不可持续安全—战争”的循环式路径。而非传统安全则更关注“非战争现象”，主要是通过价值来应对安全的挑战，形成“发展—和谐—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上升式路径。
（二）非传统安全的主要内容
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社会公共安全、金融经济安全、科技信息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以及其他安全领域。一般认为，第一，社会公共安全指社会全体成员公共生活的安全，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恐怖事件和重大等内容。第二，金融经济安全指国家金融经济秩序正常，根本经济利益不受损害，以维护国家经济正常运转为核心内容。第三，科技信息安全指国家科技发展、信息系统、信息网络等方面的安全。第四，生态环境安全指人类的生产、健康和生存环境等的安全。第五，能源安全指为保障一国的国防安全和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通过维护能源供需渠道，规避对本国的生存和发展构成的重大威胁。第六，文化安全指维护本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及核心价值体系，防止其遭到外来破坏和颠覆。第七，其他安全领域。如人口安全、宗教安全、生物安全等。可见，非传统安全对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十分重要，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加强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安全问题不仅是大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中经常要遇到的问题，同时也是毕业以后走向社会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因此，掌握包括非传统安全在内的一定安全防范知识和方法将会使大学生在人生的过程中获益良多。同时，加强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拓展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
目前我国大学生的安全教育显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一是大学生安全教育实施状况并不乐观，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零散，系统性不强，现有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教材时代性、现实性、科学性、实用性稍显欠缺，内容也不够完善。二是大学生安全教育的理论体系急需更新。目前我国大学生安全教育的理论体系基本还属于传统架构，并没有从整体上完成对大学生传统安全教育和非传统安全教育的理论构建。三是对于大学生安全教育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传统的安全防范教育，对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问题探讨不透彻，对如何开展这方面安全教育的研究也显得模糊。因此，将非传统安全的内容纳入大学生安全教育，有利于拓展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对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起到促进作用。
（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一般认为，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其构成要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尤其是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003年“非典”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关注。因此，在大学生安全教育中加强非传统安全的教育，能够使大学生与时俱进，主动地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更密切地关注和应对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家的威胁和影响。
（三）有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大学生活可以说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但是，一部分大学生在大学里思想单纯，安全意识淡薄，往往不太关注自己的安全，对各种安全隐患缺乏必要的重视和警惕，这当然也包括了非传统安全问题。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这部分学生往往会因为缺乏相关安全常识和社会经验而处置不当，给自己、学校、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加强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目的在于帮助他们提供安全意识，掌握相关知识，学会在学习生活及社会活动中更好地保护自己，防范各种对自己成长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临危不乱，逐一化解，确保自己的健康成长。
（四）有利于高校的安全稳定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发展战略机遇期，综合国力发展迅速，GDP总量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困难、风险在等着我们去克服。从国家安全领域来讲，当前我国的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但仍存在许多复杂、瞬息万变的因素，切不可掉以轻心。从高校的安全稳定来讲，境外敌对势力以高校大学生为重点目标，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手段，加紧各种渗透破坏活动。例如，通过互联网络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价值观进行宣传，散播诋毁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煽动民族分裂等破坏活动等。可见，高校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较大。因此，加强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将有利于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有效维护高校的安全稳定。
三、加强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的主要策略及途径
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是一项相对复杂的工程，各高校需要转变安全教育观念，积极扩展非传统安全教育内容，优化非传统安全教育方式，强化非传统安全的实践演练，全面提高大学生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
（一）转变观念，增强大学生安全的责任意识
“学生安全无小事”。安全是一个大学生完成学业、健康成长的基本条件。高校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应首先转变观念，增强大学生安全的责任意识，在把握当前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加强对大学生非传统安全的研判，做好教育，备有预案，深入推进安全、稳定、和谐校园建设。在此过程中，高校要特别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对高校的新威胁，在思想、安全层面上加强对学生的正确教育和引导，切实担负起保护学生安全的责任，使学生能够健康成长，学校保持安全稳定。
（二）与时俱进，积极扩展非传统安全教育内容
以往的大学生安全教育主要关注传统安全问题。但是，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凸显的新形势下，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却未能及时纳入我们的安全教育中，这就使得高校的非传统安全教育严重滞后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给大学生的个体安全和校园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因此，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的扩大，应在大学生安全教育中拓展非传统安全教育的内容，包括：（1）经济安全教育；（2）生态环境安全教育；（3）信息安全教育；（4）流行疾病安全教育；（5）科学文化安全教育；（6）校园恐怖暴力安全教育；（7）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安全教育；（8）重大事件、敏感日期、个体突发事件的安全教育等。既要关注国家安全，又要关注个体安全、社会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等，使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实现常态化、系统化。
（三）优化方式，构建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
高校应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将大学作为一种生非传统教育现实性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来抓，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逐步构建起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第一，加快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建设，全面推进大学生安全教育进课堂，提高教学效果。切实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第二，渗透于“两课”教学。“两课”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要结合“两课”教学的总体目标和要求， 将非传统安全教育渗透于 “两课”的教学中。第三，贯穿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90后大学生思想开放、思维活跃、求知欲强，可以根据这些特点， 通过主题班会、特色活动、专家讲座、图片宣传、播放相关教育影片等各种形式，对其进行非传统安全教育。此外，还可以将非传统安全教育渗透于大学生爱国爱校教育、职业道德教育、诚信感恩教育之中。
（四）提高能力，强化大学生非传统安全的实践演练
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不能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还应加强实践演练，切实提高学生的实际应对和防范能力。一方面，要继续抓好大学新生军事训练和国防教育。在拓展国防教育的同时， 融入非传统安全教育内容， 使刚踏进大学校门的新生能在具体的实践训练中对非传统安全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为日后系统地接受非传统安全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进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仿真演练。尤其是对于校园暴力恐怖、事故灾难、流行疾病等突发性安全事件，一定要组织相应的仿真演练，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受更深，对相关的应对方法、自救技能掌握更好。此外，高校还可以利用网络打造安全仿真演练平台；联合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建设学生安全仿真演练基地等方式，全方位、全过程地加强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安全观；政治安全；非传统安全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4－0026－06
一、引言
一般而言，安全从客观意义上讲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从主观上讲是因这种客观状态的存在而排除心理上的恐惧。安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术语，一旦与政治产生关联，便立即成为政府权威部门优先处理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涉及国家和民众根本利益，是执政者不可回避的首要责任。
传统的观点把安全等同于以国家为对象的军事安全，或者把安全界定为保卫国家免受外来的颠覆和攻击，其内容是维护国家领土和完整。随着冷战的结束，对于安全的问题领域和范围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那就是逐渐突破了国家中心和军事政治领域，并向社会的其他领域推移。如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主体和安全领域两个维度上扩展了安全研究的外延。纵向上，将安全的主体由国家发展到个人、次国家集团、地区及全球体系。横向上，将安全的议题领域由军事政治安全扩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1]。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非传统安全语境中，安全的问题视角开始聚焦到“人的安全”上，这无疑是最具道德说服力的，同时也是极具包容性和综合性的概念。如联合国提出“人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政治安全[2](p.24)。虽然“人的安全”作为一种安全观念在很多方面也反映出其内在的局限性，如忽视了国家层次的安全认同，客观上只能导致“虚无主义”；还比如把所涵盖的七类问题都提升到安全层面，容易导致“人的安全”概念的泛化，等等。但对“人的安全”的这些批判并不妨碍这一概念被联合国大力倡导，并在现代社会日益涌现的威胁与不确定的情形下得到众多不同政治背景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积极回应和更多的接受度。
作为“人的安全”的核心内容，政治安全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随着传统安全观念中军事－政治安全比重的相对下降，政治安全相对于以军事防御为中心的传统国家安全而言，其内涵和外延获得空前的拓展，在国家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本内容的“新安全观”的指引下，关于政治安全的研究逐渐脱离狭隘的国家间安全体系的零和博弈思维，从而获得更加宽广的研究路径。
二、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
对政治安全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边界进行准确界定是研究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这直接关涉政治安全行为体的行动策略和行为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很难把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就曾说过：“政治领域是最大的一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安全”这个概念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判断因素，一般社会性问题只有经过特定的“安全化”机制运作之后才会成为真正的安全问题，当这些安全问题被政府作为最优先应对的事务后，促进政治安全的行动就成为“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3](pp.3237)。
一般说来，围绕政治安全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安全主体的认识，即谁是政治安全的主体和它代表谁的利益：国家、政府（某个部门）、族群、市民社会、社区、个体或是一套内在的制度机制？被强调的相关问题是否包括这些行为主体或机制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二是政治安全的议题领域。对威胁来源的认识，即不安全的根源是什么？除了确定存在某种威胁之外，我们也要考察对于威胁的性质是否在多种行为主体之间存在一致性看法，这就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三是对政治安全范围的认识，即政治安全的核心构成要素有哪些？其相互关系如何？四是对政治安全手段的认识，即如何达成政治安全目标，如何构建政治安全的体系。
近年来，学界对政治安全涉及的以上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上还是偏重于对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家安全外部防范机制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界的热点议题，而对于政治安全的学理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其核心内涵及体系构建缺乏系统性研究，研究成果显得过于分散。笔者对近12年来（截至2012年4月）两大数据库进行检索的结果显示，以“政治安全”作为题名的学术论文不足200篇，远远低于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数（详见表1）。因此对政治安全的内涵、体系构建及其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仍然极具理论价值。
对于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一）国家说。这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是国家运用军事力量排除其他国家和政权的外部威胁和政治干预，确保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一种政治稳定状态。注重从角度来界定国家政治安全，并主要围绕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等议题展开相关研究，代表了早期大部分学者的主流观点。如马振超等人认为，政治安全主要是维护国家的和国家政权的独立自主，免于遭受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4][5]。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新世纪新阶段，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综合安全的重要因素，甚至有上升为影响国家核心利益的趋势，青年学生是国家未来建设者，是栋梁之才，加强青年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正确认识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区别，是摆在教育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威胁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相提并论并非首次，最早提及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准确把握全球化进一步发展，非传统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不断涌现的基础上，对国家安全战略做出的重大调整。
一、青年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是国家发展形势的新需求
非传统安全是指来自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对国家的和利益以及个人、社团和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非军事性的威胁或侵害。冷战后，随着军事对抗的或然性降低，以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公共安全和生态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而文化安全则是国家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这些与军事安全一起共同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是国际经济情报战、走私、贩毒等跨国犯罪问题。进入21世纪，金融危机、文化侵入、民族矛盾变成非常现实的安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足以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民族分裂和社会冲突的危险。如何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问题。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栋梁，胡主席深刻指出：“青年素有‘开风气之先’的光荣传统，是推动历史进步、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少年强则国强”，青年学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大依托，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国防教育，要着眼于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使广大青年学生立足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背景，接受更多理性的策略教育，而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以感情唤起激情的教育水平上。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非传统安全教育，奠定青年学生全新的现代国家安全意识，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对做好青年学生国防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课题。
二、青年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是指信息系统运行安全和信息网络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种类型的威胁、干扰和破坏，确保信息安全性的状态和能力。信息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等重要问题，包括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能源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安全。国家之间如果出现信息掌控不对等、分享不同步的情况，会给国家与国家之间带来新的制约关系。如2009年的“力拓间谍案”，造成中国钢铁企业与国际三大矿业巨头的谈判僵持不下、举步维艰，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谈判和决策底线泄露，信息外泄所致。当前，我国信息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基础信息技术薄弱，关键部位受制于人；信息核心技术缺失；信息防护能力弱；国家信息安全管理体制不健全，协调不够；信息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
（二）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区域内，保持自身发展及传承的民族特色，具有独立性特征。保护文化安全，就意味着反对文化殖民和文化渗透。文化殖民，是指强行消灭弱势文化，建立优势文化的统治地位，并且为后者谋取利益，也可以说是一国以文化方式对另一国进行侵蚀，达到从根本上消灭另一国文化自主性，淡化民族意识的目的。比如侵华战争时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被侵略国家的文化侵略。文化渗透，是指当代西方国家通过大规模输出精神产品，以宣扬其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为主要内容，实现文化产业的殖民入侵，削弱人们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从而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只有不断强化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国家精神，做好本国文化的守望者、发展者、践行者，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本民族独特的个性，发展路上不迷航。
（三）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是社会成员公共生活空间的安全，它包括人民生命财产、社会生活秩序和生态环境安全等，直接体现了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安全利益需要。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许多安全问题从幕后走到台前，并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重大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民族宗教事件、等。如2008年“8.4”袭击喀什武警边防支队事件、“”组织、个体恐怖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2009年7月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造成千余人伤亡，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损害。国家安全正超越传统的狭隘范畴延伸到新的更广泛的空间。社会安全关系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所以重视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三、青年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应把握的问题
（一）非传统安全教育要同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相结合
“每当战争的硝烟散尽，最容易引起人们兴趣的往往是安逸和享乐；最容易被淡化的往往是忧患意识和国防观念；最容易被忽略的往往是国防和军队建设。”这句话似乎在昭示着“鸟尽弓藏”的命运。在新的国际环境之下，国家安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非传统安全已掀去其羞答答的面纱，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对青年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就要使青年学生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深刻道理，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承担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反对过分强调国家和社会价值，忽视青年学生个人利益诉求的做法，此做法往往达不到教育目的，有时甚至会引起青年学生的反感，产生负面效应。
（二）非传统安全教育要与传统安全教育并重
尽管非传统安全对我国安全威胁持续上升，已成为我国安全的战略性威胁。但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依然是主要威胁。国家间不平等、不对称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维护国家的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传统安全威胁更具有现实性，因此，要客观摆正非传统安全教育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的现实地位，辩证地处理好非传统安全教育与传统安全教育之间的关系，偏颇于任何一方，都不利于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
（三）非传统安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国，青年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不能人为地把中国与世界分隔甚至对立起来，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青年学生必须树立合作共赢的国家安全观，既要坚定独立自主处理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的决心，又要树立与他国积极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信心，时时处处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参考文献】
[1]《军队与非传统安全》.主编：李陆平.2009年版.
[2]《非传统安全教育——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新课题》.赵小峰，赵绥生.《西安欧亚学报》.2007年1月，第5卷，第1期.
[3]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第6篇
1月28日，16个美国商业团体罕见地联合向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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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16个美国商业团体罕见地联合向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出抗议，要求与中国政府针对网络通讯和传播政策 “进行紧急磋商”。
欧洲和日本的商业团体也追随提交类似信件，同时分别敦促他们的政府采取行动。3月3日，奥巴马成为第一个批评中国通讯政策的国家领导人。
近几年来，中美间围绕网络和信息安全的争议不断。这一次的起因，是中国已通过二审的反恐法，以及2014年9月银监会颁布的39号文《关于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加强银行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后续的推进指南。
中国新出台的信息政策，强调国家网络安全和贯彻网信部门制定的“自主可控”战略。但美日欧通信企业和政府立即将其归为贸易问题：是以安全为借口而设定的贸易障碍，同时指称这些政策反映中国政府正推动电子保护主义。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发表声明表示，“这些（法规）和安全没关系，而与保护主义和偏好中国公司（有关）。”美国国务院、商务部也发出抗议，希望中方对政策进行调整。美国和日本已经研究新政策违反WTO规定的可能性。
对此，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对《财经》记者表示，WTO法规允许成员国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对本国市场做出限制措施，美国也正是基于国家安全理由阻挡华为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通信设备市场每年成长率约为9%，对全球高科技厂商的业务增长非常重要。一位日本通讯行业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市场比其他市场大得多，而且还在成长”，也因此各国公司必然对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异常关切。
高科技信息产业分析机构Gartner的分析师张瑾对《财经》记者表示，在如政府采购和电信等行业，设备国产化的情况早已发生，银行业实际是外国高科技公司被攻击的最后一个堡垒，其他行业设备本土化的趋势迫在眉睫。 自主可控
根据Gartner的数据显示，以台数计算，自2010年到2014年，国内厂商在国内服务器市场的占比从33%成长到63%。另一家信息产业市场研究机构IDC的统计显示，广泛用于企业间的X86服务器市场上，国内厂商的占有率从2010年的21%升至2014年的46%。
推动网络通信设备本土化始于2008年阿里云提出的“去IOE”的概念：建议国内企业避免在小型机、数据库和高端存储领域使用IBM、甲骨文（Oracle）和易安信（EMC）。
这三家公司组成的系统，被视为大型金融企业后台的“黄金架构”。也因此，这场由企业发起的活动最初并未真正对三家公司造成影响。IDC的数据显示，2009年IBM、甲骨文和易安信在中国市场的份额都超过了三分之一，分别为39.5%、 57%和36%。
但近年来随着本土厂商如华为、联想和浪潮信息在服务、价格、网络方面都有了大幅改善，加之政策鼓励，IOE三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开始被动摇。张瑾观察到，国内不少企业在第一时间对国内产品并没有信心，但市场占有率现在正快速提高。
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门事件后，似乎坐实了国内业者的进口产品：技术完全不可控，关键行业面临数据被窃取的危险，严重威胁国家战略安全。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领导小组决议推动系统“自主研发”力度，随后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39号文，明确将 “安全可控” 信息技术应用纳入政府发展战略。
根据39号文，从2015年起，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对“安全可控信息技术”的应用应以不低于15%的比例逐年增加，直至2019年达到不低于75%的总体占比。文件还提出，“掌握关键技术的选择权，摆脱在关键信息和网络基础设施领域对单一技术和产品的依赖”。
分析机构认为，国产信息产品提供商如天玑科技、浪潮信息、东方通，信息安全提供商卫士通、绿盟科技和启明星辰等可能从银行业设施国产化中受益。
浪潮信息是最积极推动去IOE的中国公司之一。据其官网介绍，该公司产品“天梭K1”完成了金融、电力、公安、交通等12个行业市场的应用突破。在客户方面，建设银行、农业部、胜利油田、北京市财政局、广州白云机场、洛阳银行都启用了“天梭K1”替代进口产品。
另外，浪潮还主导成立了国产主机系统产业联盟，成员从最初的16家发展到58家，覆盖芯片、整机、软件等产业环节。
市场研究机构IDC的助理副总裁要钢对《财经》记者指出，银监会对银行下发的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的指南“是第一次看到行业出台黑白分明的文件。” 银行业界对相关法令的看法是，“自主可控”应是在遵照国家政策和监管要求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系统体系架构的总体顶层设计和主要信息系统的自主研发研发，在满足银行自身信息系统整体体系架构的前提下，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信息系统，并分层异构使用外部产品，实现对信息科技风险的可监控、可管理、过程可审计。“他们不认为自主可控完全等同于国产化，毕竟技术领先的外国公司在一些高端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还是有优势”。
要钢强调，政府政策为国内企业塑造了机会，但若技术水平无法达到，最后仍可能无法从中获利。近年来IOE在各自市场的份额就显示，除了IBM的份额有所下降以外，甲骨文和EMC的份额几乎没有改变。
根据Gartner估算，以目前趋势看来，到2019年，中国市场三分之二的数据中心硬件花费将令本土厂商受益。不过分析师张瑾认为，在银行业的一些应用上近期内看不到国内公司提出对应产品的可能，尤其在主机平台，操作系统和数据库软件上。 贸易摩擦
美国商业团体指出，中国加入WTO时承诺，以透明和公开的方式制定政策和法律，允许足够的公众咨询、不干涉商业团体的采购行动、不对本土产品做出偏好或提供有问题的补助、不设立技术障碍。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认为，新出台的银行通讯设备规定违反了一系列中国多边和双边贸易承诺，例如，以转移技术和使用中国知识产权作为市场准入门槛。
对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商业团体来说，中国通信设备市场的庞大规模和快速增长，是他们对中国政策斤斤计较的原因。美国商界认为新政策和法律削减了美国公司参与中国4650亿元网络通讯市场的机会;欧洲六个商业联盟则激进地指出，中国法规是把外国IT公司排除在中国的银行IT市场外。
即将在夏天前通过的反恐法，也许会进一步加重外国商业团体的担忧。根据已通过二审的反恐法，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在电信和互联网的设计、建设和运行中预设技术接口，将密码方案报密码主管部门审查，否则相关产品或者技术不得投入使用。
另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电信业务、互联网服务的，应当将相关设备、境内用户数据留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拒不留存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服务。
这些法规和政府其他措施被解读为贸易障碍。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对《财经》记者表示，商会认为中国政府在政府的高科技产品采购中，通过以信息安全、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为名设定技术标准，增加外国公司参与投标的难度。例如中国政府推动的“安全可控”标准要求通信产品通过安全测试、要求敏感产品如源代码需使用中国本土知识产权、符合中国国家标准、限制跨国境的商业数据传输等，这些政策涉嫌要求运营商向政府交出敏感的知识产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解释是，各国都高度关注信息安全问题，也在采取措施保障自身信息安全，“这无可指摘”。她同时还不点名地提醒美国：“关于信息安全问题，前不久有媒体爆出，有国家在他国SIM卡厂商电脑植入间谍软件以实施监控。这只是近期陆续被披露出的案例之一。”
美国国家安全局外包工程师斯诺登最新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国安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侵入荷兰手机SIM卡制造商金雅拓公司并窃取加密密钥，这使得他们可以秘密监控全球数十亿用户的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斯诺登一年多来的一系列爆料都表明，信息领域确实是国家安全的一大缺口。
此外，此类出于国家信息安全考虑的立法也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问题专家李伟对《财经》记者表示，反恐法的草案拟定参考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类似法规，以第15条“应当将相关设备、境内用户数据留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例，德国也是如此规定。而美国则因为业者已自然将服务器留在美国本土，并不需要政府立法要求。
张瑾指出，政府确实有国家安全的需求，但外国公司基于对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愿意提供源代码的可能性很低，相比较中国公司可能配合度更高，国内消费者也少有怨言。
日本行业专家希望中国政府能延缓执行，先将法规制定过程公开化，开放接受各方意见后再定案。
不过，如果政府政策不出现更动，外国公司也并非完全失去机会。对技术领先的外国企业而言，失去份额的机率会相对小;而技术被本土企业追上的公司有可能通过成立合资公司或并购中国公司来配合达到政策要求。
当然，“不能说这些政策没有用市场换技术的意图。”IDC的要钢指出。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第7篇
P键词：政务公开；网络安全；建设；策略
中图分类号：G6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2-0099-02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网络信息的变换，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有着决定地位的政府信息，不仅是公众了解政府行为的直接途径，也是公众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依据，其必不可少的手段就是完成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承担着信息传播者的重要角色，因此政务信息的公开必须依托各种载体向社会公众传达，其中依托网络而生的网站、QQ、邮箱、微信、微博等各种新媒体平台成为信息公开的新载体。
新技术力量威胁的不再是个人，更会是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网络的失控意味着政府机构信息渠道、任何媒体信息将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味着整个国家将失去了武装，信息无法沟通、组织，国家的公共生活全面瘫痪，所有的安全感都面临着新的危险。在网络建设中出现问题是正常现象，如何客观公正地对待问题才是发展的是重中之重，让整个社会重新理解网络空间存在的风险，构造新的防范体制，成为网络发展的重要基石。
一、网络安全管理缺乏整体策略，实际管理力度不够
从全国范围来看，虽然绝大多数省市、地市和县市级都建有自己的政府门户网站，但观其质量和水平，却是参差不齐。从信息化建设层面来看，各级地方政府网站信息平台虽已搭建起来，但由于受条块分割、信息壁垒、信息技术发展程度等的影响，各地门户网站的建设良莠不齐，阻抑了全国范围内信息公开的展开。网络载体建设手段的缺失导致政府所拥有的绝大多数信息平台均处于闲置或者封闭的状态，信息公开变成了花架子，政府和群众双方不满意。国家相关信息安全部门发现，在境外有上万木马程序和僵尸网络的服务器，通过后门程序远程控制了我国上千万台电脑和服务器，由于是政府的官方网站，其造成的社会危害将是无法估量的。
二、关键技术薄弱，水平和质量不高，严重依靠国外
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更多地体现其移动属性，而携带方便、操作灵活、功能强大的移动终端取代了传统计算机，成为应用领域的新宠。但大量的安全问题仍然存在，除却自身的安全隐患，更为严重的是对国家安全层面的隐性影响，主要表现为：（1）几乎所有的移动终端的操作系统来源于国外开发商，其底层的安全监管国家无法掌控；（2）大数据的发展依托于云存储，但无论是终端用户的个人信息还是企业信息，甚至是政府信息及军事信息，乃至于国家信息都使用这种技术保存在其国外的服务器中，使得国家的监管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行，信息泄露的概率大幅度上升；（3）定位技术的全球应用，使得其他国家的相关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全球卫星对我国的移动用户进行跟踪，随时定位及监管，在这种技术的支持下，我国的一些安全保密的基础设施的开发与建设信息完全失窃，丧失了安全性与机密性；（4）监管效力降低，利用自由加密和解密技术，大量的国外用户的暴力信息及组织的宣传信息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大量传入我国，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三、多头管理，规则冲突，无法难依
通过对大量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的网络安全问题是益严重，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的原则应该首要考虑国家的安全，防止国家的机密信息大量外泄。现阶段从从国家法律层面来看，并没有出台专门针对移动互联网的法律。而现行的一些行业公约虽然在一定程度对移动互联网有调控作用，但过于陈旧与单一，两者的发展速度处在一个不均衡的情势下，网络的超前发展使得网络安全问题所对应的法律解决手段缺失，形成大量的空白区与真空期，对网络的发展更是巨大的阻隔和威胁，特别是对一些网络犯罪行的法律定义界定模糊，外延和细节的定义说明不明确，导致在实践过程中取证和实证困难重重，更缺少有力的武器打击网络犯罪。
四、网络安全意识缺乏，重产品、轻服务，重技术、轻管理
和平时期，公众的国家安全意识淡漠，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公民的国家建设参与意识降低，更多的人关心是经济建设与发展，总是认为国家安全有政府和军队，和个人无关。而实际上我国是网络信息安全的最大受害国，与日益突出的互联网安全问题相对应的是公众安防意识的空缺。
1.专项经费投入不足，管理人才极度缺乏。虽然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但很多政府部门宁愿亡羊补牢也不事先做好防范准备。通过对实际发生的案件分析我们发现，在发生事故后安全团队组建的难度和资金投入无疑是巨增的，利用维护修补技术不仅无法挽回损失，而且相关的网络安全部门面临的压力也与日俱增。通过提高政府在网络安全方面的预算，加大设备与技术的投入，定期对技术人员和相关从业者进行培训，组建技术沙龙，完全可以提高网络安全指数，提升网络安全级数，保障网络安全。
2.安全观念缺失，安全操作知识难以普及。互联网在我国大面积的普及，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个促进，同时社会信息化程度提高，两者快速发展的同时，问题也同步增长，而保障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所面临的挑战也日趋严重。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信息化工作的起步晚、程度低、速度快、范围广，一方面的承接平台和应用人群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安全技术人员数量少，防范水平差异万千。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普通公众都应该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问题。我国的教育体制多年来没有开设安全方面的课程，无论是个体安全还是国家安全在公众意识中不占主流地位，长期的教育缺失，使得民众的警醒性降低。
3.提升技术协作，构筑动态安全体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单一的网络平台安全防范已经不能解决日益增长的网络安全问题，千变万化的、不可预测的、无法掌控的安全隐患和安全漏洞，随着网络技术的提升而呈现出更大的显性，而发生的时间与地点的多样性也使得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方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再是一两个技术人员或安装防御系统就能完成的，当前状态下，迫切需要建议组建一支跨行业、部门综合的队伍，利用这种界域的融合，构建全社会认可的安全理念。更重要的是由于互联网安全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多的管理制度协调，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从事网络安全的工作人员往往来自多个部门，这种混乱局面造成了重复投入、协调困难，而随之的管理也出现了方向冲突、力量不集中，对国家层面的管理难以形成合力，投入统一的布局、管理监督，难以形成向心力，造成应对突发状况响应缓慢，扩大影响程度，加重破坏程度。
4.秃闲腿瞬哦倘保机制僵硬。在实施的初级阶段，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对通讯网络系统、信息系统和电化教育系统等方面的建设上，建立起高效的办公系统和内部网络管理、教育、考核等管理的网络平台，在这个建设时期，如何与外包的网络公司沟通，建立符合本系统特点的信息化网络是对信息化人才的基本要求，技术因素不是重点，而如何让技术人才有本部门特色才是发展的过硬要求。网络安全是一个长期过程，更是一个需要能力合作的全系统工作，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体现技术的优势，人才的作用才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技术人员的地位以及他们自身的发展，更是网络安全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全球范围内已有40多个国家颁布了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随着政府各部门之间、行业和行业之间、国际间信息交流的日益频繁，信息公开的载体的安全问题已经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一个技术上可行、设计上合理、投资上平衡的安全策略已经成为成功的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李佳.移动互联网的信息安全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14.
[2]《互联网时代》解说词――仁山智水[EB/OL].http：//，2015.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Security Policy on the Open System of Government Affairs
ZHOU Yi-tao
（Heilongjiang Administrative Cadr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Abstract：The network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and all important countries are forced to or voluntarily to start a new Internet behavior. The Internet，destroying the traditional media，has become a new and more convenient media and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public. But at the same time，the network also brings more and more risks. During the data era the public not only face the operating system security issues，but also face the problem of intelligent security. However，these problems can not be solved with the traditional network security solutions，so building a cost-effective security policy is the country's top prior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security.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安全问题是目前发生在我国高校的常见重要问题,实施安全教育对于在校学生尤其重要。国内研究者对此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 本文根据大量文献资料,从安全教育的定义、内容、存在的问题、对策四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总结,探寻已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分析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预测高校安全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关于安全教育定义的研究
一般说来,关于高校安全教育有着统一规范的定义,所以关于安全教育的定义研究是非常少的。如古月娟、白海琦认为 “大学生的安全教育是指高校管理者和教育者以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与法律为依据,以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标,以大学生在校期间以及步入社会面临的安全问题为主要内容,以已涉及大学生的安全问题为典型案例,对学生进行法律知识、安全防范知识、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和心理健康知识教育,使在校大学生系统地掌握安全知识和防范能力。”这一点黄维平、韦帮得也是认同的。而王能武认为“高校安全教育是指高等学校为维护大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提高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技能,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各种安全教育与管理的规章制度,并对大学生进行国家法律法规、学校安全规章和纪律、安全知识与防范技能的教育与管理活动。”总的说来,高校安全教育定义研究侧重点不同,但这些研究主要认为高效安全教育是指主要针对在校大学生,为了确保在校大学生生活环境、心理环境等的安全而运用一些教育方法而实行的教育措施。
二、关于安全教育内容的研究
关于安全教育的内容的提法很多,很多研究者将安全教育内容分成不同的点,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方法:
(一)高校安全教育内容分为三点
古月娟、白海琦在提出新时期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主要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即认为大学生安全教育主要包括网络安全、心理健康安全和文化安全。
(二)高校安全教育内容分为四点
张玉华、袁成龙提及高校安全教育的内容主要为:“国家安全教育、网络安全教育、心理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教育”相比狭隘的高校安全教育,张玉华、袁成龙已拓宽了安全教育的内容,也把国家安全教育放在了重要位置,体现了对国家安全的重视,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爱国意识。另外,孙光辉也将新时期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分为四点:“社会注意荣辱观教育、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教育、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随着现代社会科技发达,交通事业的进步,交通事故也越来越多,交通安全教育与消防安全教育也越来越重要所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高校安全教育内容分为五点
姬学民认为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为:“基础知识教育即有关安全的基础知识的教育、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的教育、进行遵纪守法的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法纪法规是为规范人们的行为,打击不法分子制定的。教育大学生学法、知法、懂得依法办事。作为一名大学生应该通过法纪法规学习,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律教育有利于大学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所以安全教育中应该包含对大学生法律知识的教育。
(四)高校安全教育内容分为六点
李晓明认为:“自我保护能力的教育、心理安全教育、网络安全和道德教育、消防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教育、规章制度教育。”各高校近几年都非常重视制度建设,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在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保障学生的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总有学生违反了这些 规章制度,从而造成了一些安全问题,因此,对学生的规章制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杨绪霞,薛刚认为,高等安全教育包括国家安全教育、人身财产安全防范教育、网络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教育和心理安全教育。二者都将安全教育的内容划分的更细更全面。
三、关于目前高校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的研究
袁健认为目前高校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包括:对大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安全教育的内容不够,学生安全教育形式单一且缺乏创新。大学生安全教育运行机制不完善且没有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内容不够全面且教育形式单一,导致了高校安全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张玉华、袁成龙也认为,目前大学生安全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大学生安全教育运行机制不完善,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实施只是走过场,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不够完整。谭汝媚认为当前高校对安全教育重视不够,体制不健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严重,大学生减灾和避灾自救能力相对匮乏,网络安全问题突出。宋江浩认为当前大学生安全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网络化发展趋势给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带来问题,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相对薄弱;高校后勤社会化管理给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带来问题,校园外来人口增多,校园住宿条件等都会影响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给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带来问题,校外人员参观、访问等也给高校安全教育带来问题;高校扩招给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带来的问题,在校生人数众多,层次多样,使得校园也更加复杂,安全教育的问题也就更多;交通安全、性安全等也影响校园安全问题。王能武对上述观点也是认同的。
研究者罗列了很多高校安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其中目前高校对于安全教育的重视不够是导致一些安全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高校只有在对安全教育有了足够重视的情况下才能搞好安全教育;另外,研究者也看到了由于社会问题而引发的一些新问题如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安全教育、性安全教育等,有利于高校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安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四、关于高校安全教育对策研究
高菲提出高校安全教育的对策为: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心理;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增强大学生法制意识;加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袁健认为切实提高对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大学生安全教育必须步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建立健全大学生安全教育运行机制;采用多种途径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张玉华、袁成龙认为提高大学生对安全教育的认识;加强大学生对安全教育的组织领导;建立大学生安全教育运行机制;做好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三进”工作即安全教育进宿舍进课堂进校园网络。
谭汝媚认为高校党政领导应给予足够重视,加大安全投入,努力营造浓厚的校园安全文化氛围;将安全教育纳入高校课程教学计划;加强心理健康档案建设和建立、健全学校心理咨询机构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加强网络知识安全教育。宋江浩认为加强对学生的网络完全教育;加强对学生宿舍的安全管理;加强对高校学生的消防安全教育;加强对高校学生防盗窃、防诈骗安全教育;加强对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王能武认为:动员各方面力量,切实提高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健全高校安全教育法律法规,为高校安全教育提供制度保障;安全教育应突出重点,注重教育效果;把安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编写安全教育教材,开设系统的安全教育课程。姬学民认为把安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以案说法,有针对地教育;突出重点,有区别地教育。陶娟提出:首先要高度重视,齐抓共管。切实提高对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齐抓共管局面。其次,精编教材,规范教学。精编安全教育教材,将安全教育纳入正规的教学管理中,利用已有的教学体系,强化安全教育。再次,突出重点,提高实效。抓好安全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如专业保卫队伍,辅导员队伍,学生骨干队伍;转好重点学生、重点时期和重点场所的安全教育。接着,创新形式,寓教于乐;关注心理,爱护学生;健全制度,落实责任。李晓明认为:加强宣传教育,营造平安氛围;突出重点,务求实效;安排学时,开设课程;明确内容,选编教材;设立心理咨询室,加强心理辅导。
研究者对于高校安全教育建议主要针对安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提出,宏观方面与微观方面都有涉及,但是具体可行性意见却不够。以后的研究可能会针对时展所出现的安全教育的新问题,进行非安全教育定义,而是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安全教育措施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也会越来越重视其实用性。
参考文献:
[1]古月娟,白海琦.“以人为本”教育理念下的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探索[j].时代文学,2008(2).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不能局限于国际关系学领域,需要更多学科的关注。新安全观是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安全观的产物。现代安全观的前提条件是,在绝对信任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对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和人们生活安全的能力的绝对信任。但资本的全球化使现代安全观的存在条件陷入困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人们理性无法控制的风险后果,民族国家无力保障社会和人们的安全,个体对本体性安全充满焦虑。然而,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还处于争论和探索中,还无法完全超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其根源在于,作为其观念基础和制度保障的新政治形态尚未确立。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
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最后,关键是人们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都只是手段,而衡量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都是提升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安全。国家使人们生活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是,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人们各种平等权利,通过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社会是通过人们自主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结合成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成为表达意愿、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公共平台,以此形成地方自治并抵制国家权力干预。这样,现想的安全观的逻辑关系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社会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安全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三者构成一种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作为最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个体则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层保护之中。
总之,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安全观是,在绝对信任人定胜天的理性主义思维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主义思维的基础上,绝对信任民族国家和政府保障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能力。
二、现代安全观的破解
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得到巩固,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普及性的观念。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为其消极后果所抵消,随着科学本身导致人之理性无法预测的风险增多,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发现,用于保障安全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不可靠,无法阻止外界力量的侵蚀和内部认同的冲突,丧失国家保护的社会也无法保持稳定,人们的生活也从此失去保障。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破解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神话。
首先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控制和预测风险的不可能性。追求真理的现代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态度,是把人类对传统和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武器,而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秩序。然而,科学与理性的扩张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追求确定性的科学和理性本身是不确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愈发注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离散性特征,因此科学往往被指责为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解释。理性的力量不仅无法控制自然界不可预测的活动,如海啸、地震和洪水等,而且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灾难性后果,如战争和屠杀等。另一方面,不仅各种科学技术发明本身相互抵触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科学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等造成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是产生风险的重要根源,因此,人类安全需要科学但科学同时又制造新的不安全。这种自反性的悖论对理性也适用:所有解决问题的理性努力带来新的问题,风险随着我们的理性权力而增长,并且人类理性越来越难以控制与预测科学带来的各种意外后果。由此,贝克指出,现代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由危机引导的全球风险社会。
其次是民族国家的不可靠性。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是理性国家机器在通过民族主义寻求其管辖的领土原则、暴力的合法性原则、统治的认同原则的产物,是国家与民族的相互利用的结果。民族国家尽管在19世纪晚期出现衰败,但这种迹象却为世界战争和美苏阵营的二元对立所蒙蔽。在剧变后,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资本全球化的加剧正彻底撕裂民族与国家重温结合的图景。所以,鲍曼认为,尽管分离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与西方近代之初实现政教分离而结束漫长中世纪的教会政治那样,那么,民族与国家的分离在新时代预示着什么?这种分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族认同的弱化。国家把经济功能转让给全球化的市场,把文化功能回归到地方化的族群,这使民族认同丧失其在政治国家中的特权位置,在总体上丧失许多曾拥有的而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二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不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连贯性,国家被迫放弃具有归属感和确定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而成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员"。全球资本允许和期望国家担当唯一的经济任务是,国家更有力地干预企业的管理,要求保护环境和人权,抵制市场恶性竞争的无序后果。显然,逐渐丧失民族、经济和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在性质和目标上已脱离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安全主题上也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9·11事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确保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地位,无法保障国内的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的安全。而作为主要安全议题的恐怖主义使所有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国家如果运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运作和人们的生活,则侵犯法律规定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同样运用科技和理性力量的恐怖主义却无孔不入。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确保自身绝对的安全,国家、社会、个人各层面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各领域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其三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安全研究专家奥利·维夫看来,社会安全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而安全的议程则是由不同时空的不同行为主体来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原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的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球市场,以经济自主运行、文化认同和人际交往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也难以与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保持同质性的统一。阿尔布劳指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然而,这种失去民族国家保护和调控的社会充满不确定性,不仅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信息技术瞬间性汇集的全球各种风险因素足以引起社会的大恐慌,而且以追求认同为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使确保社会平稳和安全的法律制度难以奏效。这些公共危机都是威胁到当代西方社会安全的要素。由于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安全的能力下降,无法通过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社会安全的行为主体不只是某个或几个文化族群和社团组织,而是全球范围内被风险和危机意识启蒙的人们。我们或许可以说,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安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无法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来解决,也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自身来消解。
最后是人们生活的无保障性。联合国在1994年最早提出并界定"人的安全",包括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方面。在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原来属于民族国家和社会双重保护下的人的安全问题现在却不得不由一种超国家组织来呼吁和关注。这表明,国家的制度设计、行动方案和观念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安排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社会中焦虑的个体不得不直接遭遇外界生存环境中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并且不得不"用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法来 处理系统性的矛盾"。个体在主观上面对的人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犯罪、、贫困、传染病、暴力和战争等, 而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灾害之后还有科学带来的各种风险,如核危机、传染病和转基因食品等。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出现危机之后,国家和社会把包括科学和理性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抛给个体来选择,个体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反思能力和知识水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的策略做出艰难选择。这样,个体的生活失去了科学和理性的知识基础,也失去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不得不直接面临风险社会中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其结果必然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焦虑,也就是吉登斯所探讨的"本体性安全"问题:"人为的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个体心理上产生一种无力感,使个体的无意识和情感深处感受到一种不能反抗的外在支配,从而对自身是否安全存在表示怀疑和焦虑。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结构功能衰微的民族国家既无法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确保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地位,在国内也无法维系稳固的社会安全和社会认同;同样,脱离民族国家保护外壳的社会不仅使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直接参与全球多元竞争主体的博弈,而且还加剧剥离了个体生活的确定性保障。正是由于丧失了国家和社会的双层保护,所有个体不得不直接面临并力图寻求解决各种安全问题的生存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绝对信任科学理性基础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必然为新的安全观念所取代。
三、探索中的新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现代安全观无法满足社会和人们生活对安全的需求,西方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始发展出一种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他们把安全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转移到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上,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环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在他们看来,安全的主体发生巨大变化:由国家扩展到人类整体,无论国籍、肤色、种族和阶层的所有作为类的人都是安全的主体和实现安全的全部目的;安全的层次已改变: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结构和军事装备下降到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个体对外在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成为衡量安全程度的标准。
然而,在有着思想多元化氛围的西方学术界,对这种新安全观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和争议,更有学者批评到,这种排斥国家主导的"人的安全"定义散漫、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如布赞、维夫和怀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以国家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立场对待新安全观,继续以一种物质主义的视角考察在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所以,一般都认为,不仅复杂的国际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首位,而且许多自然灾害和科技风险所造成的天灾人祸都需要国家建立公共安全机构和制定公共安全政策。在这种意义上来,他们认为,新安全观与现代安全观之间不是超越而是补充关系,必须继续把研究重心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现代安全观。
固然,新安全观还无法超越或取代现代安全观,还只是处于一种理论探索和价值诉求中的新观念形态。但我们发现,发育不成熟的新安全观更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安全问题总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维夫从安全的角度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阿伦特则从政治的角度指出,政治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这表明,政治有一个重要安全功能:通过协商而成的法律使人民的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把一切引起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人为因素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使安全制度化和常规化。我们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重视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兴衰和安危问题,而现代西方学者则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的首位。
然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日益衰败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丧失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相应地,西方近代以来倾力于民族国家安全的现代安全观也必然难以续存。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西方许多思想家集中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政治观,进而根据自己的理论逻辑开始寻找一种能适应并解决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新政治观,如吉登斯试图主张用"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现实策略来超越现代政治(他称之为"解放政治"),贝克宣扬超越现代党派政治的"亚政治",而鲍曼则试图回归共和政治来取代现代的集权政治。这些新政治观之间同样存在很大差异和争执,也还只是一种理论探讨和理想追求。因此,以人的安全为主题的新安全观只有新的政治形态在现实世界得以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1] 参见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2-143页。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中,该文引用率最高,也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作者在文中不仅全面综述了国外相关学者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还从现实主义的立场阐明了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及其仍然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的理由。从近两年来有关非传统或新安全观主题的研究来看,国内其他相关学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不出其右.
[2] 厄内斯特o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背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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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6页.
[10] 布赞、维夫、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在这个历史大趋势下，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热点问题之一。如何客观地从中国国情出发，科学地制定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措施并有效运用，确保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对于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并实现中国在世界上和平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外资并购；经济安全；策略
一、经济安全问题的提出
在新一轮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并购浪潮中，外资并购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国家的经济安全，由此提出了经济安全问题。
1、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热潮不断高涨，引起国内各界的担心和顾虑。频频发生的外资收购中国龙头企业的事件不断刺激国人的神经，也激起了公众对国内“经济安全”的担忧。比如有德国FAG兼并宁夏西北轴承、德国舍弗勒集团(Schaeffler)并购洛轴、摩根斯坦利收购中国电池、柯达并购乐凯、凯雷公司收购徐工机械等等。而2005年，中海油失手优尼科、海尔饮恨美泰克等一系列中国公司海外收购计划受阻，国内舆论也一度颇感挫折与不平。
2、外资并购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随着中国逐步融入WTO以及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并购活动日趋活跃。跨国并购一方面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急需的资金、技术、市场及先进的管理方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国内企业自身积累不足，而跨国公司并购可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解决由于投资不旺而引起的增长乏力问题。与此同时，跨国并购也带来了新技术和新的经营模式，活跃了国内市场。但外资并购在给我国带来帮助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和挑战。如跨国公司按照自己的全球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律，将我国企业的功能锁定在全球分工体系的低端或者成为全球分工链上分割的一环；跨国公司在华的强劲并购，可能削弱和摧毁我国财富创造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外资通过并购增强其利润获取能力，通过利润的汇出，破坏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鉴于我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可能形成我国的金融危机；跨国公司利用已有或可能的市场优势地位，取得垄断地位，进行限制竞争活动，严重危害我国正常的竞争秩序，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3、安全问题的提出。经济安全追求的是一种相对平衡状态，即在彼此矛盾的目标中取得平衡。一国不能把所有经济问题或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统统归属于经济安全范畴，因为不是所有的负面影响都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压制及跨国公司资金投入的产业分布和地区分布与政府的发展战略重点相冲突造成的国内经济安全问题。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也有一些新的相关政策出台。例如，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是我国外资并购法规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的完善。但目前的理论研究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对经济安全概念的界定，企业和政府面对外资并购能够和应该采取的措施与对策。
二、跨国并购与经济安全
1、跨国并购：全球竞争的新热点
(1)跨国并购的兴起与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一直是世界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据联合国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跨国并购交易额占世界直接投资交易额的90.01％。跨国并购是企业并购跨越国界的发展。近年来，西方学者对跨国并购动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即目标公司价值低估；获取财务协同效应；适应国际环境变迁；获取市场势力；获得规模经济性；传递或获取厂商优势；获取速度经济性。
(2)跨国并购的形式与效应。根据外资并购的目的或动因，可分为以下几种：1)主要为谋取利润和资本增值的并购；2)以垄断市场为目的，并购东道国著名品牌，以消灭竞争对手，以保持自己在相关产业中的国际龙头地位；3)以控制东道国战略资源为目的的跨国并购；4)以进入东道国市场，分享东道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利益为目的；5)以利用东道国的廉价资源(如人力资源、土地资源)为目的，快速扩大其生产规模，占据国内外市场。
(3)跨国并购引发的经济冲突与安全
1)垄断市场。外资在我国并购常常以行业排头兵企业为目标，并在并购过程中极力谋取企业的控制权，最终实现高额利润回报；而且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全面压迫、整体蚕食、分步到位等一系列措施来逐步占据和压制我国的市场。2)压制创新。主要表现在对我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压制。首先，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我国只是跨国公司整个生产链条上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的生产活动并不能接触到高新技术；另外，很多外资在并购国内企业时，要求原企业放弃研发部分的控制权，从而削弱和磨灭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3)与发展政策相冲突。跨国公司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选择进入能为公司创造更多盈利的产业和更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地区，这样跨国公司资金投入的产业分布和地区分布可能与政府的发展战略重点相冲突，从而加剧了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
2、经济安全辨析
(1)安全观的由来与发展。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是指国家拥有政治上的独立、经济上的自主和文化上的自成一体。从宏观来看，国家安全是一个体系，包含国家政治安全(或国家军事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国际背景的变异，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匹配是复杂的，存在着不同强弱程度的组合，国家安全的程度也因此不同。
当前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明显上升，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各国间竞争的焦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加深了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经济竞争的加剧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致使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经济安全风险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和权衡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相互关系，最终一个共同的做法就是，提升经济安全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2)对经济安全的不同解读。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实力不一、面临的威胁也各异，所以不同国家对经济安全所持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具有国别性特点的概念，对于不同的国家，其经济安全的内涵也有所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安全的理解就有根本的不同，这是由其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属于“进攻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则属于“防守型”。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由于经济政治体制、经济运行特点及文化特点等的不同，其国家经济安全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具体到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国，其经济发展具有很特殊的时代背景：集大国经济、转轨经济和不发达经济于一体。因此，中国经济安全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进攻型”，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防守型”或“依附型”，而是立足国情、强调独立自主的“稳健而积极”的国家经济安全。
(3)重新认识经济安全问题。为了对问题的把握更准确，选择的研究视角更恰当，就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确定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特点，这是整个经济安全研究的基础。然而，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不是一个确定的内容，各国在不同发展时期对安全的界定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在同一时期对安全的标准也有差异。对我国目前来讲，经济安全的内容涉及：首先，国内产业的协调、均衡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主要内容。例如，由于跨国公司资金投入的产业分布和地区分布与政府的发展战略重点相冲突，加剧了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其次，其他方面的经济安全隐患。包括：1)对我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压制；2)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冲击可能形成的垄断，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一旦发生冲突，就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威胁。
三、外资在我国并购企业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1、外资在并购我国企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国内企业定价过低造成的资产流失，使一些国内著名品牌消失。(2)出让了市场但得不到技术，跨国公司对技术及市场的垄断进一步加强，相当一部分产业为外资所垄断，对产业造成控制和压制。另外，中国企业的人才流失及逆向技术扩散严重，我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产生依附。(3)外资并购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2、问题的成因可归结为：(1)在跨国公司并购中，存在由于我国政府激励体制的因素和地方政府对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偏好，导致我国国有资产的流失和跨国公司与垄断行业合谋的可能。另外，地方政府卸包袱、创政绩的心态和产权定价市场不规范，造成我国企业被贱卖的情况。而对自身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定位认识不足，致使自主品牌消失。(2)产业结构落后且不合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未建立起来。(3)外资流人的产业领域可能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抵触。
3、重新认识外资并购安全问题。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最终目标是保障企业的自主性和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是保证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因此，外资并购中出现的所谓安全问题，重点不在于外资在资本、技术和国际市场上占据的优势地位，而在于我国企业、政府和市场存在的体制缺陷。国家应适应外资并购行为模式的转变，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规范、健全的政策法规环境和市场交易平台，令企业能够在国内跨国并购市场上与外资实现平等竞争，培育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
四、应对跨国并购安全问题的策略分析
1、企业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略贸易理论在美国广为流行，并得到政界的共鸣。战略贸易理论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其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对其经济安全所受威胁的反应。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日益感受到日本对其优势地位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威胁，这促使一些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日本的贸易政策和产业结构，向政府提出对策。“战略贸易理论”在美国的发展是同对日本的深入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战略贸易理论强调，天赋的自然资源已不再是竞争的主要要素，知识和技术才是比较优势的根本来源。在人工智能产业上处于优势地位，国家不仅能繁荣富强，而且还可以处于国际政治的领导地位。而美国正是围绕此理论推行相关的政策以保护国内经济的发展，消灭潜在的经济安全隐患。因此，企业自身要加强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作为成败的关键。
2、政府方面。许多跨国并购案都受到所谓国家安全审查或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社会公众压力，有的跨国并购案因此夭折。例如，美国国会以经济安全为由否决了阿联酋迪拜港口公司对美国6城市港口经营权的收购。美国国会正在酝酿修正国内有关法律，对外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重要资产制定更严格的标准并延长审查期。法国也以战略产业为由拒绝美国百事可乐公司收购达能公司，并列出几十家大公司为特殊保护企业，禁止外国企业并购。因此，我国政府也应该在维护经济安全方面发挥作用。
(1)建立健全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一些国家没有制定单独的经济安全战略，但并不妨碍它们在本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等战略中实施经济安全措施，维护经济安全利益。根据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国家的经验，要有效地保障经济安全，应该将经济安全政策与其他政策有机地结合，将维护经济安全的职责和任务分解到各个部门并相互协调好。虽然目前我国的各项法规还需要做很多的完善工作，还需要一个相对长的过程，但我们至少应确定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