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科学实验范文

改变世界的科学实验篇1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方法论；理想世界；现实世界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10－0015－04中图分类号：F822.2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More and more economists have had great eagerness to study the exchange rate of RMB and there have been many papers and book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se papers and books, we find out the error of research method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judging the value of these achievements and promoting future research. We hold that there are contact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dealized world and realistic world and between science concept and everyday concept. We criticize the error of methods that economists confus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dealized world and realistic world and between science concept and everyday concept. Then, we sum up the two main viewpoin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model and realistic worl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point out their shortcomings separately. We believe that the solid methodology foundation is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e to the effective research of the exchange rate of RMB.

Key words: exchange rate of RMB; methodology; idealized world; realistic world

一、引言

于1948年底诞生的人民币，一开始就被严厉的外汇管制封闭在中国边境之内，与世界经济的长期隔离使人民币汇率研究缺乏现实意义，30余年少有问津。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交往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的日益增强，人民币汇率越来越为世人关注。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一连串重要事件，诸如起始于1979年连续15年的贬值、起始于1981年为期13载的汇率双轨制、1994年实行的汇率并轨改革、1996年底实现的经常项目可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贬值压力以及当前由于国内外经济失衡引起的升值压力等事件将人民币汇率研究一次次推向高潮，以其为考察对象的科研成果数量逐年递增，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科研文献。

对业已形成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无论从现实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梳理工作往往按照两个向度来进行。一个向度是通过文献梳理来回答“我们认识了什么”的问题；另一个角度是通过梳理文献来回答“我们是如何认识的”的问题。对于前一个向度，研究者一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绝大多数以人民币汇率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工作都是以梳理前人的观点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整理人民币汇率研究观点的综述文章。通过这一向度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在人民币汇率研究领域，不仅仅一些核心问题，诸如人民币均衡汇率、汇率波动以及汇率制度等问题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而且一些细分问题，诸如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中国就业、进出口,甚至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进入了汇率研究的视野。

研究者对以上问题几乎都没有形成彼此相同的意见，相反，哪怕在任何一个细分问题上都存在着多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对相互竞争的观点进行分析、评价必然会突破这些观点“是什么”的范围，而进入更深入的探究层次，即“这些观点是如何得来的”。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由梳理文献的第一个向度进入到第二个向度，即“我们是如何认识的”，可见，对现有观点的分析评价不仅仅局限于考察其内容，还要深入考察其研究方法，达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后一个向度的考察属于方法论范畴，往往具有更加根本的地位，却经常为研究者所忽视。

本文沿着文献梳理的第二个向度审视过往的人民币汇率研究，以人民币汇率研究方法为考察对象，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是透视过往研究中普遍存在却为研究者视而不见的方法谬误。这些错误的研究方法在人民币汇率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清理这些方法魔障对于该领域的有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相反，不能在方法论层次上深刻认识这些错误的研究方法，而舍本逐末，仅仅对建立在这些方法基础上的各种观点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评价丝毫无助于该领域研究的进步。

关于方法对错的探讨注定是颇有争议的。毋庸说研究方法的对错，就是经济学理论的对错也被许多经济学家判定为是一个“伪问题”。比如，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3）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在这一问题上即持有工具主义立场，他们认为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人们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已。既是工具，则无对错之分，仅存在有用和无用的差别。如果说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理论是否可以用对错来判定这一问题上存在广泛争议的话，他们对于研究方法是否可以用对错来判定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却一致得多。广泛认同的观点是：研究方法，如同工具，仅有适当与否之别，而无真伪对错之分。即使是方法的适当性或恰当性问题也是一个与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相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独立于这些因素之外的问题(Dudley Shapere，1984)。既然如此，那么本文是在何种意义上来讨论方法的对错呢？

无论适当与否，效果高低，任何研究方法最基本地都被要求是逻辑一致的。本文即从这样一个最一般意义、或曰最低限度要求的视角来讨论方法的对错。亦即在本文中只有那些连逻辑一致这样一个最基本要求都没有达到的方法才被判定为是一种错误的方法。而这种错误的方法在人民币汇率研究中并不鲜见。可见，是否违反逻辑在本文中被确立为判定方法对错的惟一标准。本文将遵循这一标准，梳理过往文献，揭示人民币汇率研究中的错误方法。

二、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合

（一） 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即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它鲜活无比，也最为实在。理想世界是理论模型所反映的世界，理论模型通过改变假设条件来改变分析结果，相关因素被置于各种假设条件之下，或者说，理想世界是被条件化了的现实世界，二者具有本质区别。以汇率决定理论中的绝对购买力平价说为例，该理论选取汇率e、本国物价水平P与外国物价水平P＊ 三个变量，并将其置于如下假设条件之下：1.对于任何一种可贸易品，一价定律都成立；2.在两国物价指数的编制中，各种可贸易品所占权重相等。如果满足以上条件，采用直接标价法的汇率e与P、P＊之间具有如下函数关系：e=P/p＊。绝对购买力评价理论通过选择相关变量、确定假设条件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这就构建出了一个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虽然相关，却具有本质区别。表现在：1.在现实世界中，汇率e不仅与P、P＊两个变量相关，而且与本国的利率水平、国民收入、货币供给水平以及外国的利率水平、国民收入、货币供给水平等诸多变量相关，从严格意义上说，与汇率e相关的变量是无穷的，而非有限的，更不仅仅是P与P＊ 。理想世界将现实世界中除P与P＊之外的其他与汇率e相关的因素全部简化掉了。2.现实世界不能满足该模型的假设前提。从假设的功用角度来说，理论模型中的任何假设都不会与现实完全相符，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可见，不仅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而且其他汇率决定理论，更进一步说所有理论模型所给出的都是理想世界，揭示的都是理想世界中的相关关系，而绝非现实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的相关关系。

（二） 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

科学概念是指理论模型中所使用的概念，仅仅存在于理想世界。而日常概念是指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概念，存在于现实世界。有许多概念，诸如汇率、利率、国民收入、货币供给等概念既在理论模型中被使用，又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他们中有些概念是先在理论模型中被提出，后来也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比如GDP、总需求等概念；还有一些概念是先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后来被理论模型所借用，比如价格、汇率、利率等概念。尽管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存在一定联系，但我们不可以因此模糊了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的根本不同之处。

我们的语言体现着理解，这主要是说，我们的概念结晶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概念虽然是人类理解中最稳定的结构，但概念的含义仍然处在不断变迁之中，最根本地取决于使用概念的语境，语境不同，含义往往大相径庭。理论模型中的科学概念被现实生活借用，或者现实生活中的日常概念被理论模型借用，使用概念的语境都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理想世界向现实世界转变或从现实世界向理想世界转变。被借用概念的含义将会因为语境的改变而发生系统性改变(Erwin Schroedinger，1959)。我们还以汇率决定理论中的绝对购买力平价说为例，本国物价水平、外国物价水平以及汇率这三个概念既作为科学概念在理论模型中被使用，又作为日常概念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后者最典型的例子是各国在其每年的统计年鉴中对以上三个指标所记录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是统计部门对现实世界，或曰现实生活中的物价水平和汇率所作的统计。在这些资料中，物价水平和汇率是在日常概念的意义上被使用。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具有本质区别，所以以上统计数据绝非是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中的P、P＊以及e这三个科学概念的度量，P、P＊、e只存在于满足假设条件的理想世界中。以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定律（h=1/2at2）为例，研究者只有在满足假设条件的理想试验中获得的高度、加速度和时间的数据才是对科学概念意义上的h、a、t的正确度量。相反，在现实生活中测量的高度、加速度和时间的数据仅仅是日常概念，绝不能作为是对科学概念h、a、t的正确度量。可见，对于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说，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科学概念意义上的P、P＊、e，所以他们无法测量，甚至无法为我们所经验。

（三）错误地游走于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

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具有本质区别，混淆二者将违反基本的逻辑规律。譬如，经典力学中的自由落体定律告诉我们，假设没有空气阻力，从同一高度下落的两个物体，无论质量是否存在差异，他们都将同时落地。该定律揭示了一个理想世界中高度h、加速度a以及时间t这三个科学概念之间的函数关系，h=1/2at2。然而，无论比萨斜塔实验是否做过，是谁做过，我们都不难想象，从比萨斜塔顶上抛下一块软木和一个铅球，它们下落的速度将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这样，比萨斜塔实验是否否认了自由落体定律呢？或者，如果比萨斜塔实验中的软木与铅球恰巧同时落地是否证明了自由落体定律呢？答案显而易见，无论软木与铅球是否同时落地，比萨斜塔实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证自由落体定律。因为前者属于现实世界，后者属于理想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测量的高度、加速度以及时间与自由落体定律所反映的理想世界中的h、a、t具有本质区别，前者属于日常概念，后者属于科学概念。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研究的文献中，这种混淆却普遍存在。研究者往往用理论模型所反映的理想世界中存在的必然关系来论证现实世界中也存在同样的必然关系，或者研究者通过考察现实世界中的统计数据来验证理论模型的对错真伪。他们错误地游走于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违反了逻辑，却浑然不知。正如我们已经论证的那样，理论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仅仅存在于理想世界，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函数关系。用取自现实世界的统计数据（属于日常概念）来验证理想世界中的理论模型，或曰验证理想世界中变量（属于科学概念）之间的函数关系，已经违反逻辑，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

易纲、范敏（1997）使用《美国统计摘要》、《美国消费物价指数报告》、《中国生产资料市场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中的数据，加上自己在美国和中国亲自取样得来的数据验证汇率决定理论中的购买力平价说和利率平价说。这种验证工作从逻辑上说是一项错误的工作，他们居然也给出了答案，即现实数据不支持购买力平价说和利率平价说，进而得出以上理论模型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结论。由此使我们想到，正是由于这些研究者没有正确地认识到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科学概念和日常概念的本质区别，才导致有些学者企图搞 “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他们不懂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完全是两回事。退一步讲，如果他们的验证工作是合理的话，我们可以肯定，购买力平价说和利率平价说，甚至包括像自由落体定律那样的一切理论模型不仅不适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不适合美国等发达国家，事实上他们不适合任何现实世界。我们说理论模型具有普适性，并不是说它普遍地适合于一切现实世界，恰恰相反，它与一切现实世界具有本质区别，它仅仅适合于它所构建的那个理想世界。易纲、范敏进而提出为了使购买力平价说与利率平价说适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其加以修正，使其符合现实世界。修正的办法就是在原有函数关系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摩擦系数λ，用这个摩擦系数λ来代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的差异，λ是一个随机变量，随着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于是，利率平价模型由原来的（Eet+1-Et）/ Et=RRMB-R＄ 被易钢、范敏修正为（Eet+1-Et）/ Et=RRMB-R＄ +λ，其中，Eet+1表示对下一期汇率的预期，Et表示t期汇率（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R＄表示外币存款利率，RRMB表示人民币存款利率。同样，相对购买力平价模型也被易纲、范敏如法炮制，由原来的（Et－Et－1）/Et－1=лRMB-л＄修正为（Et－Et－1）/Et－1=лRMB-л＄+λ，λ=-a-b，于是有，（Et-Et-1）/Et-1=лRMB-л＄-a-b。其中，л＄和лRMB表示外国和中国t期的通货膨胀率，Et-1和Et分别表示t-1期和t期汇率，a表示中国通货膨胀中非贸易品涨价幅度高于外国的部分，b表示中国贸易品生产力提高速度快于美国的部分。

易纲、范敏通过给原有理论模型简单地加上一个代表理论与现实之间差异的摩擦系数λ的方式企图消除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本质区别。如果这样的修正能够算作理论改进或创新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给任何理论模型，诸如利率平价理论这样的经济学模型以及自由落体定律那样的物理学模型简单地加上一个代表理论与现实之间差异的摩擦系数λ，一劳永逸地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然而，事实上这是徒劳无益的。研究者通过确立假设前提来简化现实世界，构造出一个被简化了的理想世界，在这个理想世界里，数量极其有限的几个变量在假设前提的规范下表现出了某种确定的函数关系，这种关系由于其具有确定性而具有必然性，汇率决定理论是这样，自由落体定律也是如此。易纲、范敏给原来的模型加上一个摩擦系数λ，而λ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改变，是一个随机变量。这样一来，模型中的变量就由确定性的函数关系变成了非确定性的统计关系，这种统计关系是随机的，不具有任何确定性，因而也不具备普适性。而普适性是科学理论的基本品格，缺乏普适性便丧失了科学理论的地位。

混淆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的逻辑错误在人民币汇率研究文献中相当普遍，比如陈学彬（1999）、惠晓峰（1999）、张晓朴（2000）、俞乔（2000）、李亚新（2002）、王志强（2004）、邱冬阳（2006）等都曾用现实世界中的统计数据来验证汇率理论的正确性或适当性。如果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来验证自由落体定律的正确性或适当性的话，其逻辑错误昭然若揭。为什么在经济学中这样的错误却大行其道，值得我们深思。

三、娜拉出走后怎样

“娜拉出走后怎样”出典于《玩偶之家》。意思是说我们不满意于一种境遇，从它出走，又能到哪里去呢？理论模型毕竟不是智力游戏，构建模型的目的在于使我们更易于认识现实世界，把握现实世界。如果我们驳斥并放弃了以上那种通过混淆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来建立理论模型与现实生活联系的方式，那我们又能通过何种方式来搭建他们之间的桥梁呢？当我们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维便与晚近半个世纪的那次方法论之争实现了对接。

正如曼昆（Mankiw，N.G，2000）所言，要完全真实地构建任何一个模型都会复杂到使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理解，简单化是构建一个有用模型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假设方法来营造一个理想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简单化的不二法门。对于像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而言，他们可以在现实世界中通过“可控实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符合理想世界的实验环境，提取具有科学概念性质的实验数据，来验证理论模型的对错。而经济学却没有那样幸运，虽然实验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与自然科学的可控实验相比，经济学实验还简陋得多。那么如何来验证经济学模型的对错与否呢？这个问题牵动了当代最优秀的一批经济学家的神经。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和以萨缪尔森（Samuelson）为代表的卡内基―梅隆学派。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却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具有本质区别，来自现实世界的证据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证理论模型。鉴于理论模型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验证理论模型正确与否的努力。退而求其次，从构建理论模型的目的角度来确立评价理论模型的其他可行标准。

一种普遍的认识是：构建经济学模型的目的在于解决现实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解释和预测，即能够对现实问题给予有力的解释，并对无论有没有某种政策措施影响下的未来进行预测，理论模型如果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那就再理想不过了（道，2005）。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3）认为能够做出成功的预测是理论模型的首要目标，也是我们选择理论模型的主要指标。在他看来，理论的对错无法验证，我们应将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不去理会。而构建理论的目的是借助理论对现实生活中变量的未来值做出预测，由于预测是针对现实世界的，所以可以用现实世界的数据来验证。通过验证预测的准确程度来判断理论模型的“好用性”。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里，理论被当作工具，只有好用与否的区别，而无对错之分。同时，他认为解释和预测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个理论能够用来做出成功的预测，也必然能够用来对现实问题做出有力的解释。弗里德曼的观点招来了强烈的反对，对方反对他预测标准至上的观点，而且指出解释和预测具有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萨缪尔森（Samuelson ，1963）就是反对方的代表，他指出理论模型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解释现实问题，而不是预测变量未来的发展趋势。若要使理论具有解释力，就必须要求理论模型能够反映现实世界里的本质关系，而理论模型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所以就要求假设必须具有现实性。于是，如同弗里德曼一样，他实际上也将验证理论对错的问题搁置一旁，转而验证假设是否具有现实性，以确保理论模型能够被成功地用来解释现实。然而，“现实性”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对其进行有效验证几乎是不可能的。两派观点的争论开始于上世纪中叶，一直绵延至今。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是经济学家在对问题的认识上却相当明晰。他们虽然并未走上康庄大道，但毕竟已经绕过了陷阱与沼泽。反观 人民币汇率研究，我们发现研究的内容是21世纪的，而犯的错误却属于上个世纪前半叶。人民币汇率研究若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必须深刻认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学彬.近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态势分析――兼谈分析实际汇率应注意的问题[J].经济研究,1999,(1).

[2]道.经济学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71.

[3]惠晓峰等.基于购买力平价和简单货币学说的人民币长期汇率组合模型[J].国际金融研究,1999,(10).

[4]曼昆.宏观经济学（第四版）.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0.

[5]李亚新等.关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与应用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2,(10).

[6]王志强.人民币汇率购买力平价的界限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2).

[7]邱冬阳.人民币购买力平价――1997―2005年数据的协整分析[J].经济研究,2006,(5).

[8]易纲,范敏.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J].经济研究,1997,(10).

[9]俞乔.购买力平价，实际汇率与国际竞争力：关于测算我国加权实际汇率指数的理论与方法[J].金融研究,2000,(1).

[10]张晓朴.购买力平价思想的最新演变及其在人民币汇率中的应用[J].世界经济,2000,(9).

[11]Boland,L.A,1979:‘A Critique of Friedman’s Crit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7:503-522.

[12]Dudley Shapere,1984: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p.181.

[13]Erwin Schroedinger,1959:Mind and Matt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01.

[14]Milton Friedman,1953:‘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7.

改变世界的科学实验篇2

【关键词】决策；大数据；范型

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电脑、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自身及其所面对的各种客观对象的运动变化状况，几乎都能以数据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信息量猛增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给人们带来了大量的关于人类活动世界的巨量信息，通过它使人类知识的边界不断扩大，人们对客体及自身的认识得到极大的深入与拓展，大数据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决策赖以进行的信息与知识前提，推动着人类的决策模式的转化，使决策真正的走向科学时代。

一、决策的两大基本约束前提

决策通俗地讲就是决断和抉择，是人类的一项思维活动，是“一种以社会实践活动为对象，探索未来、选择未来、寻求必然性的思维活动，方向性强、目的性也强”i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信息是所有活动展开的前提。决策中人们首先要了解客观系统的属性及其状态、确定问题。信息是事物的存在形式与运动状态的表征，正是通过信息，人们了解到客观系统的运动状态及其相互联系的特征状态，从而达到对客观系统的真实的了解及其对问题的确定，没有有关事物的基本信息的了解整个决策活动就难以进行，因为整个的决策过程就是对信息的加工过程，因此信息的完备性、及时性、真实性直接影响决策的质量。成为约束人类进行决策的第一大前提。

决策中，具有了完备、准确、及时的信息是不是就会有高质量的决策呢？不是的，还决定于人们能否依据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质的正确的认知模型对信息进行正确的解读、加工和转换。按照传统的说法即决策要依据于“道”，“道”着，即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及本质。只有正确的解读、深入的理解影响客观对象的各种变量及其变量之间的关系，才能对客观对象形成正确的认知模型，才能正确的对所获信息进行加工，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说：“现代领导工作要做到决策科学化，不研究掌握科学的规律是不行的。”也说：“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要碰破自己的脑壳，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 ii，可见认知模型在决策中的重要意义。如果信息准确，但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模型错误，必然会对信息产生错误的解读和加工而导致错误的决策。重大决策中人们往往咨询专家，专家与普通人的区别正在于专家具有对客观对象较为深入的理解与认识。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人们往往难以获得对客观对象的正确理解与认识，而导致决策的错误。因而人们能否深入的认识与理解客观对象，建立正确的认知模型成为约束决策质量的第二大前提。

二、决策的三种主要历史范型

由于人类信息技术及其认识能力的不断发展与提高，人类获得信息的能力、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水平不断提升，从而改变着约束人类决策的两大基本前提，使人类的决策模式主要呈现出三种范型。

第一种是以天意为依据的非理性决策范型。宇宙浩瀚、社会复杂，而人类的认识能力有限，特别是人类社会初期，人类文明刚刚开始，由于原始的信息技术与有限的认识能力，人们对广漠宇宙与社会的认识处于混沌状态，对客观自然的运行及其本质不能理解，世界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黑箱”，此时人们只能臆测自然与社会是一个神灵的世界。在决策过程中，人们没有可用的对自然及社会的认知模型，不能深入的理解自然与社会的运行规律，只能以有限的信息，以所谓神灵的启示代替对信息的加工和推演。这种决策模型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决策模式。例如，我国殷商人时期就十分重视神判，通过占卜表达上天旨意和尘世中的王命。这种非理性原始决策模式是当时人们在认识力低下时的主要决策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的积累，文明的发展，占卜在决策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人们开始越来越依赖于经验。即使在现代，当人们遇到极为复杂的问题，自身的认识能力不能把握时，人们仍然可能重回这种非理性的决策模式。

第二种是以经验和直觉为主要依据的经验决策范型。随着人类实践能力与经验的积累，客观事物在人的面前逐渐的退去了神秘的面纱。凭借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开始感悟到一些影响客观对象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一些对客观对象理解的认知模型，由于这些因感悟而得的认知模型是建立在有限的经验基础之上，往往是片面的、不准确的、定性的、未经验证的，因而依据它有时可能得到正确的决策，有时则会得出错误的决策。这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易经模型，中国的先哲依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与感悟，将世界抽象为阴阳两个方面，认为世界是一个阴阳虚实推摩相荡的变化系统，并以此作为解释一切的根据。这一认知模型体现了先哲高超的认识水平，但这一模型是粗糙的、定性的、含糊的，因而在决策的解释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

第三种是科学决策范型，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实验方法的使用，人类在有的领域特别是自然领域的认识能力极大发展，人们已经能够基本完全的把握影响客观对象的因素及其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对有些客观对象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模糊的定性阶段，而达到了精确的定量阶段，依据精确客观的认知模型，人们可以对信息进行精确的解读和加工，准确的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从而做出科学的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决策。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客观对象的复杂程度极高，人类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虽然人们对人类社会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但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也使在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着一种“物理学妒羡”，因而，在社会领域人类仍然在很多的时候借助于体悟和经验来进行决策

人类的这三大基本决策范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至于以那一种决策范型为主，主要决定于人类在不同时期的信息获得能力和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入程度。

三、大数据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决策的两大前提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类已经经历了数次信息技术革命。第一次是语言的出现。语言的产生使人类世界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意义符号系统，人类开始用这一符号系统进行理解世界、认识世界。第二次是文字的出现。文字使人类的知识经验得以超越时空得以传递和积累。第三次是印刷术的发明。它可以使人类超越自身时空的局限分享彼此的知识和经验，使人类的认识水平进一步提升。第四次，就是本次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引发的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脑、智能手机，摄像头，POS机以及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等终端接入互联网，使海量的交易数据、交互数据和传感数据爆发式的增长，这些巨量的数据信息与人类新的信息处理技术——云计算技术相结合，使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与把握能力剧增，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首先改变了决策的信息约束前提。世界一直在进行着运动变化，信息一直存在，但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技术能力来全面、深入地收集事物发展变化的完整、及时的信息，人们只能囿于自身狭隘、片面、不完备的经验世界，使人类大多的时候只能在不完备的信息前提下进行决策。大数据技术的到来，使人们把握的数据越来越多样化，信息粒度更细，变得实时而具有迭代性，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世界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成为信息进入人类的认识视野，使人类在决策过程中具有了完备、准确和及时的信息前提。

其次，大数据改变了影响决策质量的认识约束前提。大数据技术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完备准确的信息获得技术+强大的数据处理挖掘技术，其价值链是：客观世界（通过传感器、电脑、物联网等）得到海量、多样的数据（经过数据挖掘与整理）得到知识与智慧作用于世界实现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大数据的核心正是人类社会中最为稀缺的资源—知识与智慧的生产与发现，它已成为人类超越自身经验局限与信息加工能力局限、深入认识客观现实的新工具。大数据使人们的视野有能力进入更广更深的领域，就像人类有了天文望远镜就能探知浩瀚的宇宙一样，对客观对象的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认识边界与深入程度不断扩大。大数据这一新的认识工具深深地改变了人们决策中的认识约束边界。

四、大数据使人类决策进入科学的新高度

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动摇了满意型决策与渐进型决策的理论地位，使最优决策重回人们的理论视野。满意型决策与渐进型决策是决策领域的两大基本理论。满意型决策理论认为，现实中决策者受到三个前提条件的制约，一是所能获得信息的有限性，二是决策者信息加工能力的有限，三是决策时间的有限，因而决策主体难以具备每种抉择后果的完备知识和预见，人们的大部分决策只能是探索和选择基本“符合要求的”满意型方案。渐进决策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问题的模糊性和所收集信息的未必完整性，因而公共决策不可能达到最优，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调适”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决策理论都是信息有限、人类对复杂系统洞察能力有限的小数据时代的产物。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可以得到“样本=总体” iii的全数据模式得到近乎完备的决策信息，大型计算系统可以在有限的时间下快速的分析几乎所有选择的后果，多变量、多因素的复杂系统人类变得可以把握，原有决策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已经动摇，这样旧有的决策理论会在大数据时代逐渐的失去其合理性，最优化决策会重回人们的视野。

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也将使社会领域的决策逐渐进入科学决策时代。自然系统相对于社会系统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较为简单，由于实验技术的应用，人类已基本把握、认识了自然界的奥秘，已经能够精确的控制、预测自然系统的变化，可以说人类已征服了自然界。但在社会领域，由于系统的巨复杂性，人类社会的决策还一直未能脱离经验决策阶段，因此社会科学的地位一直以来不被人们承认。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则带来了转机，有关人类社会的数据急剧增加，量变导致质变，人们将逐渐“揭开人类行为背后隐藏的模式”，“人类行为的93%是可以预测的” iv，这样大数据将推动有关社会领域的决策科学化，社会科学将成为真正的科学。

霍金说：“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大数据这一新的人类认识工具将像一座灯塔，逐渐地退去笼罩在复杂的客观世界上的黑暗，使其真相清晰无误地呈现在人类的面前，推动人类的决策模式的变迁，使人类社会的决策日趋走向科学化。

注释：

i 吴肇基.公共决策[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51.

ii 转引自王炳祥.领导者科学决策的基石：主观与客观相统一[J].理论学习与探索，1999（2）.

iii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浙江人们出版社，2013：37.

改变世界的科学实验篇3

一、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

1.始终坚持以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全部行动，通过科学总结指导实践所取得的丰富经验，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并依靠新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取得新的胜利。用新的理论成果作指导，不是为了指导而指导，而是为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党的理论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行动的指南，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党的事业的正确指导上。党的理论只有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实现对党的事业的正确指导，否则，如果背离社会发展规律，就会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在党的历史上一度出现过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等，都是没有正确反映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而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历史一再证明，只有科学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才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唯一取得胜利的正确的指导思想。用最先进的理论作指导，是我们党的一贯作法。党的事业是不断前进的，共产党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党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不可能一成不变，它要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而发展为更新的理论。更新的理论与过去的理论相比较，更加生动，更加具体，也更加具有新的鲜活力量，因而是最先进的科学理论。用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建党 90 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主要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以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可以说，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的历史，是一部用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党的事业不断胜利的历史。思想是我们党以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而形成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先进的理论成果。我们党以思想这个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最先进的理论成果。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这个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是当代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2.紧紧围绕解决党和国家生存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创新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全局，关系着党和国家发展的未来和走向，重大问题解决得好，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重大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其他问题的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表明，党的理论创新与重大问题的解决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党由于正确解决了各个历史时期反映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人民实践要求的重大现实问题，才不断发展壮大，继而取得理论上的创新的。重大现实问题体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要求，重大问题的解决孕育着理论的创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中国革命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许多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失败以后，在历史判定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能担当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领导责任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自觉地担负起解决中国革命重大现实问题的历史使命。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其间，在伴随领导人民解决中国革命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党通过不懈的探索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重大现实问题体现了中国人民实践的要求，重大问题的解决同时意味着理论上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进行，人民群众在改革的实践中，越来越感到深受几个重大现实问题的困挠，即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发展阶段、所有制、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重大问题不解决，我国的发展就难以实现历史性的飞跃。于是，我们党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入手，把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在正确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促进了党在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重大理论，都是在这一时期获得重大突破和创新的。

3.深刻洞察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

国情是社会规律的现实表现和综合反映，它主要包括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社会和国家制度、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党的历史表明，由于革命和建设是在基本国情中进行的，党的理论创新必然要受到基本国情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要实现理论创新，就要自觉地判断和深刻洞察社会的基本国情，这是对任何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现实考验。全面了解国情，准确把握国情的本质。对国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把握，就会对形势作出符合实际的估量和分析，革命和建设就会量力而行，计划和决策就会符合国情，符合实际，就会实事求是地制定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我们党对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有了正确把握，所以才对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作了初步的阐明，科学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党正确把握了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这样一个国情，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才抓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了一整套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我们党正确把握了在我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进入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国情，所以才制定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一致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们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离开对国情的正确了解和把握，就会做出超出实际情况的判断和估量，决策和计划就会盲目冒进，就会欲速不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主要是当时“左”倾错误没有很好地把握中国革命的基本国情造成的；党的制定的正确路线之所以在以后没有很好地贯彻下去，与没有持之以恒地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分不开。

4.始终站在时代前列

我们党是与时俱进的党，是在与时俱进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党，党在理论上实现的每一步创新、每一步跨越，都与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有关。建党 90 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什么时候站在时代前列，党的事业什么时候就发展顺利，党的理论就实现创新，或者为实现理论创新创造条件，反之，则遭受挫折和失败。坚持用时代的要求审视党的思想和行动。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对执政党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时生变化或时代提出新的要求以后，执政党只有抓住机会，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检查自己的薄弱环节，并按照时代的新要求发展自己，才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时代保持一致，跟上时展的步伐，不为时代所淘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不仅始终站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前列，而且总是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不断地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看一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与时代有什么不一致，看一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与更高目标的要求有什么不一致。比如党在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之所以开展整风运动和“三查三整”活动，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活动，找出问题，发现不足，达到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和更高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胜利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打下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坚持用时代的精神加强和完善党的实践和理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按照时代精神加强和完善党的实践和理论，使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历史经验。建国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党由过去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向掌握全国政权，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在新的形势面前，党按照时代精神的要求，在实践上广泛开展恢复经济、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活动的同时，在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成功地找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避免了历史的“周期律”，经受住执政的考验，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党的实践和理论，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走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在理论上也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5.科学地判断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是一个时期内国际上带有战略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能否抓住时代主题，是衡量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检验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在理论上是否成熟的重要尺度。我们党一直致力于对时代主题的探索和研究，依据时代主题确定自己的发展思路和对策，并根据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的变化，在调整党的路线和政策中形成新理论。世界是复杂多样的，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任何政党和国家都必须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对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清醒的了解。只有全面了解世界，才能把握时代特征，根据时展的趋势，应对世界的发展变化。我们党有着研究世界形势为我所用的传统，把党的政策的立足点放在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就对世界形势有了一个正确的判断，借助国际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建国以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尽管受冷战的影响，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党始终密切注视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以求给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著名论断，就是在这一环境下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剧变以后，我们党根据世界形势的最新变化，抓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特点，做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对策，及时调整了对外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重要论断和理论。抓住时代主题，为理论创新提供有效的基点。在对世界形势及其变化做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党善于分析世界形势的本质，把握世界形势的矛盾和规律，从中抓住时代主题，并依据时代主题确定我们的政策，形成新的理论。20 世纪 50、60 年代，我们党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抓住战争与革命这一时代主题，得出了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和利用革命制止战争的结论，制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导致我们在实践中走了一段弯路，甚至在某些方面形成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80 年代以后，我们党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抓住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形成了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长发展机遇期的判断，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及时调整了有关政策，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改革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

6.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

在党的理论创新中，根据实践的需要扩大眼界，坚持用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就要把党的全部工作放到国际背景中去考察，合理地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有利于从更广阔的领域和新的视角发展理论。要把党的全部工作放在国际背景中去考察。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越来越开放，矛盾越来越突出。作为执政党无视这种开放和矛盾，与世隔绝，夜郎自大，那么，在实践中只有四处碰壁或死路一条。因此，必须把党的全部工作放到国际背景中去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追踪世界发展的最新动态，坚持把自己的发展与世界相比较，找出自己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科学、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差距和不足，甚至发现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有可用之处，发现造成这种差距的主客观因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措施进一步完善。同时，我们党把自己的发展经验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经验教训加以对比，把产生这些经验教训的各种因素和条件加以比较，有效地借鉴和吸取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做到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少走好多弯路。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总结这些方面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改革开放理论。合理地吸收和运用世界一切文明成果。用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问题，就要正确对待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和包括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文明成果。这些文明成果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世界各民族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因此，要汲取一切有利于推动理论创新的经验教训和文明成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只有进一步放宽眼界，坚持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打开观察问题的视野，继续学习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

7.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历史的启迪，也是我们党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党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研究和探索，并善于把历史经验上升为理论，这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注意从党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形成理论，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党的历史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它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和经验。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一直重视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和研究，并借以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建党 90 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与历史经验的积累和升华密切相关。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深刻总结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历史经验基础上而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深远的历史眼光看待历史及其经验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成功之举。随着历史的发展，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深远的历史眼光，依据社会进步所提供的新的认识和水平、研究能力和客观条件，对党的历史进行再研究，是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答案和形成党的理论的重要措施。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分别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都是用深远的历史眼光，对建党和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客观评价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两个决议所蕴涵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决议中所阐述的许多重要思想，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对形成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大的作用。把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结合起来，寓历史经验于现实经验之中，也是我们党依据历史经验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只有从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的高度统一中把握规律性，党的理论才能取得创新。

8.善于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

综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对理论创新起重要作用的，除上述因素外，还有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根本原因。理论创新的源泉是广大群众的社会实践。理论的生命力，从党史方面看，主要有指导实践和对群众有感召力两个方面。如果一个理论在实践中没有指导作用，对群众没有感召力，那么这个理论就是干瘪的，没有生命力的。尤其是对群众有感召力，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党几十年吸引群众，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成功之道。而党的理论创新，其源泉来自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启示

其一，要充分认识理论创新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党什么时候重视理论创新，党的行动就越来越自觉，成效就越来越显著；党什么时候忽视理论创新，党的行动就盲目，就没有什么成效或成效甚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我们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发扬党重视理论创新的传统，进一步提高对理论创新重要性的认识，不停顿地进行理论创新。

其二，要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理论创新的典范，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深刻体现的宽广的世界眼光、深邃的理论思考、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强烈的实践意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所阐发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给创新理论以重要启示。

其三，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要求我们不要把正确的理论当成教条，而要在实践中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大胆创新，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使党的理论和全部工作体现时代要求。因此，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党才能从基本的国情出发，运用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和分析问题，并在实践中永远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使我们党永远站在时代前列。

其四，要准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正确判断基本国情和党所处的历史阶段，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和党的现状，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思想前提。党的历史经验表明，一切正确的理论，无一不是正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结果；一切错误的理论，无一不是错误地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恶果。尤其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历史处在转折关头的时候，越要清醒认识党的历史方位。当前，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刻，只有正确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制定符合实际的正确措施，才能顺利地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其五，要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探索并对历史的重大问题做出决议。我们党理论创新的经验表明，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孕育着理论的形成和创新。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研究和探索实现小康社会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对历史已经发生的重大问题，及时做出决议。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等等。因此，要像六届六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两个历史决议那样，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做出决议，有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改变世界的科学实验篇4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十一条宣告“改变世界”哲学观的诞生，人们常常引用《提纲》第十一条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性、革命性、实践性。但随着世界复杂化，各种思潮不断涌现，以“解释”代替“改变”或把“改变世界”推离马克思哲学的叙述话语，甚至把生态问题归咎于“改变世界”，这些现象都对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观造成巨大冲击。解释哲学最大限度地批判“改变世界”的哲学观，把“改变世界”还原到“解释世界”的视野，解构马克思“改变世界”的革命性，其中海德格尔发轫了典型的学术传统。

一、诘问的提起及其回应

海德格尔对《提纲》第十一条的批判隐藏了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否定。“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对于这句话，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讨论班中提出强烈批判：“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2]

紧接着，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所谓的“改变世界”实际上就是改变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是在实践中发生的，而实践是由某些理论规定的，所以理论统摄了“改变世界”的实践。由此，海德格尔把马克思的“改变世界”还原为“解释世界”，实现解释优于改变或解释就是改变的哲学论证，以理论规定实践去否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进而宣告马克思现代哲学宣誓的破产。

海德格尔对《提纲》第十一条的批判，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强烈回应。我国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提纲》第十一条存在很大误解，他们在指出海德格尔错误之处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提纲》第十一条的看法，这些看法紧紧围绕“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进行。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海德格尔批判的反应主要有三种论调：一是“协调论”，即认为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强调“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性，只是各自用不同方式实现而已。如《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从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一个诘问谈起》认为马克思通过实践消除主客体对立，海德格尔用此在消除主客二元对立，他们都是为了克服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主客二元对立。在“协调论”看来，海德格尔并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中的统一意义，由此才认为马克思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对立起来，可见海德格尔没有给予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应有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协调论”存在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把为马克思辩护作为理解“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关系的出发点，带着和解原则去理解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批判，用统一与调和的方式思考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愿望的，因而不能准确理解海德格尔的真实意思，没能对海德格尔的诘问做出有力的回应。其次是“层次论”，侧重于从存在论和认识论的不同层次理解“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关系，力图以此区分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两位不同哲学家不同的哲学观。如《“存在之思”还是“实践变革”？――评海德格尔论马克思的五个命题》认为，若从认识论角度上看，海德格尔的反驳是正确的；但若从存在论上看，海德格尔没有看到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因而是错误的，正由于海德格尔没有从纯粹的思中找到落地的方式，从而沦为更精致的形而上学。“层次论”实质是以不同标准分析问题，把存在论和认识论割裂，最后从存在论的角度摒弃海德格尔认识论的缺陷，以此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做出回应。这种反批判表面上很清晰明确，但事实上却把问题复杂化、模糊化，因为忽视海德格尔“此在”的本体论，无论是从认识论还是存在论，都没有进入海德格尔批判《提纲》第十一条的语境中，最后也就没有明白海德格尔的追问要义。三是“功能论”，即从“改变世界”的功能理解上指出海德格尔批判的狭窄与局限。如《“改变世界”的两个隐含维度――〈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的理解》认为马克思的“改变世界”存在理论构建和伦理诉求两个维度，海德格尔并没有看到这两个维度。在“功能论”看来，“改变世界”不仅仅包含理论构建，而且还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追求，所以功能论突出了改变的优先性与世界性的特点。“功能论”对《提纲》第十一条“改变世界”的理解是否合理是一回事，但对“改变世界”的功能诠释恰恰被海德格尔所批判。同时，对于同为读者的海德格尔而言，“功能论”的立场不同，见解不同，也就无法找出合理有力的论证。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虽然人们对海德格尔批判《提纲》第十一条的观点做出了反驳，但都存在各自的缺点，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合力。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诘问不是个案，以还原论思维理解马克思在《提纲》中的“改变世界”的不止海德格尔，如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认为“我们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知道，恰恰正是人们的实践这一概念，划清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这一概念（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劳动这一概念），马克思超出了费尔巴哈而回到黑格尔那里。”[3]马尔库塞始终注重哲学的思辨性，而把实践还原为劳动，从而从劳动中获取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异同。

可见马尔库塞同样采用了不断还原的方式去理解马克思的“改变世界”，“解释世界”的不断还原成为一种哲学论调的怪圈。所以，当我们反思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提纲》第十一条批判的时候，需要不仅要破除还原论的魔咒，还要对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观做出整体性、时代性和人类性的理解。

二、诘问的透视及实质

人们对海德格尔批判的反批判之所以没有形成有力的论证，很大程度上就是缺乏对海德格尔“解释世界”的语境分析。海德格尔对《提纲》第十一条的批判是在弗莱堡晚期（1928―1976年）进行的。在弗莱堡晚期，海德格尔有四个讲习班涉及马克思的讨论，分别是1966年的勒托尔讲座、1968 年的勒托尔讲座、1969 年勒托尔讲座、1973年的采林根讲座。海德格尔把哲学看成思的事业，在1969年勒托尔的讨论班中，海德格尔就《提纲》第十一条提出一系列追问。从整个弗莱堡晚期的讲习班看，要理解海德格尔的诘问，就必须注意不同讨论班主题的连续性。

这四个讲座大致以“逻各斯――理性――语言、科技、哲学――技术统治”为主题展开的，其中，海德格尔在“语言、科技、哲学、存在之遗忘”的主题讨论中对《提纲》第十一条进行批判。从这一点来看，海德格尔对《提纲》第十一条的理解并不是纯粹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问题，因为这四个讲座跨度大，必然包含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思想认识的变化轨迹，即在连续与断裂中显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提纲》第十一条的深刻理解。“语言、科技、哲学”之间内在的关系对海德格尔哲学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因为哲学本身的功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科技对世界的作用截然不同。然而人们对海德格尔批判的反批判却忽视了连续性和哲学的时代性，只是从海德格尔还原路径的始末两端，即“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进行抽象的回应，忽视恰恰最为重要的中间环节，所作的反批判当然存在许多偏颇之处。

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的认识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阶段性区别来自他晚期讲座中所涉及的马克思问题。海德格尔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到黑格尔的理性，从西方哲学辩证传统中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建构和生产”上做出区分，在说明黑格尔和马克思在生产概念上的区别时，海德格尔引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句话，即“人自我生产……人是一个工厂。人的自我生产就像他生产他的鞋一样”，说明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在海德格尔看来，黑格尔的生产就是反思的完成，是绝对精神的显现。从黑格尔进入“科学、语言和哲学”中，信息科学化使语言失去趣味，语言面临无所指的境遇，从而对哲学提出挑战，表现为哲学解释力的反思。因为在科学化时代，哲学变成一种类似于技术分析的东西，马克思对生产的精辟见解恰好为海德格尔思考“科学、语言和哲学”提供了借鉴的视角，这也验证了海德格尔还原路径中“生产”的引用。当哲学面临危机时，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一个文件，《提纲》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引起海德格尔的注意。海德格尔不仅引用《提纲》第十一条说明思的过程所必须经历的路程，还对《提纲》第十一条提出诘问式的批判，进而把马克思“黑格尔化”，湮灭新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提出自己在技术统治下解释世界的哲学。至此，要正确地思考海德格尔对《提纲》第十一条的发问，不能仅仅依据还原路径中三句话去理解，只有在正确解读海德格尔讲习班的基础上，才能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海德格尔的观点以及《提纲》第十一条。1973年的采林根讲座正像解剖人体有利于了解猿猴结构一样，有利于我们认识1969 年勒托尔讲座的批判。面对1973年采林根讲座技术统治人与统治世界的现实，海德格尔并没有屈服，而是把人作为一种此在，构建在思的敞亮之地栖居的哲学。在他看来，马克思就是人道主义者，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就是虚无主义的极致，因为所谓的“改变世界”仅仅成为一个虚无的口号。在这种理解下，海德格尔认为如果马克思把人放在一个冲突的状态，生存在一个技术统治的环境之中，按照这种逻辑人不能全面自由解放，他转向“以此之在”的解释哲学，用解释驾驭改变，从方法沦、认识论的领域转移到本体论的领域，建立一种本体论的解释学，以变革以往哲学，甚至超越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这正是时代的特点。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沿着“改变世界”的还原路径，构建起一个解决“存在之遗忘”的“解释世界”的哲学观。在他看来，在技术统治下，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观成为一种自相矛盾的、极致的人道主义。那么，按照海德格尔所揭示的“改变世界”的尴尬，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提纲》“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呢？

三、“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

“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在哲学中所处的不同位置，体现哲学家不同的世界观。“改变世界”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正是这一世界观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说“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长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之外，在世界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

对于哲学家的哲学观而言，“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是能够独立完整地存在的。通过怎样的方式理解《提纲》第十一条，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观，人们应从方式解读和内涵解读这两种解读路径理解马克思的“改变世界”。方式解读试图克服解读《提纲》的随意性问题，包括介词问题，以确立统一的解读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新理解”一文认为传统的解读停留在“理论――实践”的理解框架上，强调理论的推演、功能等等，这与《提纲》前十条的线索不符合，因为《提纲》前十条就揭示了“实践――认识”的思维框架，所以《提纲》第十一条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解读方式。这样就以纵向的思维打破了把“解释”和“改变”同时置于两端的理解，明确把“改变世界”优先于“解释世界”的理解贯穿于整个《提纲》。又如“也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理解”认为完全可以多视角去认识第十一条，提倡用《提纲》前十条和写作《提纲》前后的著述为依据去理解第十一条，强调第十一条的革命意义，即消灭私有制，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以此超越由字词上形成的局限性。在内涵解读方面，对改变世界的意蕴，人们的理解是多样的。但主要还是强调从现实世界中改变世界，强调“改变世界”是对西方哲学强调先验传统的超越，认为从马克思哲学提出了西方哲学史上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当然，有的人认为不应该夸大“改变世界”的哲学地位，如朱鲁子在《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异议》中认为国内把马克思的哲学性质定义为“改变世界”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来自《提纲》第十一条，对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一是哲学，一是哲学应用，两者根本不一样，认为我们不要夸大马克思哲学的性质，不要把“解释世界”当做“改变世界”的副产品。

人们对《提纲》第十一条理解侧重在“改变世界”的意蕴和地位上，尤其是把“改变世界”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体现。马克思的“改变世界”就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革命，改变当时的社会生活，所追求的是一种立足于人类社会基础上的哲学。但从某个角度上讲，海德格尔所提的问题似乎超越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因为时代的不同，科技、语言等的发展似乎更加说明“解释世界”比“改变世界”更现实。所以，从理解方式和内涵上也不足以对“改变世界”的革命性做出新的思考。

四、“改变世界”的时代意蕴

无论是从反批判的角度认识“改变世界”，还是从文本本身把握“改变世界”的革命性，都存在一定局限。在现代，我们要正确理解《提纲》第十一条，就应该超出“解释”和“改变”的对比框架，突出“改变世界”的主体力量以及自然涵括，才能重塑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解释力。

“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把自己看成是对由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所提出的知识主张加以认可或揭穿的企图。它企图根据它对知识和心灵的性质的特殊理解来完成这一工作。哲学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能够是基本的，因为文化就是各种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4]马克思哲学对以往的、既有的哲学进行批判，提出新的哲学观，依据的是历史规律而不是心灵和知识。在《提纲》之前，马克思对哲学、宗教、技术等作出哲学的批判，进而以经济事实为基础，提出以往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可见，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使命穿透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学等多重屏障才到达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把握。现代化是一场“改变世界”的运动，它并不侧重于社会根本制度，而是以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内容的改变，科学、宗教和艺术都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马克思哲学要参与“改变世界”，就要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即“马克思哲学向何处去”，除非马克思哲学回到传统“解释世界”中去，放弃“改变世界”的人民主体，在主客体关系中不断纠缠，正如理查?罗蒂所说的“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否则就要在“改变世界”的方式方法上走出一条超越科学、宗教和艺术的道路。

“改变世界”的论点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事实中得出的。从更广泛的意义讲，除了经济基础之外，按照海德格尔的路向，科学、语言、艺术等都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改变世界”的哲学还应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中找到其符合时代需要的位置或把握问题的恰当方式，以此重申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合法性。在科学主导的时代，科学的概念浸润在思维中，成为一个时代象征的概念。相对于科学，艺术和宗教对于哲学的时代冲击并不落伍，艺术把主体的力量彰显，娱乐化成为变异了的艺术范式，大众娱乐成为反抗科学、反抗哲学的一种形式，娱乐化越强烈，科学精神越难以生根。沉思的哲学是被时代需要的，但表达沉思的方式却越被时代淘汰，艺术对人性欲望的释放比哲学更好，时代需要的是可信又可爱的哲学。哲学与宗教处于世界观层面，宗教是一定阶段的文化，是需要的形而上综合。然而在全民缺乏信仰的情况下并不会简单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同时，艺术和宗教的东西科学化，在日常生活中传播，进行文化塑造，投向科学叙事成为它们的内在逻辑，这是时代需要。反过来说，是不是时代不需要“改变世界”的哲学观呢？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世界”的时代意义是什么？

历史事实是马克思“改变世界”哲学观最有力的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中国运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产生了《矛盾论》、《实践论》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中，“改变世界”是对所有制，即生产关系的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用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改变世界”哲学观的合法性。从本质意义上讲，此时的“改变世界”是对社会制度的变革。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改变世界”主要是在所有制建立之后，对以科技为主的生产力力量的释放。而实际上，科学的本质是发现，在当今，现代科学精神并没有完全深入中国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只能说在底层具备物的器具，并没有物的形而上之思，科学技术对自然世界的破坏更多的表现在主体科学素质不高的现实上。因而，生产力越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改变世界”的力量越显示出其对自然生态的极大破坏，此时所发生的是生产力层面的变革。这些都是科技、宗教和艺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加以反思。

“改变世界”不仅是改变社会生活世界，还涉及对自然世界的改造，只要人参与了自然界，自然生态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尤其是在以自然资源为基本生产资料的情况下。但是，这不能归咎于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观。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改变世界”是对当时社会变革而言，是一个形态代替另一个形态，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哲学是头脑，无产阶级是物质力量，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改变，并不是对自然生态的彻底改造。而且，“改变世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在于指导人们如何行动，而现代的生态问题之所以产生，恰恰是技术性理论上的不彻底。马克思哲学对自然的理解，绝不是把自然单纯看做生产资料，而是“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精神生活同自然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要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部分。”[5]破坏了自然，也就破坏人自身，所以改变世界需要尊重自然生态和人的一致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改革得失的唯一标准。在改革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系列自然生态问题，并不是仅仅以海德格尔“解释世界”的哲学观就能说清楚的，也不是依靠解释哲学所能解决的现实问题。以生态的破坏换取资本积累，这恰恰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对象。在矿产主看来，煤矿是资本积累的工具，资本才是目的，而土地对于农民，农民就要用各种方式保存土地的肥力，因为土地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不同主体对同一对象，完全是不一样的态度，生态问题从来不仅仅是自然世界的问题，还有社会制度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经济基础的问题。

改变世界的科学实验篇5

一、初中物理新课程及其特点

在义务教育阶段，物理课程不仅应该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注重将物理科学的新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等纳入课程，而且还应该重视对学生终身学习愿望、科学探究能力、创新意识以及科学精神的培养。因此物理课程的构建应该注重让学生经历从自然到物理、从生活到物理的认识过程，经历基本的科学探究实践，注重物理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物理学由实验和理论两部分组成。物理学的观察和实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活动，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物理学理论则是人类对自然界最基本、最普遍规律的认识和概括。

初中物理的基本课程理念是：注重全体学生的发展，改变学科本位的观念；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注重科学探究，提倡学习方式多样化：物理课程应改变过分强调知识传承的倾向，让学生经历科学探究的过程，学习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实践能力以及创新意识。改革以书本为主、实验为辅的教学模式，提倡多样化的教学方式，鼓励将信息技术渗透于物理教学之中；注意学科渗透，关心科技发展；构建新的评价体系。

二、信息技术与物理课程的有效整合

从以上论述可知，信息技术与物理课程的整合是一个可大可小的研究课题，大到理论、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整合，小到应用环节中某一细节的整合都属于这一范畴。就中小学学科教学来说，我主要谈谈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媒体手段，与初中物理课程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更好地为教学服务的问题。

1．整合的原则

通过大量的个人实践与应用，要使信息技术与物理课程进行有效的整合，发挥信息媒体的最大效用，我认为要遵守以下几个整合原则。

（1）适地原则。一是指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要适合本学校的实际情况，所选择的技术手段、技术应用等，学校要有硬件软件方面的物质支撑；二是指应该考虑在适合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环节上应用，而不是随便拼凑，到处乱用。

（2）适时原则。一是指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时机要选择合适，也就是重要整合点的打造要选在关键节点上，要根据学生认识实际、教学重点难点来确定；二是指要考虑到教学的时间限制，力争精干而不是繁琐。

（3）适度原则。即强调的是媒体手段等信息技术应用于课程教学中的多与少、重与轻、深与浅的问题。这里要指明的是课程理念是灵魂、学生认识是基础、信息技术是手段，另外也要注意处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中的多与少问题，使用技术能达到最佳效果即可。

（4）适用原则。很多人在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中，尽量用最花哨的技术、最多的图片、最精彩的视频、最前卫的网站等去操作，结果有的的确做得很好，应用起来效果不错；但有的不但不行而且效果适得其反。无论怎样，我想大家都认同一个投资问题：用最小的本钱，争取最大的利润。既然如此，我认为，传统方法能有效达到教学效果的就用传统方法，简单方法能达到同样效果的就用简单方法……总之，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终极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课程内容，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而至于信息技术手段的种类、繁简等则是次要问题。

2．整合的操作

在遵守以上整合原则的基础上，如何把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课程进行有效的整合呢？下面从一些实际的例子谈谈整合的操作。

在整合的操作中，要始终坚守“课程理念是灵魂、学生认知是基础、媒体技术是手段”这一原则，对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要始终思考“为什么用、怎样用、有什么效果（特别是与传统或一般的方法对比）”这一问题。

（1）选定整合的内容。信息技术是一种先进的技术，但并不表示任何教学内容都得用上信息技术的手段。比如初中物理的学生探究实验、学生计算操作、学生的思考与思维、学生的情感体验等，是别人或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所以选择好适合的整合内容是有效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础。初中学生对物理教学中涉及到远离生活实际的内容、肉眼难以觉察的事物等都难以形成正确的认识，对于这些内容，传统教学手段难以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而应用了信息媒体技术，就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为学生建构鲜活的认知平台。因此，初中物理课程内容中，我们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处理，使得一些物理事物和现象由肉眼不可见变为可见，“把大变小、把小变大、把隐变显、把快变慢、把慢变快”等，使学生更易从现象中找出事物间的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物理规律或知识的得出和实质。例如，九年级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教材《　物理（人教版）九年级　》的开篇课《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就是很好的素材，因为宇宙天体巨大到人的肉眼无法完整观测，而微观粒子又小到肉眼无法直接观测，还有诸如电荷的存在与运动等内容，利用信息技术来教学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2）推敲整合的节点。要考虑在所选定的内容中，在什么环节、什么地方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最好，效果最佳。首先，是严格按照课程理念，根据教学内容，科学地设计好一节课或一个内容的教学方案。其次，在教学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学生的认知困难，要充分考虑课程标准的要求、教学内容的难易来确定好本节课的教学重点、难点，思考哪些地方是传统方法手段无法或难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的，哪些地方使用技术后能改变传统教学困境的，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能使学生变得易学易懂的。整合点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用在关键节点上，着眼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例如，在九年级物理《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中，学生对宇宙天体尺度及天体间距离、构成难以形成清晰认识，对微观粒子尺度及微观粒子模型更是难以捉摸，如果把这两个作为技术整合的关键节点，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使浩瀚的宇宙、渺小的微观世界生动地呈现在学生眼前，就能很好地突破本课的难点，这是传统教学难以实现的。

随着信息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教育领域也积极吸纳信息技术，以提升学校教育教学的效能。我国在推行课程改革后，也十分重视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不断在各层次的学校教育教学中探索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有效整合。在这里我结合个人体会，从课堂教学方面谈谈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课程的有效整合。

一、初中物理新课程及其特点

在义务教育阶段，物理课程不仅应该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注重将物理科学的新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等纳入课程，而且还应该重视对学生终身学习愿望、科学探究能力、创新意识以及科学精神的培养。因此物理课程的构建应该注重让学生经历从自然到物理、从生活到物理的认识过程，经历基本的科学探究实践，注重物理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物理学由实验和理论两部分组成。物理学的观察和实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活动，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物理学理论则是人类对自然界最基本、最普遍规律的认识和概括。

初中物理的基本课程理念是：注重全体学生的发展，改变学科本位的观念；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注重科学探究，提倡学习方式多样化：物理课程应改变过分强调知识传承的倾向，让学生经历科学探究的过程，学习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实践能力以及创新意识。改革以书本为主、实验为辅的教学模式，提倡多样化的教学方式，鼓励将信息技术渗透于物理教学之中；注意学科渗透，关心科技发展；构建新的评价体系。

二、信息技术与物理课程的有效整合

从以上论述可知，信息技术与物理课程的整合是一个可大可小的研究课题，大到理论、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整合，小到应用环节中某一细节的整合都属于这一范畴。就中小学学科教学来说，我主要谈谈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媒体手段，与初中物理课程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更好地为教学服务的问题。

1．整合的原则

通过大量的个人实践与应用，要使信息技术与物理课程进行有效的整合，发挥信息媒体的最大效用，我认为要遵守以下几个整合原则。

（1）适地原则。一是指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要适合本学校的实际情况，所选择的技术手段、技术应用等，学校要有硬件软件方面的物质支撑；二是指应该考虑在适合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环节上应用，而不是随便拼凑，到处乱用。

（2）适时原则。一是指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时机要选择合适，也就是重要整合点的打造要选在关键节点上，要根据学生认识实际、教学重点难点来确定；二是指要考虑到教学的时间限制，力争精干而不是繁琐。

（3）适度原则。即强调的是媒体手段等信息技术应用于课程教学中的多与少、重与轻、深与浅的问题。这里要指明的是课程理念是灵魂、学生认识是基础、信息技术是手段，另外也要注意处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中的多与少问题，使用技术能达到最佳效果即可。

（4）适用原则。很多人在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中，尽量用最花哨的技术、最多的图片、最精彩的视频、最前卫的网站等去操作，结果有的的确做得很好，应用起来效果不错；但有的不但不行而且效果适得其反。无论怎样，我想大家都认同一个投资问题：用最小的本钱，争取最大的利润。既然如此，我认为，传统方法能有效达到教学效果的就用传统方法，简单方法能达到同样效果的就用简单方法……总之，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终极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课程内容，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而至于信息技术手段的种类、繁简等则是次要问题。

2．整合的操作

在遵守以上整合原则的基础上，如何把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课程进行有效的整合呢？下面从一些实际的例子谈谈整合的操作。

在整合的操作中，要始终坚守“课程理念是灵魂、学生认知是基础、媒体技术是手段”这一原则，对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要始终思考“为什么用、怎样用、有什么效果（特别是与传统或一般的方法对比）”这一问题。

（1）选定整合的内容。信息技术是一种先进的技术，但并不表示任何教学内容都得用上信息技术的手段。比如初中物理的学生探究实验、学生计算操作、学生的思考与思维、学生的情感体验等，是别人或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所以选择好适合的整合内容是有效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础。初中学生对物理教学中涉及到远离生活实际的内容、肉眼难以觉察的事物等都难以形成正确的认识，对于这些内容，传统教学手段难以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而应用了信息媒体技术，就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为学生建构鲜活的认知平台。因此，初中物理课程内容中，我们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处理，使得一些物理事物和现象由肉眼不可见变为可见，“把大变小、把小变大、把隐变显、把快变慢、把慢变快”等，使学生更易从现象中找出事物间的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物理规律或知识的得出和实质。例如，九年级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教材《　物理（人教版）九年级　》的开篇课《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就是很好的素材，因为宇宙天体巨大到人的肉眼无法完整观测，而微观粒子又小到肉眼无法直接观测，还有诸如电荷的存在与运动等内容，利用信息技术来教学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2）推敲整合的节点。要考虑在所选定的内容中，在什么环节、什么地方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最好，效果最佳。首先，是严格按照课程理念，根据教学内容，科学地设计好一节课或一个内容的教学方案。其次，在教学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学生的认知困难，要充分考虑课程标准的要求、教学内容的难易来确定好本节课的教学重点、难点，思考哪些地方是传统方法手段无法或难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的，哪些地方使用技术后能改变传统教学困境的，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能使学生变得易学易懂的。整合点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用在关键节点上，着眼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例如，在九年级物理《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中，学生对宇宙天体尺度及天体间距离、构成难以形成清晰认识，对微观粒子尺度及微观粒子模型更是难以捉摸，如果把这两个作为技术整合的关键节点，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使浩瀚的宇宙、渺小的微观世界生动地呈现在学生眼前，就能很好地突破本课的难点，这是传统教学难以实现的。

存入我的阅览室

（3）选择媒体技术手段。大多数情况下，在初中物理教学中信息技术与课程进行有效整合，一般是指怎样在课程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等信息技术手段，更好地为教学服务。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常用的多媒体技术手段一般有图片、声音、视频、动画、实验录像、模拟实验、实物投影等，而制作的载体常用专业课件和Flash、PowerPoint等软件。在选用技术时，要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 传统手段能达到目的的就用传统手段，简单技术能达到目的的就用简单技术，这里强调一个效能比。在物理教学中，如果要让学生了解放大镜的特点，不用实物实验，反而改成使用多媒体教学其结果是适得其反的。② 要充分比较技术手段与传统教学的优劣，充分比较各种技术使用的优劣，最终确定最适合的技术手段。如静电实验中的验电器的使用，条件限制严格，实验不易成功，实验效果也常不理想，难以观测，这里就可使用实验录像了；而在《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中，对微观粒子的尺度、构成等，就可采用视频、图片结合的形式，把微观世界展现给学生。③ 要考虑到个人和学校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这就是说，进行技术使用的时候要考虑到教师对信息技术驾驭的能力水平，以及学校的软、硬件条件情况，同时还要考虑学生的实际能力，这样选用技术时才易做到合情合理、易于使用与推广。

（4）进行技术与课程有效整合。在确定整合点、选择好技术后，采用一定的方法来编排，一般就能完成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了。但要做到有效的整合，我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在整合中不能忽视课程本身，要尊重课程的学科特点进行整合而不是肆意改造。比如物理是一门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不能为了信息技术的使用而放弃物理的探究实验和学生的动手操作，不然就会失去了整合的意义。②整合点上不能平均用力，要重点突出、详略分明，同样是重要的整合点也要有所侧重。比如，在创设情境中，有些可用一两张图片就可以处理的，就没必要使用大量的视频等手段。在《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的整合中，宇宙的尺度、微观世界的尺度构成是两个重要的整合点，我也曾尝试过使用大量的生动的视频资料，结果却变成科普影片展，使学生眼花缭乱，云里雾里，不知所以然。后来我改变了整合策略，宇宙尺度这一点使用图片资料与动画着重呈现尺度与距离、微观世界这一点使用视频与图片结合着重呈现粒子与结构，各有侧重，这样反而效果鲜明了。③有创造性地进行整合，尤其是在技术加工与使用上。很多教师要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无外乎从网上下载一些课件、动画、视频等进行拼凑，这样的整合有时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每个人的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要求教师“据我所要”，进行创造加工，可在运用别人已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也可自行创作出特有的东西，这样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例如，在《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中，我就反复从所选来的视频资料中，根据教学需要进行剪接与格式转换，使之适用于教学。当然这也要求教师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使用水平，尽最大程度挖掘自身的潜能，使信息技术与物理课程真正能够做到创造性的有效整合。

三、优秀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判断

我认为，一个优秀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案例，在应用中应该具备以下这些条件：真正能高效解决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最大程度地提高教学效果；真正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能使学生易学乐学；让学生在学习中除了掌握知识，还最大程度地得到美与情感的升华。真正体现媒体是手段、方法，而不是主角，使信息技术能更好为教学服务，而不是由传统教学中的“人灌人”变为“机灌人”。

（作者单位：武鸣县灵马镇中心学校，广西 武鸣，530108）

（3）选择媒体技术手段。大多数情况下，在初中物理教学中信息技术与课程进行有效整合，一般是指怎样在课程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等信息技术手段，更好地为教学服务。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常用的多媒体技术手段一般有图片、声音、视频、动画、实验录像、模拟实验、实物投影等，而制作的载体常用专业课件和Flash、PowerPoint等软件。在选用技术时，要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 传统手段能达到目的的就用传统手段，简单技术能达到目的的就用简单技术，这里强调一个效能比。在物理教学中，如果要让学生了解放大镜的特点，不用实物实验，反而改成使用多媒体教学其结果是适得其反的。② 要充分比较技术手段与传统教学的优劣，充分比较各种技术使用的优劣，最终确定最适合的技术手段。如静电实验中的验电器的使用，条件限制严格，实验不易成功，实验效果也常不理想，难以观测，这里就可使用实验录像了；而在《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中，对微观粒子的尺度、构成等，就可采用视频、图片结合的形式，把微观世界展现给学生。③ 要考虑到个人和学校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这就是说，进行技术使用的时候要考虑到教师对信息技术驾驭的能力水平，以及学校的软、硬件条件情况，同时还要考虑学生的实际能力，这样选用技术时才易做到合情合理、易于使用与推广。

（4）进行技术与课程有效整合。在确定整合点、选择好技术后，采用一定的方法来编排，一般就能完成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了。但要做到有效的整合，我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在整合中不能忽视课程本身，要尊重课程的学科特点进行整合而不是肆意改造。比如物理是一门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不能为了信息技术的使用而放弃物理的探究实验和学生的动手操作，不然就会失去了整合的意义。②整合点上不能平均用力，要重点突出、详略分明，同样是重要的整合点也要有所侧重。比如，在创设情境中，有些可用一两张图片就可以处理的，就没必要使用大量的视频等手段。在《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的整合中，宇宙的尺度、微观世界的尺度构成是两个重要的整合点，我也曾尝试过使用大量的生动的视频资料，结果却变成科普影片展，使学生眼花缭乱，云里雾里，不知所以然。后来我改变了整合策略，宇宙尺度这一点使用图片资料与动画着重呈现尺度与距离、微观世界这一点使用视频与图片结合着重呈现粒子与结构，各有侧重，这样反而效果鲜明了。③有创造性地进行整合，尤其是在技术加工与使用上。很多教师要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无外乎从网上下载一些课件、动画、视频等进行拼凑，这样的整合有时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每个人的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要求教师“据我所要”，进行创造加工，可在运用别人已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也可自行创作出特有的东西，这样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例如，在《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中，我就反复从所选来的视频资料中，根据教学需要进行剪接与格式转换，使之适用于教学。当然这也要求教师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使用水平，尽最大程度挖掘自身的潜能，使信息技术与物理课程真正能够做到创造性的有效整合。

三、优秀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判断

我认为，一个优秀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案例，在应用中应该具备以下这些条件：真正能高效解决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最大程度地提高教学效果；真正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能使学生易学乐学；让学生在学习中除了掌握知识，还最大程度地得到美与情感的升华。真正体现媒体是手段、方法，而不是主角，使信息技术能更好为教学服务，而不是由传统教学中的“人灌人”变为“机灌人”。

（作者单位：武鸣县灵马镇中心学校，广西 武鸣，53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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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媒体技术手段。大多数情况下，在初中物理教学中信息技术与课程进行有效整合，一般是指怎样在课程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等信息技术手段，更好地为教学服务。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常用的多媒体技术手段一般有图片、声音、视频、动画、实验录像、模拟实验、实物投影等，而制作的载体常用专业课件和Flash、PowerPoint等软件。在选用技术时，要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 传统手段能达到目的的就用传统手段，简单技术能达到目的的就用简单技术，这里强调一个效能比。在物理教学中，如果要让学生了解放大镜的特点，不用实物实验，反而改成使用多媒体教学其结果是适得其反的。② 要充分比较技术手段与传统教学的优劣，充分比较各种技术使用的优劣，最终确定最适合的技术手段。如静电实验中的验电器的使用，条件限制严格，实验不易成功，实验效果也常不理想，难以观测，这里就可使用实验录像了；而在《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中，对微观粒子的尺度、构成等，就可采用视频、图片结合的形式，把微观世界展现给学生。③ 要考虑到个人和学校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这就是说，进行技术使用的时候要考虑到教师对信息技术驾驭的能力水平，以及学校的软、硬件条件情况，同时还要考虑学生的实际能力，这样选用技术时才易做到合情合理、易于使用与推广。

（4）进行技术与课程有效整合。在确定整合点、选择好技术后，采用一定的方法来编排，一般就能完成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了。但要做到有效的整合，我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在整合中不能忽视课程本身，要尊重课程的学科特点进行整合而不是肆意改造。比如物理是一门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不能为了信息技术的使用而放弃物理的探究实验和学生的动手操作，不然就会失去了整合的意义。②整合点上不能平均用力，要重点突出、详略分明，同样是重要的整合点也要有所侧重。比如，在创设情境中，有些可用一两张图片就可以处理的，就没必要使用大量的视频等手段。在《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的整合中，宇宙的尺度、微观世界的尺度构成是两个重要的整合点，我也曾尝试过使用大量的生动的视频资料，结果却变成科普影片展，使学生眼花缭乱，云里雾里，不知所以然。后来我改变了整合策略，宇宙尺度这一点使用图片资料与动画着重呈现尺度与距离、微观世界这一点使用视频与图片结合着重呈现粒子与结构，各有侧重，这样反而效果鲜明了。③有创造性地进行整合，尤其是在技术加工与使用上。很多教师要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无外乎从网上下载一些课件、动画、视频等进行拼凑，这样的整合有时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每个人的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要求教师“据我所要”，进行创造加工，可在运用别人已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也可自行创作出特有的东西，这样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例如，在《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中，我就反复从所选来的视频资料中，根据教学需要进行剪接与格式转换，使之适用于教学。当然这也要求教师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使用水平，尽最大程度挖掘自身的潜能，使信息技术与物理课程真正能够做到创造性的有效整合。

三、优秀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判断

我认为，一个优秀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案例，在应用中应该具备以下这些条件：真正能高效解决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最大程度地提高教学效果；真正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能使学生易学乐学；让学生在学习中除了掌握知识，还最大程度地得到美与情感的升华。真正体现媒体是手段、方法，而不是主角，使信息技术能更好为教学服务，而不是由传统教学中的“人灌人”变为“机灌人”。

（作者单位：武鸣县灵马镇中心学校，广西 武鸣，530108）

（3）选择媒体技术手段。大多数情况下，在初中物理教学中信息技术与课程进行有效整合，一般是指怎样在课程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等信息技术手段，更好地为教学服务。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常用的多媒体技术手段一般有图片、声音、视频、动画、实验录像、模拟实验、实物投影等，而制作的载体常用专业课件和Flash、PowerPoint等软件。在选用技术时，要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 传统手段能达到目的的就用传统手段，简单技术能达到目的的就用简单技术，这里强调一个效能比。在物理教学中，如果要让学生了解放大镜的特点，不用实物实验，反而改成使用多媒体教学其结果是适得其反的。② 要充分比较技术手段与传统教学的优劣，充分比较各种技术使用的优劣，最终确定最适合的技术手段。如静电实验中的验电器的使用，条件限制严格，实验不易成功，实验效果也常不理想，难以观测，这里就可使用实验录像了；而在《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中，对微观粒子的尺度、构成等，就可采用视频、图片结合的形式，把微观世界展现给学生。③ 要考虑到个人和学校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这就是说，进行技术使用的时候要考虑到教师对信息技术驾驭的能力水平，以及学校的软、硬件条件情况，同时还要考虑学生的实际能力，这样选用技术时才易做到合情合理、易于使用与推广。

（4）进行技术与课程有效整合。在确定整合点、选择好技术后，采用一定的方法来编排，一般就能完成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了。但要做到有效的整合，我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在整合中不能忽视课程本身，要尊重课程的学科特点进行整合而不是肆意改造。比如物理是一门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不能为了信息技术的使用而放弃物理的探究实验和学生的动手操作，不然就会失去了整合的意义。②整合点上不能平均用力，要重点突出、详略分明，同样是重要的整合点也要有所侧重。比如，在创设情境中，有些可用一两张图片就可以处理的，就没必要使用大量的视频等手段。在《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的整合中，宇宙的尺度、微观世界的尺度构成是两个重要的整合点，我也曾尝试过使用大量的生动的视频资料，结果却变成科普影片展，使学生眼花缭乱，云里雾里，不知所以然。后来我改变了整合策略，宇宙尺度这一点使用图片资料与动画着重呈现尺度与距离、微观世界这一点使用视频与图片结合着重呈现粒子与结构，各有侧重，这样反而效果鲜明了。③有创造性地进行整合，尤其是在技术加工与使用上。很多教师要进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无外乎从网上下载一些课件、动画、视频等进行拼凑，这样的整合有时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每个人的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要求教师“据我所要”，进行创造加工，可在运用别人已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也可自行创作出特有的东西，这样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例如，在《　宇宙与微观世界　》一节中，我就反复从所选来的视频资料中，根据教学需要进行剪接与格式转换，使之适用于教学。当然这也要求教师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使用水平，尽最大程度挖掘自身的潜能，使信息技术与物理课程真正能够做到创造性的有效整合。

三、优秀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判断

我认为，一个优秀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案例，在应用中应该具备以下这些条件：真正能高效解决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最大程度地提高教学效果；真正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能使学生易学乐学；让学生在学习中除了掌握知识，还最大程度地得到美与情感的升华。真正体现媒体是手段、方法，而不是主角，使信息技术能更好为教学服务，而不是由传统教学中的“人灌人”变为“机灌人”。

（作者单位：武鸣县灵马镇中心学校，广西 武鸣，530108）

改变世界的科学实验篇6

关键词：实践；认识论；权力；解释学

abstract: kuhn realized a revolution in the theory of science. the essence of this revolution is replacing representism’s conception of science with practical one. through interpre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epistemelogy, power and practice, discus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and its relation with context, the paper constitute a valid platform for re-understanding science.

key words: practice; epistemelogy; power; hermenutics

一

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于自然科学在理智与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兴起的技术创新的应用已使地球表面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革。

这些重大的转变无疑会引发众多对科学知识及其本性的反思。事实上，对知识的反思早在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开始了。亚氏将他的工具论分为分析和论辩。在分析篇中，他创导了普遍性证明的逻辑手段，并将这种知识确立为分析的、确定的和普遍有效的；但同时他也为我们留下了“修辞学”与“论辩篇”（“topica”，指有立场的论辩），以这种方式确立的知识是一种实践的知识，即“实践智慧”（phronesis），它是通过商谈和论辩而达成的一致。我们称前者是know that的知识，后者是know how的知识。

笛卡尔以后的近代哲学家都在试图为know that的知识奠立牢固的基础。这一对阿基米德点的笛卡尔焦虑引发了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哲学探讨，与此相关的合理性话语（discourse）几乎支配了之后所有为科学奠基的哲学思考。20世纪初兴起的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约定论、逻辑原子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沿此思路发展的。这些学派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受到数学和自然科学，诸如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理论等发展的推动，并最终促成了逻辑经验主义这一20世纪初英美科学哲学的公认观点。

但是，由于奎因对其两个教条的批评，逻辑经验主义走向了衰落。这一批评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自我批判和“语言游戏”理论，以及波普尔对归纳逻辑的批判中得到进一步加强。1960年前后，皮特•温奇（peter winch）出版了他的社会科学著作，伽达默尔出版了关于哲学解释学的著作，意义的确证观念和说明的普遍法则（covering-law）的观念均受到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挑战。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的理解具有不可或缺的解释学维度。这一论点很快就为许多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应用到自然科学中。1962年，库恩出版了其划时代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在这本在科学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书中，库恩以范式为中心展开其观点，将历史和概念的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从而标志了对科学的理解已经从know that转向了know how——实践的知识。引入“实践”问题，可以说是库恩区别于以往科学哲学的显著特征，也是他对当代科学论转向的一大贡献。然而，真正的实践论转向并非库恩一人所为，而是一个由诸多思潮共同汇集而成的潮流。其中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言语行为论和解释学，以及稍后兴起的新实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之后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文化建构论者、众多解释学家和人类学家正是在这一转向的基础上谈论科学的。

其实，实践的科学观念并非什么新东西，它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实践的观点在欧洲大陆哲学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黑格尔早就提出过替代康德先验论的辩证法。根据辩证法，知识失去了其无时间性的特性，并在辩证过程中不断生成、被中介和进化。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进一步明确声明，以往的哲学都试图解释世界，而新的实践论哲学则以改造世界为宗旨，该宗旨要求我们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理解。之后，在尼采主义者那里，实践则更明确地作为权力的形式表现在对知识的理解中，因为只有实践才具有支配的力量，而支配就意味着权力的介入，从而有效地拒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知识、真理或合理性的基础。20世纪以后，实践的观念在大陆哲学中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作为尼采的后继者，海德格尔告别了胡塞尔的科学主义迷梦。在其后期的实践解释学中，他将科学知识看作是历史地形成的，并根植于语言体系中的世界观结构，即将科学知识实践地纳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来理解。

本文所涉及的实践问题，既与历史上的实践概念有联系，又具有当代语言学转向所赋予它的新的含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的“实践哲学”（philosophia practica）就已经超越了伦理学的范围，而进入政治学、经济学等实际问题的领域，“实践智慧”则是我们面对具体问题做出明智决断与妥贴应对的能力。马克思对实践的强调是想弥合近代认识论在自然的本质与人类历史的本质之间所造成的断裂。在这之后，尼采与福科等人则力图展现一个通过权力而不断打造的新的世界。而60年代以来的库恩、哈金、戴维森、罗蒂以及拉托尔等人则是在反表象主义的意义上重新引入实践概念。这个概念首先体现了言语行为论的成果。正如奥斯汀所说：“说话就是做事”，话语能引发行为，并能产生效果，说话获得他人的实际认同才叫有效。其次，实践是一个参与的概念，是科学家、工程师们置身于科学实验室、田野等场所构造科学事实的行动（action）本身。另外，实践的概念也体现了一种解释学的观念。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那样，对行为的理解只能通过行为者对自身的不断追问来进行，因而，理解行为必须在一定的情境中才能实现；理解行为与理解整体的情境之间的循环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在此意义上加以改造的实践概念，为我们在表象主义之外寻找到了一条重新理解科学的途径。

二

在传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中，知识就是世界的表象。科学作为“被大量书写的常识性知识”，是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手段。科学哲学的任务是为成功的描述做出解释、说明和辩护。科学的成功通常是这样完成的：先观察对象，记录其相关特征，进而检验其理论表述，随之对那些与观察不符的理论进行修改或替换。当然，科学的表象主义模式无疑也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世界的存在方式与我们对其的表象是有差距的。正因为世界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象，我们的表象也可能并未正确地描述世界，因此，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用不断积累的经验事实来弥合这一差距。

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出两点结论，这两点结论事实上对这种表象主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是，用于获得和积累经验事实的观察必须是中立的、客观的或无偏见的，否则这些经验事实就不可能为理论提供独立的、唯一合法的检验标准。可是这种“中立的”观察者毕竟是理论上的抽象。任何实际的观察者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多少要受到历史、文化情境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表象主义是一种“无主体”的哲学。二是，除了在主体间的交往中征得他人的认同外，一个人凭什么说自己感觉到的东西是真实的？在这里，表象主义封闭了自己，很难摆脱唯我论，至少是卡尔纳普所谓的“方法论唯我论”的困境。

如果转换一下思路，我们也许会提这样的问题：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其目的何在？如何达到目的？科学研究的成就如何得到公认？等等。当这么思考时，我们已经转换了看待科学的视角。事实上，并非所有有关自然世界的真理都有科学的意义，都能引起科学家的兴趣。科学史上，有多少正确的，已经证实的观点被人遗忘，悄然消失，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的，而只是由于对当下的科学事业来说显得不那么重要罢了。试想一下，哪一种规划是值得实施的？什么样的结果和效果是值得重视的？哪些实验和计算工作是必需的？何种设备和技能是必需具备的？什么样的成果才值得推广、出版？“除非我们了解了科学家是如何区分什么是值得去知道，值得去做，值得运用，值得考虑的，什么是无关紧要，无用的和无意义的，否则我们将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学。”[1]

如果科学不再被看作是客观世界的表象，而是一系列实践过程的集合，又会怎样呢？首先，你不必再为证明或者证实一个命题而颇费苦心，因为科学是一个尚未被给定，或者说是正在形成中的东西。与之相关，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能产生效果的施行过程。其次，这个过程不只是某一个体或抽象的类主体的实践，而是不同文化群体公共地参与的社会行为。对这样一种科学实践的研究与其说是哲学中的知识论问题，不如说是与社会建构论、文化建构论、乃至与权力相关的政治学（福科与法兰克福社会批判）密切相关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引入了实践，才使我们摆脱了纯粹思辨的束缚，使科学论进入一个更广阔，更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

用实践的观点如何看待认识论问题？早在黑格尔与马克思那里就已提出，认识论不是独立于本体论，而是与本体论相一致，联接二者的纽带就是实践。在他们的理解中，本体论不是世界本身是什么或存在着什么，而是存在着的感性的人具有改变对象的物质力量，这使认识论与本体论得到统一。因而，马克思指出，实践不仅是一种认识世界的能力，更是改造世界的能力。确切地说，认识与改造是同时进行的，认识就是改造。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一种感性的活动、物质的力量，是力的较量和碰撞，体现了认识主体与对象间的力量对比。而实证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将本体论与认识论割裂开来，从而在认识主体与对象间建起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尼采、福科、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劳斯那里，实践则体现为权力问题。认识论也是与权力相一致的。劳斯将构造科学现象、生成科学知识的实验室理解为一个权力关系场。他认为，实验室小世界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空间：有工作台空间、材料处理空间、设备运行空间、储藏空间等，这种被分割的空间使得其中发生的事件被监视与跟踪成为可能。在福科的军营、监狱、学校、医院等规训机构中，人们被监视、封闭、隔离和分割。这两者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从而“实验室里对现象的构造、操作和控制的策略必须被视为贯穿现代社会的权力网络的一部分，使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生成的实验室活动也直接包含着对人的强制（约束）形式。”[2]鉴于权力在实验室里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劳斯将权力刻画为场本身的特征，而不是场中的事物或其关系的特征，这一点与福科的“权力之网”是一脉相承的。在劳斯看来，既然对实验室中权力的说明不能脱离人们的行为与实践，那么说实践包含着权力关系，权力对实践有极大影响，也就是说“实践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塑造并限制着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人们可能行动的场”[3]。总的来说，一方面，权力本身只有付诸于实践，才能显示出力量，才能控制与改造外在事物，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而这也正是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本意所在。另一方面，对权力的任何言说与讨论，仅停留在说的阶段是不完整与不充分的，只有身体力行，对权力的充分诠释才是可能的。

三

在实践的科学观中，实践的解释并非只是对科学知识做出辩护与奠基，而是通过实践本身来实际地构成知识。因为只有实践才直接相关于知识的发生，我们不可能脱离知识的发生来构成独立的辩护理论，发生本身已经包含辩护了。前边我们提到了“know-how”，这很重要。早在希腊时代，人们就已经明白，所谓“episteme”（知识或科学）就是，知道x意味着知道如何把x做出来，当时的工匠，乃至诗人只有在干活时才显示出知识。同样，在马克思及其尼采、福科、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解中，对知识的认识就意味着改造、权力的较量，或对自身的追问。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不应只看到那些文本的，业已形成的知识，而应该回到知识实际发生的情境中去构造并理解知识。在1975-1977年期间，拉托尔（bruno latour）和沃尔加（steve woolgar）着手尝试这样的工作。他们直接参与萨克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活动，亲自体验构造科学事实的全过程，并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描述并分析科研活动的实情。他们发现科学知识与其说是自然规律的表象，不如说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相互协商，通过说服政府和企业获得经费资助等一些微不足道的活动过程构成的。[5]1987年，拉托尔出版了《行动中的科学：如何通过社会追踪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该书中，他带着读者直接跟随科学家本人进入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中去。发现科学领域并非一片圣土，这里的争论比在其它日常生活中的争论有过之而无不及。持不同观点的人经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甚至列出一大堆数据、资料和文献，以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正如拉托尔所描述的：“当我们从‘日常生活’进入科学行为，从街上的行人到实验室人员，从政治学到专家意见，我们不是从嘈杂走向安宁，从激情走向理性，从热烈走向冷静。我们是从争论走向了更为激烈的争论。”[6]只要我们仔细想想那些铺天盖地的科学论文、不可计数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这样的争论和说服行为在科学中是极为普遍的，更不用说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实验室中所进行的磋商行为，以及两个反对的实验室之间为证明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所做的一切辩论了。科学事实就在论辩、说服、协商这样一些“行动”过程中呈现出来了。

行动中的科学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它是一项集体参与的行为。参与科学活动的主体既包括科学家和研究者，也包括科学研究的对象、仪器设备以及以往的科学研究成果，甚至还包括学生、投资者等。因此，主体并非传统意义上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共同体，所研究的客观世界也不是被看作与主体对立的客体。相反，这里的主体是一个扩大了的共同主体，在这个共同主体中，所有参与研究的人与物都被纳入其中。其次，科学不再被理解为对客观世界的表象，而是所有参与者——共同主体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磋商和谈判在情境中共同构造出来的。最后，行动中的科学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科学永远处于进行中，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并持续重构的情境之中。

说到底，科学不是描述和观察世界的方式，而是操纵并介入世界的方式。科学家不是对所看到的东西作中立的记录，而是以感兴趣的方式直接介入科学实践的活动。因此，我们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实现，科学知识的性质直接取决于构成它们的情境条件的性质。我们知道，在解释学中，若想揭示个体的行为，必须揭示使这种行为成为可能的整体情境；反过来，对整体情境的揭示也须通过个体的行为进行。这就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认识论问题同时也是解释学问题。解释学是欧洲大陆哲学发展的，但却对英美哲学，尤其70年代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库恩就是最早在科学哲学中提及解释学的哲学家之一，他曾说：“不管自觉不自觉，他们（历史学家们）都在运用解释学方法，但是对我来说，解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更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学观的决定作用。”[7]

然而，这里所提的解释学概念与狄尔泰意义上不同。在狄尔泰眼里，解释学的方法只适合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但不适用于自然科学。因为人文科学所研究的社会、文化行为本身就具有反思性，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指望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具有这样的特性。其实，作为实践的科学并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或与认识相割裂的本体。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它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因而本身就具有反思性。海德格尔将这种解释学称为“实践解释学”，关注的是事情的发生，或者行为所引发的现状的变化。

四

刚才已经提到作为实践的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本身就具有反思性，因为我们在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对象的同时，也在反思这种行为的合理性。这是科学的实践活动与其它躯体（body）活动的重要区别，也是科学之所以成为典范的原因。现在的问题是，科学实践活动如何在情境中加以理解和解释？它与整体情境的关系如何？

首先，在实践的解释中，解释不是别的，而是解释的行为本身。事物是什么，如何存在，这些都是通过我们对周围事物的处理而揭示出来的。参与世界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世界会成为什么，以及事物在世界中如何存在的解释。从而，我们理解世界的情境不再是“信念之网”，而是“生活形式”，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在世（being-in-the-world）的方式”。情境，即生活形式是我们所不能选择的，我们只有，并且必然已参与其中了。例如，在燃烧理论中，拉瓦锡抛弃了传统的燃素说而选择了氧化说，但是实验所用的材料、操作程序以及表达新学说所用的语言等都是他从前人那里承袭下来的，“生活形式”对拉瓦锡实验来说不再是假设，而是别无选择的前提。[8]

其次，解释的情境并不是既定的，而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情境是不断变动更新的，我们找它却无法找到，因为它处于不断扩展、变迁与修正之中。”[9]事实上，情境不是一种理论，也并非外在于实践活动而存在，它本身就是由各种科学实践活动构造出来的。因而，一旦构成情境的这些要素发生变化，整体情境也就随之改变。劳斯将这种科学的实践活动比作“叙事”。叙事就是讲故事，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我们总是已经被置于故事之中了，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包括讲述者在内的故事。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共同叙事”（common narrative），我们总是依赖于与他人共同构成的情境来叙述他人，同时也是其他人所讲述的故事中的角色。在互相讲述中，我们与他人一起构成并共享这个新的情境。[10]

第三，情境不仅是变迁的，而且还是重构的，是“持续重构” （continual reconstruction）的过程。叙事并不是已经完成的（completed）行为，而是正在进行中的（ongoing）。“我们与各种正在进行着的故事生活在一起，这是我们能够讲述它们的情境条件，或者是做其它任何可称之为行为之事的情境条件。”[11]科学的实践活动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对自身进行反思与批判，同时也包含对自身的辩护。正是批判与辩护的统一，使我们不致简单地认可，并委身于一种既成的情境，而是不断地重构它们。这样一来，科学知识就不存在确凿无误的意义，意义也始终处在重构和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科学知识的可理解性、意义和合法化均源自于它们所属的不断重构着的，由持续的科学研究这种社会实践所提供的叙事情境。”[12]也正因如此，科学研究才能吸纳来自各个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并对自身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更具开放性。

从上述三点可以看到，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已经不是一套信念或对象的规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认知”，而是内在于我们身体中的全部技能（即实践的知识），只有将我们、实践的对象以及物质环境一起置于一个实践的解释的情境中加以构造，才可能更为全面地理解科学、理解世界，同时我们的解释性行为也才是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实践知识的获得同样也不是通过学习和使用规则或依据信念行事，而是通过库恩所说的范例的学习。这样所获得的技能或实践知识才具有创造性，具有向外延伸和发展的可能性。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之所以能从所教会的单个的词句中衍生出无穷多的句子，既不在于先天的深层结构，也不在于一个被给定了的文化与历史的语境，而是由于他们一开始就已经实践地参与了生活。同样，只有实践地解释并参与科学，科学对我们才是开放的，其自身才具有不断发展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2] [10] [11] [12] joseph rouse: “th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in: inquiry, vol.33, 1990, 186,183-185,181.

[3] j.habermas:“交往能力的预备性考察”，i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 1971, 118,120.

[4] joseph rouse: knowledge and pow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53.

[5]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london: sage, 1979.

[6]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30.

[7] t. s. 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v页。

[8]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new york, 1969, §167.

改变世界的科学实验篇7

[关键词]；实践论；改造主体；主观世界

十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主观世界的问题。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必须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怎样改造呢？同志的《实践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整篇文章都是在谈如何通过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一思想，对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如何践行世界观的改造，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改造主观世界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是什么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①

这里实质上指出了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必要性。首先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其次是主观世界本身也需要不断地改造。

1、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

这里所说的改造客观世界，是指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旧制度、旧世界的改造，不是一撮而就的。比如近代中国。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历经了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者的失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的失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革命的失败。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历经了胜利、失败的几起几落。因此，在《实践论》中指出：要使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达到真理性的认识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经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反复多次才能达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这是人类的认识规律。因为，其一、客观事物的本质暴露需要一个过程。其二，人的主观认识要达到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认识主体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占主动权的是人的主观认识。因为只有人才具有自觉能动性。客观世界是被动的。因此讲，人类要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首先要改造人自身的主观世界。

2、主观世界本身也需要不断改造

首先，旧中国是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大海。党的队伍的就在这样的大海中组建并发展壮大。因此，旧中国农民几千年形成的小农意识、保守思想、封建思想、自由散漫等思想，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或多或少会以各种形式反映到党内来。这些思想与党的队伍的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以及严格的铁的纪律是不吻合的。因而，这也就决定了党内主观世界改造的必然性。其次，主观世界的问题是一个人的世界观问题、也是一个人的思想问题，指出，一个人的思想就像洗脸一样是需要常常保鲜的。他说，“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②其三，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人的主观世界如果不加以改造，是很容易主观地而不是客观地去看问题的。

正如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③因此，终生都在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甚至普通民众的主观世界的改造。

二、改造主观世界的目标

在《实践论》中不但提到了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到了改造主观世界的目标，那就是：“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④

1、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提升人的认识能力

人的认识能力的提升，是改造主观世界的关键。前面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提升是关键。人的认识能力提升最核心的途径是科学的思维法则的建立。因为，人的认识过程是反映事物内部规律性的过程，必须要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因此，要正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科学的思维法则很重要。科学的思维法则包括哪些呢？在看来，科学的思维法则主要包括实事求是以及辩证的思维法则。

实事求是，从一定意义上讲，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因此，讲：“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⑤因此，终身都在致力于党内思想方法的改造，从井冈山时期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到延安时期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都在解决思想方法的问题。通过，党内的思想达到了高度统一。七大，我们党将实事求是写入，作为指导全党的行动指南。正是因为党内思想方法的高度统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辩证的思维法则是实事求是思维法则的延续。实事求是的思维法则是寻找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法则。而事物发展运动的基本法则是矛盾法则。正如所说：“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⑥《矛盾论》中所探讨的矛盾法则，则是教导我们去客观认识事物的基本法则。矛盾法则的出发点是从事物内部的矛盾关系出发去考察事物，抓住了事物的内部矛盾，也就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这是矛盾论的思想精髓，也是客观事物最大的实际。

2、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是改造主观世界的价值目标。这个目标是指，要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打碎旧世界是指打碎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创造新世界是指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就当前来看，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已彻底砸碎。但是，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改造却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许多封建思想，比如，保守、盲从、被动、等级等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对这些思想的要彻底改造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主观世界的途径：通过实践，在实践中改造主观世界

改造主观世界的途径，最为推崇实践。为此，他专门撰写了著名的哲学论著《实践论》。整篇论著都在论述实践在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当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实践来改造主客观世界。

1、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实践

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⑦这句话告诉我们，人们无论是改造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都离不开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在阶级社会指出，最大的社会实践是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当社会革命取得胜利后，认为，社会的各行各业、各种工作是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在1966年5月16日的“5・16”通知里说“每一个人就要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说你是农民，也要做工业方面的事情，也要搞军事方面，你是工人也种菜、拿枪，知识分子也要下乡”。因此，在的号召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的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都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2、向人民群众学习

向人民群众学习是向实践学习的应有之义。首先，向人民群众学习，是我们解决工作问题的思路来源。人民群众是实践在第一线的，他们的思想，最能反映实践。人民群众的智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作“素材库”。有时群众的一句话、一个故事、一个动作，往往令人茅塞顿开。因此，终生都在党内号召：向人民群众学习。早年，井冈山时期，就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是指没有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实际情况。1958年，的同学好友周世钊（时任湖南省副省长）曾给他写信，谈及自己“缺乏从政经验”，有“临事而惧”之感，回信鼓励说：“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⑧这里的多问多思和实事求是指的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的问题。其次，向人民群众学习，走群众路线，是培养我们共产党人这样一支人民队伍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阶级情感的途径。我们要服务群众首先要熟悉群众。也只有熟悉群众才会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从而很好地服务群众、引导群众。因此，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大声呼吁：我们的同志要到乡村中间去，搀着农民的手，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斗争。晚年，又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3、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完备知识结构

认为学习是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方法。他在《实践论》中指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是提升人的认识能力的两种途径。其中，直接经验是指直接参加各种社会实践。而间接经验则是指通过学习，掌握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而言，特别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曾经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为此，从延安时期开始，就开始大规模地组织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国后，更是不失时机，组织全民学马列。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除了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社会科学外，还强调要学习自然科学。常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1940年2月5号，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指出，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本人晚年，对于自然科学广为涉猎。到1958年初，又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的工作部署。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做到又红又专。

的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这一思想对于我党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各级领导干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树立等重大实践活动仍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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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7.

[3]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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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6.

[7]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7.

[8]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0.

作者简介

改变世界的科学实验篇8

关键词：环境，科学实践哲学，实验室，地方性知识

一、环境问题仅仅是技术与应用的问题吗？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要难题，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关乎人类生存的头等问题。然而，过去学界大多认为环境问题仅仅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应用，涉及到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制度、伦理观念、价值取向等因素，与科学知识及科学研究传统本身无关。因此，对于环境问题的反思，往往只涉及到科学知识应用的制度、政策、伦理、文化环境的变革要求，只涉及科学技术知识特定细节发展的要求，一般也不涉及科学知识基本特征以及科学研究传统本身变革的要求。

例如，有人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善还是作恶，这取决于人所在的社会，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本性。怎样发展科学和技术的社会运用的为善的那一面，避免和防止它为恶的那一面，这取决于人们改进社会的努力，取决于人们控制技术后果的能力，而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龚育之，第9页）

这种论辩思路背后隐藏了一种默认的假定，即“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与“社会应用”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分别。正是这种分别，使得人们假定科学知识及其生产过程原则上具有完全独立自主性，从而使得科学在现代社会的体制中占据了一种不受社会政治、伦理批判影响的特权地位。

贝克（Ulrich Beck， 1944- ）认为，在号称破除一切神圣原则的工业社会中，流行的进步信仰称得上是现代性的世俗宗教，体现了强烈的反现代性。因为它体现为对未知和不具体事物的信仰，体现为种种违背自己更好判断的盲目信任。任何举措，任何重大的变革，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它今后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只要我们相信是进步，它就会克服我们的顾虑、禁忌，获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在民主社会中，涉及到社会和公众权益的任何事项都须经过政治合法性的程序，而“进步”却是不需民主政治合法化程序，就先天获得合法性的社会变迁。在“进步”的魔咒庇护之下，在可能引起社会风险的变化之中，科学毫无责任，而商业也只有隐含的责任。（贝克，第265页）

著名环境学者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1917- ）对于现代技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大众的印象里，技术专家们被看作是现代的魔术师，一个科学的魔术师。但是现在看来，他是一个比魔术师的徒弟还差的魔术师。”（康芒纳，第149页）而这种技术专家在环境问题上的无能，归根结底在于科学的缺陷，因为“技术意味着科学和其他已被掌握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综合应用。它的最重要的影响至少对经济学的目的来说，是迫使任何这样一类工作中划分和再划分成为它的组合体。因此，而且只能是因此，已被掌握的知识才能应用于实践。”（康芒纳，第148页）

康芒纳认为必须要从技术的不当发展和应用追溯到科学发展的本身。他指出，“技术上的谬误，看起来是来源于它的科学基础的支离破碎的性质。”（康芒纳，第151页）具体说来，就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技术所依赖的科学的还原论特征。“技术上的支离分散的设计是它的科学根据的反映。因为科学分为学科，这些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概念所支配着，即认为复杂的系统只在它们首先被分解成其彼此分割的各个部分时才能被了解。还原论的偏见也趋于阻碍基础科学去考虑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诸如环境恶化之类的问题。”（康芒纳，第154页）

最近国内学界已经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阐述了有别于技术的科学自身的负面影响。作为物质性实践的科学活动，对实验室中的研究对象、研究人员、实验室之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可能产生负面的物质性影响。（蒋劲松，2006b， 第181-197页）而作为观念的科学知识在取得某一方面进步的同时，可能在其它方面产生退步。科学观念的传播可能抑制其他非近代科学形态的知识的保存和发展。科学进步在促进认识发展的同时，可能导致非认知的精神状态方面的损失。（蒋劲松，2006a， 第14-18页）将此角度的反思和批判进一步扩展，利用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资源分析环境问题的实验科学根源，应当是很有意义的。

二、实验室建构的科学知识的地方性

与流俗见解相反，科学知识具有高度的地方性。近代实验科学家的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在实验室这个高度人工化的场景中，科学家对研究对象进行隔离、操纵与追踪，从而构建一个人工的简单化的“微观世界”来使得原本异常复杂的自然现象更容易把握，容易控制，相关的信息更容易获得。这就是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在知识发展上突飞猛进的原因。

“实验室是建构现象之微观世界的场所。对象系统在已知的情境中得以建构，并从其他影响中分离出来，以便进行操纵、追踪。科学家通过构建人工的简单化 ‘世界’来规避那种极度地限制了现象之自然显现的无序的复杂性。” (劳斯，第106页)在这个高度人工化的场景中，科学家对研究对象施加的影响主要可以包括隔离、介入与追踪三种。

通过将研究对象从其天然的环境中分离并隔离开，就切断了其与环境的许多千丝万缕的复杂的天然联系，从而可以使得对象的联系简单化，便于研究。如在抽真空的管子中测量自由落体的运动规律就能够排除掉非常复杂的空气阻力、风力的干扰因素。从此开始，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就已经不再是天然的自然了，不再是不受改变的自在之物了。例如，生物学家所研究的小白鼠，可能就是为特定的实验研究而在实验室环境中培养了许多代的种群，具有了野生的种群完全不同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再对已经隔离了的对象进行操纵。只有通过对已经从自然环境中隔离出来的对象进行强力的干预和控制，才能将所谓隐藏的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例如，在实验室里我们对材料施加高温、高压、强电磁场等物质影响来检测材料在这种影响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而来建构相关的因果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研究与其说是作为观察者对辨别因果效力的关注，毋宁说是通过行动所预设的因果效力来进行的。” (劳斯，第107页)这样一来，休谟原先理解的基于经验归纳无法确定的因果关系，就改变成预设而通过实验高度确定的因果作用了。而这种作用只有通过对事物的强力操纵才能确定。

通过隔离和操纵而获得的实验结果必须要受到严格地追踪。“追踪实验涉及到从建构之初对整个实验进程的控制。追踪不仅仅是监视实验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监视事情的正常运作。” (劳斯，第107页)通过对实验室中所建构的微观世界的所有成分进行全面地监控，即对每一部分进行分类、编码、归档、记录身份、定位和处理，就可以确保研究对象完全处于研究者的掌控之中，并且使之高度接近于理想模型所描述的状态或性质。

因此，科学知识并不是对于外在我们的世界的表象，而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产物。它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也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才能得到证明。例如，自由落体定律只有在抽真空的实验室条件下才会得到严格的证明。否则，在空气阻力等干扰下，自由落体定律根本不会严格准确地表现出来。因此，科学知识的有效性、真理性，是与实验室的场景和实践方式紧密相关的。

这种隔离、操纵、追踪控制，虽然是从实验室开始形成并发挥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却并不会仅仅局限于实验室之中。实验室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常常会把实验室中对自然的控制作用进一步扩展到实验室外的天然自然之中，从而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操纵和改造。因为实验室不是由四壁构成的物理空间，而是实验设备共同发挥作用的情境，它甚至把自然界都纳入到实验设备之中。例如，化学实验室中的化学反应留下的废物、污水，最后肯定都要排放到环境中去。而另一方面，实验室所需要的各种原料也必须取自环境。这样，作为物质相互作用过程的科学活动，必然要对实验室内外的自然事物产生或大或小性质各异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外在的、偶然的，而是本质性的，不可避免的。

不仅如此，为了实现对研究对象的隔离、操纵与严密追踪，实验室中需要使用特制的仪器设备。这种体现了实验室中权力关系的仪器制备，如计算机、因特网等等，一方面会由于成为社会普遍使用的工具，而对普通公众产生影响；一方面也会由于需要工业化生产，而对相关的工业生产活动，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使得整个社会逐步接受由实验室中所发展和建构出来的权力关系。

所以，科学知识和其他知识一样也是地方性的，它是在特定的实验室或者知识生产场所，在特定的实践环境中产生的，其有效性及其评价标准都不能与生产场所相脱离。通常我们之所以认为科学实验的结果是普遍有效的，实际上是我们把科学知识应用的条件都按照实验室的条件进行标准化了。科学知识的标准化，不是科学知识本身既有的固定属性，而是科学知识应用扩展的动态过程。科学知识的标准化，本质上是将整个社会环境都按照实验室的模式标准化重构。除了物质资料、实验设备等需要标准化之外，参与科学应用的人们在某些方面也必须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像实验研究人员，才能使得在实验室行之有效的知识和技术在实验室外才能同样运转正常。

三、自然环境及其社会环境的标准化重构

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科学知识全面应用的过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全社会都按照实验室进行改造的过程。为了科学知识的成功应用，整个物质性的生态环境都要按科学实践所要求的进行改造。然而，这种标准化重构，虽然可以保证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却带来了深刻而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

因为，实验科学传统，在一个局部的范围内制造一个“微世界”，然后再通过标准化过程使得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生态圈标准化，变成一个实验室，这样科学知识和方法才可以使用。因此，科学发展以及应用过程就必然是一个多样性减少的过程。

如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所表现的技术时代的过度标准化，起因就在于作为实验科学基础的自然的数学化。通过自然的数学化，自然界中质的多样性被压缩为量的差异，这样原本隶属于某一特定生境中的事物就变成了本质上没有与生境无关的独立对象，原本与位置相关，与事物相互关系有关的属性就从事物的本质属性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属性。这当然有利于地方性知识的标准化。（柯瓦雷，导言，第2页）

科学实验室是一个为了特殊目的而孤立的空间，它只需考虑在一个孤立空间内对于特定物质对象的操控，不考虑外部问题；它需要外界不断提供能量供应，也不必考虑实验过程所产生的垃圾如何处理的问题。因此，在这样一种封闭的空间场所中所开发出来的技术在对待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方面先天地就是不足的。

当然，环境保护问题同样可以作为研究专题，那样相关过程就成为科学实验室所研究的对象，在实验室所构建的“微观世界”中人们制造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律。这些规律的发现，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类处理环境问题。然而，这一过程的研究，同样也要以向实验室提供能量供应，向实验室之外排放垃圾作为前提。按照这一科学规律所处理的环境，不过是将原先外在于隔离、操纵与追踪的环境，变成了可以隔离、操纵与追踪的对象，它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

换句话说，环境过程的被研究，环境问题的被解决，是以原先的环境被操控，实现“非环境化”作为前提的，而被操控的环境之外更大的环境，或者更严格地说作为环境的环境，则仍然处于科学的视野之外。更有甚者，实验室科学传统的环境研究越深入，就意味着环境被操控的程度越深刻，环境非环境化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对于环境的干扰和破坏就越严重，环境真相就远离科学的视野。所以，环境保护在本质上是动态地逃避实验室科学研究的，是外在于科学实验室的。无怪乎，环境科学的进步并不能真正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除了科学之外其他因素的限制，实验室传统的环境科学内在的局限性才是真正的根源。

从这一角度看，环境问题并非是科学知识不当应用所致，更非科学知识发展不足所致，而是实验科学传统标准化所固有的弱点的必然体现。因为，“把科学知识和技能拓展到实验室之外，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的复杂性进行重组。不过，这种要求往往是通过简化自然环境实现的，而不是使科学实践适应于更为复杂的环境。”（劳斯，第246页）我们只有在忽视实验室之外的变化，将眼光局限于实验室内的相关过程，才能将实验室中建构的规律当作事物本来的真相，当作全部的真理。传统的理论优位的科学观，将科学当作是现成的外在自然的表征，必然会造成对于环境问题的系统的、有意识的忽视。

因此，近代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就是科学知识的标准化过程对于复杂的生态系统的改造所致。因为在实验室微观世界的技术向外扩张的过程中，“自然环境被人为地简化了，受到了控制，并被剥夺了某些自我调节能力和缓冲能力。环境的简化，或者把微观世界从它与环境之间的不可理解的复杂互动中分离出来，这对于实验室建构的现象的明晰性和规则性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劳斯，第245-246页）

例如，给环境带来很大困扰的塑料等难以降解的材料性质不是偶然产生的，恰恰是当初发明设计时所努力实现的性质。“这些污染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在新技术中还有某些不成熟不完备的地方，而是因为它们在完成其既定目标上，取得了极大成功。……现代合成剂杀死了鸟、鱼和益虫，只是因为它们成功地昆虫所吸收，并且杀死了它们，这正好是它们被希望的。塑料破坏了景观，是因为它们是非天然的合成物质，即被有心制造出来抵制分解衰退的，这种稀有的特性正是它们技术价值的基础。”（康芒纳，第147页）

为了应用在实验室研究出来的知识，必须要破坏自然的复杂性，因为这种复杂性允许系统具有较为松散的耦合关系，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对于整个过程实施严密的隔离、操纵和追踪控制。而技术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紧密的耦合关系，正是现代技术社会高风险的重要来源。因为，许多事故常常并不是系统中某一环节丧失功能，而是由于未曾预料到的复合性而出现的多重失败。（劳斯，第244页）

产生环境问题的相关技术成就，之所以会带来环境问题，就是因为实验室科学在其产生的根源和有效适用范围上就没有考虑环境问题，甚至有意识地掩盖环境问题。“事实上，新技术在它所其所应达到的目的来检验时，它并没有失败。”“如果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因为它在完成它的既定目标上的成功的话，那么它的错误就在于其既定目标上。”（康芒纳，第148页）这种既定目标的错误就在于，它是实验室研究目标的简单放大，即只关心有效控制限定对象，不问实验室内外环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尽管近代科学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尽可能地要消除地理方面的差异，但是，由于研究者以及科学研究资助者身处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不同，从而导致他们所研究的自然具有异质性。“文化在异质自然界中的不同位置使它们接触到了不同的自然规律性，或者接触到了在它们看来是自然规律性的东西；……不同的人是有关自然界不同部分理念的宝库，这种理念是随历史发展和不断提炼的。”（哈丁，第95页）尤其是有关环境的知识，其地方性的色彩更加突出。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科学，从发生和传播的角度上看，带有浓重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看，近代科学知识从欧洲向第三世界的传播，在某些方面要为第三世界的落后地位负责。现代技术的殖民主义特征要追朔到科学实验室的欧洲起源。因为从欧洲实验室中发展出来的科学知识，无论是在关注自然的异质性、关注社会利益等各方面都是为欧洲扩张服务的，以至于可以说，“现代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策划和实施了欧洲扩张的结果。”（哈丁，第95页）

例如，被科学主义者们广为称道的绿色革命，看起来是一系列的科学技术新发展的成功应用。可是，引入的杂交品种与当地原有的品种相比需要消耗更多的养分，需要更高强度的耕作，需要施用更多的化肥，需要更加精确的灌溉水量的调节，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攻击，所以需要更多地使用农药。这些条件在纯粹实验条件下，不难满足。在大田种植时，虽然仍然可以获得高产量，但是却要付出高能量、资源消耗的代价，对生态的影响也比传统农业模式大了许多，并使得农民对于现代化学工业、种子公司依赖性更强。最终的结果是第三世界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面前更加处于劣势地位。（劳斯，第246，252-253页）

全球现代化过程中，欧洲的发展模式对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欧洲可能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然而“从生态学的角度不难看出，欧洲成功之路的许多方面是一条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宛若死胡同的独特路径。”（拉德卡，第222页）

四、环境问题的出路：科学知识的反向重构

既然环境问题根源于实验室生产的地方性知识标准化过程中，地方性知识及其权力关系对生态环境的重构破坏了生态环境自身的复杂性。那么，环境问题是否有出路就在于，人类是否可以根椐生态系统自身的复杂关系来重构科学知识及其权力关系。幸运的是，我们发现，科学知识应用的过程，既是一种社会权力关系按实验室权力关系“标准化”过程，又是实验室知识和权力关系“去标准化”过程和“重新地方化”过程。因为来自实验室的知识在应用到完全不同的情景时，原来赖以成立的条件发生了变化，科学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形不仅仅是知识表达形式的变化，还会涉及到知识的内容、限度的调整。（蒋劲松， 2007，第9-13页）而事实上，贝克认为，“替代科学”（alternative science)并非20世纪60或70年代的发明，毋宁说从一开始就是属于整个科学发展计划的。（贝克，第203页）

当然，必须指出，科学知识的这种反向重构，并不是无视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简单粗暴地以权力、命令、主观好恶来决定科学知识，而是说重构科学知识生产的场景，重建科学研究的地方与境，从科学研究的内在实践中产生新的知识。

DDT的发明曾被认为是伟大的发明，发明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实验室中，DDT确实表现出了发明者所需要的特质。然而在大量使用后，却暴露出难以降解、容易富集的致命缺陷。刚开始的时候，农药厂商及其豢养的科学家们，坚持从杀虫、经济回报的权力关系着眼看待DDT。正是通过蕾切尔·卡逊从环保角度的批判，原本认为是非常安全甚至在人身上使用的农药，后来才逐渐被世界各国所禁止生产和使用。而原来仅从虫害控制的权力关系着眼是很难揭示其污染环境的局限的。 (高国荣，第12-23页)

巴里·康芒纳说，“科学进步带来的问题，虽然来自科学知识和技术成就（也有的是失败），要求得解决却只能诉诸道德判断和政治抉择。”（格雷厄姆，前言，第10页）这是因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在某个电力千瓦的数字和某个甲状腺癌病例数字之间，或者在某个玉米产量的数字与婴幼儿残疾之间做出指导性的选择。这是价值的判断，它们并不取决于科学理论，而取决于我们赋予经济优越性和人类生活之上的价值，或是我们对把国家交给集成运输线，还是交给细菌武器的才智上的信念，这是一些道德的、社会和政治正义的问题。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它们的决定权不在专家手中，而是在人民和他们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手中。”（康芒纳，第158页）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民主的参与绝不仅仅局限于对已经发展成熟的技术应用的决定，而是应该将参与的流程向上游继续回朔。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关系，决定了科学研究活动内在的政治学维度不可忽视。用贝克的理论来说，就是从初级的科学走向反思的科学。他追问：“科学已经像其他力量所做的那样艰难地改变了世界。为什么世界的改变不能促成科学的改造呢？”（贝克，第215页）

科学研究主体的多元化，可以在科学研究中引入新的视角和经验，揭示科学的局限性，拓宽科学的经验基础。例如，女性主义者发现，现代技术中突出的暴力和征服的特征，是与实验室的男权起源分不开的。“审讯女巫作为审讯自然的象征，法庭作为此种审讯的样板，力学装置的刑讯作为征服无序的工具，这一切对科学方法作为力量是基本的。”(麦茜特，第190页)而女性科学家的大批涌现，带来了研究兴趣和视角的新变化，从而导致科学研究内容的变化。（ Keller， 2004，pp.7-13）

研究主体的多元化可以减少科学研究中的某些偏见，如女性主义者揭露了传统生物学研究中抬高雄性个体特征，忽视和贬低雌性个体特征的倾向；推崇进攻性和侵略性，贬低受动性与合作关系的倾向。更进一步的是，女性视角的加入甚至会导致科学研究基本规则的变迁。科学研究中过去所标榜的远离价值判断的中立性，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并不足以保证客观性，她们提出强客观性（哈丁，第167-196页）和动态客观性等概念来包容社会性别视角在内的价值判断。（Keller，1985，pp.116-118）类似的，对于科学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同样也揭示了传统科学往往不自觉地采用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所研究总结的知识往往与殖民地人民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的情形。“代表现代科学特征的独特的知识模式和无知模式，在很大想程度上是欧洲扩张的产物。”(哈丁，第 80页)

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家相比，地方性知识的拥有者——普通公众往往更具有反省能力。例如，在英国著名的坎布里羊事件中，牧场主们的“地方性知识”最后证明比科学专家们的抽象和普遍的知识更加可靠， 而且在相关争论中牧场主们也比科学家们表现出对自己主张和知识更强的批判能力。（Brian Wynne， pp. 283-301）

科学研究为何实际上并没有显现出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多元化的面貌？这常常是科学主义者的有力反诘。其实，科学多样性的缺失，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下文化多样性缺失的一部分和后果。由于科学研究中知识和权力的“去标准化”反向重构现象被科学知识普遍性的假象所遮蔽，人们往往缺乏主动反向重构的自觉意识，缺乏足够敏锐的批判意识。因此，人们往往只能被动接受科学研究的结果，认为这是中立的、必然的，想不到其实它是可以重构的。结果，科学研究中的权力关系往往为听任势力强大的工商资本、军火工业、男权、殖民主义者、好战的帝国主义政府势力所操控。

权力关系的单一化，必然带来知识的单一化。正如费耶阿本德所指出的那样，在科学实验中没有发现与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相冲突的经验现象，并不能证明这一理论的真理性，反而可能是由于人们迷信这一理论，不敢提出与此理论不同的假说，从而阻碍了设计和实施可能发现否定这一理论的实验，最终阻碍相关事实的发现。只有人们敢于坚持思想的自由，勇于向这一理论挑战，相关的实验结果才会涌现，新的理论才有可能确立。（法伊阿尔本德，1992，第20页）同理，迄今为止，科学多样性的缺失非但不能为科学研究模式的唯一性辩护，反而更加迫切地呼唤多元化的科学研究。只有人们破除科学知识普遍性的迷思，敢于反向重构权力关系，科学知识的多元化才可能更加明显地显现和发展出来。

例如，在近代中国，中医曾因为其理论与西方近代科学话语格格不入而被中国精英阶层当作“伪科学”。民国时期，曾通过相关法案取缔中医，虽因遭受全民抗议未能得逞，但中医在知识界、教育界、以及医疗卫生领域遭受打压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情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到中国共产党决定从政治上监督科学家，命令医院和大学恢复传统医学。这一命令恢复了科学与传统医学之间的自由竞争。（法伊阿尔本德，1990，第110页）对此，费耶阿本德称赞道，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世界上最有趣的研究路线，当时他们对复杂的科学医学只有极少的知识。”（法伊阿尔本德，1990，第94页）

又例如，艾滋病患者从自身的利益和经验出发，就曾成功地改变了相关医学研究的模式，拓宽了接受药物测试的人口样本范围，从而获得了更好的数据，帮助开创了他们认为更好的研究途径。这样通常人们认为被动消极的受试者，在如何更有效地开展科学研究的这一问题上，在某些方面居然显示出比科学家更（迈诺尔夫· 迪尔克斯、克劳迪娅·冯·格罗特，2006，第146页）

当代环境科学中的盖娅假说所体现出来的新动向也很值得注意。盖娅假说的最早提出者拉夫洛克是一位具有邪教嫌疑的传奇人物。假说后来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发展，一方面是马古利斯和施奈德，将其发展为“规范”科学；另一方面吸收绿色运动的思想资源，其中目的论和泛神论的色彩非常突出。而在新时代的文献中，这两个侧面很好地整合在一起，一方面相关讨论高度技术化，另一方面却游离于专业科学文献之外。“与心灵学一样，它们也有广泛的读者面，所以作者们无须费力把自己的工作建构成是‘科学的’。它们并不需要一种只有经过传统科学院的承认方能获得的合法性”。（史蒂文?耶利，第365页）可见，有关环境的知识探索是有可能在某些方面突破传统科学研究模式的。

博物学传统所体现的多样性、地方性精神，注重人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可能是环境问题的出路所在。因为，与实验科学不同，博物学是在相对天然的状态下，通过对自然对象的系统、全面和深入的描述来揭示自然的状态及其规律的。当然并不存在所谓“纯粹客观的”对象，因为只要是在人类的科学实践中进入认识范围的，必然与研究者之间发生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就一定会打上研究者的烙印。但是，与高度操控的实验室研究不同，博物学对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多方面展开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被剥夺掉与天然生境的丰富复杂关系。所以，相关的博物学知识保留了更为明显的地方性，同时这种知识的“标准化”程度相对也比较低。这在过去一味推崇征服自然，强调效率的标准下，自然是博物学“科学”程度不高的根据了。（吴国盛，2004）

然而，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博物学更为突出明显的地方性，倒是可以警示生态环境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可以避免科学知识对自然和社会环境标准化所带来的破坏。在博物学中研究对象所展现的多种可能性，反映了人与对象之间关系的多样化，体现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研究对象与天然生境的多重复杂关系，使得博物学知识更加关注生态平衡。（刘华杰，2003）

当然，目前并不存在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的成熟的科学研究新模式。这还需要科学家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然而，科学研究活动既然是人类在世生存的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研究的模式不是神圣的、永恒不变的，而将会与人类生存方式一同发生深刻的转变。为了人类及其环境的未来，让我们主动、自觉地参与这种伟大的变革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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