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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邦节是维吾尔族传统宗教节日之中规模盛大、气氛最热烈的一个节日。节期一般为天，在农村甚至延长一周之多。节前，家家都要清扫房屋院落，赶制节日盛装，购买各种干品，自制各色民族风味食品，如烤油馕、炸馓子、炸油香、做巴卡力和各式点心、饼干等。
古尔邦节：
古尔邦节是伊斯兰教主要节日之一，亦称宰牲节。我国穆斯林将古尔邦节又称“忠孝节”。
“古尔邦”意为“献祭”“献牲”，为朝觐功课的主要仪式之一，时间是伊斯兰教历12月10日，即朝觐期的最后一天。当日，朝觐者要进行宰牲。经济条件宽裕的穆斯林要在伊斯兰教历12月10～12日3天之内宰牲，逾期无效。我国穆斯林特别重视古尔邦节，是日皆盛装参加会礼，游坟诵经、缅怀先人宴请亲友，有条件者宰牲。我国新疆地区各族穆斯林还举行丰富多采的文艺联欢，以示庆祝。现已成为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的民族节日。
【关键词】新疆;维吾尔族;民俗;语言;信仰
Xinjiang Uygur national minority folk culture
Hou Liling
【Abstract】This article describes everybody strange Xinjiang and the Uygur national minority survey through the author in Xinjiang many year lives, the clothing, marries vulgarly, the language, the belief, the funeral and the diet, the culture and so on, has unfolded a historical culture well-established nationality through the author in Xinjiang's experience as well as the partial literature material to everybody.
【Key words】Xinjiang; Uygur national minority; Folk custom; Language; Belief
在新疆生活了 多年的我，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 习俗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作为一个教小学《新疆地方史》课程的教师我所了解的新疆，也许并不是像大多数内地人想象的那样。在这里，我将简单的向大家介绍新疆的部分情况。
1 维吾尔族概况“维吾尔”是维吾尔族自称“uyghur”的音译，具有“联合”“同盟”(拉施特《史集》第 1 卷)和“凝结”的意思
“维吾尔”一名最早见于汉文史籍是在公元 4 世纪的《魏书•高 车传》，被译写为“韦纥”，是指高车部落联合体中的一个部落。公元 7 世 纪开始称作“回纥”(《新唐书》卷 217)；788 年又改译为“回鹘”(《资治通鉴》卷 233)，这个称呼一直 延续至宋及五代。元明时期一般译为“畏兀儿”。1934 年民国新疆省政府正式规定“维吾尔”为汉译民族名称。
2 维吾尔族习俗 维吾尔族待客和作客都有讲究
如果来客，要请客人坐在上席，摆上馕、各种糕点、冰糖等，夏天还要摆上一些瓜果，先给客人倒茶水或奶茶。待饭做好后再端上来，如果用抓饭 待客，饭前要提一壶水，请客人洗手。吃完饭后，由长者领作“都瓦”，待主人收拾完食具， 客人才能离席。吃饭时，客人不可随便拨弄盘中食物，不可随便到锅灶前去，一般不把食物 剩在碗中，同时注意不让饭屑落地，如不慎落地，要拾起来放在自己跟前的“饭单”上。共 盘吃抓饭时，不将已抓起的饭粒再放进盘中。饭毕，如有长者领作“都瓦”，客人不能东张西望或立起。吃饭时长者坐在上席，全家共席而坐，饭前饭后必须洗手，洗后只能用手帕或布擦干，忌讳顺手甩水，认为那样不礼貌。
3 维吾尔族节日 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
传统节日有：肉孜节、古尔邦节、初雪节等。维吾尔族十分重视传统节日，尤其以过“古尔邦”节最为隆重。届时家家户户都要宰羊、煮肉、赶制各种糕 点等。屠宰的牲畜不能出卖，除将羊皮、羊肠送交清真寺和宗教职业者外，剩余的用作自食 和招待客人。过肉孜节时，成年的教徒要封斋 1 个月。封斋期间，只在日出前和日落后进餐， 白天绝对禁止任何饮食。
4 维吾尔族歌舞音乐 新疆素有“歌舞之乡”的美称,只要您踏上天山南北辽阔的土地,您都会时时被那清晰的音乐节奏和那翩翩的舞姿所陶醉
假若您正好遇上兄弟民族的节庆喜日，那节奏明快的阵阵 手鼓和清亮动听的唢呐声，更会把您引进群情织烈的歌舞盛会，以致使您情不自禁地随着音 乐的节奏面手舞足蹈，此时，您不能不发出肺腑的赞叹：歌舞之乡，名不虚传！新疆各少数 民族都有自已的舞蹈艺术，尤其是维吾尔族，自古以来就是人人能歌善舞的民族。在众多的 传统民间舞蹈中，流行最广的是“赛乃姆”，这种舞蹈有时一人独舞，有时二人对舞，也有 时三、五人同舞。工乐队伴奏下，群众拍手唱和，当节奏渐速，舞步渐急时，舞者、观者的 情绪更加炽烈，“加油”、“妙啊”喊声不绝于耳。各地的“赛乃姆”，风格有所不同，通 常冠以地名，有“喀什赛乃姆”、“伊犁赛乃姆”、“库车赛乃姆”、“哈密赛乃姆”等。 新疆各地的维吾尔群众中还盛行盘子舞、鸡舞等摩仿人的各种动作、形态、动物动作、雄鹰、 技巧等动作的舞蹈，深为人们喜欢。在维吾尔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有一种艺术形式深深 地渗入人民的生活里，这就是风格独特的麦西热甫，它是由歌舞、各种民间娱乐和风俗习惯 相结合的一种娱乐形式。在新疆景色绚丽的哈萨克草原上，常常会听到音响悦耳的冬不拉琴 伴奏着高亢悠扬的歌声，这些歌唱，感情质朴，内容充实，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塞外 草原色彩。弹唱这些歌曲是哈萨克族民间诗人――阿肯。在维吾尔歌舞乐曲中有驰名中外的 维吾尔古典乐曲《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民族音乐舞蹈完美结合的艺术瑰宝。
5 维吾尔族婚姻 在新疆，民族婚姻问题主要是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与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之间的相互通婚问题
由于新疆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而新疆也有大量的汉族生活在这 片广阔的疆域上。爱情是很奇妙的东西，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时也会产生爱情，有的甚至 步入婚姻的殿堂。这些现象在当今新疆社会中已屡见不鲜。从优生学上讲，少数民族同胞与 汉族同胞之间的通婚，所繁育的后代，无论是从外观上还是从智力上来讲都是比较完美的。 但由于绝大多数汉族是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通婚之后会有很多现实问题。生活习惯的不 同，甚至思想根本都不一样。信仰伊斯兰教很强的民族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程度很强的汉族人 通婚是完美的。当然也有信仰伊斯兰教很强的民族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程度不强的汉族甚至不 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通婚。我想爱情是一种让人不能自已的东西，当它来临的时候，很多人 都不是清醒的，这时候，民族人将作一系列的努力，希望汉民能皈依伊斯兰，虔诚信仰。 结果常有两种，好则事成，坏则事败。在笔者的身边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民族小伙子（姑娘）爱上了一位汉族姑娘（小伙子），并且走上了红地毯。笔者就有一位回族女性好朋 友，其丈夫是汉族，诚然其夫皈依了伊斯兰教，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信仰和民族习惯，每天都 要做乃玛子（礼拜）。在他的内心是否真正的信仰，我们再所不问，至少他为了爱情， 做到了一年 365 天吃清真餐，做礼拜，去封斋，去过肉孜节，古而邦节什么的。其精神实属 难能可贵啊!笔者个人认为如果你没有把握让你的所爱的人纳入穆斯林行列，你就得悬崖勒 马，免得以后遗憾终生!
6 维吾尔族的建筑 维吾尔族传统建筑装饰技艺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四世纪已经很发达
公元十一世纪，其建筑内容和建筑装饰的形式开始带有极其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其后，维吾尔 族同胞更以辉煌的建筑成就展示了在建筑方面的才华和聪明才智。
维吾尔族传统建筑装饰技艺，是一项很有特色的装饰技艺，是整个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吾尔族通常通过用石膏浮雕、彩漆绘制、木刻图案、木雕组合、砖雕 组合与金属花窗等来装饰建筑物，图案有几何图形组合、风景画等多种形式，无论是选用的 题材、构图方法、纹样组合、调配色彩，皆独具匠心，丰富多彩,个性鲜明。
一、古代“西域”史(两汉——明朝)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1、通史和专论
本年度这一方面的专著有,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它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史前时期至清代“西域”历史的专著。本书虽以政治史为主,但对西域的经济、文化史给予了一定的篇幅。纪宗安著《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对耶律大石和西辽前期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举措得失做了系统的阐述和评价。
论文有余太山的《〈后汉书·西域传〉与〈魏书·西戎传〉的关系》(《西域研究》第3期)和《〈魏书·西域传〉原文考》(《史学集林》第八卷,上海远东出版社)。前者指出,《后汉书·西域传》所传有一部分摘自《魏书·西戎传》,确认这一点有助于这一部分文字的厘定和这部分材料的诠释。后者认为,今本《魏书·西域传》乃后人采自《北史·西域传》。而《北史·西域传》是李延寿据《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和《隋书·西域传》编成,故今本《魏书·西域传》的复原工作有待继续。同时就《魏书·西域传》原文作了考证。
叶尔羌汗国史是西域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陈国光《叶尔羌汗国政教关系的演变》(《西域研究》第3期)认为,由于国内外历史条件的变化,叶尔羌汗国的政教关系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前期(1514-1592),汗国统治者利用宗教作为维护其封建专制的工具,宗教界亦相应起着政权支持者的作用;中期(1592-1638),随着伊斯哈克和卓家族的兴起,和卓集团开始由政权的支持者变为政权的操纵者。后期(1638-1680),汗国各地区封建领主之间的斗争与黑山派和白山派的对立相交叉,同时也与准噶尔各游牧军事集团的矛盾冲突纠缠在一起,和卓干政成为噶尔丹征服南疆的引线,最终导致了叶尔羌汗国的灭亡。有关的文章还有,刘正寅、魏良?的《西域伊斯兰教黑山派与白山派的斗争及其对叶尔羌汗国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和刘正寅的《西域伊斯兰教和卓势力的膨胀与叶尔羌汗国的衰落》(《西北史地》第4期)。
2、考古
本年度这方面的专题性研究成果突出。专著有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主要对宁夏固原南郊出土的隋唐时期的中亚粟特史氏墓葬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中亚民族、政治、经济、科技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实物依据。王博、祁小山合著《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对当今欧亚草原石人文化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就学界尚存争议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另外对中亚史作出有益探讨的专著——王炳华著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和韩康信著的《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再版。论文方面,王炳华的《尼雅考古回顾及收获》、《尼雅考古揭开新页》(《新疆文物》1、2期),回顾了尼雅考古工作的历程和遗址发掘的收获,认为尼雅考古工作逐渐步入科学轨道,对其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末期。强调对斯坦因在尼雅考古工作的评价,要结合时代、政治背景。介绍了尼雅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并就尼雅遗址兴废的年代及废弃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西域人种问题的研究,崔静、王桂荣、王博《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的颅骨的研究》(《新疆文物》第2期)认为,当地居民在形成过程中具有混血现象,即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血。考古发现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张玉忠《天山尤鲁都斯草原考古新发现及相关问题》(《新疆文物》第1期),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椤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境内的尤鲁都斯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化遗迹——各类墓葬的时代及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历史上,尤鲁都斯草原不仅是突厥人、乌孙人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早于乌孙的塞人也在此游牧。在塞人活动时期,这条草原古道就是游牧民族东来西往的交通线。邓文宽《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考》(《文物》第2期),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一件历日残片的年代进行了考订,并将该历日的形制放在中国古代历日形制的总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认为此件高昌历日上承汉简历谱,下接后世历书,是中国古代历日形制发展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它是早期历谱到后世历书的一种过渡形态,也是迄今所见这种形制的历日写在纸上的唯一一件。罗丰《固原出土的外国金银币》(《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对出土的一枚萨珊卑路斯(Peroz)朝银币、一枚萨珊阿尔达希尔(Ardashir)三世金币仿制品和三枚东罗马拜占庭金币仿制品进行了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中亚地区从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墓葬中死者口含金币的习俗。认为这种习俗与古希腊习俗有某种渊源,与中亚流行的拜火教信仰有一定的联系。同时考察了中亚、西亚文物的分布线,及北朝至隋唐时这一线“丝绸之路”的交通情况。认为北朝时期,来往于中原地区的西域使节大都是通过固原到洛阳,即使在动荡的年代也不例外。指出阿尔达希尔三世金币或银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3、历史地理
对楼兰国都城址,学术界争议较大。黄盛璋《初论楼兰国都楼兰城与LE城问题》(《文物》第8期),对林梅村楼兰始都LE城说提出质疑。认为楼兰古城LA是当时西域长史的治所。LE城是西域长史治下的一个屯戍单位,在政治军事,城市职能上均依附于LA城,而非楼兰始都。LE城的兴衰和LA城密切相联。两城灭亡的最下限是公元5世纪末叶。王守春《楼兰国都与罗布泊的历史地位》(《西域研究》第4期),就楼兰国都城置、楼兰城出现的时代及楼兰城的历史地位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苏北海《楼兰古道对汉朝统一西域及丝绸之路的重大贡献》(《西北史地》第4期),对楼兰地区的石器文化,楼兰王国与汉、匈奴的关系,楼兰古城风貌,两汉魏晋在楼兰的屯田及楼兰古道的国防设施和丝绸通道等问题进行了考述。张岩《阿力麻里古城的历史演变》(《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阿力麻里古城经历了由葛逻禄人的城市发展为蒙古察合台汗国及其后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演变。
4、社会、经济史
李经纬著《吐鲁番回鹘文书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及其续篇《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是两部集原始资料、研究考证和检索手段为一体的学术著作,是国内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首次结集,为中亚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汉之“西域三十六国”,至魏晋南北朝时,已并为六大政治实体:疏勒、龟兹、于阗、焉耆、鄯善、高昌。薛宗正《魏晋南北朝时期塔里木绿洲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新疆文物》第2期),对具有浓厚西域地方特色的五国(除高昌国)的人种变迁、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方式及宗教文化进行了考述,认为这一地区在全盘突厥化、回鹘化之前,始终以操印欧语言的白色人种或黄色人种为主,历史更为古老的羌人已退居次要地位。塔里木城邦诸国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即存在着地区的共同性,又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在《隋唐时期塔里木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中,薛氏对隋唐时期西域的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等城邦国家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考察。认为四国在物质生活,精神领域也有了重大的历史变化。其中疏勒发生了碧瞳人入主其国的人种变异,社会习俗与的变动尤剧。龟兹、焉耆各自经历了一段突厥化的过程,入唐后又受到汉文明的强烈影响。于阗大乘佛教一度中衰而后复兴,并占主导地位。汉语文与汉历法已溶入当地文化。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的分野显示了城邦诸国的文化差异。此外,城邦诸国的节日、娱乐活动的异同,共同印证了作为丝路中枢的西域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
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有,吴震《史前时期新疆地区的狩猎和游牧经济》(《西域研究》第3期),运用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阐述了史前新疆经济状态:由早期狩猎经济为主转向畜牧业经济。新疆原始畜牧业的发展,因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两种经营方式,即北疆的游牧畜牧业经济和南疆各绿洲以农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经济。两种不同畜牧方式在新疆地区的出现,约不迟于距今三千年以前。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第2期)认为,两汉时期新疆地区的毛织品较普通,但纺织技术较原始。传统原料是动物的毛绒。及至魏晋南北朝时,作为纺织原料的棉、麻种植与养蚕业的引入,丰富了纺织原料,纺织技术也有所发展。周伟洲《隋唐时期西北民族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周伟洲著《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和李清凌《安史之乱至五代动乱时期的西北社会经济》(《甘肃民族研究》第1期)。前者认为,唐朝统治西域时期,将内地各项经济政策推行到西域各地,使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日趋一体化。安史之乱后,西北各族与内地经济联系因吐蕃占领河陇及西域天山以南大部分地区,或因归义军时期河西、西域的分裂割据,而大为削弱。此时西北诸族之间,以及他们与西南吐蕃之间的经济交往有所加强。后者叙述了安史之乱后,西北东部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及西北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社会经济。此外,李明伟《丝绸之路与历史上的西北贸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6期)也对中亚经济进行了分析探讨。
5、民族史
西域民族史的研究内容广博,是历年西域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周伟洲《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一书,收录了作者关于古代西北民族族源、分布、迁徙、融合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论文60余篇。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阐述了1840年至1949年间的维吾尔族历史。
论文内容涉及面广。余太山《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夏文化研究论集》),考述了西域大夏国的建立者吐火罗人的来源及其迁徙过程,以及大夏和允姓之戎的关系。作者将大夏溯源于陶唐氏,认为历史上的允姓与大夏同为欧罗巴种都是游牧部落,大夏在很多的场合下役属允姓。
关于月氏种属问题,学界迄今存有争议。陈健文《月氏种属问题再研究》(《史学集林》第八卷,上海远东出版社)认为,欧罗巴种说较突厥、羌种说更为合理。但必须注意月氏在体质上并非纯高加索种,其部落成员中必然混有某种程度的蒙古人种或其他人种之血液。
关于秦汉时的匈奴人与它族的融合,周伟洲《魏晋时与匈奴有关的诸胡》(《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认为,匈奴因迁徙、杂居、征服或被征服等各种原因,主要与汉、鲜卑和其它杂胡融合,在魏晋时形成了许多新的共同体,多以胡或各种名称的鲜卑出现。
活跃在西域历史舞台的粟特人,曾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第4期)一文,论述了粟特人对归义军政权的影响及粟特人在归义军政权中的地位。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唐前期移民敦煌的粟特聚落——从化乡,尽管在吐蕃占领河西后不复存在,但仍有不少粟特人继续留下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他们分散到社会的各角落,从事社会各行业,广泛同汉人及他族人交往、通婚。多种途径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促成了这些粟特人的汉化。这一汉化过程是以从化乡之粟特聚落的消失为契机的。
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之龙家及其相关问题》(《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得出结论:1.龙家或龙部落人本焉耆人,系九世纪焉耆为回鹘所灭,向四处分散成为龙家或龙部落。2.龙家最南也是最后在甘州建立大本营。龙家在甘州建立的根据地,为甘州回鹘不断排压,退到肃州,最后又退到瓜州服属于归义军。3.龙家逐渐同化于汉族、回鹘,至1002年曹氏归义军为西夏所灭,龙家不复再见。
关于古代突厥的研究。吴疆《西突厥汗国的“十箭两厢”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西突厥汗国用来统治其国民主体十姓部落的“十箭两厢”制,直接导致了各部落酋长政治身份的合法化,客观上培养了一批影响、左右汗国的国人阶层,形成了大小可汗外的“设”、“啜”、“俟斤”这样一个手握权柄的武力贵族阶层。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时发难,最终导致了西突厥汗国陷入无休止的格杀斗争中。有关的文章还有吴景山《突厥人的婚姻习俗述论》(《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关于回鹘(维吾尔族)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流行着回鹘分三支西迁的说法。薛宗正《回鹘西迁新考》(《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则认为,所谓三支实指同一支西迁回鹘前后投靠部族的不同与迁徙地的变化。王野平《多浪维吾尔人考略》(《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多浪维吾尔人实为17世纪南迁巴楚克多浪河一带游牧的卫拉特部人。指出了国外学者将多浪人与罗布人混同,将库尔勒伯克属部视为多浪人的错误。尹伟光《藏文史料中的“维吾尔”》(《敦煌研究》第4期),介绍了藏文文献中对不同时期维吾尔族的称呼。
关于黠戛斯(柯尔克孜)史、塔吉克史的研究。薛宗正《黠戛斯的崛起》(《民族研究》第1期),主要依据汉文史料,探讨了黠戛斯的种族组成、黠戛斯崛起的历史背景和黠戛斯汗国昙花一现及由盛转衰的原因。贺继宏《叶尼塞柯尔克孜族西迁史的研究》(《西域论稿》,新疆人民出版社),阐述了历史上柯尔克孜人的西迁及18世纪柯尔克孜人举部西迁的原因和这次西迁对柯尔克孜族的影响及其意义。在《伊兰人、羌人与我国塔吉克族》(同上)一文中,作者探讨了塔吉克族的族源。认为塔吉克族是东西方黄、白人种(羌人和伊兰)融合而成的民族,是我国帕米尔高原最古老的土著民族。
关于蒙古史的研究。徐黎丽《试论13-14世纪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及其原因》(《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首先根源于作为征服者的蒙古民族迅速同化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之中,同时也是蒙古族利用伊斯兰教巩固其政权的必然结果。
6、民族关系史
本年度关于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的研究论文,以汉、唐、元时期的居多。葛亮《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探讨了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尤其是处理与匈奴关系的一些重要政治措施。王国华、徐万和《浑邪王归汉年代辨正》(《西北史地》第4期)认为,元狩三年秋浑邪王归汉,标志着强大的匈奴帝国由盛转衰,最后趋向分裂、融合的开始,也标志着汉武帝立足河西、经营西域,完成空前统一大业的开始。张兴胜《论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第3期),分析了唐与西突厥由最初的与援同盟关系发展为建立同盟关系到最后形成敌对关系的历史背景。李大龙《由使者来往看唐王朝与薛延陀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考述了唐贞观二年至贞观二十年间二者互派使者的情况。认为唐朝和薛延陀大体保持着藩属关系,即薛延陀称臣于唐。苏北海《唐代四镇、伊西节度使考》(《西北史地》第2期),考述了唐在西域增设四镇(龟兹、疏勒、于田、碎叶)、伊西节度使的时间及其管区和武装。13世纪蒙古人的崛起,对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一新《蒙古中亚统治者与元朝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蒙古中亚统治者与蒙古大汗廷的关系经历了由附到离,由亲到疏的演变。而在元朝建立之后,中亚统治者与元的关系则经历了由战到和,由离到附的曲折过程。13世纪晚期双方的激烈斗争对元朝西北地区的影响尤其深远。朱新光《试论帖木儿帝国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认为,双方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帖木儿初创帝国时期,向明朝称臣纳贡,双方保持和睦的关系。帖木儿统一帝国后,双方交恶。帖木儿死后,双方关系又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和持续的过程。徐黎丽《论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阐述了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原因。探讨了这种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二、新疆史(清——现代)
自1759年清政府统一西域,将西域称作“新疆”,至1884年清政府正式成立新疆省,其间清俄签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清政府失去了5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北边土。从此中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今之新疆。本年度关于新疆史研究的论文较多,内容涉及各方面。
1、政治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巩固其在西疆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齐清顺《清朝加强和改善新疆吏治的重大举措》(《西域研究》第2期),对清政府加强新疆吏治的措施进行了探讨。认为清代新疆吏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即与全国的吏治状况紧密相连,又与新疆的具体条件有关,同时也与当时全国和新疆的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认为,乾隆年间察哈尔蒙古作为清政府从内地调往新疆驻防军队的一支,戍边畜牧于博尔塔拉等地区,对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乌鲁木齐政略》是清代乌鲁木齐都统辖区的首部志书,修成于乾隆年间。现国内仅存二部抄本,且不著撰人名氏,无序跋。王希隆《〈乌鲁木齐政略〉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第1期),就其版本、成书年代、作者、修纂起源、史料价值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新疆的北部以哈萨克民族居多。张岩《新疆近现代政府对哈萨克族的统治》(《西北史地》第1期),反映了清朝至民国年间政府对北疆的经营管理及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对哈萨克牧民的剥削和压迫。
1815年在新疆发生的孜牙墩事件和1864年的库车起义是新疆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事件。谢志宁《1815年新疆孜牙墩事件真相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此次当地人的军事反抗行动打破了南疆持续了50年的安定局面,成为日后张格尔入侵和叛乱的导火线。南疆从此逐渐变得动荡不安。刘志霄《1864年库车维吾尔农民起义及其与阿古柏匪帮的斗争》(《西域研究》第3期),则分析了在短时间内席卷天山南北的库车起义的历史背景和起义失败的原因,对起义领袖热西丁作了客观的评价。
20世纪的新疆政局变幻不定,其中不乏苏联的影响。张勉励《苏军“红八团”进驻新疆哈密述论》(《西域研究》第1期)认为,红八团驻扎哈密,对稳定新疆局势,维护国际通道的安全,保障苏联援华人员和物资的顺利过境,起了积极作用。但也起到了维护盛世才军阀割据政权,抵制中央势力入新疆的作用。苏红八团进驻和撤出哈密,是苏联在新疆势力增长和削弱的反映。黄建华《迪化和谈前有关新疆问题的中苏交涉》(《西北史地》第1期),对1945年10月17日政府代表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和平谈判之前中苏关于新疆问题的交涉情况作了探讨。对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历史的研究,有高新生、张玉风《抗战时期新疆培训特种兵始末》(《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倪立保《《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国际交通线》(《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和庄鸿铸《新疆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
2、经济
伙种制度是解放前新疆维吾尔农村(主要是南疆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租佃制度。王欣《南疆伙种制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分析了伙种制度存在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和基本形式,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制度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陈延琪《论新疆三区政府农业生产的发展》(《西域研究》第1期)认为,三区政府在和平协议签字后,全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为三区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作者在《近代新疆石油工业的三次盛衰》(《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中,阐述了光绪32年(1906)王树?出任新疆布政使时期及辛亥革命后,杨曾新接管新疆政权时期和1935年盛世才任新疆督办至新疆和平解放前期的新疆石油工业的盛衰起落。有关论文,还有魏长洪、伏阳《新疆兴办近代纺织企业的一次有意义尝试——新疆阜民纺织公司始末》(《西域研究》第4期)等。关于商贸方面,潘志平《乾嘉年间新疆的商业贸易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清朝统治者完全继承了历代统治者“抑商”的统治思想,发展了传统的禁榷制度。这一时期新疆的商业贸易虽有所发展,却没有给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多少实际的效益。
三、中亚五国史
本部分以现今之中亚地区五个共和国的历史为主,兼顾其周邻中亚区域的历史。
马曼丽主编《中亚研究——中国与中亚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探讨了跨国民族的理论问题、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及横贯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分析了跨国民族特征、类型形成发展的原因,就今后的发展趋势、制约方向诸因素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前苏联解体后,泛突厥主义思潮在土耳其、中亚地区重新抬头,为国际社会所注目。泛突厥主义能否像希望的那样,使土耳其、中亚和其它地区的突厥民族联合起来,形成某种形式的政治联合体?杨增耀《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特点——兼论泛突厥主义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结合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对此作了探讨。
敬东《试论乌古斯突厥蛮塞尔柱克人的联系与区别》(《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指出,乌古斯人是突厥人的一支。西突厥之后,乌古斯大量涌向中亚地区,居住在锡尔河流域。塞尔柱克人则出自乌古斯,曾在11世纪90年代建立了东接中国,西达地中海,北起高加索,南至也门的帝国。而突厥蛮主要指11世纪归顺塞尔柱克王朝并皈依伊斯兰教的乌古斯人。突厥蛮是塞尔柱克家族发展壮大直到建立帝国过程中所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塞尔柱克人具备了同时代的乌古斯人、突厥蛮人所不具备的诸多长处,加上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塞尔柱克人得以从乌古斯、突厥蛮中脱颖而出,从锡尔河流域冲向广阔的历史舞台,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越过奴隶制阶段迅速进入了封建社会。万雪玉《中亚希瓦、布哈拉汗国政治状况》(《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论述了16世纪初直至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建立止,最终灭亡的希瓦、布哈拉汗国的政治状况。作者在《希瓦、布哈拉汗国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状况》(《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探讨了汗国经济方面的有关问题。1916年中亚爆发了由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卡拉卡里帕克、维吾尔、东干等民族参加的反对沙俄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民族起义。帕尔哈提·阿帕尔《1916年中亚民族大起义及其历史意义》(《中亚研究》第3-4期),阐述了起义的原因和意义。
这方面的译文比往年多些,内容涉及各方面。主要有杜平译《萨珊王朝后期伊朗与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第2期);姚朔民译《游牧民族传统大迁徙和季节性流动对中亚地区古代商路形成的作用》(《西域研究》第3期);刘文锁译《青铜时代的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文化》(《新疆文物》第2期);姚崇新译《犍陀罗语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西域研究》第4期);卢晓辉译《萨满教的起源与西伯利亚的岩画》(《西域研究》第2期);牛汝极、刘燕译《丝绸之路上的基督教艺术》(《新疆文物》第1期);杨富学、黄建华编译《摩尼文、突厥语贝叶书》(《西域研究》第2期)等。
四、文化史
余太山主编的《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叙述“西域”文化的专著。充分注意政治、经济背景的作用而不是孤立地描述文化现象,是本书的主要特色。
1、总论
安德罗诺文化的形成,可溯源于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李琪《略论中亚安德罗诺文化》(《西域研究》第2期),阐述了产生于中亚辽阔地域的安德罗诺文化所形成的农业畜牧业经济及相应的物质文明、居住形式、埋葬仪式和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突厥语大词典》不仅是一部语言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关于中世纪中亚社会的百科全书。袁舍利《〈突厥语大词典〉所展示的古代突厥语民族的游牧文化》(《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探讨了古代突厥民族的游牧生活及其文化心态、图腾崇拜和宗教观念。邓浩《从〈突厥语词典〉看喀喇汗王朝的物质文化》(《西北史地》第4期)认为,喀喇汗王朝时期,回鹘及突厥语的一些游牧部落开始完成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过渡。这对喀喇汗王朝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确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喀喇汗王朝的物质文化兼具畜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特点。陈晓云《从哈萨克语畜类词看哈萨克的畜牧文化特征》(《语言与翻译》第4期),从语言角度探讨了哈萨克畜牧文化的特征。马通《阿尔金山的哈萨克基本文化形态》(《甘肃民族研究》第3-4期),则描述了作者四十年前所了解的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
2、宗教
历史上,在中亚传播的各种宗教对中亚的历史、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宾《西域萨满论》(《西域研究》第3期),考证了“萨满”一词的来源,阐述了萨满教的特点和宇宙观。认为古代西域的塞人、匈奴、柔然、乌孙、康居、黠戛斯、突厥、回纥、蒙古人以及18世纪后期西迁新疆的锡伯和达斡尔族,都普遍信仰过萨满。萨满文化在后世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的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袄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推测,火袄教最初由塞人传入中国西部地区。在西汉年间,由粟特人传入中原。黄振华《魏晋时期楼兰鄯善地区佛教研究札记——?卢文沙门名号考证》(《民族研究》第4期),对鄯善?卢文书所载“沙门”名号进行了译释考证,从而为研究鄯善王国的佛教社会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有关论文还有,姚崇新《北凉王族与高昌佛教》(《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朱普选《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教》(《西北史地》第4期)等。
3、语言
专著有《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突厥语言文化系、中亚学研究所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收录了有关古代突厥、回鹘文及现代突厥语族语言文化方面的论文20篇。胡振华《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使用的字母》(《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分析了黠戛斯语的特点,并就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中使用的字母进行了归纳分类。认为鄂尔浑文献字母与叶尼塞文献字母基本一样,但有不同。董文义《新疆古代居民与维吾尔语言史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从新疆古代民族居住史、迁徙史、部落和部族融合史、各种文化影响史等综合角度出发,探讨了维吾尔语言的发展史。关于当今中亚五国语言的研究,胡振华《中亚五国及其语言文字》(《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5期),概述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塔吉克斯坦的语言文字特点。此外有张卫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哈俄双语现状述评》(《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等。
4、岩画、石人
胡邦铸《论岩画图象的辩认》(《新疆艺术》第2期)指出,正确辩认岩画图象是岩画研究的基础。并分析了导致对岩画图象错误辩认的几种原因。袁同凯《古代中亚游牧民族的岩画及其原始信仰(《西域研究》第2期)认为,古代游牧民族创造岩画的动机,主要基于对食物的渴求。在其创作过程中由于这种渴求而对巫术、超自然物产生崇拜。指出理解岩画的最初含义应置于古老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王博《对切木尔切克早期非独立墓地石人的认识》(《新疆艺术》第5期),对发现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乡境内的非独立墓地石人的年代、类型、用途及其反映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探讨。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还有: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贺继宏《西域论稿》(新疆人民出版社);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吴平凡、朱英荣编《龟兹史料》(新疆大学出版社)等。在此并就上年度综述遗漏的1995年出版的专著作一补充,这些专著有:黄盛璋著《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张碧波、董国光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出版社);李吟屏《和田史话》(新疆人民出版社);穆舜英、张平主编的《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刘迎胜《丝绸之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吴景山《丝绸之路考察散记》(民族出版社)等。
综上所述,可以将本年度中亚史研究的特点归纳如下:1、古代西域史研究的成果突出,表现在对各专题的继续研究。对西域社会生活史的探讨,则开辟了西域史研究的新领域。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关于西域民族史研究的论文虽较多,但因历史上西域古代民族杂多,这方的研究仍显薄弱。2、新疆历史的研究趋向深入,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论文数量的增多。3、本年度发表的有关当今中亚五国历史、文化的论文和译文,反映了我国中亚史的研究在保持传统的同时,正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吸收外国研究成果的同时,开始注重将中亚历史置于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去研究。
美丽的新疆地大物博，占地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维吾尔族、汉族、哈族、回族等56个民族世居新疆。
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异常丰富，每个民族都流传着许多美丽的神话与传说。这些民间文化文学艺术是探求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经济生活的文化源。
生活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乌孜别克族等少数民族，各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发展、经济生活、，民间故事生动曲折、神奇多姿。因此，他们的文学艺术也各具自己的特色，在我国百花齐放的文化大观园里，它们是异彩缤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既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又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既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时代的社会生活，又从另一个方面展现了这些民族的性格特点和趣味爱好。
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占了全新疆总人口的近一半。现在的维吾尔族人百分之八十聚居在新疆南部，维族人是以农耕为主、牧业为辅，他们以灵活而独特的风格，把家园经营得独具特色。维吾尔族的男女老少都爱戴小花帽，男子喜穿齐膝的长袍，女性的衣着自然更加漂亮，多彩色绸子的连衣裙，浓黑的眉毛又黑又长，更显得眉清目秀。维族人生性豪放，能歌善舞，民间音乐舞蹈继承了古代西域艺术传统，保留着浓厚的民族地域特色。
新疆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特有的节日，其中元旦、五一、国庆、春节等各民族都过。除了的共同节日外，新疆各民族还有宗教节日。回族将开斋节视为最大的节日，但维吾尔族认为古尔邦节才是最大的节日。因为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所以政府规定古尔邦节为穆斯林放假3天，非穆斯林放假1天，其余六大节日均不放假。不论哪个民族欢度自己的节日，家家户户在节前清扫房屋内外，准备着丰盛的节日食品，身着民族服装，走亲访友，路途相逢要互拜祝贺。伊斯兰教民族节日众多，仿佛天天都在过节，因此新疆伊斯兰民族性情开朗、充满快乐和笑声。
接触维吾尔族人时，不但会被他们的外表所打动，而且也一定会被维吾尔族的好客有礼以至独特的礼仪吸引住，他们的仪俗既感人又有趣味。使你不时感受到这个民族无所不在。葡萄架下热歌热舞、驾马奔驰，大清真寺的礼拜，让人眼花缭乱……这些主要流传于内容形式、但都有近似的主题和艺术，有着强烈的英雄主义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它是一部维吾尔民族音乐舞蹈完美结合的艺术瑰宝。
魅力无穷的新疆，最令人着迷的是那充满奇幻色彩的西域风情——草原，如今，草原上的哈萨克族牧民离不开马，离不开歌，有着自己独特的娱乐形式，每年夏秋的黄金季节都会在风光如画的草场上举行弹唱会，牧民骑马赶来，带着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唱着一首首动听的歌曲，奇异迷人的神话传说引人入胜、风土人情心旷神怡，规模宏伟，风格粗犷，响亮悦耳琴声欢声雷动，草原上整天整夜飘荡着他们高亢的歌声，他们能够了望生活，才华横溢，即兴弹唱，丞传演唱代代相传，反映草原的时代气息和民间文化文学艺术创作豪迈，弘扬了传统的优秀文学艺术，丰富牧民的文化生活。
哈萨克族是新疆第三大民族，仅次于维吾尔族和汉族。在牧场、草原、湖畔等地，都可以采风到哈萨克族的风情。憨厚好客的哈萨克族人，一年到头游牧在人烟稀少的辽阔原野，所有来到他们毡房的人都视为贵客，特别珍重友谊。哈萨克的特殊生活方式世代相传，养成了特殊的民族气质，勇敢、强悍。哈萨克族人把马肉或烤全羊当成上品宴请尊贵的客人，奶茶、酸奶更不在话下，你要经受得住丰盛酒肉的考验，哈萨克族人能豪饮烈酒且能歌善舞。其实，在酒内之余，也令人体验到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习性，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因为哈萨克人长期在高寒的环境风餐露宿，不进食高油脂的食物和饮酒，便难以抵御严寒。
新疆以面食、肉食为主，牛羊肉特别多，但不吃猪肉，口味都比较重，记忆最深的是‘椒麻鸡’真是好吃到让你无语伦比。常见到清真的烧烤房，有烤羊肉串、牛板筋，烤木垒羊肉、戈壁肉、馕坑肉，烤坑内烧着新疆特有的上等无烟煤，烧烤出来的牛羊肉奇香无比，慢慢品尝真是兴奋不已，钻进各条小巷都能发现手抓饭、奶茶、馕等当地特色美食，是在外地人吃不到的正宗好口味。
吐鲁番的葡萄驰名中外，名气大、味道好，因水少、日照长，又脆又甜又便宜。走进葡萄园仿佛置身于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之中，首不见尾，晶莹倒挂的一串串葡萄随手可摘，好客的园主都会主动请游客到家中拿出成熟的葡萄让你品尝。
有人说，到新疆不逛巴扎，算是枉来一场。此话不假。巴扎是新疆著名的综合性商业中心，整个大巴扎是个典型的伊斯兰建筑风格。有很浓的民族特色，在这里可以看到维吾尔族的达瓦孜表演还有新疆歌舞表演，一些稀奇古怪的小东西在这里都能买得到。
新疆天山，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胜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祖国西域苍茫的原野上，造就了一处美丽壮观的天下奇观。天池更因其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名美中外，就连天池的得名也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地理环境独特，地形地貌复杂多变，集沙漠、戈壁、绿洲、山谷、草原、森林和雪域冰山等自然景观为一体。悠久美丽的神话传说，源远流长道教传承，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更显示了天池人文景观和旅游文化的底蕴深厚，神秘迷人！
在这灵山秀水之间，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各民族生活饮食、居住服饰，婚丧嫁娶，信仰禁忌、器乐歌舞、运动竞技等方面体现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这就是天山天池独特的充满神秘浪漫色彩，具有无限诱惑力的亮丽风景区，每个游览天山的宾客都会领略到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令你兴趣盎然、流连忘返。
冬季到新疆赏雪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无限向往的地方。面对一个被白色包裹的世界，心里的兴奋根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人就像回到了童年，只想好好扑进雪里玩闹一番。冬天的新疆路面上都结了冰，室内开着暖气，南方人因太过于干燥不习惯会流鼻血，之前可在房内备个加湿器就好多了，凛冽的寒风很容易透过衣服钻进来、多备保暖衣物是必要的。另外，新疆和南方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到了新疆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关键词]《鲜花》；新疆民族艺术；电影艺术；刻板印象
新疆本土电影《鲜花》是“西部暖流”派的代表性导演谢尔扎提•牙合甫执导的一部反映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鲜花》则主要描写了居住在新疆阿勒泰和伊利地区的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情感世界，哈萨克草原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哈萨克的传统音乐——阿依特斯。哈萨克民族生活在边疆草原，然而冬不拉和阿肯、厚厚的雪、辽阔的草原、草原上的鲜花点点、策马、扬歌……则给予我们对西北草原所有的梦幻向往，展现了全新的异族风光，并在优美的风光中讲述着现代与传统的侵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以及一个女阿肯对传统的坚持。
一、民歌音乐的主旋律
《鲜花》这部影片在展现故事脉络时，穿插了数十首草原民歌，如睡摇篮、挽歌、挽联歌、谎言歌、阿肯歌、哭嫁歌等，哈萨克风俗都在影片中以歌曲的形式鲜活表现。国家电影审查会专家郑洞天赞誉《鲜花》是“迄今为止国内描写草原山川最美的一部影片”，还有一些学者评价说“这是中国哈萨克版的《音乐之声》”。（一）塑造人物、深化主题“生命的长河直直弯弯，时而平静，有时波澜。珍惜生命的人啊，才能跨过万水千山……”这首曲子环绕了整部影片，从一开始的铿锵悠扬，伴随冬不拉的弹唱，影片将受众拉入了哈萨克族这个陌生又神秘的民族，在高亢的歌声中，女主人公鲜花也在古尔邦节的音乐中降生，这也预示着鲜花的一生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鲜花》的主题曲如泣如诉缓缓拉开了故事的序幕，伴随着鲜花的成长，从一开始的小哑女，爸爸在做家务揽入怀中的低声浅唱，到受欺负后点着小鼻尖的宠溺之唱，再到后来捕鱼归来雪橇上的嘹亮歌唱……在音乐中，鲜花长到了五岁，但意外发生，爸爸不幸去世，再也没有人对鲜花吟唱着充满智慧、充满记忆的歌曲了。但音乐却永久地存活了下来，它诉说着爸爸的期许、爸爸的智慧和古老哈萨克族的人生哲理。而且鲜花在爸爸去世的时候由小哑女奇迹般的开口就能吟唱，吟唱的就是这首主题曲，道出了不尽的凄切与思念，令人泪下，但也暗示着小鲜花受到了爸爸的智慧、哈萨克族智慧的传承，健康快乐地长大成人。然而生命的厄运再次降临，亲爱的丈夫再一次不幸离世，主题曲再次以哭唱的声音传出帐篷，颤音凄惨，绵延整个草原。最终女主人公鲜花走出悲痛，并最终成为哈萨克族的杰出女阿肯，教育了一批批优秀的下一代阿肯，将哈萨克族的传统音乐文化、民族智慧传承下去。（二）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音乐，最擅长的就是刻画人物的内心，表达无法直观感受到的情感。好的音乐将会与画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鲜花》更是将此条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幼年鲜花陪着爸爸去捕鱼时，欢乐的心情溢于言表，配合的音乐也是欢快灵动的，父女之间的快乐幸福不言而喻；当卡德尔汗与女主人鲜花对情歌时，欢快迫切的内心跃然脑海之中；鲜花不能抛弃年迈的母亲而与卡德尔汗不得不分手，悠扬的背景音体现出了男女主人公的徘徊、踌躇、不舍与无奈；当鲜花的老公苏里坦离开之际，呜咽低缓的音乐，凄凉幽怨更体现出了鲜花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心如死灰般的绝望展现得淋漓尽致。（三）渲染气氛，声画合一当然正如上段所说，优秀的电影音乐将与画面相切合，形成声画合一，音乐将参与画面表达，更加深化视觉效果。而这种渲染气氛的音乐在《鲜花》这部影片中不胜枚举。快乐时候的欢快推进，幼年的无拘无束，父慈母爱，青年的时候被才华迷倒的卡德尔汗，爱恋嘻嘻，后来遇到真心喜欢自己善良的年轻医生苏里坦，都配以欢快的音乐，节奏明快欢乐。印象最深刻的要属当鲜花真正接纳了卡德尔汗，两人在大草原上，以天为盖，大地为床，白云为被，鲜花野草为装饰，如此美妙的大自然和舒缓的音乐声中，隐喻表现了二者的融合，使受众感叹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然而随着剧情的需要，当爸爸、爱人离世的时候，音乐的交叠、低沉、悲鸣，则与绵绵的大雪，一望无际杳无人烟的荒芜相对应，一片荒凉的场景与沉闷的背景音，更体现出主人公的悲痛欲绝。（四）连贯镜头，推进剧情发展本部影片以回忆的手法叙述了主人公鲜花的一生，如果事无巨细在95分钟的电影中则根本无法呈现，那就需要关键的时间镜头配以逻辑的剪切编辑，音乐也起到了连贯镜头的作用。不同的镜头切换，配以连贯的音乐，则完整了剧情。影片中还以音乐来作为影片的结构，将主人公的每段成长都用不同的音乐来表现。音乐是没有国界，不分种族的，这样的概括既通俗易懂，又将民族歌舞文化融入其中，在美妙的音乐中推进故事的剧情发展，新颖而又巧妙。如“摇篮曲”代表了鲜花的童年生活；“挽歌”代表了鲜花从童年到少女的蜕变；“谎言歌”则代表了鲜花梦窦初开初尝爱情酸涩；“哭嫁歌”则昭示了婚姻生活的悲喜变化；最后的“无声”则是无声胜有声，则也将是鲜花真正的成长与成熟阶段，她也作为一名女阿肯的音乐教师，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二、民俗与信仰的深邃
作为一部少数民族的电影，《鲜花》并不像其他大部分的少数民族电影成为挖掘民族历史和曝光民族生活的无差别纪录片，而是通过对影片多方面包括民俗、宗教、信仰、生活等等相结合后整体把握创造，流畅而又自然地向我们介绍了哈萨克族的几个重要代表性的民族风俗和文化信仰。首先，就是哈萨克族繁琐隆重的丧葬习俗。影片有两处涉及到丧礼，一次是小鲜花五岁时爸爸的突然离世，另一次是鲜花成年后丈夫在为她买琴弦的路上不幸遇难。因此影片展现了两次丧葬习俗，但是第一次则相对浓墨重彩一些，第二次则采用了侧面反映，各具深意，截然不同。对于鲜花爸爸的去世，导演比较细致地展示了哭灵歌、送葬、入土等过程，并采用长镜头抒情的展示了送葬时的情景。皑皑白雪，四面八方来的马拉雪橇聚集在一起只为送葬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阿肯，高山的耸立，一望无际的厚实的白雪，伴随低鸣的悲吼，众人纷纷相聚一起，为这位老阿肯送葬，这也不仅体现出鲜花爸爸在这片地区的德高望重，更是表现出了其作为老阿肯的人生价值，阿肯作为哈萨克族古老传承的艺术价值。而对于青年医生鲜花丈夫的去世，则更多是采用侧面烘托，例如扯断的琴弦、悲痛的昏厥等，这样既避免了情节的重复，又进行了情感的延伸。其次，是哈萨克族的还子习俗，也就是新人夫妻婚后会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过继给南方的爸爸妈妈，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那么本来的孩子则与父母成了兄弟姐妹的关系，这种习俗不论在外人看来多么荒诞不可理解，但这就是民族的习俗，存在即合理，而且应该受到尊重。导演就是抱着这份尊重的态度，向我们展示了这种习俗。最后，就是推进剧情发展的一个重要节日，古尔邦节。哈萨克族信奉的是伊斯兰教，而古尔邦节则是其相当重要的宗教节日。在这一天会进行宰牲、赛马、叼羊、姑娘追等富有情趣的项目，别具一格。少数民族热情、奔放、豪迈等的风情一览无余，也成为了其最好的名片。在节日中，更令青年男女向往的则是阿肯对唱，弹奏着带有新疆特色符号的民族乐器冬不拉，男女青年利用情歌对唱传达爱意，互诉衷肠。阿肯对唱也是哈萨克族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历史，自由生活在辽阔草原，雄伟高山，奔腾江河流域的哈萨克族人，以奇特的智慧和饱满的情感用音乐诉说着人生百态。这种即兴弹唱启迪智慧，传播思想，这也是阿肯备受尊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电影对话的哲理性
哈萨克民族世代依山傍水，以游牧为主，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虽然不常有固定的局所，只在冬季毛毡房短暂居住，但这不妨碍其仍是一个富于智慧的民族，生活的语言处处充满哲理。例如小鲜花的爸爸，德高望重的老阿肯对年幼的鲜花说，“人在幸福的时候流的眼泪才有价值，痛苦悲伤的泪水就是几滴咸水水一样，没什么用”“小羊羔，别把纽扣大的事情看成骆驼”，这些用生活中常见的情景反映出大量的哲理，使人折服。而本片片名《鲜花》既是主人公的名字，又代表了草原的一代代儿女，更象征了草原中鲜花所蕴含的意义，诚如影片最后主人公的一句话草原上的鲜花如此美丽，正是因为花蕾中积攒着风霜雪雨，之后留下的则是坚忍不拔，最终灿烂的绽放。
四、唯美的自然景观
印象中的新疆除了小时候动画片中的阿凡提，再就是初中课本中所描绘的一排排的胡杨树和一望无垠的沙漠，以及落后与贫瘠的刻板印象。然而真实的新疆呢？大多数没到过的朋友肯定无从知晓。本片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呈献给我们一幅大自然美轮美奂的画卷。影片中处处皆景，巍峨的高山，广袤的草原，点缀的鲜花，纯洁的白雪等，不同的季节更有不同的韵味，俨然一副世外桃源，令人神往。我想会有多少观众像我一样，在被影片内容牵动的同时，又被如此纯净的自然景观所征服，期待能有幸走出城市，来到新疆一览大自然的美妙，体验当地哈萨克居民的风土人情。因此这部影片也成为了新疆的一张最好的名片，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了解这里，喜欢这里。整部影片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情节、所有的爱情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之上，所有的生活习俗也都孕育在这片土地上。这片净土赋予了哈萨克族人民淳朴、善良、热情、好客、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对大自然报以崇敬、敬畏，古老的民族孕育出丰富的哲理，大地母亲以其无限的包容与恩赐，养育了这片草原人民，呵护了哈萨克族人民。
五、思考与总结
《鲜花》这部影片带给受众太多的惊喜与启迪，不仅仅打破了少数民族电影给大家那种枯燥无味，新疆地区贫瘠落后的刻板印象，更加促进了多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与理解。比如说还子习俗，比如说古尔邦节，再比如说冬不拉乐器和阿肯对唱，非富多样的民族文化，才使得我们祖国更加丰富繁荣。鲜花的初恋情人，则代表了外来文化的浸染，他本是当地阿肯到城市发展，新的事物冲击年轻的一代，也使他们迅速接受与改变，林中嬉戏大块播放机里放的是迈克杰克逊的流行歌曲，这是新事物的刺激，更是现代文明的侵袭。后来他对鲜花的失信，他想接鲜花到城市发展，放弃游牧生活，其实更暗含现代文明与传统游牧文明的对话与对接。鲜花也作为传统游牧民族的代表，不仅拒绝了他的初恋，更是另一种身份守护者传统的民族特性，并在经历磨难之后成为了一名女阿肯教师，延续了哈萨克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孕育了游牧民族的接班人。这就是导演想要表达的更深层的含义：所谓的全球化、全国化，是否应该保持所有民族的多彩性、不一性？多民族多文化独立存在，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是否才是未来社会与民族发展的最终之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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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寺总面积16800平方米，由礼拜堂、教经堂、门楼和其他一些附属建筑物组成。寺门用黄砖砌成，石膏勾缝，门高4.7米，宽4.3米，门楼高约17米。门楼的两旁不对称地各坚一个18米高的宣礼塔，塔顶均立有一弯新月。每日黎明，寺中阿匐要5次登上塔高声呼唤穆斯林前来礼拜。门楼后面是一个大拱北孜，顶端也托着一个尖塔。进入大门后，是一个巨大的庭院，院内有花木及水池。南北墙边各有一排共36间教经堂，供主教阿匐讲经之用；礼拜堂在寺院西部的一个高台上，分内殿和外殿；寺顶由158根浅蓝色的立柱托着，呈方格状。顶棚上和木柱的四角，都是精美的木雕和彩绘的藻井图案。主殿内正中墙上有一壁龛，内置轿式宝座，每逢做礼拜时，大毛拉站在龛内诵读经文；若逢节日，大毛拉则在此宣教。他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论身份贵贱，乞丐财主，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先来者跪里面前边，后来者跪后面外边，外在的一切在宗教前被剥离，每个人都可以平等的聆听阿訇讲解古兰经。 穆斯林进人廊檐必须脱鞋，不分贵贱，依次进人。
艾提尕尔寺地位的显要还不在其规模，而是它是全疆穆斯林“聚礼”之地。虔诚的穆斯林信徒一天会做五次礼拜，即晨礼、晌礼、午礼、昏礼、宵礼，每次做十五分钟，周五是一个半小时。逢礼拜过节过年，整个艾提尕尔清真寺连同中心广场都跪满人，最多的时候可达到十万人，他们一起聆听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大阿訇讲经。每天到这里礼拜的人已达2－3千人，星期五“居玛日”下午，远近的男穆斯林都要到此作一周之内最庄重的礼拜，这时人数约有6－7千人。到了一年一度的“古尔邦”节，全疆各地都有穆斯林前来，加上本地的，大礼拜人数可达2－3万人。大礼拜之后，大寺内外游乐的人摩肩接踵，欢快的鼓乐奏鸣。穆斯林合着节拍，跳起了“萨满舞”（女性不能参加），狂欢至通宵达旦。
清真寺里另一处重要的建筑是讲经堂，在清真寺南北两面的是36间讲经堂。讲经堂主要是供阿訇向穆斯林信徒讲经，向学生们传授知识的地方。
在伊斯兰教建筑中尤其是清真寺里有一处必不可少的设施那就是供穆斯林们净身的沐浴室。在这座清真寺里有可同时供200人淋浴的蒸气净身室和一个水池。穆斯林在礼拜前，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大净”和“小净”。在净水池的旁边建有一个木楼梯，可攀登到塔楼顶上去，每日清晨，便有寺里的神职人员登上塔楼去呼唤沉睡中的穆斯林来做礼拜。
清真寺建筑有中国传统式和阿拉伯风格两种，阿拉伯式清真寺的主体建筑有：礼拜大殿、经堂、浴室等。大型清真寺一般都有望月楼和尖塔式宣礼楼，大家在进门是所看到的高18米的塔楼就是这种建筑。
伊斯兰教的两大节日：古尔邦节和肉孜节，如果恰好是节日，在艾提尕尔广场上及周围会聚集众多的穆斯林，整整可达10万之众，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毫不夸张。
伊斯兰是阿拉伯语的音译，原意是“顺服”。信仰伊斯兰教的信徒被成为“穆斯林”，意思是“顺从者”。伊斯兰教是一神教，信奉唯一神“”，是“”的最后一个使者。
伊斯兰民居和宗教建筑中通常使用的“五色”是指：宁静而富有生气的绿色；纯洁而明亮的白色；象征土地和沙漠的黄色；象征大海和天空的兰色；庄重而醒目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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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旅游资源是指客观地存在于一定地域空间并因其所具有的旅游功能和旅游价值而使旅游者为之向往的民族民间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习俗。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地理区域中历经多年的发展和变化所形成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多重复合体，通常将其归入人文旅游资源的范畴。
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就是把散落在民间或各地的民俗旅游资源变成吸引游客的活动，即包括对新开辟的旅游区中民俗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也包括对原有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建设。
一、喀什民俗简介
（一）喀什民俗概况
喀什，是“喀什噶尔”的简称。“喀什”是突厥语“玉石”之意，“噶尔”则是古代塞种人语言中的“地区”、“邦国”之意，合译即“玉石之国”或“玉石集中之地”。喀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存有众多的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古墓葬、古建筑，显示了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有闻名遐迩的阿帕克霍加墓（香妃墓）、艾提尕尔清真寺、班超纪念公园、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墓、叶尔羌汗国遗址、・喀什噶里墓、高台民居、莫尔佛塔、唐王城、石头城等历史遗址，是追寻西域历史文化变迁的好去处。还有喀什的民族风味小吃，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以及古尔邦节，肉孜节等独特的风俗人情，这些为发展喀什的旅游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因而，人们常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
（二）喀什地区发展民俗旅游的思考
民俗旅游是人们离开常住地，到异地去体验当地民俗的文化旅游行程。民俗文化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晶，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
喀什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交汇点，民俗文化灿烂。喀什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主要有维吾尔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等少数民族。这里的绝大多数民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最集中的地方，所以这里最能体现维吾尔民俗风情和伊斯兰宗教文化。针对喀什地区的民族特色，国际、国内旅游者作这样的形象定位：丝绸之路上最具维吾尔风情的旅游名城。
二、喀什民俗旅游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喀什民俗族旅游开发现状
近年来喀什旅游在新疆旅游市场的比重逐渐下降，除区位，交通因素影响外，究其主要原因，是旅游供给的严重不足。表现在旅游产品的数量上，依然几十年如一日维持几个传统景点格局，被戏称为“三个麻扎（陵墓），两个巴扎（集市）”。总之，支持旅游目的地的产品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要把喀什打造为国际旅游名城必须站在国际旅游目的地高度和喀什独特旅游资源基础上重新构建旅游产品体系。
（二）喀什民俗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旅游能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也会冲击旅游地传统文化。对于喀什民俗旅游资源来说，具有一定程度的脆弱性。其次，还有过度开发会造成民俗旅游资源的破坏。再次，没有充分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当地居民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是民族文化旅游真正的拥有者。同时他们也要承受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喀什民俗旅游开发的前景及建议
（一）构筑完善的旅游产品体系
这个产品体系应该在自然环境与文化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包含喀什以丝路为主线的历史文化要素，以维吾尔文化为主的民族风情要求，以特色自然风光为主的旅游吸引物要素。同时考虑，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艺术和喀什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品牌影响。
（三）建喀什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发展战略
为了发挥喀什作为丝路名城和西域民俗风情文化的资源优势，以政府主导、市场驱动力为主推力，着力打造以民俗风情旅游为主题、以特色自然风光旅游为次主题的多元化产品体系；加快旅游市场由观光旅游向观光休闲度假旅游的过度及转型，巩固旅游作业为喀什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提升其在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城市地位。计划到2022年，将喀什建设成为最具民俗风情的国际旅游名城和新疆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的战略目标，根据喀什旅游面对的特殊市场、区位情况、经济实力和所占面积、资源分布、生态系统，必须实事求是地选择可行的科学发展战略，以求在短期内实现旅游发展的突破。
（四）将喀什建成为最具维吾尔风情的国际旅游名城
喀什的辉煌历史与丝绸之路的开辟繁荣密不可分，作为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西域重镇，融入丝绸之路旅游区的开发，对于喀什建设为新疆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国际旅游名城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旅游名城”的目标定位，指喀什在未来的国际旅游市场上应当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国际旅游接待总人数在中国接待国际游客的市场地位非常重要，是中国国际旅游线路组织中非常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是具有国际水准服务接待质量的旅游目的地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