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区域主义与东南亚经验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和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fity)研究的兴起，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日益突显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即强调区域主义和区域主体在解决全球、区域和国家等各个层面安全问题中起核心作用的“安全区域主义”(secufity Regionalism)研究。对此，安全研究的各个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由此形成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发展和前沿理论之一。2009年郑先武博士在对该领域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该书以理论分析为基点，以东南亚地区为个案，试图通过探索“全球化”、“区域主义”和“区域安全”三大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来探讨安全区域主义，进而寻求解决全球化背景下各区域主体如何凭借区域主义去实现区域安全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该书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区域主义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条件如何?二是安全区域主义如何发展?三是安全区域主义的施动力量是什么?针对第一个问题，该书通过区域安全的多层次(主要包括国家、区域和全球等)和多领域(主要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的互动分析，揭示了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因，即提出了“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安全区域主义的背景条件”的命题；针对第二个问题，该书通过将安全区域主义进程分成两个既紧密联系又本质不同的“区域安全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两个层次或阶段，揭示了安全区域主义是一个随着区域化“广度”、“深度”和“强度”的变化，从已启动区域化的“安全复合体”开始，经由“安全机制”(区域安全合作)到“安全共同体”(区域一体化)的渐次发展进程，即提出了“安全区域主义是一个发展的‘安全连续统一体’”的命题；针对第三个问题，该书通过对区域安全结构(如安全复合体)里的多元行为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区域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等)和复合关键变量(主要包括权力、利益、相互依存、规范、认同、信任和制度等)的互动分析，揭示了安全区域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变化的主要标志，即提出了“安全区域主义的施动力量是多元行为主体和关键变量”的命题。这三个核心命题是一种“行为者一结构一进程”三者共存、共生而又互动、互构的统一整体。

针对这三个核心命题，该书努力谋求通过理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予以破解。首先，该书将理论分析作为研究的“基点”，谋求采用一种将物质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结合的“混合方法”，通过分析目前区域主义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核心理论流派的现实解释力及其局限性，来建立一种综合的解释模式。这样，该书采用层次分析的方法，并将这三大理论当作一个“连续统一体”来分析其现实解释力。其基本的假定是，区域化或区域性水平越低，安全区域主义的实践越弱，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就越强，而没有区域化的“非结构区域”(即尚没有形成一个“安全复合体”)就纯粹是现实主义的理论世界了；随着区域化或区域性水平的提高，安全区域主义的实践就越强。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就相应地降低，而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开始上升。

其次，该书将安全区域主义的发展理解为一种有着“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历史演变过程，即一个从产生(弱安全机制)、成长(强安全机制)到成熟(安全共同体)的，既有连续性又有变革性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这一历史进程可以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区域性层次或区域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进程。二是“安全化”不断演变的进程。三是社会化的进程。当然，“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安全区域主义是一种线性发展。

最后，该书采用东南亚地区个案研究来对安全区域主义这一综合解释模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证明：第一个命题“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安全区域主义的背景条件”在东南亚是完全适用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东南亚区域安全结构从冷战背景下安全单一议题的“古典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全球化背景下内容更复杂的“异质安全复合体”。第二个命题“安全区域主义进程是一个发展的‘安全连续统一体”’在东南亚是基本适用的。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经历了从霸权、均势、联盟到目前的以区域安全合作为本质特征的“安全机制”阶段，而以区域一体化为核心特征的“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已经拉开序幕。第三个命题“安全区域主义的施动力量是多元行为主体和复合关键变量”在东南亚也是基本适合的。在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进程主要由东南亚各国和东盟来推动，但“自然经济区”等市场组织、“第二轨道”等“认识共同体”和新兴的东盟人民会议等区域公民社会组织在其中也起了一定作用。就各种关键变量的作用而言，国家权力，尤其是区域性大国(主要是印尼)在其中起了核心作用。同时，利益、相互依存、规范、认同、信任和制度等主体间变量在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进程中也同样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客观地讲，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目前仍然处于“安全机制”阶段，而由“东盟方式”(ASEAN's Way)所主导的松散的制度化使“东盟规范”(Norms of ASEAN)和东盟本身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出来。因此，这也表明了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的现实与理论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

该书所提出的综合理论解释模式有望为我国安全区域主义的实践提供一种指导。近年来，我国政府已开始将安全区域主义作为多边外交的重点之一(如积极参与APEC、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区域论坛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等)。虽然我国的安全区域主义实践总体上仍处于初始阶段，但仅仅进行一些以现状为主的经验性分析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不但要积极关注和研究刚刚发展起来的西方安全区域主义理论成果，更要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安全区域主义实践的理论方法。这也是稳定我国周边环境、推进和平发展战略的现实要求。令人欣慰的是，该书已为今后这方面的研究搭建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