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眼中的计生荒唐事

一个处女被计生办强行植入节育环后，跟狗关在一起……地方当局在执行计生政策过程中发生扭曲，引发各类奇异荒诞的事件。

处女、节育环和狗

处女、节育环、狗，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演绎成一则荒唐悲凉的乡村计生故事

2005年1月，春节前三周，一个叫刘建超的山东男人在电话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他的未婚妻被乡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强行植入节育环，还跟狗关在―起，三名乡政府的被告被认定犯有“非法拘禁罪”，但却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未婚妻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和精神赔偿。

除此之外，刘建超家开始遭受莫名的袭击，深夜，有人朝刘家投掷砖头，砸碎了玻璃。刘建超语调低沉，像许多四处上告无门的上访者一样，把媒体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好在他和未婚妻的故事已经足够吸引眼球，远远胜过了“拆迁户”。记者刘万永领命前往。

刘万永清楚地记得，在刘家的堂屋里，他坐在一尊矮小的火炉旁，炉子里的煤块巴掌大，没有一丝火苗，他见到了刘建超24岁的未婚妻霍秋丽――位身体结实、神情沮丧的女人。

霍秋丽看着眼前被冻得瑟瑟发抖的记者，不好意思地说，“到院子里谈吧，外面比屋里暖和!”

在一个阳光充足却十分寒冷的中午，刘万永记录下这则有关处女、节育环和狗的故事。

2004年4月16日，霍秋丽从老家山东省单县到汶上县看望未婚夫陈建超，不巧，陈外出河南打工。像往常一样，霍决定在陈家住一晚，顺便帮陈建超年近70岁的父母给小麦打药。

次日下午5时左右，霍秋丽正在路边配药水，一辆飞驰而来的红色面包车戛然停下，几个男青年跳下车，把霍秋丽架起塞进车里。

陈建超的母亲以为遇到了人贩子，踉跄着上前阻拦。被青年“像打夯一样摔倒”，晕了过去。

随后，霍秋丽被运到汶上县刘楼乡计划生育办公室，被要求检查是否怀孕。尽管检查显示，霍没有怀孕，但该乡党委副书记郑衍香要求检测霍是否生过孩子，医生答复“检查不出来”。

“给她放环!”郑衍香命令。几名医生把霍秋丽摁在手术台上，将一个节育环强行放入尚未结婚的霍秋丽的子宫。

上环后，霍被锁进一间10平米的小屋，与一条狗为伴。她只能在屋里大便，拉了屎，狗就跑过来吃光。

霍被告知，只要交纳4000元人民币，就可获得自由。6天后，在济宁市检察院的介入下，霍秋丽获解救。

荒唐的判决

“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更悲哀的是，做这件事情的人不认为它荒唐”

经过霍秋丽百折不挠的申诉，2004年8月27日，汶上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对刘楼乡党委副书记郑衍香、乡计生办主任赵书霞和副主任徐卫东提起公诉。

两个月后，法院作出判决：郑衍香、赵书霞、徐卫东非法拘禁罪名成立。

“三被告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他人，应当从重处罚”，“但鉴于三被告自愿认罪，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

2005年1月，汶上县法院审判长张林在一位宣传部副部长陪伴下，向刘万永解释三被告“自愿认罪表现”：他们开庭的时候积极到庭，取保候审期间没有逃跑。他半开玩笑似地对宣传部长说，“前一阵取保候审不是跑了两个嘛。”

像大部分中国地方政府对待媒体记者的态度一样，刘楼乡政府轻而易举地拒绝了刘万永采访郑衍香的要求。在乡政府办公室门后的一张值班电话表上，刘偷偷记下了郑的电话。

“我的工作丢了，也受处分了，你还让我怎么样?”郑衍香在电话中冲刘埋怨道。

对于记者的采访，这位宣传部副部长曾大惑不解，认为这是一件不具备新闻报道价值的事情，“不就上错一个环吗，你要真想摘，随便找个诊所不就摘了吗，这事不就完了吗?”

对于宣传部长的解释，刘一度显得无可奈何。

“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更悲哀的是，做这件事情的人不认为它荒唐。在他心里，他不认为强制给处女上环是对人身的侮辱和对人权的侵犯，就等于在说，我把你揍一顿，你自己揉揉，不疼了不就完了吗?”刘万永说。

2005年1月26日，《中国青年报》以《一个寡廉鲜耻的标记》为题，对此案进行报道，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随着更多媒体的介入，4月15日，汶上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被告郑衍香、赵书霞、徐卫东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受害人霍秋丽获得6万元赔偿。

扭曲的执行力

计划生育政策的高压线，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扭曲

“标记是指节育环，那么寡廉鲜耻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不是一个政策呢?”2010年4月29日，晚上10点，《中国青年报》办公大楼依然灯火通明，几个加班的编辑匆匆跑来跑去，刘万永坐在电脑前，摊开手掌，意味深长地反问道。

尽管已经时隔五年，刘对处女上环案的细节记忆依然清晰。然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接触计划生育案件。

1998年11月，江苏张家港市要求初一到高三年级的女生每年进行两次的B超检查，以预防女生怀孕而违背计划生育政策。刘万永分析认为，当时，张家港的经济发展难以逾越周边县市，所以主推精神文明建设，而其重要指标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

“计划生育政策的高压线，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扭曲。”刘万永说，每个上一层政府都对下一级政府制定了严厉的计生考核指标，执行不力的官员会被贬职，而这些压力最终积聚到基层工作者身上，使得他们抱着“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心态，出现各种奇异手段和荒唐事情，严重的侵犯人权，也就不足为奇。

刘认为，这种执行力的扭曲，同样包括民众，“中国面临的现实是，要求你只生一个，就有可能生两个，允许生两个，就可能生四个。”

而政府与民众各自的扭曲所导致的冲突，在农村展现的更为激烈。而在城市，体制内的编制，是控制市民不敢越计划生育雷池半步的“紧箍咒”。

“比如杨支柱，他丢了公职后发现赚钱更多了，收益比风险要大，而且还多得一个孩子，何乐而不为；而我肯定不敢超生，因为我是所谓体制内的人。”刘万永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