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宗教教职人员生活补贴制度及其影响

摘要：给宗教教职人员发放生活补贴，是新疆宗教事务管理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该政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最终于2005年正式形成，这项政策实际是对教职人员爱国政治立场的支持，更是对其协助政府工作的鼓励。然而，这项政策的实际和“非党基层干部”的提法，使不少基层干部感到困惑，使爱国宗教人士对信众吸引力下降。该政策如果在全国各地各教中普及，大概政主教从的依附性政教关系也就成为现实。

关键词：新疆；教职人员；生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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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通过具有的教徒以规定的礼仪形式进行宗教活动为其外在的表现。教徒包括教职人员和一般信教群众。教职人员指在宗教组织内专门从事教务工作并有宗教职称的人，管理宗教活动场所、主持宗教礼仪、担任宗教组织的各种职务。[1]28掌握宗教知识的教职人员是人神之间的中介，通过领导仪式或解说教义，他们把信仰者与信奉对象联系在一起，成为神的“代言人”[2]400，在普遍信仰宗教的社会起着特殊的作用。一国内部的政教关系，某种程度可以通过教职人员在国家体制中的位置表现出来。世界各国政教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政教合一、政教主从、政教分离等三种模式，[3]政教合一的社会，居于权威宗教地位的教职人员不仅享有宗教权利还享有行政、司法、经济等权利；奉行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成为个人的私事，教职人员没有特殊的政治及经济权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无神论，政教关系是一个很敏感的内容，教职人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权利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本文希望通过对新疆宗教事务管理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政府给教职人员发放生活补贴的分析，解析教职人员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并以此为视角讨论当代新疆政教关系的变化。

新疆现有居民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按惯例以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人口计算）占到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全疆各类宗教教职人员3万人，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占到96%，而南疆喀什、和田、阿克苏三地区的教职人员在全疆伊斯兰教职人员中占70.6%[4]，因此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情况，其中又以南疆维吾尔族教职人员为主。

一、教职人员的收入来源变化与生活补贴发放

伊斯兰教教职人员通称阿訇，清真寺的阿訇不仅指导信教群众做礼拜，也为穆斯林生育、结婚、病葬时诵经，主持各种宗教仪式，调解穆斯林之间的各种纠纷，对维系伊斯兰社会生活秩序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目前新疆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大多非宗教专职人员，在农村就是农民，兼从事宗教事务性活动；教职人员有师徒传承关系，但基本没有上下隶属关系；教职人员的宗教学识获得以本地师承为主，经文学院毕业的数量有限。教职人员上岗就任除必须具有相应的宗教学识外，还要通过群众推荐、政府管理部门考核等程序。

对于伊斯兰教教职人员来说，因宗教职业而可能的收入来源有几种：信众献给宗教机构的资产及财物、以寺产经营获得的收入、信众交纳的“天课”[5]、教职人员实施宗教礼仪活动获得的报酬、政府给教职人员发放的生活补贴，此外，许多教职人员还有生产活动收入。也就是说，宗教人士的收入来源，一部分是在世俗社会通过资产或劳动所得；另一部分是因其在神圣世界中的教职身份获得，其中有信众自愿的供奉、教法规范的制度性的交纳以及教职人员履行宗教职务所获得的报酬，还有国家对教职人员制度性的供给（如生活补贴）或报酬（劳动所得）。而国家制度性的供给或报酬占教职人员收入的比重，是作为世俗政权的国家对神圣世界教职人员控制程度的重要体现之一。

土地的归属和利用制度，是农业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制度，是利益分配制度的集中体现。宗教机构或教职人员因其宗教地位普遍对土地具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表现出教职人员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也反映了该社会宗教的影响力。上世纪50年代以前，南疆教职人员的生活来源很大程度依赖于“瓦哈甫”地。在伊斯兰教中，瓦哈甫指“宗教公产”、“宗教基金”，即符合规定而建立的公共财物、公益事业、慈善组织与基金等。一般来源于穆斯林的捐赠、遗产以及清真寺的收入。[6]257在南疆存在着各类瓦哈甫，是教民为“赎罪”，献给公共的不动财产，包括土地、树木、房屋、店铺、水磨、牲畜等等，土地是瓦哈甫财产中的主要项目。瓦哈甫地的所有权，有的归宗教机构（清真寺、麻扎、宗教学校），有的专用于各种公益活动（如修桥、修路、修涝坝、修义坟等），有的属于维族文化会占有（新中国成立后属新盟），还有部分归属私人。瓦哈甫地的最主要用途是作为宗教费用支出，包括供养宗教职业人员、修建清真寺和麻扎、培养宗教职业者、举行宗教仪式以及宗教机构支出等。据20世纪50年代估计，50年代初南疆四个专区（即现在阿克苏、喀什、和田三地区）的全部耕地中有15%（180万亩左右）属于各种瓦哈甫地，其中地权完全属于宗教机构、公益事业与新盟的公地性质大概有60到84万亩。当时在对南疆10个县农村调查后的不完全统计，农村人口中2%的人从事宗教职业，其中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占14%，不从事生产劳动；农民成份的占84%，其中大多从事生产劳动。前者占有占用大量瓦哈甫地，后者占有或占用少量瓦哈甫地（三五亩上下），是维持自己及家庭生活的一种补充。[7]96这些教职人员的宗教地位、政治地位与其经济地位相对应，掌握着宗教法庭权力的教职人员具有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为了获得更多土地和更高教职争夺激烈；一般阿訇多为有一定宗教知识的农民，没有政治权力，但对下层宗教职位的争夺更为激烈，目的是为了争夺土地，争取更多的生存权。[8]290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如何处置瓦哈甫地成为减租反霸及后来面临的重要问题。瓦哈甫地被认为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公有或半公半私的土地所有制，是土地剥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春，南疆区党委提出调剂土地租佃关系的政策，首先把地主阶级占有和占用的各种瓦哈甫地调剂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以后数次调剂，1952年绝大多数瓦哈甫地已转到农民手里。[7]同时，对于宗教机构所属地产的处置极为慎重，新疆分局在《新疆省关于执行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文件中规定：“寺院现有的土地、房屋和其他财产，在中一律加以保护，如有农民群众要求征收分配的，须进行说服”。“清真寺、麻扎、宗教学校、喇嘛庙现有的土地及在乡村中属于公共所有的各种瓦哈甫地及其出租的房屋，均一律保留”。

生活补贴，意为补贴生活之用，是正常收入之外的补助，多因正常收入低或物价高而补。对教职人员的生活补贴制度最初的意思确有补贴生活之说，是以争取、团结宗教界人士为目的的。[25]在新疆，由政府财政对宗教人士普遍发放生活补贴，是从2005年后开始的。这与自治区党委对宗教人士政治作用的新认识有直接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宗教教职人员就被纳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列。[26]29 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之时，新疆的统战部门建议：对代表性较大、不能参加劳动生产、生活上有困难或工作需要的宗教人士，应加以安排，保障其生活，目的是进一步加强与宗教界人士的团结，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阵营。[2]对宗教人士进行政治安排，是指在各级人大、政协、爱国宗教团体等组织、社会团体中任职，这成为进入统一战线的标志。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各地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宗教影响迅速升温，某些地方甚至出现失控，宗教人士的社会地位提高，但其中少数人煽动宗教狂热、从事民族分裂活动，政府对管理宗教活动及宗教人士重要性的认识也随之提高。[27]149 1988年开始，乌鲁木齐市传统的阿訇“穿衣”（学经学生的毕业典礼）改为伊协考试，合格者由教民民主选择，伊协认可的制度。并对当时在职的、1966年以后当阿訇、未经过进修班培训的人员进行宗教学识和政治、政策考核。[28]伊犁地区总结推广伊宁市开展的“五好清真寺”、“五好伊玛目”（“双五好”）评选表彰活动经验，后来在自治区各地推广。90年代初开始对教职人员实施政治学习制度，进行政治思想和宗教学识考核，发放合格证书，半年或一年对职业人员定期进行民主评议。

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着新疆斗争形势的复杂化、严峻化，争取宗教人士被视为争取群众的重要方式，“能否争取到宗教人士，关系到我们工作的主动和被动，关系到我们与广大人民群众贴近还是脱离的问题”。[29]331极端宗教势力传播速度很快，宗教界内部出现明显分化，以教派名义对宗教权利的争夺在一些地区极为激烈，并多次发生爱国宗教人士被威胁甚至被暗杀的事件，“如果我们不旗帜鲜明地支持保护爱国宗教人士，就会使他们失去对党的信心，失去同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做斗争的勇气。”[30]643相信依靠、保护支持和积极争取爱国宗教人士是政府抵御极端宗教主义渗透的手段之一。2004年，自治区党委文件规定：“要把爱国宗教人士当作肩负特殊历史使命的非党基层干部来对待，建立起规范的管理机制”，要求原则上给大多数担任宗教职务的爱国宗教人士发放生活补贴。[31]320

对于发放补贴的效用，政府更多从正面效果去认识，如：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爱国宗教人士的关怀和照顾，有助于增强宗教人士带领信教群众依法从事宗教活动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有助于宗教工作干部与宗教人士之间加强联系和沟通，有助于基层加强对宗教人宗教活动的管理，使宗教人士更好地发挥积极社会作用，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信教群众的负担。[15]无疑，通过生活补贴的发放，宗教人士与政府部门建立起了制度化的责任和权利关系，宗教人士完成职责获得补贴，政府以发放补贴的形式对宗教人士进行管理和使用。生活补贴，事实上更类似于工作津贴的性质，领取生活补贴就有服务政府、为政府所用之意，同样，政府发放补贴有对宗教人士履行职责肯定和支持的效用。

从以上论述可知，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教职人员一直就被列入统一战线的阵营，但政府对宗教人士的态度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有一个变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逐渐剥夺宗教人士的经济特权，削弱其政治经济及社会影响；80年代，在一度对宗教活动放松管理、放任发展之后，随着宗教氛围日益浓厚，政府对教职人员的管理和限制开始逐渐增多；90年代，随着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宗教界内部分化、权利争夺激烈，政府对爱国宗教人士的重视程度提高，对宗教极端分子的打击力度加大；进入本世纪后，新疆、反宗教极端势力的斗争更为激烈，政府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教职人员的培养和争夺意味着对信教群众的教育和争取，宗教人士要在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反对“”，开展勤劳致富、抗震安居、扶贫济困、推广农业新技术、兴办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特殊“非党基层干部”的提法，普遍性生活补贴的做法，即是在这样的时期产生的。显然，这些年宗教教职人员身份日益重要，不是其在信教人员中的影响力有了明显提高，而是与新疆的斗争更为复杂激烈、非法宗教活动及极端宗教势力活跃有直接的关系，加强爱国宗教人士队伍建设，提高教职人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是维护新疆稳定的一个重要举措，甚至可以理解为是对新疆复杂稳定形势的一种应激式反应。领取生活补贴的教职人员的比例从2005年的20%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93%，意味着政府对宗教教职人员的要求和需要以及宗教人士对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都在加大：一方面要宗教人士必须参与政府或社会公共事务工作，一方面对宗教人士的管理越来越严格细致。

给宗教人士发放生活补贴，不是新有的宗教事务管理制度。2009年，甘肃省也出台了对宗教界人士生活补助的制度，提出由省、市、县三级财政拿出5000多万元，分十档给没有固定收入的在甘主持宗教活动的甘肃籍宗教界人士发放生活补助。生活补贴的目的是“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帮助宗教界人士解决生活困难”。[32]2009年7月起，银川市正式实行伊斯兰教开学阿訇生活补贴发放制度，每人每月可享受400元的生活补贴。[33]在吉林省东丰县，从2010年1月开始，宗教教职人员的生活补贴由每月的667元增加至800元，并纳入财政预算。[34]四川、也有对爱国宗教人士的补贴制度。在北京市，伊协给伊斯兰教职人员发放生活补贴。显然，给教职人员发放生活补贴的做法，都是地方政府的政策，并非全国统一的制度设置。

笔者认为，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机关，以公共财政收入给宗教教职人员发放生活补贴的制度，不仅体现了教职人员政治地位的提高，还反映了政教关系（政府与宗教组织的关系）的变化。

三、生活补贴制度的影响及其表现出的政教关系

在新疆，政府对宗教人士的态度，概括为“政治上信任、信仰上尊重、工作上依靠、生活上关心”四句话。普遍给宗教教职人员发放生活补贴的制度以及爱国宗教人士是“非党基层干部”之说，是这四句话的集中体现。该政策的实施，明显表现出政府对宗教教职人员的肯定和支持态度，这是建立在教职人员服从政府对宗教事务管理、合法从事宗教活动、对教民进行各类政策性宣传的基础上的，也反映出教职人员的作用和影响绝不仅限于宗教活动，还表现在政治上及工作中，希望他们成为“与宗教极端势力相抗衡的力量”、“维护我区社会政治稳定，联系和团结信教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35]补贴发放制度实际是对教职人员爱国政治立场的支持，更是对其协助政府工作的鼓励。

同时，生活补贴制度及“非党基层干部”提法，使不少基层干部感到困惑和困难。在新疆，尤其是宗教氛围浓厚的南疆农村社会，党的基层干部与宗教人士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在信教群众中的影响力的较量一直存在。在穆斯林群众的认知中，不存在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明确分界，伊斯兰教的影响渗入到生活、礼俗的方方面面，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社会生活习俗的一部分，教职人员从宗教视角、以宗教语言解释社会现实、规范教民行为更易被教民所接受，这是政府需要依靠教职人员影响信教群众的原因，而在爱国宗教人士发挥各类积极社会影响的同时，两种世界观导致的思想冲突、行为矛盾不可避免。虽然宗教有很多积极因素，但面临宗教极端势力极力渗透的复杂状况，宗教经常又被认为是稳定工作的晴雨表、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36]，被置于抑制发展、小心防范的位置。信教群众是听基层干部的还是听宗教人士的，是评价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基层干部与宗教人士争夺群众，即提高自身在群众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对教职人员发放生活补贴，并在政治上加以承认（非党基层干部），固然有让宗教人士更主动服从管理、配合政府工作的利处，同时也使许多基层干部感到困惑，认为宗教人士因此提高了政治地位也提高了群众的认可度，与宗教人士博弈的法码事实上被减弱。政策明确规定，宗教人士的生活补贴标准一般不要高于当地村干部的误工补贴标准，即是为了平衡这种关系，但实际上该补贴一直高于农村“四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军人）人员的生活补贴。2010年新源县发放生活补助的农村“四老”人员有558名，人月均185元。[37]当年该县宗教人士的生活补贴每月生活费最低标准为210元，最高为1104元。[38]笔者在南疆调查中，屡次听到县乡领导干部说：宗教人士比“四老”人员待遇还好，事实上是一种利益导向，鼓励了宗教人士，泄了干部的气。有的地方政府为体现对宗教人士的重视和鼓励他们起到示范作用，在政策上对宗教人士进一步倾斜。2010年，若羌县对新建抗震房的爱国宗教人士除与其他群众享受同样的建房补贴外，每户再补助5000元。[23]

对教职人员的生活补贴，在事实上提高了教职人员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也作为“归属”政府的标志，变成宗教极端势力攻击爱国宗教人士的一个借口，成为部分信教群众不信任他们的一个理由。政府支持的爱国宗教人士（也称传统派），解经讲经内容限制在规定范围内（以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编写的《新编卧尔兹演讲集》为范本，至2010年已出版四辑），自然导致对信众吸引力的下降，而宗教极端势力或“体制”外的无教职人士（有称为“野阿訇”）在讲经内容和形式、讲经能力等方面更加注重对信众的吸引力。更广层面上看，政府希望通过合法的传统派爱国宗教人士引导信众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除了给爱国宗教人士政治地位、生活补贴并对其宗教地位承认外，通过限定其培养方式、选拔程序、宣教内容以保证这些教职人员的政治正确，并在此基础上赋予他们诸多政治和社会使命。对于虔诚信教者，一方面因此有了一个以传统方式接受主流宣传的途径，另一方面其中的政治及意识形态内容也使其信仰的神圣性和教职人员的宗教权威面临解构的可能，所谓的原教旨主义或称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者，不论是其极力吸引信众的努力还是作为被压制方的地位，都对虔诚信教者和不满政府者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和渗透力。这就出现一个悖论，对爱国宗教人士的扶持恰恰是其对信众吸引力下降的一个因素。

政府给宗教教职人员发放生活补贴，体现了政治上信任、工作上依靠、生活上关心，也由此表现出一种政教关系。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一直是皇权支配教权，或者说教权服从皇权，属于政主教从型。当代中国的政教关系，是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在政教之间划分出清晰的界限，防止以政代教或以教代政，但并不把政教分离作为处理政教关系的终极目标，而是在政教分离基础上追求政教关系的和谐，实现与宗教界“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3]新疆给教职人员发放生活津贴的制度，可以理解为政教合作，以政教合作促政教和谐、社会和谐。但显然这种合作关系存在强弱、主从之分。

任何导向性政策都有双刃剑的效用，对宗教教职人员发放生活补贴的政策也如此。但由于该政策产生的背景，其隐性的局限很难掩盖它显见的实用，所以政策的实施也得到广泛认可，甚至成为和谐政教关系的一个表现。但如果该政策真的在全国各地各教中都普及，大概政主教从的依附型政教关系也就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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