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

中国的19至20世纪之交，以古代文明再发现著称。

19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闲散京官王懿荣得了疟疾，因为服中药龙骨而辨认出第一组甲骨文，使来自安阳的龟甲兽骨不胫而走，从此中国历史的纪年，自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前移了近十个世纪，有文字记载的时期长达两三千年，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发现之门。

1900年，道士王圆篆清理敦煌莫高窟石窟积沙时，长期密封的洞窟复现于世。敦煌石窟的发现，石窟中排列整齐、卷帙分明的数万卷文献，让以“醑宋千元”为极致的藏书家们叹为观止，是世界上任何公共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家也不曾拥有的宝藏。

1900年春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由北向南穿越罗布荒原，因为遗失了一把铁锹，致使被千年流沙掩埋的古代文明初露端倪。1901年3月，在无人定居的罗布荒原北部区域，继续从事地形测量的斯文・赫定无意中闯入一个满披流沙的遗址，遗址有官衙、民宅、渠道、佛塔、驿站……唯独没有人气。后来，德国学者康拉底(中文名字是孔好古)，通过研究这里找到的汉文木简与纸本文书，证实这就是见诸《史记》与《汉书》的楼兰古城。沙埋古城楼兰以及新疆的考古发现，成为世界性的话题。

1901年1月，英国人斯坦因来到尼雅河尾闾的一个遗址，借助王国维的考证证实，这就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绿洲王国精绝，后来成为楼兰的边境重镇。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序》与《流沙坠简后序》，对新疆考古发现的论证，至今仍是西域研究的范例。

在塔里木东端罗布荒原发现楼兰古城，从中国正史消失十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又回到现实生活。斯坦因在被称为“沙埋庞贝”的精绝，居然找到了楼兰王国时期的档案库，档案使用一种当时无人认识的文字(怯卢文)，书写在木质简牍之上。20世纪中期，英印学者破译了这批怯卢文档案，这样，就有了《史记》《汉书》之外的另一部西域信史。

人们因而获悉，楼兰王国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关键位置，绝不是出自司马迁、班固等史官的耳闻想象之词。楼兰古城的确认，是因斯文・赫定发现的汉文文书中一再写明“楼兰”二字。怯卢文档案中，则有一个词汇反复出现，即“KROLAYNA”，它的含义是“城镇”。中外学者们进一步认定，“KROLAYNA”就是汉语“楼兰”的语源。

楼兰――“城镇”通过了汉文与怯卢文的双重认定。

有了楼兰古城与尼雅遗址的发现，原来被认为“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吸引了举世关注的目光。通过19至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再发现的接力，发现新疆、在流沙覆盖之下重现失落的古老文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考古探险，发端于1896年斯文・赫定进入塔里木南缘的丹丹乌里克。1901年3月3日发现楼兰古城，是标志性事件。

1896年1月，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斯文・赫定来到和田的古老村落塔瓦库勒。在塔瓦库勒，他听到了关于“塔克拉玛干古城”的种种传说。村民们说，东方有个神秘的绿洲遗迹，名叫“丹丹乌里克”，是“沙漠找宝人”的乐园，那儿“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生灵”。自塔瓦库勒东行六天，斯文・赫定终于见到了被死胡杨环绕的丹丹乌里克。那里曾是个巨大的佛教教区，遍地是被打碎的与大致完好的塑造佛像，寺院里，除了这些塑像，还有壁画――丹丹乌里克，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精美壁画。后来，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剥下并且带走了几幅壁画精品，其中有《东国公主传人蚕种》。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一主题除了曾载人吐蕃文的《于阗国授记》，竟然在《大唐西域记》也得到了印证。简言之：最初，丝路重镇于阗王国不知道怎样种桑养蚕，因为东国(某中原王国)的蚕种与养殖技术绝对不许外传。为了获得蚕种，国王向东国求亲，由下嫁的公主秘密将蚕种作为陪嫁，藏在发髻中携带到了于阗。从此，种桑养蚕成了于阗王国的支柱产业。

除了《东国公主传人蚕种》，《大唐西域记》还记载了一则带有神秘色彩的《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故事：于阗国边境有一个兴盛的城邦，叫曷劳洛迦，因为不信佛教，甚至灭法驱佛，受到上天惩罚，天降一周沙雨，将曷劳洛迦彻底湮灭，沙尘竟聚集成为巨大的沙包。每逢风雨过后，沙包附近就散落着历经劫难的宝物。离开丹丹乌里克，斯文-赫定北行贯穿沙漠的第一站，便路经了当地人叫“喀拉墩”的古城，古城为沙子覆盖，喀拉墩，含意正是“黑沙包”。斯文・赫定离去后，斯坦因在喀拉墩古城做了发掘，出土物品最奇特的是储存粮食的大陶瓮。喀拉墩古城与《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传说对照，应该有必然联系。但曷劳洛迦，无疑是“KROLAYNA”(楼兰)的异译，本意也是“城镇”。

新疆塔里木的绿洲城镇为沙雨埋没，出自古人对天灾突然降临的反馈。“沙雨淹没曷劳洛迦”，是塔里木文明迁转的例证。

首次报道发现丹丹乌里克、喀拉墩、楼兰等古遗址的斯文・赫定是瑞典探险家。丹丹乌里克与喀拉墩的再发现，本属沙漠探险的意外收获。而新疆的戈壁荒漠，每逢风沙过去就会出现古代器物，这由来已久，以致在塔里木竞产生了“荒漠找宝人”这个副业。而楼兰古城复显于世，为了解新疆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毋庸讳言，发现尼雅遗址、安迪尔古城等地的英国人奥利尔・斯坦因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而且吐鲁番、库车、拜城、焉耆等地的寺院与千佛洞等重要遗址遭到西方人员的掠夺性破坏，成批的文物被运往国外，引起了广泛义愤。这是封建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国家遭遇的缩影。它留下的教益已经成为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

从斯文・赫定开始，各国探险家们回国之后，总要就本次探险写两类书，一类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类是探险纪实。比如斯文・赫定的《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中亚与》，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古代和田》。这几乎成为惯例，被视作新疆探险的组成部分。19世纪后期以来的有关新疆探险的出版物，足可以充实一个专业图书室。这类书籍往往图文并茂，生动曲折，至今，仍然是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凭借。

新疆考古发现，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章节。如果没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新疆探险考察，我们对西域乃至对整部中国历史的认识就会出现更多的盲区。

作为中华文明再发现的组成部分，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墩古城、楼兰古城、尼雅古绿洲等遗迹的陆续发现，足以证明：

以多民族、多信仰、多色彩著称的西域文明，从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天山南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根本没有存在的地域空间与历史时段。

在天山南北，“丝绸之路”是贯通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的通道。西域文明的特点，来自它的地理位置、人文构成、历史变迁等因素。

西域文明，是中华民族包容性、丰富性、和谐性的体现。西域文明，使中华文明增添了广被四裔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