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案监督:“类案”之建构及“监督”之途径

实践中，检察机关多年来一直采用个案监督的方法，对个案判决、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进行监督。个案监督对实现个案公正起了重要作用。但检察机关面对为数不少的量刑失衡、偏轻偏重判决所导致的事实上不公正现象存在，无从下手监督，使个案监督所取得的效果大打折扣。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传统的以个案为中心的量刑监督方式存在的固有缺陷，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检察机关个案监督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个案监督只能对明显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进行；二是个案监督对象单一，缺乏参照系，可操作性不强。因此，现在各级检察机关感觉到个案监督遇到了“瓶颈”。既然单凭个案监督已无法适应公正司法的要求，就有必要在个案监督之外开辟新的监督方法。笔者认为，建立类案监督制度，对加强量刑监督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一、类案监督之界定

目前，理论及实务上尚无对量刑监督意义上的类案监督进行细致系统性论证，但相同语词——“类案监督”的提法并不少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编写的《监督法辅导讲座》一书中这样表述：“开展对‘两院’的工作评议，也可以说是类案监督，有利于更好地处理人大常委会监督与保障两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１］这是在《监督法》颁布施行后，对人大如何监督司法的一种规范，也是对这几年来社会各界颇受争议的个案监督问题的一种回应。不难看出，类案监督突破了个案监督的局限性，具有更强的预防功能和监督刚性；它打破了就案论案的单一模式，用系统方法把“类案”放在一个“盘子”里对比、分析、判断，进而拿出科学、可行的建议；它跳出了“个别正义”的小圈子，能够发现、解决带有共性、普遍性等机制、体制上的问题，追求实现普遍正义。

2010年7月21日，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正式拉开了检察机关类案监督的研究帷幕。“要建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例指导制度，加强类案研究，总结成功经验，正确掌握抗诉标准，提高整体工作水平。”［２］虽然此处的“类案监督”是同案例指导制度一同出现，但显然二者不是相同的平行范畴，从表述的内容逻辑上，是将案例指导制度作为类案研究范畴内的一个子范畴。

本文探讨的类案监督，是作为量刑监督内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其既具有与人大监督 “两院”语境中“类案监督”存在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程序等不同元素内容，又具有哲学“系统论”意义上的同质性；另一方面，其与民行检察意义上的“类案监督”在价值追求上具有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最大化实现公平正义的同一性，但源于检察职权配置在监督职能上的分工不同，二者在具体机制设置上迥异有别。

据此，鉴于相同语词下“类案监督”的同与不同，严格界定“类案监督”实属必然。笔者将量刑监督之类案监督明确界定如下：“类案”是指相对时空条件下，经过刑事诉讼程序并在量刑情节上具有相同性或高度相似性案件的集合体。“监督”是通过与“类案”进行比对、分析，发现法院既往判决的不一致、相矛盾之处，从而使法院纠正对个案（包括已判、未判及将来受理的某个案）量刑不当的法律行为。故所谓量刑监督意义上的类案监督，是指相对时空条件下，检察机关针对经刑事诉讼程序并在量刑情节上具有相同性或高度相似性案件进行比对、分析，发现法院既往判决的不一致、相矛盾之处，通过一定的方式途径，从而使法院纠正对个案（包括已判、未判及将来受理的某个案）量刑不当的量刑监督方法。

二、类案的具体建构

构建量刑监督之类案监督，意义在于对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所谓“合法不合理”的量刑失衡现象进行监督，其价值追求突出表现在实现“同案同罚”的量刑公正，因而其类案的选取必然是坚持罪名相同，量刑情节相同相似的原则，另外在罪名相同、量刑情节相同相似之下，对具体某个量刑情节赋予刑罚值大致多少时，在具体某一段时间（比如3年内、5年内等）以及某地区（同一县、市、省域等）限度范围内，类案之间以及监督个案时更具有衡量比较意义，时空限制性就显得较为突出，即应坚持时空限制性原则。下面分析类案的具体构建。

（一）类案选取的具体参数

量刑情节不下几十种，即包括总则情节，如未成年人、自首、立功等等，又包括分则情节，如入户抢劫之“入户”等等；既包括从重情节，如累犯，又包括从轻情节，如预备、未遂；即包括法定情节，如主从犯，又包括酌定情节，如被害人过错、动机、对象等等。原则上这些情节都可能对案件的量刑结果构成影响。但在具体个案中，法官进行量刑塑造时，不可能所有情节都认定，经过取舍塑造后的情节才是我们类案选取的需要考虑的重点考察的内容。类案选取的具体参数，就是这种经过法官取舍后的具体塑造后的个案量刑依据的量刑情节。

类案选取的具体参数，无论是法定量刑情节抑或酌定量刑情节，均应以判决中已经予以认定的作为标准，其具体处在法院判决书的理由部分，除此以外，不能擅自增加或减少某些情节。

案例一［３］：2011年7月1日，被告人刘忠宁、钟剑平、谢欣（1996年4月28日出生）及罗广（另案处理）在南康市商量好到赣州市龙南县抢东西。第二天，四人驾车至龙南县金水大道角楼钢材店，由刘忠宁、钟剑平和谢欣在车上接应，罗广下车后将角楼钢材店王春华的一棕色挎包抢走，包内有现金9600元及一步蓝色“金立荷塘月色”M500型滑盖手机。经鉴定，该手机价值1311元。

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判决理由：三被告抢夺财物数额巨大；被告人谢欣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谢欣虽然对相关情节予以否认，但基本上能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所抢财物已被追回并返还给了被害人，可酌情从轻处罚；谢欣作案时实施了伙同他人寻找目标、遮盖车牌等行为，故不能认定其为从犯，但是被邀约参与作案的，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对较小，可酌情从轻处罚。

据此，被告人谢欣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其他被告人判决情况不列为研究对象予以考察）

案例二［４］：2011年9月8日，曹凌认识了“老板”，“老板”邀约曹凌帮其做事，并说每月可赚六、七千元，曹凌同意后得知“老板”邀约他去做的事是到外地抢别人的包。9月11日早上7时多，“老板”、曹凌及其他两人驾驶两辆摩托车至龙南县城人民大道综合市场，抢得价值人民币4766.8元的金项链一条，后又抢得廖小萍价值3759元的金项链一条，然后逃离。

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判决理由：被告人抢夺财物数额巨大；被告人曹凌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虽不宜区分主从犯，被告人曹凌在作案过程中实施了断后、接应行为，故在本案中所起作用相对较小，可酌情从轻处罚。

据此，被告人曹凌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上述两个案件，可谓类案。首先，两个案件罪名均是抢夺罪，系同一罪名；其次，两个案件判决结果均是在2011年同一年度，且系同一地域同一法院判决，符合时空限制性原则；最后，两案判决量刑依据的量刑情节中，前参数基本相同。综合考察，两案属于高度相似的类案。

（二）类案建构主体

类案构建究竟以哪一级检察机关为主体，是基层检察院、市级检察院、省级检察院抑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中，就案例制定主体，《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高检发研字［2010］3号）明确为最高人民检察院。［５］然而，类案监督中类案的建构主体，恰恰与之相反。笔者认为，类案建构主体应是多元而非一元的，每一级检察机关都具有类案建构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检察院近乎可以不具有类案建构资格。类案监督监督的对象是同域同级法院（判决），因而该建构与法院的审级体系有先天的亲密关系。从四级法院体系看，我国法院体系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结构，最高人民法院居于塔顶，基层人民法院居于塔基。然而该体系其实是分散而不是完整的体系，两审终审制将我国法院体系分割为三组金字塔，分别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每一组法院都不能垮组对下下级院直接作用，高级人民法院对基层人民法院尚没有直接的司法辐射力，更何况最高人民法院，即使将再审制度视为三审制度，多组金字塔并存的分散结构也不会因之实质性的改变。而从直接案件受理数而言，则是自基层至最高层逐级递减。完全理想完美状态，每一院判决结果均合法合理，则大大减少上诉，从而达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收获良好效果。因而，与法院审级相对的负有宪法赋予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若每一级院将符合类案监督情形的案件，通过同级类案监督形式予以监督，使得量刑均衡，则公平正义的实现，司法资源的节约，社会效果的良好等即可实现。所以，基层检察院针对基层法院构建类案、市级检察院针对中级法院、省级检察院针对高级法院，进行类案体构建，应是合理的。因而，类案的建构主体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

三、类案监督的基本途径

（一）吸收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成功经验，建立类案监督会议制度

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已于2010年4月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作为制度确定下来，虽然提交会议讨论的多是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罪或定性疑难以及检察院提起抗诉的等案件，量刑问题尤其是量刑监督之类案监督问题并没有列入审委会的讨论范围，但实践中这种会议制度方式将检察机关单一事后监督的方式拓展为高效合理的事前与事后双监督，这也为建立类案监督会议制度创造了实践基础。同时，从类案监督“整体对整体”的特征，在现行制度化的法律程序与非正式制度化程序之间,其基本途径应当选择非正式制度化程序,检察机关与法院就类案共性问题建立会议机制,就类案监督形成会议决议或纪要，通过该决议或纪要将类案共性内容转变为法官、法院审判案件的依据,促使法院内部的量刑统一，从而避免法官在审理具体个案时,摆脱或消除对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中依据类案共性所提出量刑建议说服力的质疑,这也是类案监督这一整体对整体的监督方式之题中之意。

（二）完善检察建议书（或检察意见书），以检察建议（或检察意见书）启动类案监督会议

目前，检察建议尚无《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检察官法》等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但检察机关享有检察建议权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第五条的明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的原则性规定，以检察建议形式启动类案监督会议具有相当法律依据。同时，完善检察建议内容，在检察建议理由部分充分论述类案量刑公正合法合理的理由及某待监督个案量刑不适当所在等问题。

（三）建立判决背离说理、报告制度

背离报告制度是来源于德国的一项制度，在德国，联邦的判例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下级法院做出的与联邦判例相反的判决将是非法的。同时，一般法院包括最高法院的判例对其他法院在类似案件的判决虽并无强制约束力，但根据“背离判例的报告制度”，当法院要背离判例另行判决时，必须向上级法院报告。［６］因此，在形成类案监督机制同时，必须明确不予参照或任意违背类案的法律后果。借鉴并发展德国“背离判决报告制度”,可如是建立不予参照或任意违背类案的法律后果,即当案件承办检察官发现判决背离类案情形时,应提出并向本院的检察委员会和上级检察院报告,上级检察院认为必要,可通过同样类案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启动类案监督。

注释：

［１］参见杨景宇：《监督法辅导讲座》，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２］参见2010年7月21日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上《实现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跨越式发展》的讲话中指出：“要建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例指导制度，加强类案研究，总结成功经验，正确掌握抗诉标准，提高整体工作水平。”

［３］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2011）龙刑未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

［４］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2011）龙刑未初字第15号刑事判决书。

［５］王王允:《判例在德国法律制度中的作用》,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