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借鉴高考命题思路?

关键词：思想史，发展动力，高考命题思路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7-0032-04

高考结束，试题的优劣、知识的正误，很容易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仅仅局限于考后的分析难免有亡羊补牢之嫌，与其追着知识点揣测明年的情形，不如在日常教学中就借鉴命题人的思路和学术思维。其中，建立历史大线索，联系重要历史节点，关注思想史发展动力的思路值得一试。

2013年新课标全国Ⅰ卷第25题：

自汉至唐，儒学被奉为“周（公）孔之道”，宋代以后儒学多被称作“孔孟之道”，促成这一变化的是

A.宗法血缘制度逐渐瓦解

B.仁政理念深入人心

C.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

D.陆王心学日益兴起

答案：C

这道题得分率较高，部分原因在于题干有明显的提示信息――“宋代以后”，很多学生不用深思，借助技巧即可答对。其实，命题人的立意十分高明，这道题不仅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大线索，而且只用两个关键词――“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就展现了儒学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在笔者看来，这条线索极为简明，可以作为主线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的讲解中。题目中有悬念（为何发生转变），也有可资探索的关键词，我们不妨利用它来做一些引申。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说法值得推敲，从源头来讲，儒家这套学问并不能算是孔子发明的。一些学者认为：孔子继承了之前两千多年的文化成果，并对其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很多人都知道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实际上这套“礼”的仪式和规范，也是继承了殷商时代旧传统，至周公时才发展地较为成熟，立子立嫡制，以及由此引出的“礼”的观念，最终确定了中国宗法社会的基本伦理观念和行为准则。在这一时期后，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一种理性的秩序。是为节点之一。

东周以后，诸侯变得比周天子强大，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越来越虚无，整齐的社会秩序坍塌了，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礼崩乐坏”，面对社会现实，孔子及其弟子发扬阐述“周道”，对“礼”的观念性内容进一步发展，儒学更加成熟：

第一，从礼仪的规则到人间的秩序，他们更注重“礼”的意义，儒者不仅懂得仪礼外在的种种规则，而且更加重视其表现的思想和观念，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对社会的意义；

第二，从象征的意味中，他们发展出“名”的思想，希望通过正名来确认或迫使社会确认一种秩序的合理性；

第三，推寻仪礼的价值本原，进而寻找“仁”，即遵守秩序、尊重规则的心理与情感的基础。①

仁，被孔子视为礼乐的根本，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②到此，礼乐已是外在的东西，儒学已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而正是这种不言自明的权威性的律令由外在的礼乐转向内在的情感，古代思想世界中的神秘意味开始淡化，而道德色彩开始凸显，中国思想史就完成了他的‘蜕皮’过程”。①是为节点之二。

由上可见，周公、孔子都处在历史的一个关节点上。周前的唐、虞、夏、商古圣哲王的政教积累到了一个相当完备的程度，周公有德有位，恰恰在此时有所作为，开创了伟大的文明，所以，周公是“集大成者”；“礼崩乐坏”之下，孔子等人为维持政教精神不堕于地，于是删述六经，传周公之教，使儒家的道术再次被完整呈现出来，成为后世儒家教诲的开辟者，所以孔子是“先师”。孔子的学说与周公等古圣人之道一脉相承，因此汉代学者常把“儒者”“孔子之术”“周道”看做是一回事，“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②“周孔之道”盖由此而来。

孔子之后，儒家学派一分为八，荀子、孟子影响较大，而孟子从心、性、仁三者的关系论仁， 为性确定了四项基本的内容――仁、义、礼、智。这为儒家的人性理论确立了基本的方向。孟子在后世被称为“亚圣”，但是他的地位是被逐渐抬高的：

《史记》以孟、荀合传，将孟子当做有影响的大儒。

《汉书・艺文志》把《孟子》置于“诸子略”， 视《孟子》为子书。

唐代韩愈始崇信孟子，将研读《孟子》作为入圣的不二法门。

五代时的后蜀主孟叔命毋昭裔楷书包括《孟子》在内的“十一经”。

宋太宗又加以翻刻“十一经”，《孟子》开始由子书而成为经书。

理学家表彰《四书》，《孟子》为其中之一。

元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诏封为“亚圣”，从此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偶像，天下人都必须对他顶礼膜拜。③

显然，孟子地位的主要变化发生在宋代以后。事实上，孟子地位发生变化的时期，正是儒学从瓶颈期或者低谷期开始重新发展的阶段。我们先看一下秦汉以后儒学发展的线索：

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儒学与政治结合日密。

两汉之际，儒学与谶纬相结合，呈现出经学谶纬化的趋势，活力渐失。

汉末党锢之祸后，注疏之风使儒学在理论上一蹶不振。

魏晋清谈玄学之风日隆，“引老入儒”与孔子玄学化渐成主流。

至隋唐，已经出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尽管国家的伦理规范仍然是儒家传统，但儒家哲学经学化以后，成为僵硬的章句之学，而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儒道思想，其关于心性义理之探讨，对文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韩愈目睹儒家之积弊，着重对儒家文化内在精神的发明，重立儒家心性之学。在韩愈看来，儒家的“道德”是以“仁义”作为具体内核，而这正是释、道二教所缺乏的。关于人性问题，孔子很少提及，孟子倡“性善”之说，对于“性”的探讨，才成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个占显著地位的问题。韩愈由此更崇尚孟子，把“性”说建立在人伦的基点上，论证封建伦理秩序合乎人性，指明儒学有体有用，能济世安民，异于佛、老之空虚不实，这为宋儒带来新启发。韩愈力图复兴儒学，由此成为学术文化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关键人物，后世学者研究新儒学，都要追溯至韩愈。④⑤是为节点之三。

由于受佛道及玄学精于形而崇尚思辨的影响，宋儒开始运用体用、本末、有无等新范畴来思考自身的问题，在融入佛理的基础上，他们对孟子千年前心性论的发挥，使得孟子的心性哲学再次发出智慧之光并得以传承。程颐说：“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①而张载在继承孟子的同时，“自立说以明性”，对孟荀以来的性论尤其是人性论作了相当完整和富有哲理深度的重构。朱熹则进一步发挥了张载的命题，提出性为体情为用，并在性情之上，加上了一个统领主宰，即心，②认为理便在心中。心即理，理即心。通过格物穷理，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动容周旋，无不中理。③“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天使之性与气质之性”等心性论问题遂成为道学家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六经注我的风气大盛。④经过宋儒的发展，佛教原有的性理之学方面的优势逐渐被新儒学所取代，先有北宋五子的努力，后有朱熹集大成的回应，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重新被牢固地确定了下来。是为节点之四。

从孔子应对“礼崩乐坏”之势发展儒学，到韩愈、二程、朱熹以“心性之学”面对佛学挑战重新激发儒学活力，再到王阳明冲破理学禁锢重新从孔子学说中汲取养分提出“致良知”之说，儒学走的是一条不断面临挑战，再不断完善的发展路径。宋之后，宋儒透过佛学而重新认识到孟子心性论的固有价值，“孔孟之道”由此渐盛。

那么，以上这条线索，要怎样呈现给学生呢？笔者认为可从考察思想发展的动力着手：

一、引导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节点，关注思想史发展的社会动因。

从汉至唐、再至宋明，儒学的每一个转变无一不是应社会发展而生。因此，讲授中国思想史，应注意思想发生转变除了在于思想本身的进化外，还有社会和政治因素。“历代统治者大都尊孔，主要在于孔子主张中的‘礼’‘仁’符合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被不断放大，成为主流思想的大原则。”⑤同理，周公之所以在宋代以后被渐渐隐而不提，除了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时展，也与统治者的好恶有关。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用周公与孔子两个著名的主张作对比：周公强调的“敬天保民”，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也就是说，君王无道，是可以被取代的；而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论，强调做君王应有君王的样子，人臣应担人臣之责，各守其道，更看重对秩序的遵守。可见，到春秋时期，西周以来的一些传统已丧失，而国君因无道被百姓驱赶之例（国人暴动），再也没出现过。同时，也应看到，随着儒学与官方结合的日益紧密，中央集权制的强化，官方意识形态是不可能容许周公“无道之君可以被取代”的主张的。因此，我们看后来孔孟的言论大多是从“仁”“德”的角度劝谏国君有所作为，即使孟子提出“民贵君轻”，也是从为君之道角度说的。

五代隋唐之际，社会动荡，人心思定，而此时儒学的僵化虚空，与佛学对人心的指引形成强烈对比，人心尽归释氏，儒学难以解决社会问题，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自韩愈始，唐宋诸儒一方面向儒学元典寻找解决之道，采用孟子尽心知性而知天的理论模式，努力寻找和阐释儒家心性说原典，这直接导致了《四书》地位的上升和提高；另一方面从社会中汲取养分，受禅佛教的心性说启发，心性之学兴起。而无论是确定儒学“仁”的内核，还是将“性”说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唐宋儒者都突出了儒学的“济世安民”，这正是社会思潮，乃至官方思想需要儒学的关键。实际上，唐宋以后儒学的转型，是文化诠释之后，再行创造性转化而与当代思想及文化交融的典型例子，“《四书》取代《五经》，正是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型、过渡之中，统治者寻找、确定意识形态的结果”。⑥程朱理学被元、明、清三代统治者钦定为官学，《四书》及程朱理学家为之所作注解被著为功令，天下士子自然要将《孟子》读得烂熟。《四书》成为学子进仕荣迁的唯一依据，三纲五常成为规范每个人行为的道德规范。

二、引导学生从思想的发展再看文明发展，关注思想发展的外来动力。

周公之道到孔孟之道，既是儒学自身演进的结果，又有外来动力的影响，二者基本构成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一种动力前文已经讲了一些，至于第二种动力，亦同中华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吸纳相连。香港学者黄枝连认为，隋唐时期因有佛学注入，中华文明有了不同于两汉时代的新发展。的确，经宋儒发展后的理学，使儒学继续延续，发展达到新的高度，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儒学兼收并蓄，才完成了发展的轨迹。

在历史上，汉代儒家依赖“王霸道杂之”的政治策略、“独尊儒术”的思想建设，和比附“阴阳五行”的经典解释，渐渐形成了一个笼罩性的、自我完足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虽然儒学的发展进入稳定时期，但它的变化相当缓慢。因此当社会境况发生变化，儒学却未随之发展，世人对儒学的回应就越来越少。公元3世纪以后，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在这一时期逐渐兴盛，仍然使业已定型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这种新变化，学者难免会发出“周孔何以不言”的感慨，然而儒家传统熏陶下的士人不会背离儒道，于是便会从原道经典以及社会的新变化中吸取动力。“许多新知识进入旧世界，这个知识世界的边界会逐渐膨胀，或者社会环境发生变迁，使一些原本处于边缘的传统资源卷土重来，这个思想世界不得不重新开放边界，那么，它就会动摇原来的权威和经典，改变传统的预设和理路，使得传统主流思想世界不得不回应。”①在这种“冲击”与“响应”中，外来资源与本土资源互相融合，这是思想史中常常出现的一种变化轨迹。

本文借助“周孔之道”“孔孟之道”两词，对明清以前的儒学发展做了梳理，只想说明，主流思想的发展，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其关键转型期的出现有其特殊原因，值得关注。就思想论思想是不可取的，不管采用什么样的讲授方式，思想史都应该被置于中国整体历史发展之中。

【作者简介】王雅贞，女，河北邯郸人，历史教学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