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组织化及其体育健身激励研究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农民工的组织化及其体育健身的相关性进行研究。认为农民工的组织化与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程度和社会冲突与安全有相关性，是农民工发展体育健身的重要途径。从组织化的角度对农民工的体育健身进行激励，提出基于心理契约的群体激励对策、基于角色分析的组织激励对策和基于利益诉求的组织激励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组织化；体育锻炼；激励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2-0045-05

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进程而产生的一类具有时代性的特殊人才。我国目前的农民工总人数超过12000万，而且以每年大于100万的速度增长，成为一个新生的群体组织。农民工组织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城乡二元格局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他们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资源获取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是社会上的流动性群体。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社会阶层，农民工群体为了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满足其自身的社会需求，形成包括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社会群体组织。农民工的组织化对于农民工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作用。在“十二五”规划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推动全民健身工程，实现中国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转变，农民工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农民工的体育健身使健身意识深入农民工群体组织，从组织化的角度对农民工的体育健身进行激励，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和健康指数是我国迈向体育强国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1 农民工组织化的现状与原因

农民工的组织化是指农民工为了获取相应的社会支持，满足自身的社会需要而主动加入社会各类组织的社会行为。社会群体理论研究认为群体能够帮助群体成员实现情感欲望的寄托，满足其表达意愿的需求，为成员提供意愿表达和情感交流的机会。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面临旧的生活体系的脱离与新的生活环境的重构，在这种新的重构过程中伴随着情感的孤独和无助，此时农民工就会出现对新组织的情感诉求。新的能够为农民工提供情感寄托和社会支持的群体组织应运而生。

关于农民工组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理论层面和实际现实两个层面。在理论方面，陈成文的研究认为农民工的组织化主要分为冲突论视角、功能论视角和互动论视角三个研究视角，从冲突论的视角来看农民工的组织化是一种冲突化解机制，有利于群体目标的利益整合；从功能论的视角来看组织化是一种权利维护机制和资源获取机制，有利于农民工生存境遇的改变；从互动论的视角来看组织化是一种主要的互动机制，有利于农民工个体角色的定位和社会互动关系的平衡。钱民辉教授在“流动人口与小城镇发展研究项目”的课题中指出农民工有自己的正式组织，但随着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加深非正式组织逐步成为主要的组织形式。要充分重视农民工非正式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徐旭初研究了浙江省农民工的维权问题，分析了组织化与“法团主义”对农民工维权的重大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工的组织化正呈现出多元化的新局面。（见图1）

从我国农民工组织化的现状可见我国农民工的自组织化程度较高，非正式组织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正式组织，比例大约为4.3∶1.可见由农民工自发组成利益诉求组织的积极性较高。

影响农民工组织化的原因主要有制度方面和思想方面两个层面的原因。（见表1）

我国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是农民工组织化的根本。由上可见农民工组织化既有制度机制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参与受限、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制度低效、大众传媒缺位和司法救济有限，又有思想方面农民工维权意识、利益诉求和组织诉求的觉醒。农民工的组织化虽然刚刚兴起不久，但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和推进全民健身工程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根据社会分层理论，我国的社会群体可以划分为十个阶层和五个等级，农民工处于社会的中上层、中中层和中下层三个等级，相对来看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比较低，社会融入性差，相应的自组织化程度高。鉴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以5个假设为前提，对农民工的组织化行为和农民工的体育健身进行相关研究。（见表2）

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是研究的因变量，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程度和社会冲突与安全是研究的自变量。这五个方面又划分为相应的指标体系进行具体的衡量。经济层面主要包括月工资水平，职业性质、生活保障、福利待遇等；社会层面主要包括社会交往、社会等级、社会参与环境等；心理层面主要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文化程度层面主要包括学历水平和素质；社会冲突与安全主要包括社会冲突频率和社会安全感保障。

根据相关的假设研究，农民工的组织化与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程度和社会冲突与安全可能有关系。通过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程度和社会冲突与安全的相关的指标与农民工组织化和参与体育健身的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来验证假设。（见表2）

通过研究认为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文化程度、社会冲突与安全存在相关性联系。通过相关性分析证明前提假设成立。其中，农民工的组织化与收入水平成正比而体育锻炼现状与收入水平成反向相关；福利待遇和社会交往与组织化程度成负相关的关系，相关系数水平较高。

在经济层面，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与其组织化成负相关的关系，工资收入水平越高，则表示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越多，社会关系越多，参与的组织和各种活动相应会增加。而收入较低的农民工由于受到收入的限制社会交往相对较少，相应的社会组织参与程度较低。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农民工的组织化相关性最高，是月收入1000元以下农民工组织化系数的3.4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越高其经济收入对健身锻炼的相关性影响越小，即体育锻炼的可能性越大。其中1000元收入以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对体育健身的相关性影响最显著为0.385，当农民工的工资在3000元以上水平时体育锻炼变量不显著。在职业方面，建筑业和餐饮服务业在0.001水平上显著，工业在0.01水平上显著，建筑业和餐饮服务业参与组织化的程度最高。在体育健身方面保安职业在0.001水平上显著，保安职业与体育锻炼的关联性更加密切。在经济层面从显著的变量分析来看农民工职业性质的显著性不大，相对与处于职业中下层的农民工而言比处于中层及以上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更高，职业层次高的农民工的体育健身可能性更高。在工资收入方面，工资收入越高其组织化程度和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越高，在工资收入上组织化的发展与群众体育健身的发展成正相关。

在社会层面，农民工的福利待遇、社会交往、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在0.01水平上显著。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越高社会交往越多，其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越多，越有利与其参与更多的群体组织活动。福利待遇是一种劳动保障，反映出对农民工劳动利益权力的保障，当权力保障比较健全时农民工的权力维护诉求较弱组织化程度相应较低，当劳动保障不健全时农民工的劳动利益权力有需要维护的需求会自发参加到组织中，组织化的可能性提高。在体育健身方面，劳动休息休假和工作与休息时间在0.001水平上显著。劳动休息和休假是农民工进行体育锻炼的前提条件，劳动休息和休假与农民工的体育健身水平成正相关关系。在社会交往方面，农民与市民的社会差距和冲突越大市民的排斥越强烈，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越低，农民工获得社会情感和物质支持的可能性越小。

在心理层面，自己的认可和社会认可与农民工的组织化和体育健身成正相关的关系。农民工的自我认同越强烈，对打工地有家的感觉，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更新更有利于农民工的组织化和体育健身的可能性。其中社会的包容性和自我的认同相关性最高，显著影响农民工的组织化和体育锻炼可能性。

在文化程度方面和社会冲突与安全方面，文化程度与农民工的体育健身正相关，但与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没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越高，其对体育锻炼的意义和认识更加深刻，参加体育锻炼的可能性更高。社会冲突中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在0.001水平上与农民工的组织化相关。与市民的冲突频率越高，农民工加入组织寻求保护的可能性越大。安全感和安全程度与组织行为密切相关，相关性分析显示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的高低与组织化在0.001水平上显著。农民工晚上外出没有安全感和社交缺乏安全感，在经济人理性的支配下自然会转向寻求组织的支持和保护，组织化的可能性提高。

3 基于组织化理论的农民工体育健身激励

组织力是一种组织对其成员的影响能力，组织通过一定的心理、角色和利益来调节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向着组织期望的目标发展。调查研究显示当前农民工的组织化已成为农民工向城市融入过程中的一种发展模式，是农民工城市化过程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在农民工组织中利用组织力来激励他们参加体育锻炼，提高身心素质，是群众体育走进农民工的一条有效途径，对于农民工的体育健身乃至全国的全民健身工程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1 基于心理契约的群体激励分析

心理契约的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Argyris在《理解组织行为》中认为心理契约是组织中除了正式的经济契约关系规定外所隐藏的组织和成员之间一种相互期望和理解。著名的管理心理学家施恩也提出：“心理契约是个人将有所奉献与组织欲望有所获取之间以及组织将针对个人期望收获而有所提供的一种配合。”［1］对于心理契约的研究国内外还没有一种统一的定论。心理契约具有双向、动态、非正式的特点，是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一种互动的心理期望。农民工组织成员的心理契约特征表现为：希望得到尊重、需要保护和支持、增加就业机会，加强社会交往，寻找精神寄托。农民工的心理契约在现实中有激励和凝聚作用。

农民工的体育健身工作要着力于农民工的心理契约才能在组织中通过组织力的作用加以推广和实施。农民工组织化的心理契约建立在相应的尊重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生理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层面。（见图4）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利用农民工的组织心理契约和相应的需求分析开展相应的体育健身活动，提高体育运动的外延效应，通过群体体育活动提高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通过长期的体育锻炼塑造自立、自强、拼搏的精神品质。

在农民工组织中加大对体育健身价值的宣传。在组织中塑造良好的体育健身氛围，树立健康的观念，从提高对体育的认识上入手，加大组织成员的认知程度，从自我实现的角度进行激励，营造追求健康的组织文化。把体育锻炼发展成为农民工组织成员交往的重要手段，推动农民工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

丰富农民工体育锻炼的内容。根据农民工组织人群的自身特点，制定组织合理的体育锻炼活动，提高农民工的体育运动技能。农民工组织关心体育活动满足组织成员尊重的需要，设立相应的比赛和奖励，对体育运动能力强者进行奖励，满足农民工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娱乐的同时提升自我认可程度，激励农民工在体育的娱乐性中享受体育的健身价值。

3.2 基于角色分析的组织激励分析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根据角色分析，农民工在组织中也存在着多重角色：组织的领头人，组织的成员和组织的协调者。农民工的体育锻炼由于其分散、临时、流动性强，长期无人组织管理从而造成农民工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充分利用农民工的组织化，成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体育组织形式，让体育锻炼真正走入到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是农民工体育健身发展的出路。

根据麦克利兰的成就需求理论，领导者的激励方式重在工作成就方面的激励。农民工的潜意识中具有自卑感和性格压抑等特点，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积极性不高，需要农民工组织领头人的组织与管理。农民工自身对体育健身活动掌握的较少，也怕被人瞧不起缺乏自信更需要农民工组织的带头和引领。在组织激励层面，由于农民工在组织中的角色地位不同，相应的有不同的激励方式，组织的领头者需要较高层次的成就激励，协调者重在工作自身内容上的激励，组织成员重在体育健身带来的好处和效果激励。

3.3 基于利益诉求的组织激励分析

农民工的组织化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社会支持，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既包括公平就业和享受待遇权，也包括平等参与体育锻炼的权利。农民工组织充分发挥体育健身方面利益诉求的作用将有利于推动农民工的体育健身工程。农民工组织的利益诉求主要包括：要求加大社会支持力度，确保农民工体育健身的参与权；要求社会舆论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歧视；争取政府和社会资金为农民工的体育健身增加经费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农民组织的体育锻炼内容，提高农民工体育锻炼的积极性。（见图5）

农民工是城市的合法市民成员，应该融入城市享受和城市人一样的体育健身环境和方式。农民工的体育健身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做支撑，作为农民工组织应为农民工争取休闲体育健身的条件、环境、设施和时间。特别要维护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根据以上相关性研究表明农民工参与体育锻炼与农民工的劳动休息休假成正相关。农民工组织要确保农民工体育健身的参与权，加大社会对农民工体育健身的支持和重视程度。

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一些城市市民对农民工存在歧视，这种歧视的心理或行为会对农民工的心理造成伤害，使农民工形成自闭和自卑的心理，挫伤农民工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农民工组织应为农民工争取社会的人文关怀，为农民工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体育生活，为农民工争取一种宽松、公平的社会氛围，利用社会舆论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歧视。

农民工的体育健身场所大多集中在公园或社区内，有些农民工生活的社区条件脏又乱没有配套的体育健身设施，限制了农民工体育健身活动的开展。农民工组织应努力吸纳社会资金和体育彩票基金为农民工的体育健身提供便利设施，使农民工的体育健身活动生活化，提供免费的健身场地、设施和器材，方便农民工进行体育锻炼，丰富他们的业余休闲活动。

农民工的收入较低文化程度也相对不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的体育认知和体育锻炼技能，体育素质相对较低。农民工组织应着力打造先进的体育文化理念，通过体育文化感染农民工，增强群体意识和协调能力。需要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农民组织的体育锻炼内容，提高农民工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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