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业技术外溢分析

一、引言

技术效率在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时，国内经济学家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一是研究工业企业的多个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刘小玄和郑京海，1998;姚洋和章奇，2001;叶蓁和刘志迎，2006)［1］［2］［3］;二是研究工业企业单一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姚洋，1998;刘小玄，2000;刘小玄，2004;刘小玄和李利英，2005)［4］［5］［6］［7］;三是研究行业技术效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8］。刘小玄和郑京海(1998)用1985—1994年的数据分别采用超越对数的OLS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析了决定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开放程度、市场发育程度等是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姚洋和章奇(2001)用基于Cobb－Douglas的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认为影响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的因素有所有制形式、企业规模、公共研究结构和企业的R＆D支出、FDI及其外溢效应、地理位置等。涂正革和肖耿(2005)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及非技术效率模型分析了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间技术效率差距因素，认为所有制因素、预算软约束、企业规模效应、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技术外溢效应、行业竞争压力、地区因素等影响了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9］叶蓁和刘志迎(2006)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即劳动力素质因素、R＆D、企业的业务构成、企业规模、行业的外向程度等。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对劳均服务业增加值区域不均衡的影响。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的因素现在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在新的形势下分析影响经济增长，尤其是分析影响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的生产业的技术效率的各种因素，并解释不同因素影响下生产业存在的效率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中，有一些外部变量不直接进入生产，但却对生产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考虑这些外在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会得到更有效的估计结果，从而获知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生产效率的变化。生产业，又称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是指为生产、商务活动而非直接向个体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服务，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国家统计局2002年出台了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其中生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本文和大部分学者一样也采用国家统计局对生产业的界定。①＊由于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口径的原因，本文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信息传输业合并，简称交通邮电业。从生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原值和增加值几个方面来说，1993—2004②＊＊年间中国交通邮电业、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之和占生产业的90%左右，因此可以用交通邮电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来代表生产业。本文即是用交通邮电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加总来研究生产业的技术效率影响因素。从已有研究出发并结合中国生产业的实际可以得出可能影响生产业技术效率的因素如下:(1)外国直接投资(FDI)。FDI具有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而且具有技术扩散、人力资本提高和制度变迁的间接效应，通过竞争效应、示范与模仿效应、联系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等对我国企业产生技术外溢。引进外资通常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获取最新技术，尤其是关键技术的重要途径。(2)产业结构因素。产业结构的演变引发经济资源不断从传统产业向新产业转移，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使资源配置优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讲，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的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可以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产业结构用不同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变换的速度迅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越高。(3)资本密集度。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曾指出，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哈罗德、多马和索洛等更是强调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资本密集度可以更好地衡量资本的作用，资本密集度越高，表明人均劳动的设备装备水平越高，从而就越可能提高技术效率。(4)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反映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财政支出越大，说明政府对市场干预越强，财政支出的大小可能对生产业的技术效率产生影响。其他可能影响生产业技术效率的因素有:(1)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其涉及市场化、对外开放和产权制度多元化等几个方面。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可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技术效率的改善。市场化程度涉及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产权制度、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程度、经济行为主体的独立性等。因为市场化本身代表了产权制度多元化的方向，可以用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来衡量制度因素。(2)R＆D(研发)因素。R＆D的投入被视为知识和技术的投入，生产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R＆D对生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可能有一定的影响。(3)城市化。生产服务业中心区位集聚的布局模式显示，生产服务业与城市化水平关系密切。一般认为，生产服务业比制造业更有明显的集聚效应，这类行业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或都市圈。由产业集聚过程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对生产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建模

目前研究技术效率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种，参数法有随机前沿分析方法，非参数法有Malmquist分析法。分析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一般用参数法，如随机前沿分析法。大量文献的实证研究采用了两步回归方法，首先估计出随机前沿的生产函数，估计出效率值，然后用效率值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通过各个系数的显著程度和数值来判定真正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两步回归法也存在着一定的计量问题:首先，超越对数函数的参数估计、无效率值和随机误差，无效率值与超越对数模型中的投入、产出变量是正交的，即假定投入要素与这些外生变量不存在相关性。如果遗漏了关键变量会造成第一步的估计结果就是有偏的，估计出的有偏无效率项会造成第二步估计的效率方程系数也是有偏的。其次，随机前沿模型往往假设无效率项同分布，但是在第二步的生产效率回归方程中，生产效率项是随着不同的外部变量变化的，这就与第一步的两者不相关形成了矛盾。因此，两步回归法容易影响结论的可靠性。解决方法是采用一步回归，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或是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王泓仁和施密特(Wang、Hung－Jen and Schmidt，2002)利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证实了一步估计优于两步估计法。［10］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不仅考虑了随机冲击的影响，更考虑了技术的非效率的影响，可以反映技术效率水平，也可以揭示技术效率差异的原因。因此随机前沿分析法在技术效率研究中得到较为普遍的应用，刘小玄和郑京海(1998)，姚洋和章奇(2001)，涂正革和肖耿(2005)等都是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来研究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问题。本文即是用一步法的考虑人力资本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生产业的技术效率影响因素。Aigner、Lovell and Schmidt(1977)［11］，Meeusen and Van den Broeck(1977)［12］分别提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在早期的研究中随机前沿模型主要运用横截面数据，Pitt and Lee(1981)［13］，Kumbhakar(1990)［14］，Battese and Coelli(1992，1995)［15］［16］等将其发展为可以使用面板数据。此后该模型进行了扩展，Ui分布假设为截断的正态分布或者两参数γ分布，支持面板数据和时变技术效率。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Forsund、Lovell and Schmidt(1980)［17］，Schmidt(1986)［18］，Bauer(1990)［19］及Greene(1993)［20］等人的论文。Batteseand Coelli(1992)提出支持平衡或非平衡的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效应假定为随时而变的截断的正态分布随机变量。本文在Battes and Coelli(1992)模型基础上，运用包含人力资本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技术来研究影响1993—2004年间我国29个省市技术效率的各种因素。采用考虑人力资本的非中性技术进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 其中wit服从非负结尾正态分布N+(0，σ2w);δk是待估计参数，表示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δk为负表示对技术效率有正的影响;δk为正表示对技术效率有负的影响。对外开放度(EXPORT)对生产业的技术效率应该具有促进作用，因此EXPORT的系数δ1应该为负。外国直接投资(FDI)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通过模仿，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干中学和技术外溢，必将达到促进国内企业技术效率提升的作用，故FDI的系数δ2也应该为负。资本密集度(K_L)，即生产业资本投入和就业的比例，反映人均资本装备水平，人均资本装备水平越高，技术效率提高越快，因而资本密集度的系数δ3应该为负。研发(R＆D)，这里采用各省(市、自治区)产出专利的授权数量作为研发投入，即通过研发结果反推研发投入，与经济学中的显示性偏好相似的处理方式。专利包括发明专利、新型实用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R＆D产出越多，技术效率提升应该越快，故其系数δ4应该为负。财政支出(FISC)，财政支出越大，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大，越不利于提升效率，故假定该系数δ5为正，即财政支出越多，技术效率越下降。产业结构，服务业GDP3和工业GDP2发展得越快，结构越高级化，技术效率提升也越快，故GDP3和GDP2前的系数δ6和δ7的系数为负。城市化(URBAN)，城市化发展越快，有利于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必然促进生产业的技术效率的提升，故其系数δ7为负。市场化程度(MARKET)越高，竞争越普遍越有利于生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故其系数δ9应该为负。实证分析的结果将对这些效率影响因素进行验证。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随机生产前沿模型中涉及29省(市、自治区)的生产业增加值，以及投入要素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及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①＊1993—2004年各省市的基础数据—生产业增加值来源于《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06》;固定资产原值通过永续盘存法得到，即由1993年第一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得到1992年生产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再按照历年新增固定资产得出。就业则主要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得出。人力资本则通过各层次受教育人口的不同支出即教育成本法来衡量，②＊＊各层次受教育人口的教育支出比例大致为，小学:初中(含职业初中):高中(含职中和农中):大专及以上=1∶1.7∶4∶22。通过各层次受教育人口数量和教育支出进行加权平均即得出各省(市、自治区)历年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5—2007各年。本文非技术效率模型涉及29省(市、自治区)的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有对外开放度、外国直接投资、资本密集度、R＆D、财政支出、产业结构、城市化率、市场化程度等。(1)对外开放程度由各地商品出口总额(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占其GDP的比重得来。(2)外国直接投资，本文用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与当年GDP之比来表示。(3)资本密集度，即由固定价格下资本投入与劳动力的比重来表示。(4)R＆D，用历年各地产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数量的和表示。(5)财政支出，即用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反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6)产业结构，用第三、第二产业占总GDP的比重来表示，第三、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变换的速度迅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越高。(7)城市化水平，由城市化率，即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8)市场化程度，其涉及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产权制度、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程度、经济行为主体的独立性等。本文采用生产业非国有经济职工数占总生产业职工人数的比重来表示市场化程度。①＊

四、实证结果及解释

以1993—2004年间各省(市、自治区)生产服务业数据，运用式(1)及式(8)进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技术非效率分析，结果如表1。其中模型1考虑了全部影响因素后的结果，其中γ为0.0812，但t参量不显著，可以不予考虑。模型2为去掉城市化水平(URBAN)后的结果，其中γ为0.2461，t在1%条件下显著。模型3为去掉城市化水平(URBAN)和研发(R＆D)后的结果，其中γ接近1，t在1%条件下显著。模型2和模型3，除FDI，GDP2，K_L和FISC的t显著外，其他的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t基本不显著(其中R＆D的t显著，但系数值接近为0，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我们去掉t参量不显著的EXPORT、MARKET、GDP3、R＆D和URBAN来进行技术非效率分析，从而有模型4。模型4为保留了外国直接投资(FDI)，资本密集度(K_L)，财政支出(FISC)和工业占GDP比重(GDP2)后的分析结果。模型4的绝大部分系数在1%条件下显著，LR符合混合卡方分布，γ是回归方程随机扰动项中技术无效率所占的比例，γ接近1在1%条件下显著，说明前沿生产函数的误差基本是来源于随机变量uit，存在效率损失问题。这一估计结果说明1993—2004年中国生产业存在着显著的技术非效率，模型4和中国生产业发展的阶段吻合，因此对12年的省级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析就很必要了。模型4的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符号和初期设想完全一致，对技术效率影响有促进作用的因素排序为FDI＞GDP2＞K_L，FISC则对技术效率有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去掉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时间T不影响技术非效率分析的最终结果的变化趋势。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生产业技术非效率模型回归方程:由式(9)我们可以看出，外国直接投资(FDI)技术效率系数δ2=－1.9541＜0，并在1%下显著，FDI每提升1%，技术效率将提升1.9541个百分点，FDI是中国生产业技术效率差异最显著的因素。FDI通过引进国技术效率在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时，国内经济学家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一是研究工业企业的多个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刘小玄和郑京海，1998;姚洋和章奇，2001;叶蓁和刘志迎，;二是研究工业企业单一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姚洋，1998;刘小玄，2000;刘小玄，2004;刘小玄和李利英，;三是研究行业技术效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8］。刘小玄和郑京海(1998)用1985—1994年的数外资金、技术和设备，模仿、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生产业技术效率提升。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则是通过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以及卓有成效的制度变迁实现内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FDI的溢出效应和以下几个因素有关:(1)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对技术含量高的商品需求就大，从而吸引拥有相当技术素质、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FDI的进入，当地的企业无疑会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人员培训效应和连接效应等FDI技术溢出途径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2)FDI的溢出效应受到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的限制，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一定的水平时，FDI才会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相比于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匮乏，人力资本水平低。(3)投资环境也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Keith E．Maskus(2004)的研究表明，运输和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市场的接近性等投资环境因素会影响FDI的溢出效应。［21］由于偏远的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差的投资环境，使其在吸引投资的规模、数量和质量上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从而造成了FDI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较低的溢出水平，FDI的促进作用尚不充分。在产业结构方面，工业的系数δ7=－0.8404＜0，而服务业的系数不显著，工业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仅次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工业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生产业技术效率就提高0.8404个百分点，说明工业对生产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很大，并且超过了服务业本身对生产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从而也反映了我国处于工业化深化阶段，生产业主要是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服务。产业结构的一般趋势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部门占有绝对的份额，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下降，工业的份额上升较快，进入工业化阶段，而服务业份额相对增长。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工业的份额逐步稳定，服务业发展迅速，在经济中占有较大的份额。而进入后工业时代，工业在GDP中的比重逐渐下降，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当今发达国家，如经合组织(OECD)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70%—80%，甚至90%以上，就表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5年可以认为是1978—2006年间三次产业格局变化的分水岭。1978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构成为28.2:47.9:23.9，即二、一、三的格局。到1985为28.4:42.9:28.7，即开始二、三、一的格局，并一直持续到2006年仍然为二、三、一格局，第一、二、三产业比为11.7:48.9:39.4。从整体趋势来说，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稳中有升。第三产业占GDP份额逐渐上升，但与第二产业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从各产业占GDP比重来看，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深化时期。资本密集度系数δ，在1%条件下显著，说明资本密集度每提高1%，技术效率将提升0.0136个百分点，提升幅度远远低于FDI和GDP2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财政支出系数δ，在10%下显著，和前面分析一样，财政支出对技术效率有着较强的阻碍作用。财政支出每提高1%，技术效率将下降0.5721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反映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中央政府对市场有着较强的干预意识，其结果导致生产业技术效率降低。时间趋势的系数δ，在20%下显著，反映了其他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随着时间推移，技术效率逐步提升。技术效率初始系数δ，为常量，说明了生产业面临着技术非效率初始值的影响。制度因素在我国现阶段对生产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没有想象的大，可能的原因是生产业中大部分是国有资本，并处在垄断条件下生产。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结构，提高对外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促进生产业的良性竞争，从而达到生产业技术效率提升的目的。城市化(URBAN)的系数为负，说明城市化水平对生产业技术效率提升的影响是有利的，同时检验不显著也说明目前城市化对生产业的作用仍然有限。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国仍有大量的农业人口需要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城市化水平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另外城市化水平目前仍然是按照户籍的方式来统计的，很多城市常住人口在我国城市化统计指标中不能得到体现。同时，生产业是高级服务业，是资本、知识和人才密集的行业，需要高素质的劳动队伍，而城市化则仅表明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现阶段城市化对生产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仍然有限。在上面分析中R＆D系数约为8.0E－6，接近于0。其符号与前面设想R＆D系数为负不一致。一般而言，R＆D应该是提高企业技术效率的，但这里R＆D对技术效率起着微弱的阻碍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对R＆D产出表征—专利的保护措施，同时缺乏技术创新。专利本身对促进研发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研发企业本身技术效率的提升，对提高研发企业的积极性有一定的意义。虽然专利有很强的技术外溢性，但由于专利保护制度，其他企业不能享受专利带来的技术外溢好处。同时，也说明中国的R＆D在技术创新方面仍然不够，大量的研发是直接照搬他人现成的成果，缺乏应有的技术创新。

五、结论

本文利用考虑人力资本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采用1993—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可能影响中国生产业技术效率的各种因素，推导出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非技术效率模型。本文的结论主要有:外国直接投资对生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极为显著，实现途径是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紧随其后的是工业化对生产业的技术效率有较大的影响，反映了中国正处于工业化深化阶段。资本密集度对生产业技术效率提升作用相对较弱。而对技术效率有较大阻碍作用的是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越大，就越阻碍生产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其他因素如服务业、对外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对生产业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但t参量显著程度较低。研发对生产业技术效率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