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控股企业监督模式研究

时间:2022-09-12 07:02:53

国有控股企业监督模式研究

[摘要]对于国有企业监督模式的研究,首先需要了解其现行模式的不足之处,然后从整体不足出发,寻求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国有企业;控股企业;监督模式;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2-0047-02

1国有控股企业现行监督模式存在的问题

1.1监督体制不够完善

依据现代监督的理论,对于企业内部的各个组织和部门,或者是个人,既是监督实施的主体又是监督实施的客体。他们既享有监督他人的权利,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没有只享有权利的主体,同样也没有只承担义务的主体。整个监督的工作是一个有机循环的整体,企业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部门都处在监督和被监督之中。不可能只享有监督他人权利却不受他人监督的组织、个人和部门。但是在实际的监督之中,像一些企业监督的模式就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组织对个人进行监督,这都只是一种单向的、发散的监督模式,并不是一种闭合的环形监督模式,像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本身的数量就很多,而且其分布的范围又很广,这就给有效的监督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使得一些地区公司的领导尤其是党政主要的领导经常处在监督者的地位。因此,他们行使权力的这个过程时常是在一种无人监督或者是无序监督的状态之中。这些现象在许多国有控股企业之中也普遍存在。在这些企业中,一人身兼多职的想象极其普遍,他们既有执行的权利,也有监督的权利,这就让执行和监督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制衡。

1.2监督机制不够完善

监督的实质就是对权利进行切实有效的制约。要具有制约权力,制约监督者本身就需要权力,没有实际权力,要想实现监督只是纸上谈兵,无从实行。我们还是从国有大型企业的监督的具体情况来看,上下级的监督模式是我国现行监督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个人对组织进行的监督和同一级之间的相互监督,还有一些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情况。这些监督因为监督的主体的权利不够,根本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对现行的监督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削弱。在现实的情况之中,即使是个人或者组织发现了自己的上级领导或者是上级的组织在行使权力之中有一些问题,因为没有直接进行处置的权利,只能对上级的这些行为进行批评和谴责,或者是对被监督的上级进行必要的检举和揭发,来行使自己监督的权利,无法进行直接的处理和决定。这样的监督机制的缺陷是出现上下级之间、个人和组织之间以及同级之间,一些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

1.3监督部门权责不明

现有的监督模式一般都存在监督的职责不分,权限不够明确。从国有大型企业的监督模式而言,在实际的运行中,参与监督管理的部门很多,不仅有党委系统的纪委和一些干部部门,还有一些行政系统的监察,财务资产和审计等诸多部门,有职工代表大会电视互联网等,也有依照现代的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监事会,这些组织机构几乎渗透到了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各环节之中。起到了对各种力量的团结和调动。但是在实际的监督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因为不同的监督的职能部门的划分不一致,权责的划分不够清晰,权力使用的范围不够明确,监督的对象和监督的内容之间的交叉和重复的现象更是多之又多。对于一些部门和个人有直接好处的地方都争抢着进行监督,对于那些没什么好处的地方不愿意进行监督,这就出现了一种很怪异的现象,对于那些应该进行管理的部门没有做好管理,对于那些不该管理的地方却抢着进行管理。这就出现了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造成实际的投入和产生的效果不成正比的情况。尤其是在一些国有控股企业的监督模式之中,由于监督部门之间的权责不分,让各个监督环节自成体系,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从而就减弱了整个监督工作的效力。

1.4法人治理结构不够规范

尽管在目前的一些企业之中,有一些公司进行了合理的改制,但是因为一些出资人主体的缺失,出现了董事会、监事会以及总经理的组成形式很不规范。一般的情况都是一人身兼多职,相互之间形成职位的交叉,没有真正形成有效的制衡体系,这就让现代的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这个结构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出应有的监督和制约的作用。要对企业的法人结构进行合理的规范,实现职位之间的有效制衡,实现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贯彻和落实,在企业之中能够发挥自身的功能,实现结构的有效规范。

2我国国有控股企业监督模式发展趋势

2.1监督理念转变

监管的理念,从正清单管理向负清单管理转变。所谓的正清单管理,就是监督管理的机构给被监督管理的对象开设一个清单,进行明确的规定,能够做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负清单就是指监督管理的机构,给被监管对象开出一个清单,明确哪些事情不可以做。

在国资委成立之前,国有企业对于人、财、物由不同的主管部门进行管理。主观部门对于国有企业管理的理念是进行正清单的管理理念。这个国有企业的国有经济的模式是一种政企不分和政事不分以及政资不分的模式。

国资委成立之后,对于国有资本的出资人的管理逐渐得到完善。出资人除了需要履行出资人需要做的职责之外,还会直接干涉企业的生产经营的活动。国资委任命的职业经理人对国有资本进行打理。并对他们进行合理的业绩方面的考核。这样就建立了新型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并对其本身的定位加以明确和落实。这样自觉约束的做法,在以前的国有资产的监管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2.2监督目标转变

监督的目标是实现从多个目标向一个目标的转变。国资委是政府特设的机构,只能进行出资人的职责行使,不能进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方面的行使。在国资委成立之前,政府没有设置国有资产监管的内设机构。对于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的经历进行了若干次的改革。每一次的改革都不是为了实现国有资产增值的目的进行的。因此,政府把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长作为单一的目标就没什么必要。显然,在现实中也不具备可行性。

但是随着新型的国资监管体制的逐步建立。用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来作为监管的目标就有了现实的必要性,同时也有了现实的可行性。现阶段,国资委还承担着领导整个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目标,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的目标的权重正在不断地增加,对于多目标的监管,很自然会出现对于国资委和经理人业绩考核具有复杂性和变异性。只有国资监管的目标向着保值增值这样一个单一的目标进行转变,才能不断适应新型的出资人制度的要求。以国有资本的增值为唯一的目标,这是实现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目标层次变化的重要环节。

2.3监督法规转变

在监督法规方面,从个别的突破到整个系统的有效推进。在国资委成立之前,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分别属于不同的党政部门进行合理的监督,各组的主管部门也都是依据一些实际的需要,制定了一些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建立有效的整体性的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律和法规就显得特别迫切。国资委成立之后,在其内部设立政策法规的专门机构,对都有资产的监督和管理,起草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草案。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法律法规和重大的政策进行起草、拟定和进行协调。还有进行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相关的法律问题,指导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

在现有的体系之内,国资监管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或者行政规章,包括对企业领导人的管理,对于企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和一些重大事项的报告,又能对相关的文件进行规范。对于企业的国有资产的经营主体的法制环境能够得到逐步的改善。对于政策法规,需要做到从孤军深入的单项突破进而进行系统规划和整体的推进,这是实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法规层面上的有效转变。

2.4监管体制转变

随着国资委的成立,各个级别的国资机构相继出现,这些机构具备很充分的独立性和责任主体,这就标志着国有资本的监管控制进入到一个里程碑的阶段,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政出多门的分权制度的终结。随着对国资监管的极具挑战性到极具探索性,以及实现极具风险性。各个级别的政府组建了精干高效的国资监管机构,各个地方的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着一些法规、业考和统评这三大资产监管体系的出现,以及一些选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以及出资人监管的出现和授权经营以及预算系统的建设启动,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布局的结构和战略性调整已然全面拉开大幕。

2.5监管制度转变

实现了监管制度从软式的约束到硬式的约束。对控股企业的改制就是要保护好股份持有者的利益。传统的制度是给公司设置非出资人目标和设置非经营性目标。这就很容易出现国有企业的外部的监管的制度和一些安排是进行的软式的约束,一些经营者认为企业搞不好是环境的问题,是因为人员债务和企业力、社会力等形成的制约,对于财务约束的软化是造成国有企业低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出资人机构成立之后,国资委和经营者就必然会把公司的目标集中在投资回报方面,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真正建立起财务预算的硬性的约束,实现业绩考核的硬性约束。这就导致企业的外部制约环境变得越来越硬。

2.6监管手段和监管人才的转变

监管的手段主要是从静态式的监督向动态式监督的发展。必须结合市场的实际需要,对国有控股企业监督的模式进行详细的分析,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作为必要的手段,对控股企业实行监督。这种信息化的监督是实时和动态的,需要做好事前、事中和事后相结合。

对于监管人才的转变,需要改变有公共管理人才为主的模式,向工商管理的人才为主的方向转变。对于国有资产的压力改变由以前的多家,到现在的一家承担,对于国有资产监管的压力,出现了适当的转移。一旦出现问题,负责的部门就难以推诿,这还要依靠工商管理的专门人才。

3结论

我们需要对国有控股企业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然后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策略的探讨,其目标就是实现国有控股企业监管模式的转变,实现国有控股企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颖.股权分置改革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研究[D].兰州:兰州理工大学,2007.

[2]黄袁逸.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需求与再融资市场萎缩悖论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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