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哲理之思

【前言】社区矫正哲理之思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社会创新管理的功能作用，以及司法与社会创新管理的关系，本文不予论述。笔者认为社区矫正是社会创新管理的应有之举。其理由有三，一是社会矫正工作的对象、内容、程序和方法本来就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社区矫正的成败与成效大小，直...

新《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对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这一规定是我国自2009年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总结，社区矫正进法典，标志着我国刑罚执行制度从监禁刑走向非监禁刑，实行监狱监禁与非监禁相结合的条文化刑罚执行制度。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这一改革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刑罚执行制度逐步迈向理性，走向“人本主义”，坚持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的“人性论”的法治理念。

据了解，自2009年我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以来，截至2011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35个地（市）、2683个县（市、区）、36408个乡镇（街道）已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乡镇（街道）覆盖面达89%，北京等省（区、市）已经实现辖区全覆盖；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88.2万人，累计解除矫正48.2万人，现有社区矫正人员40万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保障机制也初步形成，司法部成立社区矫正管理局，全国28个省（区、市）设立了社区矫正管理机构，截至2011年12月，全国共有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7万人，社会志愿者44.3万人，共建立469个县（区、市）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各地普遍建立了以司法所工作人员为主、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积极协助的专群结合的工作队伍，建立了接收、监管、教育、解除矫正等制度，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工作制度和流程，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和保障机制初步形成。

一、人本主义是社区矫正之根

人本主义讲的是人始终是法律的主体、关键和目的，法治之法必须以人为依归。“人是法律的创造者、表述者和改进者，法律需要人的意志和行为才能由规范变成现实，使法律成为有效的规则。”［１］“法律实践的启动依赖于人，法律实践过程依靠人，法律实践的后果承担者还是人，并且法律实践的最终结果的好坏要以“人”及其利益为标准来检验。”［２］对此，马克思做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一定条件下的、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３］。一切法律活动都是体现人的主体性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４］而“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５］。所有法律秉持以人为本，包括立法和执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因此，以人为本应该讲是社区矫正之根。另外，从人本法律观的基本范畴的内涵来讲，即人性、人权、人道、人伦、人格等方面，社区矫正全面涵盖了人本法律观的基本范畴。“人本法律观是结构严密的逻辑体系，具有自身的范畴和分析方法，它的基本观点是：人性是法治的理论起点，应该立足特定历史时期人性的基本特征进行制度设计；虽然保障人权在实践中可以与其他社会目标存在冲突，但人权实践是检验中国发展与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准；法律的制定实施过程应该弘扬人道；整个法治体系追求的终极目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格独立和彻底解放。”［６］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实施社区矫正的灵魂和检验执法效果的标准，实践证明社区矫正的正确实施，使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已达到高度的统一，社区矫正把部分刑罚执行对象，从监狱监禁转变为非监禁，显然是人道主义的弘扬，就被执行的对象而言，以非监禁的方法来执行，其人格受到了尊重，人身获得相对的自由和解放。同时，社区矫正不仅仅是从人本主义的法治内涵，即人性、人权、人道、人格加以彰显，它还把关于“人伦”的道德标准进行了诠释，在道德这一层面，人民群众参与社区矫正，不讲待遇，牺牲个人，为了他人的高尚道德在群众自治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另外，在矫正的内容和方法上，许多地区的做法，均是容法制教育、道德教育、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为一体，充分地彰显人文和人伦精神。

二、社区矫正是社会创新管理的应有之举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社会创新管理的功能作用，以及司法与社会创新管理的关系，本文不予论述。笔者认为社区矫正是社会创新管理的应有之举。其理由有三，一是社会矫正工作的对象、内容、程序和方法本来就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社区矫正的成败与成效大小，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和社会治安问题；二是就社区矫正的工作和方法而言，把大墙内的监禁刑转变为大墙外的非监禁刑，在我国不能不说这是社会管理形式之一，即刑罚执行方式方法的一大创新；三是就中央近日在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从整体上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要求而言，社区矫正工作本身就象征着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因为它把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交由社会自治机构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笔者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近现代不同社会制度的各个国家，其社会管理水平的高与低，衡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社会自治的程度与水平。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实现自治，由社会各个成员，各个组织自己管理自己，政府的管控职能越来越少，大政府变为小政府，小社会变成大社会，充分地实现群众自治，应该说这就是近现代社会管理的科学水平——高度自治。而社区矫正这种管理模式，其根本属性就是“群众自治”。它是各个群众组织和社会志愿者参与，实行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自治组织，尤其是要实现矫正对象的心理救治，使其早日回归社会的帮教工作，离开了群众的积极参与，矫正工作就无从谈起。因此，在眼下全国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中，笔者建议，应当把社区矫正纳入综合试点之内，它对全面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将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三、社区矫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内容

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的总结、归纳、完善及确立，是我国广大刑罚执行学工作者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笔者认为科学地评价与总结社区矫正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应当说它是具有中国特色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标志。因为，从刑事政策来看，社区矫正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政策，这是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内容，它也是实现我国刑罚目的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从我国刑罚执行结构来看，如果说以自由刑取代肉体刑是人类刑罚执行方式历史发展中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社区矫正制度又向人类社会文明迈出了一大步，实现了刑罚执行方式由监禁刑向非监禁刑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实行社区矫正，救助、矫正犯罪和教育改造罪犯，使其置身于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社区中，可以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为罪犯提供了一个与社会接触、适应的机会，同时，可以有效的消除罪犯内心的不良记忆，逐步使他们重新参与社会、顺利的回归社会，从而实现刑罚的社会化、人道化，也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改造。从而改善社会控制力，减少重新犯罪，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也有利于培养公民内心对于法律的信仰，有利于培养社会共同法治观念和法治心理，从而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这些都有利于刑罚的公众认同感产生并最终有利于法律信仰的形成。我国实施社区矫正的这些初步的经验，以及社区矫正的功能作用及社会影响力，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罚执行制度形成之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四、社区矫正是我国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标志

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通过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其中第61条明确指出：“囚犯的待遇不应侧重于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明确指出：“应当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会团体以及学校和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社区矫正此次写入刑诉法，无疑是我国在行刑社会化发展中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规定，不仅是对联合国公约的积极回应，更标志着我国行刑迈入了社会化的历史时期。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科学态度，在行刑观念，执行刑罚的基础理论方面，对来自域外的各种理念，作为社区矫正基础理论加以辨别和吸收。其中包括“犯罪人格矫正论”、“犯罪标签论”和“犯罪复归论”。

五、犯罪人格矫正论

犯罪的人格矫正理论较早是由菲利系统提出的，他认为导致犯罪的原因有三：人类学的因素、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其中社会因素是指能够促使人类生活不诚实、不完满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道德及文化生活中的各种不安定因素。菲利认为，任何一种犯罪行为乃至整个社会的犯罪现象都是上述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因素尤为重要。作为菲利的刑罚观也就是在此基础之上而建立的。菲利认为刑罚未必是最有效的，他认为犯罪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本身所决定的，动之于刑罚未必都是最有效的，而建立一系列的补充策略却是切实可行的将社会政策及社会福利设施的确立都归入刑罚补充策略，菲利称其为“刑罚的代用物”。在菲利看来，刑罚的本质是矫正、预防的教育刑，是防卫社会，即通过社会进行矫正。犯罪人可分为矫正可能者和矫正不可能者两类。对于矫正可能者加以矫正，对于不可能者进行社会的隔离。

六、犯罪标签论

标签理论是西方社会学在布卢默、戈夫曼等人互动理论基础上针对社会越轨问题研究中提出的一种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最初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6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70、80年代在西方影响达到高峰。标签理论主要研究越轨产生的过程而不是越轨者本身，标签理论将研究重心转向越轨者与周围导致越轨的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该理论运用互动观点来解释犯罪行为之形成过程。作为社会化过程理论的一支，该理论在坚持犯罪是个体与社会，以及个体与各种社会化机构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互相作用的结果基础上，着重从对行为的社会解释角度来认识犯罪，认为人的行为并不取决于行为本身的内在性质，而是取决于社会解释方式，即社会将这些行为称作什么，以及由这些称呼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个体对这种称谓的反应。任何行为都不是天生犯罪的，而是社会把某些行为确定为犯罪行为并给行为人贴上了犯罪标签。被行为人本人反复强化被标定的“形象”——犯罪者，从而最终被称为职业犯。根据此理论，违规者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就会在其心灵上打下耻辱的烙印，产生“自我降格”的心理过程，进而顺应社会对其的评价，“违规”甚至会被“合理化”而演变为行为人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将罪犯判刑入狱无疑是最深刻的“标签化”过程。代之以社区矫正措施可以减少因这种“标签化”带来的负作用。

七、犯罪复归论

复归理论认为，所有的犯罪都是可以复归的，监狱只是一个提供矫正犯罪的富有建设性的地方，而不是惩治犯罪，剥夺犯罪自由、能力的地方，同时，有些学者认为“将一个人数年之久关在高度警戒的监狱里，告诉他每天睡觉、起床时间和每日每分钟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再将其抛向街头并指望他成为一名模范公民，这是不可思议的！”［７］因此，“矫正的任务包括在犯人和社区之间建立或重新建立牢固的联系，使罪犯归入或重归社会生活中去，恢复家庭关系，获得职业教育。就广泛的意义而言，即在于违反人在社会政党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提供帮助。”［８］这种理论认为，犯罪是社会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改造罪犯必须使其置于多种关系构成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事多方面社会实践和体验。在罪犯复归社会前后，只有充分调动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合力救助、教育改造和防范犯罪分子，才能保证和巩固刑罚执行的效果，确保刑罚执行效果的实现。复归理论为社区矫正提供了理论基础，提出刑罚的社会化，有社区和政府合理改造罪犯，以达到改造罪犯，防止犯罪的目的。

注释：

［１］李龙：《人本法律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79-80页。

［２］同①

［３］《马克思论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５］同上书，第71页。

［６］同①，第90页。

［７］克莱梅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８］克莱梅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