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不“新”新疆常新

新疆，从字面上解释就是新的疆土。但这是对清朝而言，因为从1644年入关开始，清朝首先致力于消灭明朝的残余势力，占有明朝的全部领土。由于当时占据今新疆的准噶尔一度扩张到蒙古高原，康熙皇帝必须先击败准噶尔的攻势，恢复对内外蒙古的统治，对西北地区还鞭长莫及。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天山南北才归入清朝版图。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今新疆和相邻的中亚地区的确是最后和最新的疆土，称为“新疆”名副其实，所以当时就有了这样的名称。但在那里设立的行政区还是命名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设置行省时才以“新疆”为名。

但对历史上的中国来说，新疆的归属并不是从清朝开始的，所以“新疆”并不“新”。

新疆与中国内地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因为在内地、甚至沿海地区的遗址中，都发现过和田玉，其产地绝对是在新疆。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些玉石总是有人从新疆运来的。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蒙古高原为基地的匈奴人已经扩展到西域，包括今新疆的一部分。公元前2世纪，原来居住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月支(氏)人和乌孙人，为了摆脱匈奴人的控制，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并进而迁往中亚。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后，汉朝与西域的交通线已经开通，人员来往相当频繁，汉朝的使者、行政官员、将士已进入西域。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宣帝正式设置西域都护府，今新疆和中亚巴尔喀以东南的区域归入汉朝版图。尽管汉朝仅派驻少量军队，并且继续保持当地民族和政权的自治状态，但对这块土地拥有。在西域范围内，无论是有30万人的大宛和63万人的乌孙，还是只有数百人的小国，都服从汉朝的统治。在《汉书・西域传》中对它们的户口、“胜兵”(合适的兵源)数量都有具体的统计数字。

由于两汉之际战乱的影响，汉朝对西域的统治一度中断，但东汉、曹魏、西晋都设有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十六国的前凉、后凉、西凉和北魏，都曾拥有西域的一部分。隋朝在今新疆设立了伊吾、鄯善、且末3郡，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设置的正式行政区。武功赫赫的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640年)灭高昌(在今吐鲁番)，二十年破降薛延陀，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擒突厥车鼻可汗，显庆二年(657年)破降西突厥，龙朔二年(662年)破铁勒，平定天山南北。至此，不仅今新疆境内全部归入唐朝版图，连中亚的锡尔河流域和阿姆河流域也成了唐朝陇右道安西都护府的辖境。尽管在755年安史之乱后，吐蕃取代唐朝成为今新疆大部分地方的统治者，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中断了相当长的年代，但来自中国北方的辽朝遗臣建立的西辽(黑汗、喀喇汗)曾长期统治西域，元朝、明朝都曾拥有西域的一部分。

不过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新疆的确经常处于新的位置，历经数千年而常新。

新疆地处中国西部，与中亚各国相邻，而通过河西走廊又与内部与沿海地区相连，是东西方交通大动脉经过的地方，在丝绸之路开通后更是长盛不衰。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就通过河西走廊传播到西域，西域乃至欧洲、非洲的文化又从河西走廊东传。由于在唐朝后期以前，外来文化主要通过丝绸之路和河西走廊传入中国，中国对外开放主要的方向是西部，这条陆上交通线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海上航线。即使在它为海上丝绸之路所取代后，民间的人员和物资交流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新疆阿斯塔纳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古尸中，有的明显属于欧洲白种人，说明在两三千年前欧洲人就到过新疆，有可能带来他们的文化。当匈奴控制着从东北亚到中亚的广阔地域时，因种种原因进入匈奴地区的华夏人、东胡人、中亚人就有可能在新疆这块土地上交融繁衍。乌孙和月氏从河西走廊迁入新疆，又继续西迁的过程，既是两次民族迁移，也是两次文化传播。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在汉朝控制西域之前，西域已形成“城郭诸国”(依托绿洲并以城市为主要居住地、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数十个小国)和一批“行国”(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

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今新疆境内曾经拥有过相当多的民族，如古西域人、欧洲人、匈奴、乌孙、月氏、华夏(汉)、鲜卑、高车、铁勒、突厥、薛延陀、波斯、天竺(印度)、吐火罗、粟特、吐蕃、吐谷浑、契丹、蒙古、回纥(回鹘)、维吾尔、哈萨克、阿拉伯、回、满、锡伯、俄罗斯、塔吉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塔尔等民族，使当地的文化不断变化，也不断更新，有的今天依然繁荣，有的已成千年绝响，甚至沓无踪影。在新疆保存和发现的古文字也堪称世界宝库，有的早已绝迹，或者至今还无法破译。

到过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人无不为这个文化艺术宝库的博大精美而惊叹，但佛教文化包括石窟这类建筑方式正是经新疆传入我国并逐渐传入内地的。我到过新疆的克孜尔、库木都拉和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曾经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克孜尔石窟内画的飞天是的，到了敦煌一带就半裸了，而到了云冈和龙门就全身盛装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一种外来文化是如何一步步中国化的。新疆处于中国境内的起点，所以能保存比较原始的外来文化。但是对由中国外传的文化而言，新疆也处于中国境内的终点，尽管长途的传输或许已经产生变异，却往往能意外地保留住一些文化化石。

当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大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大败而归时，唐军中被俘的造纸工匠却完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盛事――将造纸术传到撒马尔罕，最终取代古埃及纸草造纸术，使其成为一项世界性的技术。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已经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东方，但趁安史之乱隔断河西、据有新疆的吐蕃人也同时隔断了阿拉伯人对唐朝的威胁。吐蕃的长期占据使新疆境内的佛教文化臻于极盛，却在伊斯兰教东扩后烟消云散。蒙古铁骑一度成为西域的主人，但军事上的征服者很快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蒙古征服者最终不仅皈依伊斯兰教，连他们本人也融入于当地民族。

到了近代，相当便捷的交通使人口的交往和迁移更加频繁，新疆的丰富资源、辽阔土地、多元文化和战略地位吸引了更多的人，也带来了更为多样的文化。当阳光驱散乌云，屈辱成为历史，融合代替冲突，干戈化为玉帛，新疆又一次向世人展示出常新的风姿。

“新疆”不新，它早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常新，它在各族人民不断地滋润下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