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控制与释放:民意表达的社会政治功能

同志在十报告中再次提出要保障人民的表达权。近来年频频发生的都与民意表达密切相关。科学认识与正确对待民意表达的政治功能，是实现社会和谐与进步的必然要求。

一、沟通功能

沟通简单地说就是信息的交流与互相作用，是社会系统融合的一个基本的需要。民意表达就广义而言，它包括社会成员表达意愿的所有过程，大到选举、集会、游行示威，小到微博及街头巷尾的议论，当然、这样的表达方式也在其中。因此民意表达在空间上无处不在，在内容上无所不包。它象社会肌体中的循环系统，以最广泛最经常的方式沟通着社会系统的所有领域。

政府与民众间的信息沟通是政治生活的前提。这种沟通显然应当是双向的，同时也应当是对称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沟通。政府通过公开告示民众自身的施政意图，民众通过表达使政府了解他们的诉求。正是在这种不间断的沟通过程中，政治获得共同的认同。因此民主政治离不开民民意表达，而且必须是畅通、有效和充分的表达。

民意表达的渠道分为制度性渠道与非制度性渠道。中国的制度性渠道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主、等正式渠道，其他的表达都属于非制度性渠道。两种渠道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一方面要加强制度性表达，同时也要加强非制度性表达渠道的疏通和引导。我们在意识到非制度性表达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其积极的一面，给予一定程度的包容。广东乌坎事件就是村民在制度性表达渠道失灵的情况下，采取了比较激烈的表达方式，即更能引起社会广泛重视的群体性集会与游行示威，最终达成了村民的民意诉求。尽管乌坎村事件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从积极意义上看，他们的表达弥补了制度性表达渠道的缺陷，揭开了前村委会腐败的内幕，维护了村民的合法利益。

二、控制功能

任何社会离不开控制体系，尤其在转型时期，社会多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

民意表达作为一个经常性、广泛性的社会生活方式，是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与法律控制、行政控制等并存的控制系统。古今中外，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无不生活在影响巨大的民意背景之下。尤其在现代传媒的支持下，民意表达实际在社会上营造着一种民意形态，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部分。

民意表达的社会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政府的控制。这种控制在各种政体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都是存在的，只是控制力量强弱不同。现代社会普遍认同民主的观念，以代议制的政治形式实现民意表达对政府的根本性控制。在此基础上，制度外的民意表达以更经常更广泛的方式达成对政府的控制与影响。著名的孙志刚事件，就是网络民意影响控制政府的典型事例。孙志刚被收容致死后，消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海量网民对收容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形成规模宏大的民意表达潮流，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收容制度的终结。

乌坎事件也体现了民意表达的控制功能。一方面乌坎事件直接导致村委会的改选，另一方面也也影响了当地政府的决策，从否认乌坎村民表达的合法性转变到认同乌坎村民的合理诉求以及重新改选的结果。

民意表达的社会控制功能同样表现在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上。社会个体的行为模式与规则都是后天习得的。除了法律规范之外，广泛的民意也是个体行为模式的重要的参照与约束。民意对社会个体成员的约束不是规范的、成文的，但其控制力并不亚于制度性的社会控制。

三、释放功能

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利益整合系统，利益的博弈永远无止境。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涉及到广泛而急剧的利益重构，致使社会利益尤为纷繁复杂。各种利益诉求不会因为抑制而终止，也不会因为忽视而平息。这正是近年若干年来以、为表征的民意表达潮流汹涌澎湃的根源。因此要广开利益表达的渠道，并给予及时有效的呼应，从而使民意潮流有通达释放的出口。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民意表达的抑制无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抑制只能造成民意的潜伏与民怨的积累，形成能量不断积聚的民意应力。通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的。乌坎事件中，村民对村委会违规卖地行为的不满由来已久，但他们的诉求长期被忽视与抑制，导致村民愤怒情绪在长期积累后最终爆发，选择了激烈的表达方式，在震惊中外的背景下追逐他们的诉求。黑格尔指出：“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一个人所应承认的东西，对他显示为某种有权得到承认的东西。此外，每一个人还愿意参加讨论和审议。如果他尽了他的职责，就是说，发表了他的意见，他的主观性就得了满足，从而他会尽量容忍。在法国，一直显得言论自由要比默不作声危险性少得多，因为后面一种情形，怕的是人们会把对事物的反对意见扼在心头，至于论争则可使他们有一个出口，而得到一方面的满足，何况它又可使事物更容易沿着本身的道路向前推进。”1 乌坎村民的表达诉求得到了合理的回应，各方媒体都纷纷报道了乌坎村委会重新选举后的平静与祥和。这就是民意表达释放功能的生动写照。不能肯定地说乌坎村今后的发展会风平浪静，但在乌坎村长期积累的内在应力得到充分的释放，为日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民意环境。

民意表达欲求的强化，民意诉求取向的多样化，都是转型时期社会的常态。允许多样化的民意表达给予每个社会主体以意志释放的空间有利于民意不满情绪的释放，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生机。容忍与听取多样化的民意诉求，宽容对待不同的声音，是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表现。社会公开的分歧永远好过暗流涌动。

注释：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