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消费需求的时尚化

摘要：随着商品的极大丰富和消费社会的来临，不仅物质商品成为大众消费品，文学也成为大众的文化消费品。作为这个时代文化消费的重要特征——时尚化，因此也成为目前文学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表象，分析了文学时尚化消费的现象与原因。

关键词：文学消费 时尚化 个性实现

消费社会是指人们已经从物质商品短缺的生产型社会过渡到生产相对过剩、物质商品普遍丰盛的社会，为维持、拉动和刺激生产，因而鼓励人们积极消费的社会形态。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步入“消费社会”，文学艺术消费领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时尚化”消费趋势。

消费是对人的欲望的一种满足。物质生活的富裕，使人的各种欲望通过消费而得到满足，但这只是暂时的满足，新的欲望在消费之后又得以萌生而蠢蠢欲动。于是，欲望刺激消费，消费生产新的欲望，成为一条吞食自己尾巴的蛇，永无止境。时尚就在这种无止境的欲望消费心理下，频频引领。尤卡·格罗瑙在分析消费与时尚的关系时指出：“我们可以试着认为，现代消费社会主要特征是其中时尚的范围和社会影响力已大大增加了，这个社会中新的大众趣味产生和消失的速度越来越快。‘高雅趣味’总是在被另一新的‘高雅趣味’所取代，这样在一个不断个性化和美感化的现代性社会中形成一定的秩序。”“我们可以初步认为，时尚的强化，即它向新领域的延伸和在旧领域作用增大，是消费者社会的最典型的特征。这样一来，一个消费者社会—或富足社会—就是一个时尚社会，尤其是一个大众时尚的社会。”

一、大众精神消费时尚化的表现特征

大众时尚社会在精神消费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消费需求的旋生旋灭，更迭速度越来越快。在文艺界不断翻“新”求“变”显然不完全是一种“创新”的文艺创作内在驱动所致，而更多的是满足人们不断追“新”逐“异”的时尚消费需求。“的确，人们已经发现，推动现代消费主义的核心动力与求新欲望密切相关，尤其是当后者呈现在时尚惯例当中”。并且文学艺术为满足读者观众的追逐“时尚”心理，在作品中嵌入大量的“时尚”元素，突出地反映当代社会的时尚生活景观。这种情况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另类写作”和“小资写作”之中。这类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些具有叛逆个性的都市男女青年，他们的着装、打扮、行为无一不是最“酷”、最“炫”、最合“时尚”标准的。他们对新潮艺术迷恋或追慕，如对摇滚乐、DJ、艾伦·金斯堡的诗歌、米兰·昆德拉小说的热爱等，出入于酒吧、高级俱乐部、鸡尾酒会，在别墅外的草坪上“派对”，在烛光下的豪华房间里过生日Party……诸如此类的“时尚”性元素往往是这类小说的一大共同点和特色。“小资”传统上被理解为“有点钱又有点闲”的“小资产阶级”；“小资”情调带有一定“时尚”性的社会心理追求的群体呈扩大和蔓延趋势，已经表现为向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群落和年龄段的人渗透。如在北京、上海的一些高校所进行的一次大学生阅读调查中，得出的当前大学生所谓“六大阅读时尚”就赫然标有“小资”情调一项。安妮宝贝小资情调的小说风靡一时，一夜之间许多女孩竟然把自己打扮成安妮笔下的“暖暖”的时尚形象——素面朝天，只用带着淡淡樱花味的兰范香水，穿棉布质地的衣服，头发披散地搭在肩上——另外，在她的小说中还不时地出现诸如espresso咖啡、哈根达斯冰淇琳、帕格尼尼、欧洲艺术电影这些凸显“小资”趣味和格调的时尚细节。

有人称这两类小说为“时尚读本”，是“近年来中国都市文化程度日益提升的背景下，以当代都市的‘新市民’（有较高文化教育程度的都市青年），‘白领’（较优裕的物质经济基础），‘小资’（时尚化个性化的人生倾向）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新型文学品种。”而对此阅读消费现象，有论者批评道：“小资写作大概都有一些基本的写作元素，比如几个成功人士、几幢优雅别墅还有酒吧、上网，喝咖啡时的音乐，前的谈心，等等，这些元素看上去都是当代都市生活中的一部分现实，但问题在于，小资写作对此是进行一种时尚化的处理，将其变成一种缺乏丰富内涵的时尚符号，它带给读者的只是一种空洞的绚丽，感官的兴奋。……这样的读物会使不少人陶醉其中，在这种虚缈的小资情调中自以为已经步入优越的上等阶层了。”如果我们同意将大、中学生都算进“小资”群落的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此类批评所引起的“警惕”意义还是应当予以肯定，对“时尚符号”的陶醉可能会落入到波德里亚曾批评过的陷阱——“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从而失去了对生活的真实状况的准确判断。不过，文学的时尚化现象毕竟是新的时代一种新的文学存在方式，也是都市化消费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文学消费需求的一种表达。在其背后折射着一个欣欣向荣的物质丰裕社会，是某一文化群落在多元化建构下的文学共享空间里合法化的文化想象的诉求。

二、文学艺术消费时尚化的本质是个性化需求

西美尔说：“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这表明对时尚的追逐与市场经济对个性化表现的鼓励这种文化导向是内在一致的，它同时表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的中产阶层“新市民”，意欲通过文化消费的时尚化来满足对自身新的社会等级和身份向往的“调适的需要”。因为，凭借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较离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因此，“时尚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已。”

而维布伦“有闲阶级”的夸示性消费理论认为，“现代文明社会中，社会阶级之间的分界线已变得模糊不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层阶级设定的名望标准总是很少受到阻滞，它一般总会从上至下波及整个社会结构，对各阶层施加强制性影响。这样带来的结果是，社会每一阶层都将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模式当作自己最理想、最体面的生活方式，不遗余力地向它靠拢”。可见，“时尚化”消费需求心理正是这种向往“最理想、最体面”生活方式的一种合情合理化的心理需求，充其量在其中包含着一般人都具有的“炫耀性”虚荣心理罢了。如果我们不认为普通大众有这种向往过“最理想、最体面”生活—喝着咖啡、谈帕格尼尼和欧洲艺术电影的想法—是过分的话，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对大众这种文学艺术消费需求的时尚化现象感到忧心忡忡呢？

事实上，时尚小说表现了这个时代人们推崇个性的思想情怀。这与先锋文学有一致性。先锋文学诞生的思想基因是：现代的绝对个人观念浮出地平线，个体的生命感觉再也不愿承受传统的伦理、宗法知识的沉重之负。它用艺术生命的运动形式去摧毁稳固的价值规范，从另外一个角度构成探索现代性问题的思路——应该取消对人的生命、本能的压抑，面对传统、群体或主流的压迫，只有个体、自我的树立，才能解放生命。“时尚化”小说在精神追求层面上同样表现为对传统的叛逆和摧毁。《上海宝贝》中女主人公一个月前从一家杂志社辞去记者之职，现在我在一家叫绿蒂的咖啡店，穿着露腿迷你裙做女招待。轻松的语言完全抛弃了在事业选择上固有的审慎，是个体追求轻松、随意的表征。“时尚化”小说的人物不断地向我们展示着他们“狂”的一面，而在应对生活的压抑和不合理面时，“狂”是带有积极对抗意义的。在文学中，“狂”是一个弥足珍贵的人格现象，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一个痴狂之人，鲁迅也以“狂”的文化人格以毒攻毒。然而“狂”也使得“时尚化”小说很难与传统文化结盟，使得它同作为小说实验的先锋小说一样招致诸多批评，像意义缺失、价值紊乱、终极关怀消解等。人物更多地面对着自己人性的要求，比如说性。我们知道，人的自然状态的生存并不排斥肉体，而是主张灵肉一致。王安忆就曾说过：“我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时尚化”小说在描述主人公爱情故事时，涉及“性”层面的描写是有其合理依据的。而一些论者仅从“身体写作”的字面上去理解，偏执地将其当作“写作”，是过于主观的。

对于“时尚化”小说中的时尚个体追求个性的描写，恰如莫言所言：每一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独特价值；每一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独特世界；每一个作家都要发出属于他自己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时尚化”小说自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自觉紧跟历史发展的产物，“时尚化”文学以满足人们现实文化需求的大众化定向为创作方向，在文学发展上不无探索价值。更重要的是，这是消费时代的人们对于文学消费的时尚化需求对文学创作发出的深刻要求。对于“时尚化”文学这种作为新文学样式的一种尝试，现在肯定地预测它会有多大成就，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对于当前文学消费市场的时尚化倾向，也不必过于恐慌和忧虑。在文学史上留下的经典这作无一不是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浪潮中经受时间的考验而慢慢沉淀下来的，在那个时代也曾经与良莠不齐的作品共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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