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行政主导的舆论监督样本

【摘 要】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我们正处在一个民意“沸腾”的时代，矛盾也愈加凸显。对话访谈是一个很好的新闻原创的平台，政民面对面的互动式交流，一方面能满足公众通过参与和倾听实现自我意见的表达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群众路线的必然需求。文章以“对话苏州”为例，研究以传统媒体电视来进行问政的机制。

【关键词】电视问政；对话；舆论监督

一、电视问政：定位与功能

美国潮流电视频道（Current TV Channel）主席阿尔˙戈尔认为，“虽然互联网是一种民主的力量，电视仍然是最具影响力的媒介形式”。这位享誉全球的传媒大亨强调的是广电媒体在组织规模、影响覆盖面、信息处理专业化等方面远远领先于其他形式的媒体。很多传统媒体没有利用好这一优势，往往将政民对话办成了一场秀，在这点上《对话苏州》栏目，经过两年多的摸索，它成为了创新社会管理、开拓工作渠道的“苏州经验”。

（一）定位：接地气而不失深度

“对话苏州”是苏州广电总台一档大型时政访谈节目。节目诞生的背景，正值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积聚了各种矛盾，作为一档电视对话节目，将话题从具体新闻事件切入，来充分体现媒体的桥梁作用。市级领导干部思考的往往是带有全局性、纲领性的政策，而老百姓更关心的则是一个个具体的事件。当找到这两者的结合点时，让对话既接了“地气”，又有了深度。

（二）功能

1.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民情民意。在8月8日第十九期《对话苏州》节目之时，正值苏州最热的高温季节，市民出行就是一个大问题，现场的公交达人就邀请交通局长邵建林体验108路这样线路设置不合理且非空调的公交车。面对市民的邀请，邵建林兑现他的承诺，亲自体验了非空调车。在公交车上，邵建林明确承诺，明年这个时候保证将非空调换成空调公交车。这一举动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与好评。

2. 顺应民情民意，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对话苏州》第二期，主题是“共筑食品安全防线”，当时，全国范围内接二连三出曝出食品安全方面的负面新闻，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这期节目从一些具体的新闻事件说起，不仅仅就事论事，而是围绕市民关心的蔬菜农药残留检测等环节，提出一个个现实问题。节目现场，如同一个扩大版的市政府工作会议。节目录制后，直接推动苏州出台了一个相关红头文件。在当时全国都在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背景下，这也成为了又一条“苏州经验”被新华社报道。

二、电视问政的限度与出路

（一）电视问政能刨根问底吗

政府的工作放在电视上让群众来问、来考，说明政府在改进机关作风上已经跨出了很大的一步。受众喜欢电视问政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电视问政节目的展开，必须依靠当地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如果光靠媒体的力量是很难推进的，电视台是完成“命题作文”，是具体的实施者。电视台很难凭一己之力邀请到官员去接受问责。

此外，一些地方，问是问得热闹，当面表态节目结束之后就解决，但是过后还是回答要“走程序”甚至不了了之。 由谁来督促检查，群众反映的问题谁来追究？落实和执行才是最大的问政。

（二）常态机制如何建立

卡茨曾经指出：许多网络的公共论坛上充斥其中的是虚假、无聊，甚至侮辱与人身攻击等信息，这些信息形成根深蒂固的沉淀在网络文化中的所谓的“火焰战”（flame war），所有这些都阻碍了理性对话的展开。时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展开，中央提出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方面，电视问政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可以照出相关部门和人员工作中的不足和缺陷；另一方面，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就像照镜子，应该成为一种习惯，当然，“照”过之后，更重要的事情还是接下来的“洗澡”、“治病”。 长效机制如何建立，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电视问政由于其成本较高、实效性较差，这样的方式只能是起到一个点的作用，而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通过人大、通过民意的代表机关，去进行日常化的、常态化的问责，可以借助电视载体向人民群众直播，这样不仅少了点秀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有保障，能够实现持续性与常态化。

（三）节目创新刻不容缓

结合苏州百姓的个性特征、苏州的文化氛围，苏州的对话节目更多的是一种理性互动、实效沟通，建设性质询。相比与武汉的直播问政，就显得不够“火爆”。在话题引导上，“策划”的痕迹过分明显。这方面虽然方便了节目的录制，保证了节目的流畅程度，但反过来也制约了节目“出彩”。今后的对话中，栏目可以适时插入更多“意外”的环节，制造矛盾与冲突，这不仅能够增加节目的可看性，更能够考验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

三、结语

在社会转型期，民意比以往来的更加热烈，群众对话的欲望，表达自己诉求的心理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网络舆论迅速崛起时，主流媒体发声，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电视问政是一个点，它成为了公众便捷表达诉求的“扬声器”，这在一定程度能够使政治生活更民主、平等和自由。而如何通过这个点实现面的效应，就需要建立基层与政府职能部门沟通互动的长效机制，需要政府通过多渠道来合理有序调动百姓参与公共事务、共商国事的积极性，这样才能让政民关系更加和谐，让人民共享改革的红利，谱写“中国梦”的苏州篇章。

参考文献

[1] 刘建明.舆论学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2] 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 沈刘红.网络交流：人际性的回归[J].当代传播，2003（5）.

作者简介：翟维佳（1989- ），男，江苏兴化人，硕士，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