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理想与现实利益之间

[摘 要] 从一个家庭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厂发展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出版社，伍尔夫夫妇创建的霍加斯出版社（1917―1941）不仅满足了他们创建出版社的初衷，而且对英国乃至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霍加斯出版社在艺术和商业领域的成功绝非偶然：首先，出版者选择的是自己熟悉并擅长的领域；其次，市场定位准确，以深厚的文化素养创建品牌；再次，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及时调整发行与销售策略；最后，当出版理念日益受到商业化侵蚀的时候，果断放手，坚守理想。

[关键词] 霍加斯出版社 伍尔夫夫妇 文学市场 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5） 04-0086-05

除了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的回忆录和布鲁姆斯伯里（Bloombsbury）圈内好友的回顾，第一本真正研究霍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的学术著作还是首推小维利斯（J.H.Willis，Jr）的《作为出版家的伍尔夫夫妇：霍加斯出版社》（Leonard and Virginia Woolf as Publishers：The Hogarth Press， 1917―1941）[1]。小维利斯把出版社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17年出版社的创建，成立的起因是打算将之作为一个附带治疗性作用的业余爱好（therapeutic hobby）；第二阶段自1924年开始，伍尔夫夫妇搬到塔维斯托克广场（Tavistock Square）52号，夫妇俩希望出版社能够影响文学界，而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第三阶段是1931―1932年，约翰・莱曼（John Lehman）第一次加盟，出版社在此期间扩大了规模；后面两个阶段是1938―1941年，出版社增加了政治作品出版业务，伍尔夫退出股份，伦纳德和莱曼成为了合作伙伴。在海伦・萨斯沃斯（Helen Southworth）所编辑的《伍尔夫夫妇、霍加斯出版社及现代主义网络》（Leonard and Virginia Woolf，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Networks of Modernism）一书中，更加全面、详细地研究了伍尔夫夫妇通过出版社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和知识界的联系。作者指出，最初夫妇俩只是希望鼓励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家进行文学试验，但到后来则直接参与了社会政治活动[2]。

国内近几年来开始关注对霍加斯出版社的研究，其中，高奋先生探讨了霍加斯出版社在英国现代主义形成和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3]，其出版的书籍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宝库里重要的遗产。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里，霍加斯出版社从一个小型、业余、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厂发展成为一个著名作家、艺术家、政治家云集的出版社，在英国乃至世界现代文学史上发出耀眼光芒，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其成功绝非偶然。伍尔夫夫妇在创业之初就明智地选择了自己熟悉的领域；扬长避短，以深厚的学养和慧眼确立了自己的专属品牌；同时务实地直面市场，采取灵活多变的营销策略；而在文学理想与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果断放手，坚守理想。从伍尔夫夫妇经营霍加斯出版社过程中的执著与妥协、灵活与务实、坚持与放弃中，可以看到一个有文化追求的出版社在商业化环境中的坚守与无奈。而研究霍加斯出版社的发展历程，梳理其发展脉络可以给当今热衷创业的人们更多思索与借鉴。

1 选其所能，浅尝初涉

关于霍加斯出版社成立的初衷，一般认为有二：首先是出于对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健康状况的考虑。当时伍尔夫尚未从1915年的精神崩溃中痊愈，丈夫伦纳德认为如果妻子做一些手工劳动如排字、装订等可能会分散她的注意力，消除她的紧张情绪；其次，如果有了自己的出版社，他们可以享受最大限度的出版自由，不用因长时间地、被动地等着出版社对作品的审读而备受煎熬。伍尔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远航》（The Voyage Out）早在1913年就被她的同母异父哥哥杰拉尔德所在的达克沃斯出版公司（Duckworth Publishing Company）接受，但是直到两年之后才出版。在此期间，伍尔夫精神上备受折磨，不时怀疑自己的写作才能。另外，毋庸讳言，成立出版社也不排除他们在经济上的考虑。爱好文学的夫妇俩从结婚开始就决心以写作为生，可是，单靠写作挣不到什么钱。1916年他们靠写小说赚到的钱还不到25英镑，而这一年他们夫妇的开销大概是500―600英镑。1917年，他们靠着凑起来的41英镑15先令3便士购买了一台手工印刷机。在里士满租住的一个18世纪房子“霍加斯宅”里，他们学习排字和印刷技术，尝试着手工印刷了一本自己的书。这就是夫妻俩合著的《两个故事》（Two Stories），里面收录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The Mark on the Wall）和伦纳德的《三个犹太人》（The Three Jewish）。他们手工装订了150本，亲自兜售。5月7日，他们向有意订购的人士寄出一份手印预告：“本书出版在即，内含伍尔夫夫妇的两个短篇小说（价格为1先令2便士，含邮资）。”[4]这本书的销路还好，他们赚了一点儿钱。1917年10月16日，伍尔夫在日记中高兴地写到：“我们吃饱了的时候，还有食物非要往嘴里塞；空肚子的时候，却无处觅食。命运真奇妙。两年前我们还深陷债务危机呢。”[5]深受鼓舞的夫妻俩于是正式创办了霍加斯出版社。次年出版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thfield）的《序曲》（The Prelude）。这是他们出版的第二本书，一共印了300本，卖出257本。1919年他们出版了T.S.艾略特（T.S.Eliot）的《诗集》（Poems）。伍尔夫在当年6月10日的日记中描述了他们的成功：

我们从阿什汉姆回来，正好发现客厅的桌子和沙发上放着一大堆订单……大约有90册书需要弄妥，要裁封面、印标签、贴背页，直到最后寄出去，这些事把一切余暇时间都占用了，得不到片刻空闲。可是想想吧，那些天里成功接踵而至[6]！

从事手工劳动让伍尔夫兴致勃勃。从此，她养成了上午写作、下午排版的有规律的生活，身体渐渐好转。这样紧张而忙碌的生活是令人欣慰的，出版社的状况越来越好。夫妇俩对印刷很感兴趣，似乎也很在行。他们印的书，并非像伦纳德所说的那样不注重书籍装帧。T.S.艾略特就认为霍加斯出版社出版的《荒原》（The Waste Land）要比美国纽约的邦尼与李佛莱特（Boni and Liveright）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好。

伍尔夫夫妇创办霍加斯出版社并不是一时冲动。他们拥有创办出版社的很多必备或有利条件。首先，他们选择的出版领域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本身是作家，周围的亲人与朋友都身处艺术圈中，也经常与出版社打交道，因此对书籍出版的过程与模式比较熟悉。伍尔夫的父亲曾担任《英国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及其他杂志的主编；她同母异父兄长也在出版社工作；而她身为艺术家的姐姐文尼莎（Vanessa）可以设计封面、画插图。此外，他们周围还聚集着“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员们，很多人是作家、美学评论家、撰稿人、编辑或主编。圈中好友如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ry）、美学评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作家T.S.艾略特、E.M.福斯特（E.M.Forster）等也都把自己的作品交给霍加斯出版社。1926年5月5日，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曾记载，圈内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曾想让霍加斯出版社印发他主持的书评周刊《国家与雅典娜》（The Nation and Atheneum）。更何况还有伍尔夫夫妇自己的作品，除了最早的《远航》《夜与日》（Night and Day）之外，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其他所有作品几乎都由自家出版社出版。因此，伍尔夫夫妇成立出版社不愁稿源，也不乏读者。这些有利条件使出版社在图书的生产与销售方面有了基本保障。因此，出版社的创立看似是一个不经意的决定，在最初的时候甚至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发展计划，但实际上他们明智地综合考虑了创办出版社的可行性，选择进入一个自己熟悉、而且在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具备的行业，为后面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2 用其所长，赢在品牌

书籍既是商品又不同于一般的物质商品，它承载着作者的思想和艺术表达。出版社也不同于一般的生产车间，它不仅提供物质材料，而且还提供精神食粮。它对经营者即出版人有诸多要求：高深的学养、敏锐的感悟力、开阔的视野和高度责任感等。而这些条件正是伍尔夫夫妇所具备的：伦纳德毕业于剑桥大学，曾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传记和文学评论等。他曾到英国的殖民地锡兰（Ceylon）做公务员，更多的兴趣是在社会活动和政治领域。他后来曾担任工党国际与帝国问题的顾问，曾任《国际评论》（Internationnal Review）《政治季刊》（Political Quarterly）等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过《国际政府》（International Government）《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 ism）《帝国主义和文明》（Imporialism and Civilization）等政论书籍。他做事严谨、有条不紊，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生创作9 部长篇小说、45篇短篇小说、500 余篇文学评论等，是公认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代言人。她的兴趣主要在文学领域。在浩如繁星的图书中，伍尔夫夫妇明智地将自己出版的书籍锁定在文学和政治两大领域内。

他们放弃了商业出版社常常出版的传统经典和主流文化作品等获利快的书籍，决定只出新书，重点出版先锋派和具有独创性的书籍。“出版那些通过常规渠道很难出版的真正有价值的图书”，他们在1922年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中如是说。他们出版了许多年轻作家的作品，如克里斯托夫・衣修伍德（Choristopher Isher Wood）、威廉姆・普罗莫、埃德华・阿普沃德、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等。作家乔治・伍德考克（George Woodcock）曾回忆说，在1930年代吸引年轻作家的有三家出版社：一个是费伯出版社（当时叫Faber & Gwyer，后来更名为 Faber & Faber，T.S.艾略特后来成为其重要合伙人），它在政治和宗教上都倾向保守；另外一家是高兰兹出版社（Victor Gollancz），曾吸引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Ltd.）等左派激进作家；第三家就是霍加斯出版社。就水平来说，霍加斯是三个出版社中最不专业的，但它立场坚定，不走极端。此外，更吸引年轻人的是它的出版人：伍尔夫夫妇本身就是两个活跃的作家[7]。伍尔夫夫妇也慧眼识珠，将一些有创造力的作家凝聚在自己周围。他们善于捕捉新思想、新动态，即使预测到一些图书销路不好，只要有价值也仍旧出版，如1923年出版的限量版《荒原》等就久为学者们所称道。这些现代主义作品的问世，在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大事。它们标志着文学创作的新突破，为当时的文化界打开了眼界。约翰・梅彭（John Meppen）指出，像霍加斯这种“非商业性小型出版社的出版活动，在文学现代主义的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家们从市场压力下获得了相当一段时间的解放，足以寻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影响到一群不大却很重要的读者”[8]。

伍尔夫夫妇还具备出版人所具备的开放的国际视野。他们放眼海外，引进外国学说，出版外国作家的作品。他们曾先后出版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作品等。出于对俄国文学的欣赏，伍尔夫夫妇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托尔斯泰（Tolstoy）、契诃夫（Chekhov）等俄国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对弗洛伊德著作的引进和出版一直被传为出版界佳话：他们当时是在出版社准备赔钱的情况下出版了这些著作，结果反倒成了霍加斯出版社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之一。霍加斯出版社也成了弗洛伊德著作在英国唯一的出版商。1924年，霍加斯出版社获得了国际心理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Institute）论文的出版权，率先将当时的心理分析理论完整地引入英国。这些著作的出版，让英国作家们更加深入了解了心理的基本运行机制和轨迹，为现代文学关注人物心理的意识流叙述提供了理论支持。

除了图书协会外，霍加斯出版社还注重其他销售渠道。例如，斯戴弗莱（Alice Staveley）在霍加斯出版社档案所保存的信件中分析了伍尔夫的《三个基尼》（Three Grui neas，1938）在当地妇女团体中的销售策略[15]。香农（ Drew Patrick Shannon）指出，霍加斯出版社尽管注重书籍的先锋性和内在价值，但绝不鲁莽从事，并认为霍加斯出版社没有出版《尤利西斯》（Ulysses）就是其谨慎务实的一个好例子：一方面，该书篇幅太长，出版后若销路不好会赔本；另一方面，书中部分描写大胆露骨，有可能会被以之名遭禁。就《尤利西斯》出版后引起争议并且被列为禁书而言，作为出版商的伍尔夫夫妇的做法是明智之举[16]。

实际上，霍加斯出版社后来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来直面市场，将出版社从一个单纯凭兴趣创办的出版社发展成了一个兼具艺术性和商业化的出版社。

4 弃其所扰，坚守理想

霍加斯出版社将图书品位和商业运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艺术性与通俗性并置，不断扩大出书范围，出版的品种越来越多，除文学、政治外，还有音乐、教育、法律、绘画、摄影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作品。但是，随着出版社事业蒸蒸日上，赢利不断增加，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严重影响到伍尔夫夫妇的写作与读书生活。伍尔夫不得不审阅堆积如山的手稿（大概一年得看六百多部长篇小说的手稿），写没完没了的回信；伦纳德则不得不与一些刁钻的印刷商、造纸商和销售商打交道，常常被搞得恼火万分、精疲力竭。昆汀・贝尔曾指出：出版社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很多不便：该在乡下时，不得不留在伦敦；该写作时，不得不去读手稿。

此外，尽管出版社给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享受，可以买房子、汽车、留声机，可以出国旅游，可以给外甥女零花钱，生活舒适无忧，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从心底里不愿意媚俗，不想急功近利。他们更关注图书的文化属性，更注重文学艺术的创新与美学观念的传达。他们希望自己的出版社所提供的产品，既有商业价值，又有阅读价值。但这一愿望在现实中常常会处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因为图书销量可以与市场影响力成正比，然而与他们所看重的对文学与政治的影响力的关系却并非如此。出版社越来越商业化的做法让伍尔夫夫妇对出版社的经营方式担忧起来。他们一直控制出版规模，希望保持自己的特色。为此，他们曾拒绝过好几家商业出版社如康斯特伯（Constable ）、海纳曼出版社等的合作意向，因害怕自己的出版社被合并后会变成纯粹的商业盈利性出版社，完全失去原有的重视图书内在品质的特性。他们一直试图保持一种平衡，既能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又能使出版社盈利。但这种平衡在现实中不时受到挑战，因为在出版市场运行机制中，市场总会发挥强劲的驱动力。面对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出版社，他们时常陷入矛盾与纠结：当出版社商业化倾向日益严重时，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本能地拒绝和抵挡，但是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又要求他们向市场妥协。当理想与现实、高雅与通俗、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平衡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们艰难地选择了前者。1938年，伍尔夫将出版社属于自己的股份卖给了约翰・莱曼。伍尔夫去世后，虽然出版社还继续存在，但伦纳德意兴阑珊，与约翰・莱曼的分歧加深，争吵不断。3年后，伦纳德将霍加斯出版社并入查特与温达斯出版社，维持其原有出版风格。

霍加斯出版社对于作家本人、作家夫妇及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来说意义非凡。对于伍尔夫来说，首先它确实有助于改善她的健康状况；其次，伍尔夫可以撇开其他出版社的束缚，自由写作（她自己也声称“我是英国唯一能够自由书写的女人”[17]）。如果没有自家出版社给予她的这份自由，也许就不会有后面《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到灯塔去》（To the light）等作品的产生。因为这些作品在当时“看起来太奇怪、太隐晦、太精致、太敏感、太女性化，对于大众消费群体来说太特别。”[18]对于伍尔夫夫妇来说，出版社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利益，免除了物质上的担忧，审稿强化了他们的阅读，开拓了视野，为他们打开了交流之门，将他们同欧洲甚至美洲的文学界、知识界、艺术界的精英联系起来，共同探讨社会政治与艺术审美。对于英国文学来说，它发现、鼓励、培育了一大批现代主义作家，在英国现代主义从萌芽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培育、策划和传播作用[19]。香农认为，霍加斯出版社出版的书单足以令任何年代、任何地方、任何一家出版社心生嫉妒。这位伍尔夫的痴迷者一连用了八个长长的排比句，饱满深情而无奈地感叹现在人们为何如此怀念霍加斯出版社：在这个电子阅读甚至不阅读的时代，人们怀念书籍内容的原创性、独特性，怀念像霍加斯这样的出版社出版的纸质书籍所独有的质感；在书店已让位于速食产品的今天，人们更怀念书籍所提供的丰富精神内涵；在出版社日渐兴旺的现在，人们更渴望像伍尔夫夫妇这样学识素养高深、鉴赏力超群的出版人……[20]

注 释

[1]Willis， Jr. J. H. Leonard and Virginia Woolf as Publishers： The Hogarth Press， 1917-41[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2

[2]Southworth， Helen. ed. Leonard and Virginia Woolf，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Networks of Modernism [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

[3][10][19]高奋. 霍加斯出版社与英国现代主义形成和发展[J]. 中国出版，2012，7（上）：56-59

[4]Quentin Bell. Virgina Woolf ： A Biography[M]. Triad Granada， 1979：60

[5][6]Woolf， Virginia.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I） [M]. Anne Olivier Bell ed. New York &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novich，1977

[7]Woodcock， George. Publishing as Play： The Hogarth Press [J]. Sewanee Review， Winter 94， Vol. 102：167

[8]Mepham， John. Virginia Woolf：A Literary Life[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1

[9]Woolmer， J. Howard. comp. A Check-list of the Hogarth Press 1917-1938 [M]. New York： Woolmer/Brotherson Ltd.， 1976

[11][12]Order Book： Novels Sackville-West and Woolf， Archives of the Hogarth Press， MS 2750/a/27，221

[13]Woolf， Virginia.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 IV）.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 eds. New York &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novich， 1978

[14]Wilson， Nicola. Virginia Woolf， Hugh Walpole，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Book Society[J]. ELH， Volume 79， 2012（1）： 237-260

[15][18]Staveley， Alice. Marketing Virginia Woolf： Women， War， and Public Relations in Three Guineas[J]. Book History， 2009（12）： 295-339

[16][20]Shannon， Drew Patrick. Woolf and Publishing： Why the Hogarth Press Matters[A]. Virginia Woolf in Context[C]. Bryony Randall and Jane Goldman. e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313-321

[17]Woolf， Virginia.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III） [M]. Anne Olivier Bell. ed.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1980

（收稿日期：2014-12-05）