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人娱乐观念的十件事

不管你是否相信21世纪是一个娱乐的世纪这一说法，但有一点至少是可以肯定的，今天的娱乐和从前的“找乐”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导致其中诸多差别的关键在于中国人娱乐观念的变化，很多人已经觉得“寓教于乐”之类说法，不仅老土而且太不尊重娱乐。回头看看中国人在娱乐观念上走过的坎坷之路，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可乐的事，但千万不要太瞧不起当年的自己--谁还没有幼稚的童年呢？

第一次看见公开亲嘴

1979年《大众电影》第五期的封底登了幅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剧照，一个读者看过后气得哆嗦起来，哆嗦之后他奋笔疾书，一纸檄文投向编辑部，“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这一诘问引来不少共鸣。现在想来，一吻可以乱江山的确是种奇怪的逻辑。那时就那么一本电影刊物，消遣少，“接吻”的《大众电影》又卖得特火，刚从""的政治桎梏下喘出一口气的中国人，你让他干吗去？感谢当年年底的三中全会，几年后，北京街头当众接吻成了最时髦的户外活动，国家没乱，20年下来，经济增长的幅度倒是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当众

1979年的北京还出现了一件震动高层的事件:新建成的首都机场候机大厅一幅壁画惹了麻烦，有人惊呼澡堂子搬到户外了，要不是因为画的是少数民族、是泼水节、还略带抽象，估计有人恨不能立即把袁运生当作高级流氓送进秦城监狱。谁都得佩服北京人的精神，那么远的机场，能走得动的一半儿都去看了。看过后得出结论，果然不太像澡堂子，于是领导下了结论：这画儿，还是艺术。然而好长时间那画还是被堵上了。

事情完了吗？没有，到了90年代初，中央美院的教授靳尚谊等人也惹了类似的麻烦，中国美术馆前面黑压压沉默的人群，排着长队看那几幅“画”。那年气氛不太好，大家好像有点儿压抑。回到1979年，全民学外语，一本“FOLLOWME”背得滚瓜烂熟，就是没学会英国人常挂在嘴上的“放松”这个词怎么说。难怪人家说我们的精神状态是：绷着。

到了今年，不是又有那么几个人在搞人体艺术展，而且要巡回吗？却已经没人当回事，甚至一般女孩拍“留驻青春”的也一时成风。爱拍不拍，谁管谁呀！

从靡靡之音到“四大天王”

中国人向来对女人有偏见，那么多人被邓丽君软绵绵的小曲儿搞得丹田发软、气若游丝，干四化没了劲儿，当然不行。后来终于容忍她存在了，但她是她你是你，你不能学！你个唱花鼓戏出身的李谷一，在《三峡情》里玩什么“气声”啊，口诛笔伐！现在好了，啥没听过？听啥也都不中毒了，牛！

其实，跟先前相比，咱中国人之所以会如此牛，在很大程度上还得感谢南边的香港师傅和东边的台湾师傅，霍大侠堪称师祖，不仅让咱们以往看电视受教育这档严肃之事变成了爱国娱乐，而且后来粤语歌横扫内地城乡，多半也仰仗那声“翻碎八拧”（“昏睡百年”）之赐。

现如今，我们已经不太适应没有港台味的演唱会和电视连续剧了。真不知道这品位是走低了还是上扬了。反正连很有艺术水准的黄健中导演排个武侠片也不得不以“灭掉港台连续剧”为奋斗目标，只是想起现在还有人在那儿孤独地吆喝：“香港是个文化沙漠”，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刘大姐大

中国人又离不开女人，总得有个女人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邓丽君后，刘晓庆迅速出场，《我的路》那句“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有点儿激昂有点儿矫情，让人难忘。那时文学刊物开始败落，要没刘晓庆这个中篇顶一阵子，完蛋得更快。现在名人出书特时髦，可人家刘晓庆十几年前就走到了前面，不服行吗？

严格意义上说，刘晓庆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明星。明星是造出来的，功失得在戏外，得有点儿绯闻、有点儿让人眼红的收入、有点儿逃税的传言、有点儿粗鲁的个性。后来明星多了，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有绯闻的也多了，明星们见面互相调侃：你们文艺界，乱！收入也让人眼红：1989年，一歌星最大的理想还是有辆北京吉普，到了2000年他的家产却已超过了千万。明星有逃税的；有数钱数得忘了上台的；有先行一步10年前就开始吃“药”的；更多的是打人的--有把娱记放翻打下水的；有停下车打司机的；有在宾馆打服务员的；有冲进编辑部打编辑的……你谴责他吗？他告诉你：你最好把我当普通人，我也有脾气。明星也是人嘛，用现代时髦的话说：草根天性，饱含激情。

这事儿最近起了变化，明星被打的也多了，严重的还住了医院，甚至还打出来个毛宁的“性取向”问题。看来新世纪一到，大家脾气都见长。

20年一部明星史说起来有点乱，有人恨这些又乱又挣钱的家伙，但想想这些人也有用，没他们，我们生活中的乐子就会太少了。 一台晚会二十年

1983年的春节，中央电视台开始第一次播出春节联欢晚会，这事有意义，也没意义。有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中国人春节的生活形态，没意义在于20年一以贯之，半死不活成了鸡肋。观众笑了，不久就烦了；电视台乐了，但很快又慌了、木了；明星多了，立马就富了。 摇啊摇，摇到娱乐圈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5月份，一百名星星搞了个演唱会，这事儿后来被说得天大，记在了“音乐史”上，崔健也出现在那场音乐会上，从崇文门的马克西姆走出来，他浮出了水面，《一无所有》将永远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心态。这事儿的意义在于，从那以后，歌坛分化了，娱乐方式也多元化了；民间乐队多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人民掌握了自主进入娱乐圈的权力。 少儿不宜

1988年，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王进拍了一部叫作《寡妇村》的电影，第一次被有关部门定级为“少儿不宜”。电影分级制度的改革后来不了了之，实在可惜。电影审查理所应当，但标准、尺度应该细化，不能像老北京卖布的伙计，左手一尺右手一丈地随意下剪子。分级的好处在于：给年轻的同志多看点儿刺激的，等他们成了老同志跟儿子一起看电影时可以有准备，别等镜头出现再慌里慌张地遮儿子的眼睛。

与国际“接轨”

1988年关于电影还应该记住的是《红高粱》，它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第五代在这以前小火咕嘟着，这时彻底熟了。记住1988年，那一年变化飞快，物价一天一变，人们的价值观、对社会的观感也变化飞快。过了这一年，一切都不一样了。人越来越实在，电影也好像越来越不“艺术”，面对市场，张艺谋也撕破脸了，冯小刚也敢叫板了。观众呢，当然是全傻了眼了。 让一部分人先酷起来

要说电影，80年代初，日本的很时髦，那时有个高仓健，好听的叫酷，难听的叫装孙子，除了《追捕》，还有一部叫《兆治的酒馆》，被很多人忘掉。那里面有一个场景，一个没落的家伙天天在家里唱卡拉OK。那时的中国人没见过，不知这是什么玩艺儿，见了后觉得这资本主义是没落！到后来中国也有了这东西，没没落，只是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中国人房子小，于是有了专门的场所，叫歌厅。1991年，据说在广州还有了夜总会。这样的场所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量出现，最大的意义是让中国人从家里走了出去，下了班该干嘛干嘛去。后来发展为有地方跳舞、有地方唱歌、有地方桑拿，这几年这些地方被统称为“娱乐场所”。有了娱乐场所后，中国人的身心真是有点儿放松了。当然后来也有了不好的事儿，有个把坏人把娱乐场所变成了风月场所，这是个别现象。再后来乡村舞会式的舞厅衰落了，卡拉ok歌厅也不那么火了，人们的娱乐取向个性化发展了。 大片来了

到了1995年，电影惨了，别说一个张艺谋，就是李艺谋、刘艺谋全加上，也救不了中国的电影市场了。这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已成定局，经济面向全球，蒸蒸日上，电影市场需要激活，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丰富，大片就来了。《真实的谎言》尽管是真实的好莱坞垃圾，但还是让我们开了眼界，它让我们明白了高科技的简单用途，科技进入日常生活就从娱乐开始。大片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娱乐视野，还改变了中国人的娱乐消费观。那时一个国家干部一个月工资也就200元左右，于是北京的电影院外站满了送老婆独自进影院的丈夫，40元一张的电影票的确让人憷头。中国人爱沉默--面对电信暴利，沉默；面对娱乐暴利，沉默。结果是肥了奸商，害了自己。多年以后，暴利越来越离谱，到今年，电信玩出了个新花样，明降暗涨。娱乐呢？现在闹得沸沸扬扬，6月份三大男高音的演出门票最高达到1.6万元。娱乐，似乎越来越贵族化了。

（责编 李月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