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第1篇

文章共分七个部分: 引言部分,提出写作论文的起由,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从国际政治学和信息科学的角度阐明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的相关概念,并找寻到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国家信息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冷战后,信息安全日渐突出。信息安全是指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可用性、保密性、可靠性和可控性,实质就是要保证信息系统及信息网络中的信息资源不因自然或人为的因素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和非法占用。信息安全具有高度脆弱性和风险性、潜伏性和突发性、攻击源的多样性和防范对象的不确定性、安全主体的不对称性等特征。信息安全的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资源生态等领域。威胁信息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病毒、网络黑客、网络犯罪和垃圾信息等。

第二章,深入分析信息安全对我国和世界安全的影响。在信息网络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条件下,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成为影响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的维护更加困难,难以控制的“网上政治总动员”危害社会稳定,颠覆性宣传直接危及国家政权,国家形象更易遭受攻击和歪曲;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前提,它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信息产业自身安全令人担忧,网络经济犯罪成为经济安全的顽疾,金融业遭受的安全挑战更加严重;信息安全对文化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威胁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遭到冲击;信息安全对军事安全的作用更加突出,“制信息权”对战争结局意义重大,信息威慑、网络信息战、黑客攻击与军事泄密严重威胁军事安全。

第三章,中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也比较滞后,网络安全系数很低,信息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从信息流动途径、发达国家的技术遏制及世界信息强国信息战略对我国的威胁和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尤其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信息战略,以求对保障中国信息安全提供借鉴与思考。

第四章,从我国信息安全遭到挑战的原因分析,探讨包括我国在信息安全保障现状、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国民信息安全意识、基础信息产业严重依靠国外、立法不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求对扞卫我国信息安全提供思考。同时还分析了全球信息化对我国信息安全的冲击与启示。

第五章,探讨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策略措施。主要是包括树立信息安全观在内的综合安全观。立足中国国情,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包括信息安全法律保障机制、信息安全政治保障机制、信息安全管理机制、信息安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机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国际机制;通过外交活动为确保信息安全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制定国际信息网络规则等方面的内容。 结语部分,简要阐述信息安全的研究价值和对中国信息安全战略的思考。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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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深圳滑坡等多起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安全事故成为颇受关注的国家安全事件

国家安全贴近每个人的生活

近日，由国际关系学院组织评选的“2015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张榜。

从2012年开始，国际关系学院每年都向公众进行调研，了解公众眼里的国家安全事件，并集结成课题，提供给相关部门和机构进行研究和使用。

与往年一样，通过来自公安、军队、外交和传媒等领域的专业人士，确定出38个“2015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候选事件，经过公众公开投票后，从中选出10个最受关注的中国国家安全事件。

按照调查的统计结果，2015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依次是：新《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反恐怖主义法》公布，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天津爆炸、深圳滑坡等多起安全事故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中美南海对阵;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多地雾霾加重，北京红色预警;中国深化国防与军队改革;新加坡会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

“过去谈国家安全，更多的是要应对外敌入侵，如果没有外敌入侵，生活就基本安定了。现在虽然不存在直接的外敌入侵，但是非传统领域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在不断增加。”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少将彭光谦告诉《t望东方周刊》，这些虽然不是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但是跟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核心问题的连续性

“年度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中，其中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和政策以及日本问题、南海问题等，连续多年入选，说明国家安全问题的核心有明显的连续性。”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项目组负责人刘跃进告诉本刊记者，经过连续4年的调查研究，他明显感觉公众对该类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度日益集中和高涨。

“新《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被大家评选出来，实际上在我们意料之中。”项目组主要成员、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李文良告诉本刊，从38个选项提交评委和公众进行选择之初，这个事件的选票就稳定地占据了“头把交椅”。“毕竟，在国家安全领域，从明确概念，到顶层设计，再到落地实施，立法是其中非常核心的环节。”

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就强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同时，他还具体讲到了11个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在2015年的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中，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新《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中美南海对阵以及天津爆炸、深圳滑坡等多起安全事故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等事件，恰恰体现出了各界对外部安全、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国民安全以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等各个领域的“总体国家安全”的全面关注。

传统安全仍是重中之重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涉及到传统领域的和领土完整以及军事方面的部署和调整，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因此，2015年底开始布局的国防与军队改革顺理成章成为的热点。

“这是瘦身健体、改善结构和提高战斗力的改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深刻的一次变革，也是一次革命。”彭光谦告诉本刊记者，此次改革，虽然参与的人数不是最多的，但是改革的力度是历来最大的，目的就是顺应新的形势和新的环境，提高应对现代战争的能力，提高捍卫国家和保卫领土完整的底气。

与军事动向密切关联的，则是美日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动作。“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对中国的猜疑在加深。特别是美国自身衰落的焦虑也在加深，所以未来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力度会持续加大。”彭光谦说，作为美国亚洲战略的“马前卒”，日本同样会利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平衡，借机壮大自己，制约中国。

军事动向向来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比如2012年的中菲黄岩岛对峙和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就入选了当年的国家安全十大事件，2013年则有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事件入选。

东海和南海问题更是焦点中的焦点。早在2012年首次进行调研时，被选出的十大事件中，前两个事件分别是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日危机和中菲黄岩岛对峙，此外还有三沙市成立同时入选。

到2013年和2014年，争端继续升级、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及南海冲突不平静三个事件，分别入选当年的国家安全十大事件。

“以南海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海洋国土安全问题依然是我国国家安全中的重大课题，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较量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南海问题非常复杂，既有中美两国的政治军事博弈，也有中菲之间的争斗，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甚至不相关的国家和势力的介入。”刘跃进认为，即便如此，应该说2015年是中国在南海维护海洋国土安全方面具有成效的一年。

渗入生活的国家安全问题

“天津爆炸、深圳滑坡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的入选，充分说明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的国民安全问题，已经被民众同样置于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不仅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强调的核心内容，而且业已成为专家学者和全体国民的一种共识。”刘跃进说。

而《反恐怖主义法》的公布实施，实际上正是从制度角度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法律支撑与保障。

特别是2015年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后，人们日益认识到，反恐与民众安全息息相关。

“在恐怖活动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与危害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反恐法的实施必将给予恐怖主义更加有力的打击，更加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告诉《t望东方周刊》。

“非传统领域的国家安全事件近年来日益增多和受到关注。”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告诉本刊记者，针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已经由原来的和领土问题，逐渐走向民众和社会问题，“危机常态化，已经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有些非传统安全的领域，比如雾霾问题，不仅会影响当代人，还会影响到下一代人。”

余潇枫说，从世界趋势来看，非传统安全早已为诸多国家所重视，并上升为国际趋势。“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11大类安全领域，其中7类是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其他4类则是传统和非传统相互交织的领域，可见防范非传统安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比如境外的势力，比如经济领域的动荡，还有网络安全空间，现在看都有外国的黑手在参与。”彭光谦说，跟过去的外敌入侵的意义一样，今天所讲的国家安全，无论从内涵到外延，都跟我们每个人更加贴近。

历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

2015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

（1）新《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2）《反恐怖主义法》公布，2016年1月1日起施行;（3）天津爆炸、深圳滑坡等多起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4）中美南海对阵;（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6）多地雾霾加重，北京红色预警;（7）中国深化国防与军队改革;（8）新加坡会面;（9）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10）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

2014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

（1）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2）中央查处徐才厚等贪腐案;（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颁布实施;（4）袭击多发;（5）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6）香港“占中”事件及其妥善解决;（7）马航失联;（8）京津冀等多地雾霾持续;（9）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10）南海冲突不平静。

2013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

（1）全国性持续雾霾;（2）争端继续升级;（3）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4）斯诺登曝料美国监听中国;（5）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6）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7）腐败高官纷纷落马;（8）新疆屡现恐怖袭击;（9）粮食转基因安全争论;（10）网络谣言治理。

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不能局限于国际关系学领域,需要更多学科的关注。新安全观是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安全观的产物。现代安全观的前提条件是,在绝对信任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对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和人们生活安全的能力的绝对信任。但资本的全球化使现代安全观的存在条件陷入困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人们理性无法控制的风险后果,民族国家无力保障社会和人们的安全,个体对本体性安全充满焦虑。然而,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还处于争论和探索中,还无法完全超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其根源在于,作为其观念基础和制度保障的新政治形态尚未确立。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

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最后,关键是人们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都只是手段,而衡量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都是提升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安全。国家使人们生活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是,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人们各种平等权利,通过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社会是通过人们自主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结合成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成为表达意愿、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公共平台,以此形成地方自治并抵制国家权力干预。这样,现想的安全观的逻辑关系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社会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安全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三者构成一种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作为最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个体则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层保护之中。

总之,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安全观是,在绝对信任人定胜天的理性主义思维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主义思维的基础上,绝对信任民族国家和政府保障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能力。

二、现代安全观的破解

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得到巩固,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普及性的观念。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为其消极后果所抵消,随着科学本身导致人之理性无法预测的风险增多,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发现,用于保障安全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不可靠,无法阻止外界力量的侵蚀和内部认同的冲突,丧失国家保护的社会也无法保持稳定,人们的生活也从此失去保障。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破解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神话。

首先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控制和预测风险的不可能性。追求真理的现代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态度,是把人类对传统和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武器,而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秩序。然而,科学与理性的扩张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追求确定性的科学和理性本身是不确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愈发注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离散性特征,因此科学往往被指责为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解释。理性的力量不仅无法控制自然界不可预测的活动,如海啸、地震和洪水等,而且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灾难性后果,如战争和屠杀等。另一方面,不仅各种科学技术发明本身相互抵触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科学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等造成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是产生风险的重要根源,因此,人类安全需要科学但科学同时又制造新的不安全。这种自反性的悖论对理性也适用:所有解决问题的理性努力带来新的问题,风险随着我们的理性权力而增长,并且人类理性越来越难以控制与预测科学带来的各种意外后果。由此,贝克指出,现代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由危机引导的全球风险社会。

其次是民族国家的不可靠性。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是理性国家机器在通过民族主义寻求其管辖的领土原则、暴力的合法性原则、统治的认同原则的产物,是国家与民族的相互利用的结果。民族国家尽管在19世纪晚期出现衰败,但这种迹象却为世界战争和美苏阵营的二元对立所蒙蔽。在剧变后,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资本全球化的加剧正彻底撕裂民族与国家重温结合的图景。所以,鲍曼认为,尽管分离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与西方近代之初实现政教分离而结束漫长中世纪的教会政治那样,那么,民族与国家的分离在新时代预示着什么?这种分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族认同的弱化。国家把经济功能转让给全球化的市场,把文化功能回归到地方化的族群,这使民族认同丧失其在政治国家中的特权位置,在总体上丧失许多曾拥有的而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二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不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连贯性,国家被迫放弃具有归属感和确定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而成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员"。全球资本允许和期望国家担当唯一的经济任务是,国家更有力地干预企业的管理,要求保护环境和人权,抵制市场恶性竞争的无序后果。显然,逐渐丧失民族、经济和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在性质和目标上已脱离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安全主题上也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9·11事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确保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地位,无法保障国内的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的安全。而作为主要安全议题的恐怖主义使所有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国家如果运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运作和人们的生活,则侵犯法律规定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同样运用科技和理性力量的恐怖主义却无孔不入。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确保自身绝对的安全,国家、社会、个人各层面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各领域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其三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安全研究专家奥利·维夫看来,社会安全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而安全的议程则是由不同时空的不同行为主体来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原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的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球市场,以经济自主运行、文化认同和人际交往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也难以与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保持同质性的统一。阿尔布劳指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然而,这种失去民族国家保护和调控的社会充满不确定性,不仅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信息技术瞬间性汇集的全球各种风险因素足以引起社会的大恐慌,而且以追求认同为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使确保社会平稳和安全的法律制度难以奏效。这些公共危机都是威胁到当代西方社会安全的要素。由于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安全的能力下降,无法通过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社会安全的行为主体不只是某个或几个文化族群和社团组织,而是全球范围内被风险和危机意识启蒙的人们。我们或许可以说,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安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无法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来解决,也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自身来消解。

最后是人们生活的无保障性。联合国在1994年最早提出并界定"人的安全",包括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方面。在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原来属于民族国家和社会双重保护下的人的安全问题现在却不得不由一种超国家组织来呼吁和关注。这表明,国家的制度设计、行动方案和观念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安排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社会中焦虑的个体不得不直接遭遇外界生存环境中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并且不得不"用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法来 处理系统性的矛盾"。个体在主观上面对的人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犯罪、、贫困、传染病、暴力和战争等, 而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灾害之后还有科学带来的各种风险,如核危机、传染病和转基因食品等。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出现危机之后,国家和社会把包括科学和理性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抛给个体来选择,个体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反思能力和知识水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的策略做出艰难选择。这样,个体的生活失去了科学和理性的知识基础,也失去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不得不直接面临风险社会中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其结果必然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焦虑,也就是吉登斯所探讨的"本体性安全"问题:"人为的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个体心理上产生一种无力感,使个体的无意识和情感深处感受到一种不能反抗的外在支配,从而对自身是否安全存在表示怀疑和焦虑。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结构功能衰微的民族国家既无法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确保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地位,在国内也无法维系稳固的社会安全和社会认同;同样,脱离民族国家保护外壳的社会不仅使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直接参与全球多元竞争主体的博弈,而且还加剧剥离了个体生活的确定性保障。正是由于丧失了国家和社会的双层保护,所有个体不得不直接面临并力图寻求解决各种安全问题的生存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绝对信任科学理性基础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必然为新的安全观念所取代。

三、探索中的新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现代安全观无法满足社会和人们生活对安全的需求,西方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始发展出一种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他们把安全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转移到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上,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环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在他们看来,安全的主体发生巨大变化:由国家扩展到人类整体,无论国籍、肤色、种族和阶层的所有作为类的人都是安全的主体和实现安全的全部目的;安全的层次已改变: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结构和军事装备下降到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个体对外在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成为衡量安全程度的标准。

然而,在有着思想多元化氛围的西方学术界,对这种新安全观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和争议,更有学者批评到,这种排斥国家主导的"人的安全"定义散漫、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如布赞、维夫和怀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以国家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立场对待新安全观,继续以一种物质主义的视角考察在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所以,一般都认为,不仅复杂的国际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首位,而且许多自然灾害和科技风险所造成的天灾人祸都需要国家建立公共安全机构和制定公共安全政策。在这种意义上来,他们认为,新安全观与现代安全观之间不是超越而是补充关系,必须继续把研究重心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现代安全观。

固然,新安全观还无法超越或取代现代安全观,还只是处于一种理论探索和价值诉求中的新观念形态。但我们发现,发育不成熟的新安全观更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安全问题总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维夫从安全的角度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阿伦特则从政治的角度指出,政治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这表明,政治有一个重要安全功能:通过协商而成的法律使人民的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把一切引起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人为因素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使安全制度化和常规化。我们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重视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兴衰和安危问题,而现代西方学者则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的首位。

然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日益衰败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丧失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相应地,西方近代以来倾力于民族国家安全的现代安全观也必然难以续存。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西方许多思想家集中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政治观,进而根据自己的理论逻辑开始寻找一种能适应并解决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新政治观,如吉登斯试图主张用"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现实策略来超越现代政治(他称之为"解放政治"),贝克宣扬超越现代党派政治的"亚政治",而鲍曼则试图回归共和政治来取代现代的集权政治。这些新政治观之间同样存在很大差异和争执,也还只是一种理论探讨和理想追求。因此,以人的安全为主题的新安全观只有新的政治形态在现实世界得以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1] 参见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2-143页。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中,该文引用率最高,也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作者在文中不仅全面综述了国外相关学者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还从现实主义的立场阐明了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及其仍然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的理由。从近两年来有关非传统或新安全观主题的研究来看,国内其他相关学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不出其右.

[2] 厄内斯特o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背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 乌尔里希o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4]齐格蒙特o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引言第7页。

[5] 布赞、维夫、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6] 马丁o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59页.

[7] 乌尔里希o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8] 安东尼o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 第224页.

[9] 转引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6页.

[10] 布赞、维夫、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6 ― 0009 ― 04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相互碰撞，中外意识形态交融，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该问题的研究也进入更多学者的视野。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5年5月，在CNKI数字资源平台进行检索，以“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主题，搜索到期刊论文433篇，博硕士毕业论文202篇，会议收录论文45篇，重要报纸上26篇。从上面数据来看，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这些成果，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推动了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化。我们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为了借鉴精华、改进不足，从而为相关研究奠定基石、指明前进的方向。

一、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意识形态等相关概念的内涵

从现有学术成果来看，学界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安全”、“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至今未能有统一的界定和阐释。

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地位来界定。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不受外界颠覆，而保持其和谐与稳定的能力或状态。〔2〕另一种是从意识形态安全的组成部分来进行解释。有学者认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内容包括政治安全、道德安全、民族精神安全等，其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3〕第三种是从意识形态安全本身的合理性角度来阐释。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能够抵御外界侵蚀，保证其有序和谐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本质体现。〔4〕更有学者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作深入说明 ，“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内、外部消极因子的威胁、侵蚀、同化。我们要求民众在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上的分歧从属于共同的政治信仰和主导价值，而并不强迫其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认知，整齐划一的行为方式。 〔5〕

学界对“国家意识形态”内涵的划分，有比较统一的意见，认为它是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有学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指与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处于交互作用中的支撑统治，执行合法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保证其不被侵蚀、稳定发展。〔6〕有学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是统治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所推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7〕

当然，学界也有少数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界定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思想安全问题。〔8〕有学者指出，国家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意识。并进一步提出，建立代表阶级利益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后盾。 〔9〕

二、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及研究视角

（一） 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是我国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并不完全一致。一种看法是，有学者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给予意识形态安全定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精神防线和灵魂。〔2〕另一种看法是，有学者基于国家制度安全角度来认识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内政外交的原则方针，更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和统治地位的手段。〔3〕

意识形态安全所承载的导向性和灵魂性的战略地位，已经被众多学者所重视。这是个“没有硝烟”却“炮火纷飞”的战场，需要每一个国家下大工夫去治理和维护，不容懈怠。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悲剧，不难看出，完全摒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会导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遭遇侵蚀，阻碍社会进步。所以，有学者具体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当意识形态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反之，就会成为经济社会的阻力。〔10〕

（二）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视角

1. 从国家治理视角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国家治理。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建设中还未最终实现的国家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国家理想，从战略研究的角度，它是可以被设计的，并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异质免疫、经济规制、社会整合等功能。我们引入“国家治理”理念，作为意识形态安全“顶层设计”的具体思路，它强调国家主导、社会多元参与、制度规范。〔2〕

同志在2014年4月15日国安委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1〕此内外兼修，内涵广泛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被提出后，学者对我国如何应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实现国家治理，给出了相应的看法。有学者指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统一的，当代国家最根本的症结在于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同志关于“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的论述更表明，国家安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大系统，是受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的。〔3〕

2.从话语权视角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话语权，是通过创造，表达，设置，传播和运用一定话语来影响和引导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权利和权力，其话语交往现象的背后是权利意义世界。〔12〕冷战结束后，美国把中国作为“和平演变”的重要对象，妄想用西方意识形态取代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大多学者均认为只有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第一，有学者从我国国家意识形态面临“消解”和“弱化”入手，认为市场经济利益化的价值取向对民众信仰的冲击及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国家主导价值体系的颠覆，使我国意识形态遭遇不安全。为此，我们需转换安全理念，使文化话语权成为意识形态的创新点和生长点。 〔5〕有学者指出，思想领导权的实现路径就是抢占话语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确立根本话语方式，坚持客观真理及哲学唯物观立场，对抗“普世价值”。〔9〕

第二，有学者从权力与力量的角度，阐释话语权在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文化话语权是一个国家传播本国文化话语，维护本国文化安全、主导本国文化发展、维护本国根本利益的权力。〔12〕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占统治地位的利益群体将其思想文化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实现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13〕

无论学界从哪种维度分析，无疑表明，文化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所以意识形态话语权，更多的是文化话语权。文化话语权在潜移默化中教化社会成员，其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时代价值日益显现。

3.从社会思潮视角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在谈到社会思潮时，学界一致认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是当代中国的思想主流，而目前仍存在一些倒退、错误的支流思想，它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一定冲击，若放任自流，势必会瓦解政治信仰，对我国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建构将产生消极影响。

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拜金和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民众政治生活影响极大。〔14〕有学者认为，面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入侵，我们要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包容并引导支流意识形态，防止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和“淡化意识形态”。〔15〕具体谈到新自由主义，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把新自由主义当作“软实力”渗透的工具，来规范他国改革和价值取向，以此满足其政治统治需要。 〔16〕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当代特征，是当今时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表达。它通过各种渠道宣扬社会主义是不科学的，妄想实现“意识形态的终结”，从而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17〕

三、 关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对策探讨

学者们从不同切入点和立场探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对策，众多学者的观点有交集也有分歧，笔者对学界的主要观点做出梳理。

有学者提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思路：第一，要从根本上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三大基本原则――唯物主义原则、辩证法原则、实事求是原则。第二，推进意识形态立论、驳论、攻辩、创新、引领工作，使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解决。第三，筑造先进而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具体做到解放生产力、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8〕

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构建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主动性原则，做到“超前――超前――再超前”。二是认同性原则，理性看待事物本质及发展规律。三是包容性原则，同时也不放弃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坚持。四是整合性原则，促使某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化。〔19〕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对策，一是要积极融入多元文化互动，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二是要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辨别各种社会思潮，协调好主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价值“多元化”，以包容为导向，发挥我国意识形态的优秀整合能力。三是完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要把网络信息技术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两手抓”，保证网络社会管理中的“有序”和“活力”。四是以掌握“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为要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队伍建设，形成我国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五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以理论创新为动力，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6〕

有学者指出，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要以文化软实力为立足点，对内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对外坚持文化传播创新，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提升我国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力。〔7〕也有学者指出，通过提升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价值、构建文化资源，进而营造创新的文化环境，是开拓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文化路径。〔20〕还有学者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策略：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理论和实践创新，注重工作实效性。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发挥舆论媒体的正确导向作用。第三，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完善党的工作方式，增强文化发展的科学性。 〔4〕

有学者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首先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在方法论原则上，要处理好社会结构各个层面之间的客观逻辑关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主要着力点上，要坚持党的建设和科学发展方式，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力性和人民性，形成其余社会思潮的良性互动。〔21〕有学者指出，应对当代海外中国学的迅速发展，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一是学术传播与政治教育“双管齐下”。二是海外中国学的积极成果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兼顾”。三是大众传媒应承担起正确引导和客观评价的使命。四是在宣传变革革命话语体系时，彰显学术厚度和人文关怀。〔22〕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重要领域。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伪装性强、方式多样，我们应科学应对网络兼虚拟与现实于一体的特征，增强我党对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的掌控力 〔23〕有学者基于“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大数据的特征相结合，充分利用大数据搜集、分析及预测的能力，加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袭。〔24〕

还有学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以人为本，加强理论创新，发挥网络对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第二，重视网络新兴媒体的引领作用，形成“网络问政”的有效、常态机制，打造信用政府。第三，警惕 “西化与分化”及“网络文化帝国主义”，提升民族文化认同。第四，健全网络媒体的法律规范，建立严厉的违法惩戒机制。 〔25〕

四、 关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一）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的不足

截止到2015年5月，在CNKI数字资源平台上进行检索，以“中国意识形态”为主题，检索到文献5815篇。而输入主题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只检索到文献300篇。根据数据统计，各年度文献数量分布是：2014年58篇，2013年48篇，2012年40篇，2011年23篇，2010年21篇，2009年17篇，2008年13篇，2007年12篇，而1964――2006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仅为个位数。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近4年来关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献数量增加较快，但总体上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可能还不够足够成熟。

理论指导实践。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知识体系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因此，学者们应加强对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深入研究，认真学习并落实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等一系列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讲话精神。结合中国国情，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深度的学术支持。

（二）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展望

1. 在研究内容方面，可增加从阶级阶层的角度来讨论意识形态安

全问题。目前，流行的是人民性、人类性话语，阶级性话语不是我们今天的显性话语，然而，如果没有阶级分析等隐形话语的支持，人民性、人类性话语则无立足的基点。因此，在阶级阶层变迁视角下，如何遵循阶级斗争规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实现人类解放，是一个常新的课题，鼓励学者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丰富史料，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应用策略。

2. 在研究视角上有待拓展。学者们大多数从政治思想、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等传统视野，来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忽略了其他方面。如我们普遍关注于新媒体的广泛性和交互性特征，然而新媒体机构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同样会影响意识形态的传播。又如我们致力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的研究，对自身的学术根基、学术创新上研究的不够深入。科学知识所建构的严谨、系统、全面的框架体系，是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基础，应对时展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新挑战。

3.从研究方向上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支撑，从物质保障、政治保障等方向，提出处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挑战的实现路径。综观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如何处理好一元指导思想与多种社会思潮的关系，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如何把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推向国际舞台等方面，可能做得不够完善。我国依旧在不断探索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道路。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民主、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支配地位，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面对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文化交融，意识形态碰撞的复杂局势，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才能有效的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保证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要采取包容的态度，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的整合能力。我们始终致力于探索属于我国的文化话语体系，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比如2004年开始投资建设的孔子学院项目、2012年中国文化部向外国电视台无偿提供中国制作的电影等，是我国推进以中国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做出的艰辛探索。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能够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完善，构建出一个科学合理、有助于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防范体系，实现我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1〕.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J〕.党建，2013，（09）.

〔2〕赵欢春.“国家治理”理念下意识形态安全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0）.

〔3〕张素云，李晓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观的确立及其地位研究〔C〕//“改革与创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4年年会论文集，2014-11-01.

〔4〕石云霞.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02）.

〔5〕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6〕夏自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思考〔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01）.

〔7〕揭晓.文化软实力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前沿，2011，（16）.

〔8〕周振彦.新形势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思考〔J〕.探索，2014，（04）.

〔9〕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初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2）.

〔10〕王存福.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J〕.社会主义研究，2011，（01）.

〔11〕.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EB/OL〕.新华网，2014-04-15.

〔12〕骆郁廷，史姗姗.论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文化话语权〔J〕.理论探讨，2014，（04）.

〔13〕葛彦东.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J〕.理论探讨，2015，（1）.

〔14〕李孝纯.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J〕.红旗文稿，2010，（2）.

〔15〕汪勇.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及应对〔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16〕张连梅.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及应对措施〔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科学版，2011，（02）.

〔17〕王熙.新自由主义的当代特征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策略〔C〕.科学发展・惠及民生――天津市社会科学届第八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上），2012-12-23.

〔18〕徐成芳，罗家峰.试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J〕.政治学研究，2012，（06）.

〔19〕刘胜良.论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建的基本原则〔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12）.

〔20〕胡伯项，刘浩东.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话语转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04）.

〔21〕高峰，艾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论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05）.

〔22〕张泽一，郭云.当代海外中国学视角下的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治理〔J〕.社会科学家，2014，（07）.

〔23〕朱东来.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的特征分析〔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01）.

〔24〕王超.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探析〔J〕.学术论坛，2015，（01）.

〔25〕陈东冬.关于创新网络虚拟社会治理体制的对策建议〔C〕.第十一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暨中国汽车集聚区发展与合作论坛论文集：人文社科与教育学分册，2014-06-26.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主体的大学生，其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弱，对国家是否安全有着更直接的影响。面对现代大学生相对淡薄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大学生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性

1.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大学生往往认识不到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思想上麻痹模糊，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有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防意识淡漠、国家安全意识不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减退。一些大学生把国家安全看成是国家军队与安全部门的事，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有些大学生在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的态势下，推崇急功近利及实用享乐主义。这无疑会削减主流价值的原则性，最终导致社会价值的散乱，使国家精神意识方面的安全问题面临消解的危险。同时，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加强，一些发达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近来美国与我周边国家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使中国国家安全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争端也日益升级。最近有媒体报道日本有20余人把户籍迁往，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岛民，并表示日本对拥有 [1]。但当代大学生对此严峻的国际环境，大多缺乏清醒的意识。面对国家安全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更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2.为培养合格接班人，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从近几年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大学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学生在得到国外有些公司及机构资助自己出国进修，或推荐国外科研机构做学术研究时，就只看到友谊的一面而忽视国家安全。把一些认为无关紧要的资料或文件随便对外泄露。更有一些毕业生由于受金钱侵蚀，主动把国家重要文件出卖给境外机构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留学海归无视国家法律，回国后不惜余力拉拢、腐蚀在国家军事、经济、科技等重要岗位的同学或老乡。为境外机构收集情报资料，使中国经济、军事、科技领域等遭受泄密重大损失。有些大学生对老同学、老乡需要一些资料、数据，明知违法但认为情面难却而所为。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如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2]为此，必须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使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二、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责任心

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历来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在新形势下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高校义不容辞的教育责任。在网络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虽然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空间距离，但国家与国家安全仍然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信息的沟通、经济的融合并不代表政治、文化的完全融合。和平发展的世界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依然存在。高校要切实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要教育大学生明确维护国家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党和国家对每个大学生的基本要求。

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对青少年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意识教育。早在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重视现代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3] 两年后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4]在以后的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04年8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也提出了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要求。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牵头，分别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课程改革与完善。对其中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增加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的内容章节，目的就是着力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与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可见，党和国家关于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的一系列要求，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及现实的需要而不断变化、补充和完善的。这也正是当下高校开展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力理论依据。高校在实施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中，首先要增强学校党政干部与教师员工的政治敏锐性，以此提高责任意识。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看成自己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来实行，使各部门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过程中真正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责任。

（二）齐抓共管分工合作，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教育实效性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下，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由来已久，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要提高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注意三个结合。

1.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爱国主义包含着情感、思想和行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中，情感是基础，思想是灵魂，行为是体现。” [5] 所以教师必须以三个基本方面为教学目的。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的教学中，应根据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及新形势的需要，在讲授爱国主义章节内容时可结合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来展开。通过爱国主义这条主线，把增强国防观念与国家安全意识结合起来，在教学上可以达到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效果。因为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爱国主义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国家安全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永恒主题。对大学生来说是否爱国不仅仅是道德要求，同时还是政治要求和法律要求。使大学生认识到没有国家安全意识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国家意识，因而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就很难在理性层面和整体意义上确立科学的国家安全意识。在激发大学生爱国情感的同时，更要激发起他们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2.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国防知识教育相结合。目前高校的国防教育仍然是以单纯军事技能和军事常识的传授为主要内容，而没有将国家安全涉及的有关内容融入到国防教育课程中去。在课程设置上两门课分别有武装部的军事理论教研室和社会科学部的思政教研室承担，基本上是以各自为政的教学模式展开。这就要求高校在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军事理论》课中，加强联系与沟通，使两门课的教学内容既达到有机融合又克服无谓重复。在《军事理论》课中，教师除了系统论述世界军事、中国国防、军事思想、军事高技术和高技术战争这五大领域的前沿问题外，更要让大学生了解和体会人民的光荣传统，激发起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与爱军情感。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则侧重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等。在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意识的同时，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来报效祖国。国家安全教育只有紧扣中国的国防建设与发展的实际及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来展开，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求得教育的实效性。

3.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必须与多渠道相结合。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应该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通过授课要求大学生“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掌握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6]。但是，以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意识为主的国家安全教育并不是一时一事的突击性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情况通报，而是一种政治性、战略性和现实性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 [7]。因此，必须坚持主渠道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多渠道的潜移默化教育相结合。高校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党团组织的作用。在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学校可利用社团活动、学术报告、外出参观等形式渗透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内容。引导大学生正确科学地理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逐步增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新国家安全观念。使每个大学生都清楚的认识到国家安全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事关每个大学生的切身利益。

参考文献：

[1]日本已有20余人将户籍迁至[n].环球时报，2011-02-28.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2007：4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z]，1994：20.

[4]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学习材料[z]，1996：10.

[5]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6-193.

[6]王建中.军事理论课教程[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1.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作为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一个特殊公共权力机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国家两种属性在日趋相互接近的动态发展中呈现出递弱的阶级性和递增的社会性，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职能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社会转型期衍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和非传统安全，对国家作用体制提出新要求，引起国家安全观和国家管理社会职能的新变化。

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一个特殊公共权力机构，它既是实现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工具，又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职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在公共领域扩展进程中，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呈现着此消彼长的规律。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国家职能的变化以应对转型期社会可能出现的公共危机和非传统国家安全，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国家发生作用对象及其变化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是国家的本质属性。但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并不是国家所要面对的全部问题。作为凌驾社会之上的力量，国家除了处理阶级矛盾之外，还要处理大量的社会事务以缓和社会矛盾，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国家是社会的正式代表，进行社会管理是国家所要面对的重要任务。即使是国家在执行阶级统治职能的过程中，也同时要履行特定的社会管理职能。恩格斯曾特别强调：“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①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论述，揭示了管理社会事务是国家除了作为实现统治阶级共同利益工具这一特征外的又一主要特征，即国家的社会性。国家的阶级性是以其社会性为基础的，二者存在着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

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是动态发展交互作用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的中心任务不同，国家的两种属性有着不同的作用关系。历史上的一切国家，都是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级对广大社会成员的统治，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利益虽然保持着某种联系，但更多的是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在许多情况下，统治阶级不惜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实现自身的阶级统治利益。在人民民主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变成了统治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人，剥削阶级被消灭了，虽然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但已限于一定的范围，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阶级性的极大弱化和社会性的极大强化。国家的阶级性正在向其社会性日益接近。当然，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和差别，但它们之间相互排斥的状态，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在人民民主的国家里，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家所管理的大部分政务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社会性职能正不断得到进一步强化，社会管理职能成为国家发展的强大现实内涵。

在我国，经过近30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不断扩展，形成了大量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涉及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在这一进程中，社会改革要求国家在社会活动中做国家应该做的事情，放下国家不该做的事务，使社会事务回归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扩展进程中，国家应当做到“在位”而不“缺位”、“到位”而不“越位”，实现包括国家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体各在其位、各行其是、各尽其责，使社会运行活动呈现良性发展的状态。在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社会改革过程中，人们已逐步意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分野，社会是基于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关系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具有公开性、可共享性和可进入性，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而不是社会的全部。国家从属于社会，国家必须为社会的利益服务。当前，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发展制定的新的发展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治国理念和治理社会理念认识的深化，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社会发展中，社会建设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凸显出来。这种凸显无疑会强化国家管理社会的职能，进一步体现国家管理社会的合法性和国家职能发挥的客观实在性。国家社会性的增强，是时展的必然，是社会转型对国家管理社会职能扩展的必然要求。

二、公共危机管理凸显国家职能变化

国家职能社会性扩展的重要体现，表现在对公共危机的控制和处理上。公共危机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国家社会性增强的重要表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往往酝酿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存在着不同种类的社会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危机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实践后果。国际经验表明，转型期社会往往是危机频发期社会，公共危机的发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重大威胁。应对公共危机，必须创新国家作用体制，强化国家社会管理职能。

公共危机是指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它是当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行为准则、社会秩序等受到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景下，需要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统作出决策来加以解决的事情。②它的发生既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重大威胁，也对国家管理体系构成重大的考验。公共危机的形成具有较为复杂的根源。从自然因素方面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③自然界在自己的物质运动过程中，必然会对人类所施加的作用给以相应的反作用，洪水旱灾、土地沙化、地震海啸、环境污染等现象均属于自然界反作用于人类活动的重要形式，由自然产生的公共危机具有不可抗拒性。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危机观念薄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把“危机”当作贬义词，很少用危机来审视国家面临的各种突发性事件，更没有从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与否等角度来关注危机问题，缺乏危机意识，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从而未能有效地预防危机，致使许多本该避免的危机由于未能有效防范而发生。另一方面是源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就我国来看，当前正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国际经验表明这一时期往往是“非稳定状态”频发的“关键阶段”，是发展与稳定、公平与效率、人口与资源环境等矛盾比较突出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容易失控、人们心理容易失衡、价值观念变化重塑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必然涉及各方面的利益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形成一些不稳定因素，产生一些公共危机事件。而且，这些危机会呈现出国内问题与国外问题交织，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历史遗留问题和发展中新出现问题交织等复杂特性。从国际环境上看，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往往会由一国经济、政治等的危机扩散，传染并导致其他地区经济集团成员国之间发生“连锁危机”。在国际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交流与往来密切的今天，因国际环境因素而引发的公共危机呈增长趋势。公共危机是客观存在的社会非常态现象。治理公共危机并提升治理水平和能力，在发挥传统国家职能的同时，需要拓展国家作用社会的职能方式。首先，确立国家危机管理职能。公共危机是社会公共领域所发生的危机，在社会国家化的时代，公共危机管理是国家职能作用的范畴。公共危机的发生往往暴露出传统国家职能在公共领域中的缺位。应弥补传统国家职能的不足，把公共危机管理整合到国家职能之中，建立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和机构，形成灵敏的危机反应机制，以快速应对危机，迅速控制危机。

其次，转换国家职能的作用方式。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与国家的阶级职能相比，国家的社会职能应居于主导地位。这就需要通过国家职能非集中化，将国家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构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的社会治理机制。并通过构建此种机制，来完善国家传统职能作用的方式，健全国家在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中的作用方式，解决国家在公共危机领域的职能失灵，形成现代政治生活“善治”的国家职能模式。

再次，完善国家的法治职能途径。在国家治理方式中，法治因其稳定性、理性化和制度化而成为一种优先选择的治国方式。国家的职能与法治治理无疑具有离散性，公共危机发生的部分原因有可能是由国家职能的发挥不当而引发的。把国家职能纳入法治轨道，依法发挥国家在公共领域的职能，是法治时代国家进行公共危机管理的必由之路。

最后，转变国家职能的作用范围。如何转变国家职能，一直是国家体制改革的关键和难点。公共危机的发生对国家职能的转变具有促进作用：国家职能不再是全能的，而是有限的。国家应根据公众需求，在国家职能作用上体现公众的利益诉求，保持国家职能与服务职能的合理张力和动态统一。

公共危机管理的必要性表明，国家社会性强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所面临的各类问题的解决，日益成为国家问题，社会的各类问题走向国家，把国家与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联系起来，是历史教给人类的真理。另一方面，国家的力量以其不可阻挡的进程将人类社会卷入国家生活，印证了马恩认为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之结论的正确。④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强化，或者说社会的国家化，并非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三、非传统安全扩充国家职能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世界发展的时代背景。美国“9·11”恐怖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家非传统安全及其处理问题，成为国家域外职能的突出内容，引起国家安全领域的观念、实践和国家管理社会职能的变化。

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传统安全主要是指由军事、政治和外交活动导致的事关国家政权存亡的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主要涉及对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经济与金融安全、资源与生态环境安全、信息与文化安全、疾病蔓延、恐怖主义等问题。区别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对社会威胁的特点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来源大多是由个人和社会群体行为导致的；二是非传统安全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三是对非传统安全的治理难度大、过程长。非传统安全问题已不是个别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非传统安全的产生就其社会根源而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世界政治格局由两极对峙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得军事力量和军事建设的绝对重要地位有所下降，它们不再是衡量国家实力的唯一重要标准，而只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准之一。经济、文化、资源、人才、环境、生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从而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二是全球化的产物。生产的国际化使一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十分紧密，并使世界经济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全球化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全球化与非传统安全是一对孪生物，它同样带来发展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加大了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引发出经济民族主义问题、种族冲突问题、贫困问题、移民问题、难民问题、跨国犯罪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更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迹象表明，全球化程度越高，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就越大。⑤三是国家发展的产物。非传统安全的出现不仅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产物，就其实质而言，非传统安全依然是国家的产物。作为从社会产生并日益脱离社会、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国家产生之后，就凭借自身强大的的实力来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的安全；而处于弱小力量、弱势地位的个体、组织、集团等，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资源、能量等方面，都无力与国家对等与抗衡。在国家不能满足个体、组织、集团等所必须的合理需要和利益时，或者国家处于专制统治而个体、组织、集团等没有渠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时，个体、组织、集团等就会采取非国家的手段对国家发生影响，以达到满足自己利益、保障自己安全的目的。当这些问题发生在一国之内时，就产生国内非传统安全；一旦这些问题跨越国界就成为国际性问题，成为国际非传统安全。换言之，非传统安全是国家不可避免的产物，其出现首先产生于一国之内，由此而扩散到国际社会。

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域外职能可以说是国家的外部职能，或者是对外职能，但是国家域外职能不仅仅是国家的外部职能或者是对外职能，它既涵盖了国家的外部职能和对外职能，同时包括超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范畴之外的职能。非传统国家安全发生后引发的一个很自然的后果，就是人们对国家对外职能的再思考和再认识。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所要求的国家域外职能应该是综合的职能观。新安全观强调，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在非传统安全因素不断增多的新形势下，国家对外职能中的军事成分会进一步降低。因此，今天所要求的国家域外职能已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环境等诸方面职能在内的综合职能，从而提升了非传统安全内容在国家域外职能中的分量。在国家对外综合职能中，经济职能、文化和生态职能等首先应得到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政治、军事安全的基础和前提才会有基本保障。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国家域外职能的综合性倾向会更加明显。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所要求的国家域外职能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职能观。在传统安全观中，国家对外职能的主体是国家，其他职能主体则较少被提及或不占主导地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强调，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虽然构成国家域外职能的主要和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但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同时要求，国家域外职能主体已不应再局限于国家，而是扩大到了个人、群体、集团、社会乃至全球，它们都已成为国家域外职能的主体，从而使国家域外职能从国家层面上升到国家与人的层面，人类安全作为国家域外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始终把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显示了以人为本的国家域外职能观。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所要求的国家域外职能应该是合作安全的职能观。传统安全观认为，国家间的对外职能关系是一种零和关系，因此，国家对外职能可以通过扩充单边军事力量或建立若干国家的军事联盟来发挥。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随着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的逐步形成，国家域外职能已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因此，国际社会只有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多边而不是单边的手段才能共同解决诸多共同面临的问题，才能获得共同安全。

注释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整体安全息息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护本土文化安全，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是中国政府及全体中国人民高度重视的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在国家软实力的较量中，合理保护本国的文化利益，并充分发挥文化优势，在世界文化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对策

一、 经济全球化、国家文化安全

（一）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它是指在生产不断发展、科技加速进步、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国家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超出已过和地区的范围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体化过程[1]。经济全球化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并通过这些特点与社会其它领域发生作用。

（二）国家文化安全。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前提，国家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子系统，并不是国家安全的原生内容，它伴随着国家安全范围的拓展而发生，其概念、内容及特征同样伴随着国家安全观的演化而发展[2]。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特征就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安全[3]。这样讲的原因是，一方面，当今世界所定义的国家，与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已然不同，它强调的不仅是国家的抽象意义，不再单纯的将国家归为其政治含义和阶级属性等意义，而是将其具体化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体的实体，是国家的物理和生物特性的结合。

二、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

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如何在这场较量中充分保障本国文化利益，又不失文化有利地位，是我国文化发展应该妥善处理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家安全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从来源上来讲，总体上可归纳成两方面挑战，其一为外部挑战；其二为内部挑战。

（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外部挑战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根源于文化霸权。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这一语词源自西方。“据考证，霸权Hegemony一词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形式分别是egemon和egemonia，本义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统治者，一般用来表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关系。[4]”而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文化霸权主要是指，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少数文化强国依靠其强势文化地位，通过语言、信息、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优势，向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迫使这些国家放弃原有的文化传统，接受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或主宰这些国家发展的前途和命运[5]。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文化霸权就在于将本国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强加或渗透于他国之中，形成对其国民的精神控制，进而取得其他方面的利益。在这方面，美国的文化霸权表现得极为明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文化受美国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渗透甚重。

（二）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内部挑战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内部挑战主要根源于文化创新不足。由于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各方面都在改善的过程之中，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很可能是文化的缓慢创新及社会其它各领域内的弊端显现。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更多地是从横向大量“移植”西方文化，而忽视了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扬弃。致使我们传统的文化思维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于曾一度受到全面的丢弃，从而使原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让外来的西方文化重新解构[6]。所以，在内部挑战这一方面，我国尤其要重视文化的创新发展，通过自身的努力，营造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安全环境。

三、应对国家文化安全挑战的对策

（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文化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想要不败于其它国家的文化，就要坚持不断地创新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7]。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文化发展的有序和科学，进而保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

（二）加强文化交流沟通，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积极、踊跃地参与到世界文化交流中去，将我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传播给世界各国，让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中国的历史，感悟中国的文化，从而产生对中国的喜爱，激发他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继而振兴我国民族文化，使我国民族文化为世界所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繁荣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文化贡献。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

相对于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西方文化霸权理论体系，我国学术界当前仍缺乏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整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8]。因此，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是当务之急，只有将这一体系建构与完善，才能更好的保证我国国家安全在面临挑战时，能够从容应对，妥善解决问题。

国家文化安全，不仅关乎于国家的文化发展，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整体安全。21世纪，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再单一的处于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更多的转向文化领域范围内，通过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侵略达到全面侵略的效果。所以，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文化发展、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路，对于现时代的中国尤为重要。（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 2010年6月 第194页

[2]沈洪波 《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M]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第57页

[3]沈洪波 《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M]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第70页

[4]孙晶 《文化霸权理论研究》[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1页

[5][6]周苑 《当代文化霸权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挑战及对策》[D]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4月

[7]《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完善

一、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概述

(一)外资并购的含义

外资并购是指外国投资者通过购买股权或者购买资产的方式获得境内企业的控制权,是跨国公司的一种跨国并购行为。

(二)国家安全的界定

国家安全是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关键,其关系到此制度的范围和宗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仅指国家领土、国家存续等受到威胁的情形。随着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各国的安全观也发生了显着变化,如今的国家安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的安全体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在内。

(三)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含义

通过对外资并购和国家安全的分析,笔者认为,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指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审查外资并购中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因素,然后作出是否准许外资并购行为的制度。

二、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缺陷

(一)对“国家安全”含义界定不清

“国家安全”的界定是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其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启动和具体的审查范围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仅指国防安全,而新时期世界各国对国家安全的界定有所发展,不仅包括国防安全,还包括国家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虽然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国家安全,但是容易造成对“国家安全”概念的使用混乱,不利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执行。

(二)法律制度上的缺陷

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还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足够重视,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关于外资并购的基本法律,而且现有的有关规定立法层次较低,除《反垄断法》外,多以法规、规章为主。

(三)审查对象不明确

“外国企业者对境内企业的并购”是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对象,但有关法律法规并未对外国投资者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参加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规定,对外国自然人投资者的认定采取的是住所地和国籍的符合标准,①这会给外国自然人投资者逃避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审查带来可乘之机,如通过长期居住我国或者加入我国国籍的方式。这会使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变小,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潜在威胁。

(四)申请安全审查的主体范围窄

国际上通行的进行安全审查申请的普遍规则是,外国投资者根据东道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主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我国除采用此规则外,还规定了两种被动申请的情形:一种情况是当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发现并购交易应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外国投资者没有申请审查的,有权暂停受理此并购交易并要求其向商务部提出进行安全审查的申请。另一情况是并购交易应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外国投资者没有主动进行安全审查申报,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也没有要求其进行申报时,国家规定的有关部门和企业有权向商务部提出安全审查的建议。由此可以看出,外国投资者和第三方是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提起的主体。但若有中国投资者与外国投资者共同参与并购交易时,中国投资者是否有权申请安全审查,另外被并购的企业是否有权申请安全审查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如此,申请主体范围的缩小将不利于审查程序的提起。

(五)安全审查缺乏监督

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在监督方面基本上是空白,联席会议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易造成安全审查的不透明而滋生腐败,而且不利于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利。

三、完善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界定“国家安全”的含义

应该统一“国家安全”的含义,明确“国家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安全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不仅包括重要领域的经济安全,还包括国防安全等各方面。如果以国家经济安全为标准启动安全审查程序,那么涉及到国防安全时就不能提起安全审查。另外,国家经济安全术语中认定国家安全指所有领域的经济安全,容易造成安全审查的政治化,扩大了有关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保护并购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明确界定“国家安全”的含义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提起具有重要意义。

(二)完善关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立法

目前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有关方面主要由《反垄断法》规定,并没有专门规定外资并购的法律。但是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安全审查与《反垄断法》中的反垄断审查是不一样的,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由立法机关制定一部有关外商投资的专门法律作为基本法,与其他法规、规章等一并为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三)完善有关安全审查对象的规定

对那些企图通过长期居住我国或者加入我国国籍的方式来逃避安全审查的外国自然人投资者,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来阻止此情况的发生。如将资本来源地标准与国籍标准和住所地标准一道作为对外国自然人投资者的认定标准,可以了解资本的实际来源,防止外国自然人投资者通过一定的方式逃避我国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

(四)扩大申请安全审查的主体范围

目前,没有任何相关法律法规或者文件对参与并购的中国投资者是否有权提起安全审查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参与并购的中国投资者应当与外国投资者一样享有申请启动安全审查程序的权利,这样有利于启动安全审查程序。另外,被并购的企业也应当有权申请启动安全审查程序,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申请审查的主体。被并购的企业站在保护自身利益的角度,会更乐于提出安全审查申请,如果将其纳入申请安全审查的主体范围,会更有利于安全审查程序的启动,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

(五)完善对安全审查的监督

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除了规定国务院在联席会议特别审查阶段产生重大分歧时对这一权利进行制约外,基本上再无别的监督了。而美国在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方面有明确且严格的规定,即并购交易的各个阶段所作出的决定,都需要报告国会且接受国会有关人员的咨询。为了有效规范联席会议的行为,减小其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同时提高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效率,必须进入有效的监督机制,并规定一下三个方面:第一,提高安全审查的监督级别,让全国 人大介入安全审查程序。第二,对联席会议的决议程序作出具体的规范,防止其滥用自由裁量权肆意决策。第三,让国家安全审查接受社会的监督,引入听证和公示程序,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安全；综合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D03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245-02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学者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安全概念以来，意识形态安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1999年，夏保成在其专著《国家安全论》中提出：“国家的安全，就是构成国家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安全。这种安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国家肌体的安全、环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作为这三个方面的综合，就是发展的安全。”他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2003年，陆忠伟出版他的专著《非传统安全论》，把意识形态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种形式加以研究。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学术界看法不一。主要观点有：

田改伟在《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的《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意识形态安全包括道德安全、政治信仰安全和安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任务。

冯宏良在论文《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指出：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合法性信仰，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安全在根本上体现为人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内在价值主张的高度认同和自愿践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社会意识形态的选择免受外部的干涉和侵犯。

徐稳在其论文《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集团、政党或者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生存和发展免受危险或者威胁的状态。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会在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网络化趋势下而逐渐弱化或者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

杨化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中提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所讲的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保持意识形态在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指导地位。”

张倩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角度把握，在《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确保新疆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所讲的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主体意识形态安全，即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

黄建明、杜阿奇在论文《积极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中，从安全的字源意义来界定意识形态安全，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威胁的相对稳定状态。

王水雄在《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所谓不安全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危机），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则反之。”这是从功能角度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强调意识形态安全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

综上所述，学术界分析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思路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从结构角度进行剖析，一种是从功能上进行概括，一种是从成因上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这三种思路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从意识形态自身的结构把握，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能够保持自身结构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从意识形态功能的角度把握，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能够正常发挥其功能；从意识形态安全的成因把握，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意识形态没有受到外在因素的威胁，没有危险。这三种观点虽然都反映了意识形态安全的某一个方面的特征，但都不严谨。结构分析突出了意识形态安全的稳定性，把握住了意识形态安全的静止状态，但意识形态安全的结构要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机械的关系。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往往是从价值观的变化开始的，然后涉及到思想道德层面，最后反映到哲学层面。功能说突出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动态特征，但未能反映意识形态安全内在结构的变化。成因说把意识形态安全置于社会环境中考察，但忽视了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结构因素。

综合上述三种思路，笔者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作如下界定：所谓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能够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保持自身结构的相对稳定，抵御面临的内外威胁，发挥正常功能。所谓结构相对稳定，是指形成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这些要素组成完整的体系，能够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愿望。所谓功能正常，是指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大众具有价值导向、人心凝聚、行为引领等功能。所谓有效抵御外来因素的威胁，是指意识形态克服异质思想文化的侵蚀，体现自身的性质，与经济基础一致，免受威胁。

二、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特点

（一）前导性

意识形态安全的前导性是指，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意识形态危机往往是国家安全危机的先兆，国家安全问题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

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意识形态安全处于基础性地位，它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稳固。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总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权息息相关。为了颠覆一个政权，敌对势力一般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正如指出的，“凡是要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历史上看，一个政权的丧失，往往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开始的。当整个社会对意识形态认同发生严重问题，意识形态丧失对社会的价值导向、人心凝聚、思想统一等功能时，就不仅是意识形态危机，同时也是政权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领导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动摇了苏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员思想一片混乱，许多党员理想信念动摇，纷纷退党，预示着苏联陷入了深重的社会危机之中。早在苏联解体之前，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就准确地预计到，苏联可能分裂。

（二）内隐性

意识形态安全的内隐性是指，无论就意识形态危机的成因，还是就意识形态危机的表现状态而言，都内隐在人们的思想、精神、精神中，不像军事安全那样，显明地呈现出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

意识形态安全起因于人们的思想、心理、情感等精神方面的变化，敌对的双方，无论使用什么手段，最终都要影响到对方人民的精神，而引起精神发生变化的成因，是内隐的，不易被人们察觉的。当然，这种内隐并不是绝对隐蔽的，是可以通过细心观察可以感觉到的。

意识形态危机的表现状态也具有内隐性。1957年8月，美国前总结肯尼迪曾预言，在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之下，苏联“共产主义将从内部解体”，“由于自顾不暇而将停止其侵略行动”，最后“由于发现他们已吞下自己消化不完的东西”而放弃与美国的竞争。一语成谶，肯尼迪的预测被剧变的结局所证实。他所说的“吞下自己消化不完的东西”，是指苏联人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信仰，但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苦果已经生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意识形态危机状态是隐性的，不像军事危机那样明显，往往隐蔽在人们的心里。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问题时，往往表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混乱，而不是首先表现为直接的意识形态危机。统治阶级一般总是把精力用来解决经济与政治问题，而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意识形态安全的间接性，使得统治阶级经常对意识形态危机浑然不知，当他们意识到意识形态危机时，意识形态问题已经积重难返。

（三）渐变性

意识形态安全的渐变性是指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发生、发展以及意识形态安全的巩固都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一般来说，军事危机的产生具有突发性，会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统治阶级在军事危机时，能够迅速动员社会力量消除这种危机。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它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并不完全同步，有自己内在的发展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但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独立性与反复性。从根本上说，社会意识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受到社会思潮、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复杂影响，意识形态的变化经常会出现时进时退的现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期的量变过程之后，才会发生质变。无论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产生、发展，还是巩固意识形态安全，都将经历一个渐变的曲折过程。

（四）全局性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这一论断揭示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全局性意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全局性是指，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因而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学术思想，而是以思想观念的形式表达统治阶级对利益的诉求，解说、论证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为统治阶级构建社会法律制度提供理论基础。一旦发生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就表明该社会已经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严重的社会动乱或社会革命很可能就要到来。前苏联在解体前，许多人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全盘否定苏共领导人以及苏共历史，整个社会失去了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陷入全面的混乱之中。这些乱象表明，苏联解体已经不可避免。令人感叹的是，苏联共产党有70多年历史的，上千万名党员，当巨大灾难发生时，竟然没有一人出来捍卫苏联共产党！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危机一旦发生，其对社会造成的灾难，很可能远远超过军事危机。

参考文献：

[1] 夏保成.国家安全论[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9.

[2] 张勤德，戴旭.现代国防大典[K].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30.

[3] 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94.

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5-0004-02

党的十以来，顺应时展要求和国家利益需要，坚持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在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加以思考，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运筹，强调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2014年4月15日上午，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观中提到“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看，主要存在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

而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也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对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安全现状的分析，有利于认清楚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从而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从国内人民意识形态淡化和国外分裂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状况两方面来阐述。

一、国内人民意识形态淡化

1.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繁荣的背后带来了很多问题。社会两极分化拉大，贫富差距明显，区域、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不够。人民面对教育成本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压力，部分人并不是利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财富，而是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获得大量财富。但同时社会还有一些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的人需要帮助。这些问题使部分群众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使党的形象和威信受到严重破坏，一些群众开始失去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2.部分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低，功利主义倾向突出

一直以来，党都是先进理论的引入者和教育者。而作为教育者的党员干部，现在的意识形态素养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严重不足。一些干部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突出。而意识形态则成了抽象的政治概念和标语化的口号，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今社会的问题结合起来，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员内部的精神力量和行为准则。党员干部追求短期的效用，而没有从培养党员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素质这一远大目标作为指导，使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不成体系，并不能化为内在的动力和行为准则。所以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应提升党员干部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针对性地聘请专业老师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使其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使其增加同当今社会思潮对话的能力。例如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等等。党员干部要有能力从理论上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以拆穿它分裂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政治理念，形成稳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

3.部分高校师生存在意识形态安全危机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脊梁，把握着未来发展的趋势，担负着中国社会进步的责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但是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不容乐观。2014年11月13日，辽宁日报记者走遍大半个中国，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重点高校教育城市的20所高校，用了半个月时间，听了将近百堂专业课。在对多地区高校文科课堂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表了《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文中概括出三种问题：“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解密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将同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进行不恰当比较，解构历史。二是缺乏政治认同。将中国社会中出现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问题归结为理论错误。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教学生利用“厚黑学”明哲保身。”[1]此文客观反映了我国高校中存在的师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够，信仰缺失。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教师是关键。如果教师都教给学生如此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信仰、处事原则，那么怎么确保我们可爱的学生们能有崇高的社会主义信仰和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呢？高校师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机责任在老师。所以应严把教师政治素质关，把政治立场作为聘用教师的主要标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应该是信仰教育。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以文化软实力为重点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对此，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国际国内形势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定位，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

二、国外分裂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1.文化产品输出

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文化输出大国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以图书刊物、音像制品、网络产品为代表的大量文化产品冲击着我国文化市场。国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随着未曾筛选的文化产品汹涌而来。青少年群体是我国未来的希望，然而青少年大多比较感性，思想上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他们喜欢新鲜事物，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产品所包含的价值观。这些文化商品一边收获巨大的经济利润，一边传播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好奇和模仿。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被侵蚀、我国文化独立性被破坏、甚至我国文化有被同化的倾向。大量外国文化产品的输入，冲击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归属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我党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我国也应不断加强文化产品的发展，增加文化产品输出。通过文化产品向世界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扩大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从而粉碎西方利用文化分裂我国的目的。

2.宗教渗透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学术工作的逐步恢复，基督教的研究也随之复苏。由于教内人才的奇缺和教外人士的兴趣，所以研究者以教外学者为主，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也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色。在90年代，基督宗教研究在学者们的努力下继续发展。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已经超过1949年起30年间那些毫无学术性科研的书文好几百倍，还有哲学、伦理、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甚至教义神学等方面的研究。除了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之外，研究人员也已从少数社会科学院内的研究者，向高等院校的教师扩展。”[2]

在西方分裂势力主导的意识形态高校渗透计划中，利用文化宣传宗教已经成为一种隐性形式。一些宗教组织和民间组织以“学术交流”的旗号，资助国内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翻译出版以宣传宗教为目的的图书，并且组织开设带有宣传教义性质的研讨课和讲座，这一类的利用文化宣传宗教，是境外敌对势力争夺我国大学生的重要举措。

3.利用各种名目基金、智库、网站掌控我国社会思潮

西方国家和其私人资本大财团出巨资，打造自己的学者、智库和网站，培育自己的政治理论人才，以“学者”和“思想家”的身份对外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掌控社会思潮的话语权。由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2013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部级有组织网络攻击频发，我国部分重要网络信息系统遭受渗透入侵，2013年CNCERT监测发现境内1.5万台主机被APT木马控制。2013年，境内6.1万个网站被境外通过植入后门实施控制，较2012年大幅增长62.1%；针对境内网站的钓鱼站点有90.2%位于境外；境内1 090万余台主机被境外控制服务器控制，主要分布在美国、韩国和中国香港，其中美国占30.2%，控制主机数量占被境外控制主机总数的41.1%。”这些由境外控制的网站目的就是通过国内网站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实现对我国“不战而胜”的政治解构的战略意图。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夸耀资本主义的思潮迭起，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权和支配地位。

尤其2014年发生的非法“占中”活动，就是香港少数激进团体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围绕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精心策动的一场香港版的“”。策动“”是一些西方国家打着“民主化”的旗号、颠覆他国政权的惯用伎俩。随着我国不断发展，其对我国的渗透破坏指向越加明显，活动越加猖獗，加紧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较量更加激烈，成为我国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面临的重大现实危险。

参考文献：

[1]辽宁日报编辑部.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N].2014-11-

13（A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