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化翻译观探析

[摘要]鲁迅是中国现代译论史上文化翻译的倡导者，他把翻译视作译入语文化构建的重要力量，“忠实”与“传异”是翻译的本质要求，主张“异化”翻译策略和“直译”翻译法。译文应该满足译文读者的心理预期。

[关键词]鲁迅　文化翻译观　探析

一、引言

以英国巴斯奈特为代表的文化翻译学派将译论研究的视野由语言转换层面拓宽至文化层面，使翻译研究占到了较宏观的高度，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当译界人士“谈文化翻译必谈巴斯奈特”时，鲁迅――国内文化翻译的倡导者――的文化翻译观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拟对鲁迅的文化翻译观做一探讨，旨在引起国内译界对自身翻译研究的重视。

二、鲁迅从事翻译活动的时代背景

鲁迅从事翻译活动始于1903年。当时的中国国势处于最衰弱的时期，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危险边缘。大批有识之士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运动中。于1902年到达日本留学的鲁迅也毅然“弃医从文”，加入到其中来，因为医治国人病痛的身体已不足以唤起自强之精神。唯有引进异域之新思想、新观念以“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才能引导国人奋发图强。因此，鲁迅的翻译活动一开始就有其深远的目的，即启民智、唤醒国民的自强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

鲁迅的翻译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从1903年到1918年，即留学日本开始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一阶段的译介是多方面的，鲁迅首先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如《月界旅行》等，走的是“科学救国”之路。后来“他与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介绍了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家和地区反映人民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奠定了译介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基础”。第二阶段从1919年到1927年，即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论争前夕，重点仍放在俄国、日本等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黑暗的作品方面。后期从1927年到1936年，即从革命文学论争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期，鲁迅侧重于译介苏联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

由鲁迅文学翻译活动的时代背景及分期可以看出：鲁迅对他的翻译活动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翻译原则及方法，即尽可能将异域的新思想、新文化引入中国，以促使处于弱势的中国加速变革。

三、鲁迅的文化翻译观探析

鲁迅的亲身翻译实践为他的文化翻译观作了最好的注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翻译是译语文化构建的重要力量

鲁迅从事翻译活动三十余年，译作主要包括科学小说、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书籍。他的译书目的明确：翻译科学小说，如《月界旅行》，是为了让读者“获一般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翻译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书籍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例如：译《斯巴达之魂》是因为“斯巴达之魂”的“懔懔有生气”，想通过这篇译述来激励中国的爱国志士掷笔而起：译《毁灭》等苏联作品是为了介绍“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以鼓励中国人民的斗争；译波兰等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介绍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精神活动和思想行动是因为“他觉得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与中国境遇相同。因而对中国读者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能促使中华民族反省和觉醒，更能激发中华民族的血性、热情和斗志。”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可以说，在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鲁迅的译书决不会只凭自己的兴趣，他要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要把异域的新思想、新观念。把异域的精神生活，介绍到中国来。总之，鲁迅是要通过译书来改造、构建中国文化。

(二)“忠实”与“传异”是翻译之本质

鲁迅先生虽然没有直接界定翻译，他的翻译实践却早已表明了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我们知道。“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这一翻译定义中可以析出翻译是一项在译语中再现源语文字符号之意义、源语文化之形态的活动。不然，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就无从谈起。因此，翻译的本质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再现源语文字符号之意义、源语文化之形态。背离了这一翻译本质，翻译便无章可循，便会走入歧途。对此。鲁迅先生有深刻认识。他在为《域外小说集》写的《略例》中说：“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移徙具足耳。”后来在为周作人所译《劲草》写的序中还提到翻译应该“使益近于信达”，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要实现这一任务的手段就是“信”。即“忠实”。具体体现在以“直译”为主的翻译方法上。鲁迅关于“直译”的主张说明了他对翻译本质的深刻认识：“任情删易”背离了翻译的本质，使翻译无章可循：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才是翻译正途。

(三)“异化翻译”是翻译的本质要求

翻译的本质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再现源语文字符号之意义、源语文化之形态。为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应采用“异化翻译”之策略，表现在翻译方法上即是以“直译”为主的翻译方法。对于这一问题。鲁迅是从“归化”与保存“洋气”的角度来论述的。

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不但移情，也要益智，……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跟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能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的地方宁可译得不顺口。

由此可知：鲁迅不仅将翻译看作是一项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将它看作是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原作的“异国情调”即“洋气”应该在译作中得以保留。“洋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作的语言表达方式：一是原作的内涵(包括文体风格、道德伦理、思想内容等)。只有这样，翻译的“移情”和“益智”功能才能实现。在具体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上则应以“异化”、“直译”为主。具体说来就是“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当然，刚采用外国句法时比较难懂，“不象茶淘饭似的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我们知道，正是由于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现法，汉语才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四)翻译应重视译文读者的作用

鲁迅把译文读者分为三类：“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的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读者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就多。至于供给甲类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要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

由此可知：在鲁迅看来，译文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很受了教育的”，对于“略能识字的”读者，应该用“改作，最好还是创作”，但是“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言外之意就是译本还是应该有新鲜东西才行，亦即源文中的异质成分还是应该移植到译本中，翻译还是应该满足译文读者的预期――获取异域新元素。可以说。文化的传播功能是鲁迅牢记于心的翻译原则。

三、结语

鲁迅是中国现代译论史上文化翻译的倡导者，他把翻译视作促进译入语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他强调翻译的“传异”功能。主张“异化翻译”。他的文化翻译观。尤其是“归化”与“洋气”问题、“宁信而不顺”问题在当时虽有较大争议，却是基于“翻译本质”之上的，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与西方的文化翻译观相比更客观、更合理，值得当代国内译界来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