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精神中儒家思想的元素

【摘要】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发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间，这一时期产生的思想，对于以后的帝制中国，以及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再次先探讨在春秋战国期间的儒家...

【摘 要】 作者分析了日本武士道精神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文章阐释了春秋时期儒家思想的产生、发展、内涵以及儒家精神培育的士大夫精神。阐述了日本武士道精神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与改造：武士道精神对儒家“礼”思想的汲取;武士道精神对儒家“仁”思想的汲取;武士道精神对儒家“忠”思想的汲取;武士道精神对儒家“名誉”思想的汲取。

【关键词】 儒学;武士道;礼;仁;名

儒学开端于春秋战国，为孔子所创立，儒学在春秋战国时代仅仅是诸子百家争鸣中的一个派系，儒教的名称开端于西汉，并且汉武帝根据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的需要，定儒学为官方正统，奠定儒学正统的地位。儒学经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时代，吸采百家众长，来完备自己的内容。其中礼乐，仁义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在中国与亚洲国家交往的时候，文化传播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儒家的经典传入日本之后，在日本很快受到重视，并且对于日本武士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儒家思想中的礼、忠、仁、勇等思想本日本所吸收并加以改造，成为武士道中的重要条目。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后，在日本不啻为一思想界的炸弹，在当时日本由于其本土的系统化的思想还没有产生，而系统化的，理论化的，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主流的儒家思想传播到日本后，如入无人之境，没有受到日本思想界的排斥，而是加以学习，吸收，改造。使得改造后的日本儒家思想在日本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日本对于除了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是加以吸收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

一、春秋以来儒家思想的发展与士大夫精神

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发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间，这一时期产生的思想，对于以后的帝制中国，以及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再次先探讨在春秋战国期间的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后历代儒家学者都是在春秋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发展。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思想对于东亚文化圈可以说是一个根，我们若是想知道某一文化，思想现象，还是得舍末逐本。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时期。“哲学的突破”观念我们可以上溯到韦伯的论著之中。但是对于“哲学的突破”之一观点最为清楚的发挥者，则是美国的当代社会学家帕森斯。

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对于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的“王官之学”而来的。在没有突破之前，也就是在当时的周王朝的封建统治时期，中国的教育是礼乐政教和一的王官之学，教育的对象也是封建的贵族诸侯、大夫、卿、士。文化掌握在贵族手中，并且由贵族加以世袭和垄断。

但是随着封建制度对于社会制度约束性的降低，王官之学也随之动摇，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特别是西周结束，东周迁都，一些典籍散落，不再局限在贵族阶层中。贵族教育中的礼、乐、诗、书也随之下移。处在贵族阶层最底层的士，士是受到“礼崩乐坏”冲击得比较剧烈的阶层，士的上一层的下移，以及士的下一层民的上升。使得士的人数激增，而士又是从封建制度的解体下游离出来的。本身对于封建的制度有很深的了解。在“礼崩乐坏”的时期，士便承担起在“礼崩乐坏”的基础上重新创制新的社会文化制度的重任。

而儒、道两家，是最先在“礼崩乐坏”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一批士，也就是知识分子。

对于三代的社会文化制度道的崩溃，《庄子・ 天下》明确的指出了古代道术即官师政教合一的古代王官之学有合而分的历史趋势。

《天下》篇说：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的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悲夫，百家往而不及，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天下》篇中的作者指出古代统一的“道”，在战国时代已经完全破裂了，以此才有诸子百家的兴起，他们都各自得到了“道”的一部分，这也是中国“道”的历史一大变化。[1]

儒家面对三代的“道”即诗书礼乐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的崩溃―“礼崩乐坏”的局面，儒家则主张，在继承礼乐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制，进而产生了儒教的一大突破―仁义的产生。

且儒教的创始人孔子的社会身份是“士”，并且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是游士的时代，士这一知识阶层，便承担起“道”的传承的责任。在士这一阶层刚从封建的思想、文化、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孔子便对于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为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士而怀居，不足以士矣（《论语・宪问》）

这些说法都是在强调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的一句。所以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这是一种近乎的精神。[2]

对于后来的士能否做到这一点还很难说，毕竟，孔子为他们设置了这么一条很高的标准，可以说士是不断激励自己想着这条标准靠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并且，在“礼崩乐坏”这个废墟的基础上，孔子对礼乐重新加注新的活力，同时产生了仁义。

从比较文化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突破在希腊、以色列、印度的突破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国外的哲学的突破产生了两个世界即世间和超世间，使得在思想和政治上产生了不同理念。而中国的哲学的突破，不对超世间作彻底的探求，而是把“道”拉向人间，用道来安排指挥人间的社会文化秩序，而道的承担者―士，便从一开始就用道来面对世间的事物，这便使得“道”与“势”产生了矛盾。也就有了士与帝王的关系―师、友、臣的这几种关系。

从这点可以发挥出忠的观念。但是臣子对于帝王的忠也是有条件的。

《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是知识分子士的第一次群体自觉。社会越混乱，俞显示出道的重要，知识分子用道救世的觉悟也就越高。在“道”与“势”相作用影响的情况下，志于道的士俞是以道显，而道是内在的，在士身上显示我们只能通过士的思想感情、行为动作、人生理想才能看出来。

从行为上，则是士对于“名”的重视。

士志于道，道的实现只能凭借着士，但是不是所有的士都能以这个高层的理想目标奋斗的，毕竟士也有着他的社会属性，他也有跳不出社会属性的一方面。所以，怎样才能实现“道”，怎样才能使“道”显，这边是要求士要修身，即加强思想方面的修养。“道”不象国外的基督教那样，有教条，有传教士。中国的道是没有这种凭借的。所以士只能加强自身的修养，以身显道。注重名声的意味也在其中。道现在身，这个士的名声必定要显于世。

发展到汉晋时期，又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自觉发展时期。这时候，士对于名的追求更上了一层。

士对于名的追求，本来是两汉时期的选官制度催生出来的结果，名显才能出仕。但是对于名的追求，同时也显现出士的澄清天下之志。澄清天下之志，这也是对道的继承，想重新再崩坏的社会文化制度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吐故纳新。寓开来于既往。以入世，来实现道。

以上我们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的突破”，以及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间段里，孔子对于三代礼乐的继承，在此基础上赋予礼乐以新的活力。发挥出“仁义”，他对仁的解释为“克己复礼为仁”，并且提出仁是礼的内在，而礼是仁的外在。并且对于“道”与“势”的关系也做了说明，从这点上可以发挥出来忠的理念。以及对于志于道士，对于道在自身身上显示的修身思想。

知道了儒教的发展，我们便可以看到中国的儒家思想对于武士道精神的影响。

二、武士道精神对儒家“礼”思想的汲取

在儒家教义中“克己复礼为仁”那么仁，就是安己，安人。体现着一种人文关怀。使得礼从外而内双向发展。武士道之礼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武士道的礼给日本以深远影响，以至于日本成为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武士尊重礼仪，不只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遵从，更是追求礼仪端正。 新渡户稻造认为： “礼的最高形式几乎近似于爱”我们或许可以虔诚地说，礼‘是长久承受，是仁慈; 礼不嫉妒，不自夸，不自负; 礼不自行非礼，不谋己私，不轻易发作，不思恶。’……礼被颂扬为是特别适合武士生涯的，并且他还被认为抬高得超过它应有的高度，这难免会出现借礼之名而行非礼之实。孔子曾反复教导。”虽然武士道之“礼”和儒家想中的“礼”有区别，但也有联系，武士道之“礼”从渊源上看也受了儒家思想的一定影响”。[3]

三、武士道精神对儒家“仁”思想的汲取

武士道的“仁”要求武士不能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而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武士道主张以仁为本，在日本，“狩野直喜认为作为孔子学说的根本思想的仁，乃是孔子之独创，……狩野直喜分析中日儒学史上种种对仁的解释，……他认为孔子的仁至少有以下四种意义： 第一，亲爱或慈爱。第二，肫恳至诚毫无虚饰。第三，救济。第四利他。仁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孔子的仁具有道德之上最上至极的意义。”[4]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仁，对于前文讲到的儒家的仁可谓是加以吸收改造。

四、武士道精神对儒家“忠”思想的汲取

在日本古代，武士对主君的“忠”是有条件的，由于主君对武士常常恩赐 ，又武士和主君之间的关系是世代相袭，因而，在主君和武士之间除了物质利益之外，常有一种“情”的因素在起作用，这种情又被武士看得高于一切，为此可以无条件效忠主君，对主君的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把原来对主君有条件的忠过渡到无条件的忠，后来，对武士的道德规范进一步发展到为主君献身，一种毫无理性的献身。[5]中国的士对于君主的忠也是带有一定的条件性，日本正是吸收改造了这点，从有条件的忠发展到无条件的忠。

五、武士道精神对儒家“名誉”思想的汲取

武士道的“名誉”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武士要保持其荣誉，丧失了名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同时名誉也是武士获得一切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个基点。同样，在中国，一个知识分子的名声对于他的政治前途是很有关系的，政治前途有了，那么经济利益就会接踵而来。两汉有察举制，往后历代也有这种察举制的影子，像是制举。这些都是需要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名声。而日本的武士道视名声如此之中，不可以说没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日本的武士道对于儒家思想的吸收改造，从开始的零零散散，到最后的系统化、完整化的武士道精神思想的形成。这其中儒家思想可谓是它改造吸收营养的一个母体。离开了儒家思想的支撑，它是不能完成这种思想的成熟的。

【注 释】

[1][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4][5] 史少博.日本武士道精神对儒家思想的汲取[D].哈尔滨工程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