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亟需“再创新”

“白庙可能做不下去了。”接受采访时，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直言不讳。

在李凡看来，这个今年最引人瞩目的地方政府创新，很可能将步大多数地方改革的后尘。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高新军在2008年曾说，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政府创新名存实亡。

回顾近些年的地方创新，那些曾经震撼人心的举动，如今不少都已是过眼云烟，即便是寥寥的坚持者，也是偏安一隅。

“中国很难出现第二个小岗村了。”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杨雪冬说。如今，“人走政息”成为当下地方创新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不少创新沦为形单影只的样本，孤立无援。

“晒账本的事不聊，请理解”

2010年8月6日，四川省巴州区白庙乡的政府网站上如期挂出了上个月的公业务费开支统计表，这是自今年3月份白庙乡推出账本公开后的第四份公开统计表。这份账本上，最小的一笔开销是乡政府花4块钱购买了2本信纸的办公费，在此项目的审批人和安排人栏目上，分别是白庙乡乡长欧阳清和乡党委书记张映上的名字。

因公开账本一事，张映上一时成为全国最火的乡党委书记，白庙乡也一夜成名。媒体从全国各地涌来，给白庙乡冠以“中国第一乡政府”之名，寄希望于它成为这方面的改革范本。

但不多久，人们就发现这个“范本”陷于尴尬的境地。6月7日，《成都商报》以“四川巴中白庙乡裸晒账本两月，未争取到一笔资金”为题推出后续报道，张映上对该报记者表示“我简直是哀叹，这‘裸账’究竟怎么啦？”

这个报道再次引来全国关注，而张映上在3天后否认了上述说法，说“我所到部门都是有回音的”。

巧合的是，就在这天，巴州区召开全区乡镇政务公开工作现场会，决定在该区48个乡镇和3个街道办完全实现政务公开。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州区区长张平阳的讲话中，通篇未提及白庙乡，而称赞同区的兴文镇“做法很好，值得肯定”。

相比白庙乡，兴文镇的账本公开并未上网。《中国青年报》记者曾到兴文镇实地采访，发现经费支出虽然公示，但是只具体到“科目名称”，如当月招待费为3176元、会议费为7300元。这些科目的明细账，则“因为公示栏太小”，放在政府办公楼一楼首问责任室的桌子上。

在巴州区全区乡镇政务公开工作现场会之后，张映上没有再接受过媒体采访。记者联系他的时候，他开门见山地说：“晒账本的事不聊，请理解。”

白庙账本公开的另一位“幕后推手”―― 巴中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国旗同样婉拒了记者的采访，此前他曾对媒体说他感受到“压力大得不得了”，因为很多人说了“很难听”的话。

事实上，这些年来，预算公开在全国已有较好的基础。2009年，深圳市民吴君亮经过两年多反复提交申请，终于促使广州市财政局首开先河，公开了广州市各部门的预算。此后，北京、上海、邯郸等地的市民纷纷效仿吴君亮，写信给政府要求进行预算公开。今年，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科技部等部委相继在网上进行预算公开。

但是，现在已经进行的预算公开大多十分粗略，要让老百姓看得懂、能监督，还有相当距离。

而在这方面引领潮流的白庙乡，却遭遇挫折，这让试图在预算公开方面做出大步改革的后来者陷入困顿。

上海市闵行区的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据说现在都没有人愿意去白庙开会投资了。”

官员财产公示悄无声息

同样颇受关注的地方官员财产公示试验也并不顺利。

2010年8月，新疆阿勒泰地区原纪委书记吴伟平去世一周年。这位“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去年8月逝世，却一直不为外人知晓，直到今年7月末《南方都市报》进行报道后才广为人知。

值得注意的是，吴伟平留下的阿勒泰纪委书记一职如今已空缺一年，无人接任。而阿勒泰地区廉政网的干部财产公示信息依然只有去年初公布的“阿勒泰地区首次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申报表公示”，并未再做更新。

相比阿勒泰，与之并称为“一东一西两块惹人注目的试验田”的宁波慈溪市则情况稍好。2009年底，主导慈溪干部廉情公示的慈溪市纪委书记周忠贤平调至宁波市鄞州区任纪委书记。此后不久，慈溪市顺利进行了第二次廉情公示，并未出现人走政息的现象。相比第一轮公示，第二轮公示对象由“副局(科)级以上的市管干部”扩大为“全市市管干部”。

曾被认为综合了阿勒泰和慈溪公示公开项目优点的湖南浏阳市，如今也已经进行过了第二轮的公示。

《南方周末》此前的报道发现，浏阳和慈溪第二轮的公示中，基本未对第一轮公示中争议较多的问题做任何改动，包括公示范围太小，公示时间太短等问题。

浏阳市纪委常委潘礼寿表示，“浏阳模式”只公示新提拔干部这一局限在“时机成熟”时可以突破。而对于慈溪廉情公示未来的情况，慈溪市纪委副书记范伟明婉拒了采访。

湖南湘乡被认为是官员财产公示试验的第四站，湘乡的做法打破了此前三个试点只公示中、基层干部财产的做法，一举公布市委、政府、人大、政协一把手在内的9名市委常委，以及公检法主要领导等69名正、副县级干部的住房情况。

但在去年11月公示之后，湘乡便再没有后续动作。湘潭市纪委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住房公示的做法后来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推广。

地方创新“翻烧饼”

作为地方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基层民主选举一直以来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作为目前基层民主选举重要创新的“公推公选”，2001年发源于四川。据报道，截至2006年9月中旬，四川全省除民族地区外，已有2772个乡镇完成了“公推公选”工作，占全省乡镇总数的63%。

但两年后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给出的一组数据却给“公推公选”当头一棒。在第四届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之后，俞可平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作为基层民主重要创新的“公推公选”，虽然“得到了中央领导和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但在一些地方试行一段时间后便停了下来，至今在全国也只有近300个乡镇在时断时续地推行，还不到全国43275个乡镇党委和政府的百分之一。

1998年自四川省步云乡开始的乡长直选，在经过十多年坎坷之路后，已经不见踪迹。

在步云改革的同时，与其相距不远的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南城乡也在进行着类似的试验。此外，2001年，四川省平昌县在灵山乡进行了“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的试点。2004年1月，平昌县笔山乡、岩口镇、涵水镇等全县三分之一乡镇的党委领导班子通过“公推直选”产生。2004年，云南省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推行了七个乡镇长直选。2005年7月17日至24日，江苏省泗洪县24个乡镇先后召开全体共产党员大会，14842名农村党员人手一票，选出了24名乡镇党委书记、184名党委委员和72名纪委委员。

虽然后来者众多，但无论是南城乡还是红河州，也基本上是昙花一现，待到下次换届，便重回旧路。

至于基层民主的另一条改革之路――村民自治，杨雪冬表示，“乡长直选的失败，对村民自治产生了冲击，导致村民自治在回潮，这种情况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明显。”

“回潮”是杨雪冬谈到地方创新时常提到的一个词，“有人把目前的现状归结为翻烧饼现象。整个都是这个状态，走走停停地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