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地方政府创新趋势

地方创新动力不是很足

《决策》：2013年的地方政府创新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特征？哪些领域的创新活动显得比较活跃？

杨雪冬：总的来说，2013年地方政府创新呈现一种动力不是很足的状态。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维稳的压力，还有干部考核体系的指挥棒作用等等。

但也还是有一些地方政府创新案例在涌现，总的来说，东部地区在项目的数量和质量上要相对好一些。我认为这和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是紧密相关的。一个地方的经济越发达，社会越成熟，这个地方的政府肯定是更愿意去做一些事情，更加有作为。

另外，从类型上来说，两类创新比较多，一种是社会管理的创新，另一种是公共服务类的创新，这两个领域比较活跃。以往我们关注的干部选拔等创新案例则比较少，几乎没有了。

《决策》：2013年，您比较关注的政府管理创新案例有哪些？

张康之：我觉得上海自贸区经验值得关注，把市场的交给市场，社会的交给社会。现在在上海自贸区你要申请注册一个企业，政府就先发一个营业执照给你，然后再对你进行审查。24小时内，把你企业的所有材料挂到网上，让你同时进入到社会组织等的监管之中。先把营业执照发给你，你就是一个合法的企业了，这样企业去申请银行贷款或者审批土地都很方便。

在社会自治方面，政府搭建平台，社会自身变成运动员了。社会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直接提供服务的，一类是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的，再一类是为社会组织搭建平台的，政府在这背后起到一个引导和监管的作用。

可以说，在经济上突出自由，在社会上突出自给，这两个是它的创新。当然，它可能也还面临着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但是先行先试很重要，新一届中央政府鼓励大胆创新，改革要容忍改革失误。

另外，上海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面也有很好的经验，特别是在教育卫生事业方面。比如说教育，上海浦东发展很快，外来人口不断增加，孩子上学是大问题，如果由政府去投入办学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所以它采取向社会放开，有一些社会组织对学校的办学资格、师资力量等方面进行评估，达到标准的学校每招收一个学生，政府就补贴一定的费用，这样就实现了教育的购买。卫生事业也是这样，政府办的医院难以满足医疗需求的时候，很多私立医院进入了，老百姓的医疗卡在哪家医院都可以用，它有一个信息系统，无论在哪里看病，只要一开药单，卫生系统的人立马就能看到，病人是什么病，开的什么药，诊疗是否合理等等。

《决策》：在维稳的语境下，社会组织的创新发展会不会面临抑制和阻力？

张康之：这是改革中的两个问题，需要把它们分开来看。

首先，维稳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经济利益不平衡，分配不合理，造成贫富分化现象，社会矛盾逐渐积累产生不稳定因素。针对这一点，中央层面已经提出一些思路和理念来解决它，比如改革红利的共享等，但是这个解决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秩序，秩序是必要的。

其次，地方政府如何给社会放权，给市场放权？要激发社会活力，避免政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基础制度创新很必要

《决策》：对于2014年的政府创新趋势您有什么样的预测和看法？或者说，下一步，地方政府创新在哪些方面还可以继续探索，还有比较大的空间？

刘峰：地方是离社会、离百姓最近的地方，所以它更需要治理。地方治理最直接的就是基层能有一些自治的东西，比如社区的自治，农村的自治，要让基层更有活力，这是最主要的。

杨雪冬：我想在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影响会逐渐显现。三中全会提出了很多这些年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怎么样去具体化的操作，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鼓励地方去做进一步的探索。关键是地方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探索。

各地也都纷纷出台了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比如福建就提出了很系统很完整的几十条，还提出要在某些改革领域成为全国领先者，这其实反映了地方对自己在改革进程中的位次的一种判断，也是一种对上级的回应。

董克用：我想2014年，可以更多的关注城镇化方面，中国的城市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也不同。不久前的中央城镇化会议上提出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其实，在城镇化过程中，户籍已经不再具有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服务的均等化，就是城镇能不能提供给外来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

燕继荣：我觉得基础制度的创新是最有必要的。这种制度建设包括部门之间怎么做到标准统一、信息联通等等。

最简单的例子，全国高速公路的管理，现在车流量大，很多堵车就发生在收费站口的位置，为什么这个就不能统一呢？再比如说社会保障体系的地方化分割，身份证管理的混乱，这些都是漏洞，需要建立一套基础性的制度统一管理。如果基础的制度缺失，越往后发展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再改起来就会很困难。

美国人守法，并不是说他本性善良，而是他不敢。美国有一套完备的信息联通体系，如果你在银行恶意透支，所有的银行系统都能看到你的记录，你的信用就会降低，没有银行愿意给你发信用卡，你的生活会变得很艰难。就是说一套信息网络把你锁死了，有了这样一种制度保障让你不敢做任何有案底的事情。

除此之外，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方面、基层治理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很多探索的余地。

《决策》：涉及到社会福利方面，大家都比较关注退休和养老的话题，长期以来，对养老金双轨制并轨的呼声不绝于耳，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董克用：首先，养老金双轨制最终一定会并轨；第二，并轨的方向是奔着企业那边去。因为现在公务员的这套养老金制度是适应当时低工资的那套制度建立的，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那个方向行不通，必须转向企业的养老金制度方向。

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么难呢？因为目前中国企业执行的是一套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养老金模式。其他国家是社会统筹、个人账户和自愿储蓄这三个部分各自运作，最后支撑起来一个养老体系。我们现在把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合并在一起，把制度给搞混了，然后又做了一个企业年金，第三部分还没有出来。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并轨过去以后，是不是还用这个混乱的模式？本来是三个人的感冒，现在把这两个人再划过去，也给传染了。再一个，说说建企业年金，现在只有6%的企业职工建了，因为国家还没有给政策，让你交完税再建，动力不足。另外，机关事业单位怎么建这个企业年金呢，钱从哪里来？这个摆不平，所以并轨就难在这里。

我的建议是把这两种制度都加以改造，走第三条路。企业这边把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混合的部分分开管理，另外一个建立企业年金或者叫职工年金，再加上一个自愿储蓄。但是这个就涉及到触碰部门利益，也存在阻力。

地方治理如何落到实处

《决策》：怎样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理念落到实处？

杨雪冬：我觉得，第一，要宣传这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第二，我们可以制定一些评估体系，在这些标准之下可以制定一些指标去衡量，搞一些定量化的工具；第三，加强基层治理，比如城市社区和农村，强调多主体的参与，给地方治理的改革提供一些智力支持。

谈火生：首先，地方政府要转变观念。治理实际上是多主体的，是政府和民间合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念要改变，要相信公民、相信社会组织。

其次，地方政府要培育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很重要。

其实，这种通过建立社会组织改善基层治理的冲动，在基层是很强的。比如在农村有很多非正式的组织，像灯会等等，涵盖农民生活和需求的方方面面，它们往往发挥着很重要的功能。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了很多这种案例，有的时候，行政权力失灵或者瘫痪，这些非正式的组织往往能补上来，发挥维持整个地方秩序的作用。也就是说，正式的行政权力和非正式的民间组织结合起来，这是基层治理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基层治理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可能大家不太注意，就是企业。我们大量的企业都在不同的社区里面，企业如何扮演好在社区里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作用，这其实很重要。企业要尽社会责任，也要参与到社区的建设里去。

再一个，我觉得技术是地方治理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一些程序性的安排和支持。比如曾经的一本书《罗伯特议事规则》，看着很简单，其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